透视亚洲神话
美国《商业周刊》
几十年来，东亚一批国家以“雁行”方式展翅冲天。日本作为其中的领头雁，不但开创了一条新路，而已向紧随其后创造新的“经济奇迹”的东亚国家传送财富、工业品和经验。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韩国和台湾，它们起先生产鞋类和成衣，进而发展重工业和电子工业。随后，泰国、马来西亚、中国以及该地区的其它国家接踵而至。看来，东亚似乎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它们通过重点发展制造业产品出口、动员大量的储蓄与廉价劳动力来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
今天，这一简单的模式并非无懈可击。日本正艰难地努力摆脱４年的停滞局面。韩国受到主要出口产品滑坡的困扰，以致有人怀疑它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的日子已经消逝。在新加坡和泰国，股票市场一跌再跌，增长预测不容乐观，计划者们怀疑在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迈进的过程中是否有合格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几乎每一个国家的贸易盈余都在减少，预期增长率的下降多达２个百分点。在中国，人们甚至讨论年均１０％的增长率是不是定得过高了。
在经历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次长达２０年的经济繁荣之后，这一地区的人们开始正视现实。被持续的经济增长长期掩盖的问题像一记记耳光打在每个人的脸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高于生产率的提高，许多声名显赫的私营公司销售额很大，但盈利甚微或者完全没有。争夺制造业主导地位的竞争几乎导致所有的主要产业（包括汽车和半导体）的过度建设。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有创造力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但学校却培养不出来。成熟的中产阶级对环境污染、恶劣的居住条件、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腐败现象变得越来越不可忍受。
◆ 棘手的问题
几年前，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曾认为，东亚国家长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外国资本，但缺乏高生产率和创新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克鲁格曼预测，随着该地区将这些“投入”耗尽，经济增长将撞到南墙上，亚洲的奇迹就会消失。当时，这些唱反调的人被正面的声音所压倒，但是现在一些知名的亚洲人开始表达同样的忧虑，决策者也开始着手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其结果是，人们开始反思亚洲国家的许多政策、战略乃至作为东亚崛起内核的价值观念。在这些国家，学校强调的是死记硬背、僵化的课程和服从权威，这一切培养出了守纪律、政治上驯良的工人队伍。而且，现在看来还远远不止这些。金融体系把储蓄引向有权势的大公司，而不是有活力的新兴企业家，这也需要彻底地加以反思。
各个东亚国家迎接新挑战的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们是下一发展阶段的胜者还是败者。胜者成功的标准将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还应包括人力资源的开发。败者则继续追逐眼前利益，困囿于发展前景黯淡的低技术产业。
亚洲以外的跨国公司也感觉到了这一振荡。许多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一直把未来收益的宝押在亚洲国家对汽车、电讯设备和电站设施无底洞般的需求上。经济增长缓慢意味着竞争更激烈，利润更微薄。后来进入亚洲市场的企业将发现赚取高额利润的机会更少了。
亚洲国家的政府确实有时间发起改革，以便从它们日趋成熟的经济中挤榨出更多的财富。由于具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和庞大的新兴消费者阶层，东亚国家可能在下一个１０年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５～８％，比西方国家的增长率高出一倍。有迹象表明，１９９６年夏天整个东亚地区出口增长的大滑坡已出现反弹。这一滑坡由于全球电子工业的不景气与汇率的波动而恶化。
没有人会料到，仅仅３年以前还存在的对亚洲无边无际的乐观主义情绪会发生逆转。那时，无人不为繁荣的景象而欢欣鼓舞。沿着中国的海岸线，整座整座的城市从稻田里拔地面起；粗俗莽撞的华人“大款”争先恐后地营造着一个个无序扩张的企业帝国。而越南等国的大市场才刚刚对外开放。
而对投资者来说，几乎有太多的机会可供选择，通用电气公司（ＧＥ）、美国电报电话公司（ＡＴ＆Ｔ）、皇家荷兰壳牌集团都规划了几十亿美元的项目，准备敲开对任何商品都有无尽需求的市场。从曼谷到雅加达的牛市都有外国资本流入。当时，设在香港，曾给许多跨国公司提供过咨询的环太平洋咨询有限公司的总裁乔治·巴德（Ｇｅ０ｒｇｅＢａｅｄｅｒ）回忆说，“无论你在哪儿插手，都可以获得３０％的增长。”
◆ 主要的难题
如今，除了香港等少数的例外，大多数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量只是接近甚至远远低于它们１９９３年的水平，而同期纽约证券交易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５０％以上，当然，投资率仍然居高不下，然而，如果漫步在上海、曼谷和广州郊外无序扩张的新城区，你会清楚地看到许多新发掘出来的财富被浪费在几乎是闲置的光亮照人的写字楼、工业区和高高矗立的公寓上。在北京、香港、汉城、新加坡和台北，许多外国公司也感觉到了压力，目前在这些城市经商的开销比在纽约还要大。
对普通的亚洲人来说，收入的提高理所当然是一种进步。毕竟，他们的利益在一心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被长期地忽视了。但是对创造了大部分亚洲出口财富的企业来说，所发生的变化引出了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
◆ 劳动成本
泰国工人工资高昂使它的竞争能力下降。
硬磁盘驱动器的制造商西盖特（Ｓｅａｇａｔｅ）技术公司的经历活生生他说明了现实的状况。１０年前，马来西亚槟榔屿工业区成了西盖特和其它高技术巨型企业进行生产的乐园，其原因在于，地方官员亲切关怀，税收减免无可比拟，培训基地得到政府的补贴以及学习能力强，小时工资低于１美元的工人较为充裕。今天，成千上万的马来西亚人什么都可以装配，从英特尔（Ｉｎｔｅｌ）的微处理器到德尔（Ｄｅｌｌ）计算机。
目前，马来西亚的失业率接近２％，整体工资水平的增长是生产率增长的两倍。为了给它的７家超前的工厂配备人员，西盖特公司每天有１００辆巴士从有两个小时路程远的乡村接送年轻女工。管理人员还不得不到印度尼西亚的乡村地区寻找要雇佣的人员。为了在不增加人手的情况下提高生产率，西盖恃公司实际上把它的每天挣１０美元的马来西亚人万里迢迢用飞机送到明尼苏达州的伯明顿学习怎样使用最新的机器人。槟榔屿西盖特工业公司总经理蒂默西·哈里斯（ＴｉｍｏｔｈｙＨａｒｒｉｓ）说，“我们在劳动力市场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发展壮大，但那还不够。”
在拼命发展工业的同时，这些国家出现了其它问题。在石油化工、家用电器、乘用汽车和半导体芯片等主要领域，生产能力明显过剩。该地区制订发展战略是依据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验，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成衣、鞋类、玩具等方面失去竞争力后，巧妙地利用市场保护和补贴等手段，实现了向高附加值产业的升级。东亚并不需要所有这些炼油厂和汽车厂，但决策者仿佛忘了其邻国也在这么大干快上。
◆ 汽车制造商的“血腥拼杀”
印度尼西亚、泰国、中国、韩国以及台湾，为发展石化工业，都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建设无序扩张的石化基地。１９９６年，化学产品供过于求，其价格下跌了３６％，给亚洲生产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建筑工地依然热火朝天。已被邻国指责倾销产品的韩国，还在建设３座大型的石化工厂，另有３座在规划中，其中包括现代和三星这样巨型企业的工厂。“一旦现代和三星跻身于石化工业，它们也会像在汽车业那样大干快上，”Ｍ＆Ｃ公司的化工咨询专家斯蒂夫·塔特梅尔（ＳｔｅｖｅＴａｇｔｍｅｉｅｒ）认为，“它们将把国际市场搅得天翻地覆。”然而，三星化工集团战略规划部经理金泰汉却不为所动。他说，“为了与欧洲和美国的公司竞争，我们需要扩大生产能力。”
汽车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一行业对渴盼发展的亚洲“小虎”来说，是其出口地位的另一个象征。马来西亚已有一家受保护的国产汽车企业，其目标是到２０００年生产５０万辆自己的波尔顿（Ｐｒｏｔｏｎ）牌汽车。泰国的汽车生产能力预计在５年内要翻一番以上，达到１５０万辆。印度尼西亚最近宣布了自己的“国产汽车”计划，该项目是由韩国起亚汽车公司和苏哈托总统的一个儿子合作进行的，将享有特别的关税和各种费用减免。
中国国内轿车市场的规模是３７万辆，现已有５家主要的汽车生产企业，北京可能还要开发一种完全国产的“人民轿车”。即使国内轿车市场规模不到１万辆的越南，也批准了１１家装配厂。印度已批准了１５家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克莱斯勒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怕特·伊顿（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ａｔｏｎ）预测这将是一场“血腥拼杀”。在上海成功地经营一家大众汽车合资企业的大众亚洲公司总经理马丁·波士（ＭａｒｔｉｎＰｏｓｔｈ）说，“我不相信所有这些项目都会一飞冲天。”合理的布局应该是，不同的亚洲国家对某种车型和零部件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相互开展贸易。但大多数邻国要保护本国的产业，在市场准入方面裹足不前。
一种不甘人后的狂热心态使亚洲的半导体业饱经沧桑，生产企业为争夺人才忙得不亦乐乎。韩国逐渐成为记忆芯片方面的巨人，台湾和新加坡长于硅晶片铸造，而马来西亚则为英特尔、摩托罗拉、德克萨斯仪器以及西部数字公司这一类企业封装半导体器件。尽管动态随机进入的存储器芯片（ＤＲＡＭｓ）１９９６年的价格暴跌了８２％，台湾仍在建设十多家投资在１０亿新台市以上的硅晶片厂。许多刚进入市场的都是一些诸如台湾塑料集团、华仑（Ｎｕａｌｏｎ）纺织这样的现金充裕的大企业，它们斥资几十亿，发展的却是夕阳产业。新加坡想要吸引２０家晶片厂，马来西亚甚至在遥远的波尼欧（ＢＯｍｅｏ）岛开伐丛林建设晶片厂。
◆ 低工资避风港
世界不能完全消化这许多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一些公司缺乏操作技能。“许多公司增长很快，但似乎它们为实现合理化管理而付出的努力还不够，”来自台湾的半导体咨询专家罗·琼斯（ＲｏｎＪｏｎｅｓ）认为，“即使把所有‘旧金山区’（即‘圭谷’）的所有工程技术人员都招至麾下，你也很难完全满足建设中的亚洲晶片厂对人才的需求。”琼斯预测不久将出现一场震荡，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制造公司以及韩国的巨型企业——安南（Ａｎａｍ）工业公司等芯片封装企业将吞并竞争中的败者。
技能缺乏问题愈发严重将进一步拉大本地区不同经济之间的差距。东南亚学校的教育水平远远低于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这些第一拨“小虎”的水准。过去３０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泰国已感受到这种影响。１９９６年泰国出口增长急剧下滑，预计只有可怜的３％，而１９９５年为２３％，其原因是成衣、鞋类、玩具的加工厂转移到了中国、越南、缅甸等低工资的避风港。但是，泰国工程技术人员匮乏的问题不断恶化。为了保持电子、机械和特种钢行业的竞争力，需要有更多的人才。泰国发展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威沙伦·普哈瓦萨说：“我们没有为产业的进一步升级打下坚实的基础。”
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曼谷有许许多多的购物街和豪华公寓，然而在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小学却十分破烂。只有６０％的泰国工人受过６年制的义务教育，大学资金也极度匮乏。
◆ 官僚主义和任人唯亲
其它东南亚国家甚至更不容易接受高技术产业。在印度尼西亚，不但教育水准比泰国差，投资者还面临着普遍的腐败成风、官僚主义和领导人家族任人唯亲等更令人头疼的问题。尽管穷困的越南民众识字率和基础教育较好，但现在大多数办事认真的投资者仍旧不愿去投资，因为其大学教育太差，并且未能推行根本的法律、金融和行政制度改革，以致吓跑了投资者。
并非只有政府机构需要改革。亚洲的公司也面临一项可怕的挑战去对付日益剧烈的阵痛。在日本和韩国以外的几乎每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少数华人企业巨子牢牢掌握了商业的主控权，在他们控制下的联合大企业中，管理阶层的关系最为紧张。９０年代初，亚洲是这些大亨们纵横驰骋的疆场。靠着他们四通八达的关系网和几个电话就能投入或筹集百万美金的实力，像香港的吴光正、李嘉诚和胡应湘，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和泰国的谢国民这样的企业巨头穿梭往返于该地区，在房地产、通讯、基础设施和广播领域进行了巨额投资。其他人则抓住了中国对外开放，吸引外商投资于从啤酒、纸张到电机等一切商品的良机。
◆ 揭开面纱
今天，根据资本市值和增长率来衡量，许多这样的企业已经跻身于世界最大的商业集团之列。但揭开面纱一看，企业管理常常是一团糟。“一方面，他们具有企业家的精神和动力，”麦金赛（Ｍｃｋｉｎｓｅｖ）香港分公司董事特弗尔·麦克玛雷（Ｔｒｅｖｏｒ ＭａｃＭｕｒｒａｙ）说，“但他们走得太远大快了，没有真正对理解业务所要求的管理系统进行投资。”许多第一批的先驱者似乎已被跨国公司挤到一边。１０月份，在被泰国和中国的公路、大规模运输（ｍ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ｉｔ）项目搞得焦头烂额之时，香港的吴光正宣布了一项计划，将其亚洲电站８０％的业务卖给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南部公司。
管理技能的缺乏也给东亚的公司国际化的企图设置了障碍。台湾总价值６０亿美元的计算机、半导体生产巨人宏基公司，能够毫不费力地为本土的工厂找到合适的经理人员；但是，本上的人才却不足以对付３５家海外工厂和产品多样化的潮流，即把目光瞄准国际互联网电视、密码箱（ｓｅｔ－ｔｏｐｂｏｘ）和数字摄像机等“信息工具”（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ｌａｎｃｅ）。宏基公司信息产品部的首席执行官西蒙·林认为，“台湾生产家用电器的公司没有能力进行国际化经营。”因此，宏基公司把国外单位的管理、财务、市场营销自主权更多地下放给当地人。
没有哪一个地方面临的管理危机会比中国１０万家国有企业的更严重。尽管进行过许多改革，并且过去４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１０％，但国有企业亏损和呆账的水平仍逐渐达到了新的高度。大约４０％的企业亏损，不管它们是生产纸张、化工产品、钢铁还是电视机。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都与重复建设和企业效率低下有关。即使９０年代初人们对幼稚的股票市场的狂热也帮不上什么忙，因为几十家上市公司将新筹集的资金用于无规划的房地产和金融投资。上海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李家镐院长说：“我们已经浪费了１０年的机会。”
同时，生产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却大口大口地吞掉了７０％的银行贷款。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多应归功于更灵巧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以及新的私营企业，但它们只能被迫从地方政府、朋友或外国人那里筹集资金。
整个亚洲地区的金融市场都迫切要改革，因为外国资本的流入可能会放慢。以往的投资浪潮先是受美元升值、然后是日元升值的推动，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匆匆忙忙地挤入中国和东南亚成本较低廉的出口基地。１９９５年日本对亚洲１１７亿美元的投资中，大约有７０％流向了制造业。
尽管亚洲在日元坚挺的情况下可能吸引到更多的日本投资，但据在曼谷的日本对外贸易关系组织副会长林哲三郎预测，这一次“与出口相关的产业投资将小得多”。成本因素不再像过去那么有吸引力，现在许多日本工厂在１１０日元兑换１美元的汇率下也能盈利。“制造业的海外投资可能会暂停，”东芝公司总裁西室大造认为，“这次日本放慢扩张的步伐将对亚洲产生很大的影响。”
像西室这样的警告正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因为这一见解正逐步深入人心，即亚洲不能永久地靠扮演世界的加工厂的角色来推动其经济增长。目前经济学家认为，更为合理的做法是，东亚不再只专注于出口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为２８％，而该比重印度尼西亚达到４３％，韩国和马来西亚为４５％，中国的最高，为５５％。如果这些国家放开私营企业参与过去很少涉足的个人保健、大众传媒和消费者信贷等领域，就等于打开了促进增长的新宝藏。
◆ “思维”务虚会
经济的转向要求对教育和培训体制作全面的检查。在槟榔屿，政府加强了对工人的技术培训，其内容包括从工厂自动化到计算机自动设计的每一项。这是别无选择的做法。槟榔屿技能开发中心的执行董事布温勒·颂差特（ＢＯｏｎｌ ｅｒＳｏｍｃｈｉｔ）说：“跨国公司在生活上并不欠我们什么。”在新加坡，高层官员发誓要改革教育体制，以推动对关键课题的研讨并培养个人的主动性。政府甚至要在１９９７年６月主持召开一次有２０００名学者、官员和发明创造的精英参加的讨论“思维方式”的务虚会。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宣称，未来“起作用的是进行创造性思维和产生新观点的能力。”但他也承认，问题是新加坡人“并不擅长创造性思维”。
最开明的政府也正准备面对自由贸易对该地区造成的影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有大量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支持者，该组织的目标是在２０２０年之前消除环太平洋国家间的贸易壁垒。新加坡是世界贸易组织下一次会议的东道国。真正的自由贸易通过促使制造业企业开放市场来遏制汽车、半导体以及其它产业的过度扩张。
放弃产业政策必然要经历一次痛苦的选择。东亚人还在估量自由贸易可能带来的后果，国内的产业界就向北京、雅加达和曼谷的领导人施加压力，不要过早地开启竞争的闸门。“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单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曼谷萨马萨特（Ｔｈａｍｍａｓａｔ）大学的经济学家赤拉·洪拉达隆（ＣｈｉｒａＨｏｎｇｌａｄａｒｏｍ）认为，“如果每个产业都有很硬的政治关系，你如何判别哪个产业能留存下来？”
直到现在，牢牢掌握着东亚的执政者还无需作出这些棘手的决定，通过发展低成本的制造业和严格控制国内的市场和金融体制，他们既能创造引人注目的经济统计数字，又可保证大权不致旁落。同时，中国共产党、马来西亚的马来人联合国民组织、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以及泰国和韩国的历届政府都是根据关系和权力向当地企业发放特许权和订货合同。这不利于生机勃勃的新型企业家的出现。
在经常项目赤字增加、人民感到更为焦虑的情况下推行改革尤为困难。但亚洲已经表现出发展经济的巨大活力。亚洲的决策者们也应该从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教训，日本从未正确地处理类似的结构性问题，现在正为此付出代价。尽管亚洲的经济规模仍在扩张，但持续的增长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是东亚开辟一条新道路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