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感谢吉隆坡孙向阳先生寄来此文。      

中华文化与政治

--- 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准将在香港新亚学院成立 50 周年庆典上演讲

新加坡《联合早报》天下事 31/10/1999 

●   庄开仁（译）

　　“人造稳定”

　　纵观中国历史，在稳定与动荡之间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张力。中华文明可以上溯到五千多年前，它是世界上最悠久而又未曾间断的文明，这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坚韧与高度稳定。然而中国社会又是十分的松散，所以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曾说，中国社会好比是一盘散沙。在家族的圈子之外，中国人往往缺乏公众意识。在他们看来，家里、家外截然不同：在家族内部，理所当然要互相信赖、互相帮助；在家族之外，只要不触犯刑律，往往可以恣意而行。

　　中国社会若没有强大的政权维系，便可能迅速瓦解而陷入内斗和内战。物理学上有所谓“人造稳定”的现象，即原本不稳定但依赖外力维持住稳定的状态。譬如一架战机，无论是骆驼战机、喷火战机或是 F-16 型战机，都有意设计为不稳定，以便在空战中可操纵自如。战机的操纵系统或飞行机师必须时刻维持稳定；一旦撤销控制，战机立即会左转右转、爬升或俯冲。同样地，如果在脚踏车尾部附加一个重物，可以增加稳定，但降低了灵活性。如果重物加在脚踏车前部，车子的稳定性降低，骑车人却比较容易操纵车行的方向。中国社会正是处于“人造稳定”状态，若无一个良好的外加控制系统，便会陷入动乱。

　　多年前，我同一名苏州官员作过一次有趣的谈话。他说，江苏省政府不乐意开发该省与上海市接壤的地区，因为上海市日益发展，有朝一日可能将那些地区据为己有。长江下游三角洲遭受洪灾时，必须决定是否要牺牲江苏省的大片农田以保全上海，为此两地时常激烈争吵，以致北京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干预，以便作出裁决。在中国，若无强大的中央政权，各省分之间可能很快便彼此开战，这在中国千百年来曾多次发生。难怪《三国演义》开宗明义便道出这句名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中国社会这种动乱的倾向有弊也有利。无秩序状态频繁出现，也可以催生创造性和活力。尽管今日中国依然是威权统治，各省市之间还是有激烈的竞争。这是一种受控下的无序局面。

　　“一个中国”的观念

　　人类历史上，盛衰交替本不足为奇，但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却在于国家有能力一次次重新凝聚为单一的政治实体。汉朝与罗马帝国大致同时存在，二者崩溃的年代约略相近。原罗马帝国治下的各地区，后来从未成功地复归统一。尽管查理曼大帝、拿破仑、希特勒等人曾力图重建帝国，但当年罗马的霸业无人能够企及。即使当今的欧洲联盟，也不过是个部落群体的松散联盟。相比之下，中国自从汉朝倾覆以来，却能多次重归一统。此中缘故在于“一个中国”的观念在全体中国人意识里根深蒂固。

　　千百年来，中国孩童还未读书写字便须背诵《三字经》，儒家的“家天下”观念便由此深植于孩童心中。《三字经》的词句，好比是文化遗传物质，世代相传。因此“一个中国”的观念既关乎政治，又植根于文化，这使得中华文化与其他古老文化不同。例如，犹太文化之坚韧不下于中华文化，但它对政治统一并不那么强调。兴都文化同样也历史悠久，它虽然也包含政治理想，却和中华文化不同，并未将

　　“一个印度”的观念深植于全体兴都教徒心中。因此之故，台湾独立的想法，许多中国人在感情上不能接受，因为它违背世代相传的文化观念。

　　稳固的华人家庭

　　一如犹太和兴都两大文化，中华文化也极为重视家庭；家庭作为华人社会的基础构件，简直是坚不可摧。尽管历经战争、革命、洪水、饥荒，华人的家庭始终凝聚为一。本世纪以来，即使亲人间长年分居、阻隔万里，华人家庭仍是不离不散，令人瞩目。这便是海外华人文化力量强大的缘故。海外华人文化之坚韧，远远超过海外日本人文化。

　　然而，华人家庭强大的另一面是，一旦走出亲友的圈子，华人便往往缺乏公众意识。就公众意识而论，日本人和华人之间的区别是众所周知的。记得我有一回在日本参观明治神社，时逢六月，蓝蝴蝶花盛开的季节。相传当年明治皇后喜爱蓝蝴蝶花，天皇便亲手栽种，因此日本妇女对此花别有一番浪漫的情思。我去参观神社那天，只见日本妇女排成长龙轮候，秩序井然，无人推挤。每人轮到机会时，都快快地拍照，生怕耽误了后头排队的人；看见地上有垃圾，她们便动手拾起来。很难想像华人能有如此的举止。类似的场合假如放在新加坡，我们隔天便须动员大批工人来清理公园。

　　软弱的华人公民社会

　　儒家经典《大学》教导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端是个人、家庭；另一端是邦国、天下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实际上，在华人的家与国之间有着一大脱节。在西方社会，家与国之间的空档通常为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所填补，而正是这公民社会造成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在华人环境里，公民社会问题多多。当它独立时，国家便以负面眼光去看待它，因为它冲淡了中央的权力；中央权力强大时，民间社团本能地向权力寻求支持、庇护。这些社团缺乏有力的领导层，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往往夺权争宠，使团体陷入内部纷争。这种现象影响华人的公民社团，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新加坡也不例外。不久前在《外交事务》双月刊（ ForeignAffairs ）上，载有学者福山（ FrancisFukuyama ）所撰一文论述这一现象，作者独辟蹊径，将它归因于华人社会中缺乏所谓“社会资本”。

　　华人的公民社会软弱无力，原因何在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若无强劲的公民社会存在，西方式的民主便无法生根立足。华人公民社会软弱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家庭的强大，另一方面是中央政权的强大。在家庭与政权的构架之外，华人的公众意识不足，独立的社团很难组织起来。这一特性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很不容易改变。它蕴藏在文化遗传物质中，统治着华人社会的种种政治制度，便由此衍生出来。要在华人社会里推行民主政治，必须考虑这一特性。下一世纪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如何演进，将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西方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立足生根，我是十分怀疑的，因为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是如此不同。有学者建议中国实行联邦制，但这不太可能成功，因为它有违“一个中国”的观念。

　　华人的治国之道

　　华人社会有治国安邦的天赋之才。若无这份天才，中国不可能一次次地复兴重建。我且来讲一讲华人的治国之道有何重大特色。

　　第一项特色是政教分离。在许多国家里，宗教是政治的重要一环，这就给治国增添了困难。在今日南亚，印度政府有浓厚的兴都教意识，而巴基斯坦的军队掌权数年来也日益伊斯兰化。迄至 17 世纪时，西欧各国人口因历次宗教战争而死亡惨重；在东欧，宗教至今仍是政治的要素，巴尔干诸国尤其如此。相比之下，中国历朝历代大多是世俗政权统治。共产党的无神论能够轻易在中国生根，部分原因即在于它与固有的政治文化吻合。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主张治国应远离宗教事务。

　　华人治国的另一特色是，通过科举取士委任官吏。文官制度首创于中国，当时是全世界的观念革新；它迟至二三百年前才进入西方，今天则已全球通行。若就这一精英制度施行的地域之广、贯彻之深而论，世界各地无一超过中国。在中国的文化观念中，一省的督抚，完全可以出身于另一省。在今日欧洲，尽管有欧洲联盟的组织，仍无法想像一个德国人可以担任巴黎市长，更不用说担任法国总统了。在中华帝国的疆域之内，官吏远地互调，已经施行了二千余年。有唐一代，若干任宰相并非汉人；某一名高丽（今韩国、朝鲜）将领率唐军跨越天山远征西域，在中亚地区被阿拉伯人击败；统领交趾（今越南，曾入唐帝国版图）的官员为进士出身，是个日本人。

　　中国的执政者历来也看到贪污腐败、任人唯亲的弊端，并想方设法确立制度加以抑制，然而始终无法杜绝，其症结在于家庭纽带太强。明清两朝迄于现代，中国高官依例不得在其原籍地五百里之内任职。若照此规矩，则新加坡人不可担任本国的部长，而港人也不该治港了。这一点很值得思考。在中国，高官若任职于原籍地，将面临无穷的压力，碍于亲戚故旧的情面，难免徇私枉法。因此，调派外人来任职，总是较能秉公办事。但外人仍是中国人而非外国人，因此仍为合法。这样的调派外人任职，在欧洲国家或者新加坡是行不通的。在香港也不行，因为一国两制之下，港人应自己治港。香港的做法可行，只因为其公共制度来源于英国人。新加坡的情形也是如此。

　　帝国疆域之内，高官远地调派，只有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才有可能，而这正是中国政治的又一大特色。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方式恰好与此传统吻合，因此很容易移植到了中国。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都仿效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方式并加以改动，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也是如此，因为当时它要同马来亚共产党作斗争。某些文化特质是会持续下去的。

　　下个世纪里，中国将必须转向比较民主的组织方式，实行法治和宪政。中国将吸纳西方的观念，并参照自身的国情加以调整，从而发展出自己的制度来。席卷世界的科技革命，将要求中国的执政者进一步下放权力，尽量授权给个人。中国若要在经济上强大，这一转变就无可避免；而若无强大的经济，中国政权必将虚弱。一旦政权衰败，中国终将分崩离析，社会再度陷入动乱。儒家学说之过去、现在与未来

　　儒家学说要因应科技革命与现代世界的挑战，便必须重新阐释。儒学不会被抛弃，因为它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在中国，共产主义学说若要贴近民众，也必须逐步容纳儒家学说。“反向接收”很可能发生，即马克思、列宁的学说逐渐被消化，最终被中国化为己有。正如当年改造来自印度的佛教，中华文明也将改造、吸纳共产主义。

　　三年前，我参观了韶山毛泽东故居，目睹中华文化如何与毛泽东及其思想融为一体，煞是有趣。毛泽东纪念堂的紧邻，便是香烟缭绕的毛氏宗祠；毛泽东父母、祖父母的墓地整治一新。毛泽东本人已经步入中国人的众神之堂，供人膜拜，他的功业受到称颂，他的罪恶则归咎于他人。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同样地，中华文化也将消化、吸纳西方民主观念。理论上说，中国人无论身在大陆或港台，都接受民主的观念，但民主的实践则大相径庭。即使是在台湾，民主制度的演进也仍然是道路曲折，政治腐败、黑道势力介入地方选举，仍是严重的问题。在香港，民主化也是前途漫漫，因为它终将导致复归祖国。在新加坡，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政治将继续发展，以因应知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东南亚种族政治等种种挑战。

　　在世界上，中国无论如何强大，终须面对其他强国的竞争，它们既不是外藩属国，也不是蛮夷之邦。下个世纪里，各国固然不敢小觑中国，但中国也不能以天朝中土自居。在官方的政策宣示里，中国总是谦虚低调，承认各国平等；但在内心深处，中国人总是自认文化优越，常怀国族的使命感。这正是中华文化传承历久不衰的原因。但这一优越感倘若过度膨胀，也可能造成祸患。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华人的种族观念必须有所调适。来自香港的一名华人最近受任为加拿大总督；另一名祖籍香港的华人已是美国华盛顿州的州长；在东南亚各国，许多华人在政界身居高位。这些人唯有抑制种族意识的膨胀，才能取得各自的成就。这也是中国在下个世纪里要面对的挑战。 21 世纪的儒家学说，不可能将中国置于宇宙中心的地位。

　　只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便可设法应对。我们在新加坡每天要面对种族关系问题。去年五月间，印尼华人遭受暴力侵害，中国人及海外华人反响激烈。中国外交部顺应民情，对事件采取了强硬立场，在东南亚便立即引起了警觉。上个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泰国时，要求参观曼谷的唐人街，也使得泰国人心生忧虑。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指盗窃核机密的事件，含有种族的色彩，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我谈到了中华文化的若干特色如何影响中国政治的发展，但对许多问题都未能给予明确的解答，因为不可能有明确的解答。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但革命尚未成功，至今仍在进行中。这是世界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从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 1949 年共产党革命胜利、文化革命，最后是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香港的命运，与这一革命进程是密不可分的。然而与 50 年前、 100 年前乃至 150 年前的中国青年相比，做一个今天的中国青年，命运有多么大的转变！无论目前还有多大困难，只要有文化的自信心在，便可知道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前途必有保障。由此也可见，儒家学说对中华文化及政治的持续演进，发挥着深广的影响，过去、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