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1953年

                         时殷弘

                   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 期

    提要：斯大林去世后的几个月内，接连出现了使苏联趋于摆脱斯大林治国模式
的改革尝试。新近解密的有关档案确认贝利亚是其主要倡导者和主持者。为巩固和
增强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优势，以及为苏联政权稳定而缓解社会紧张和改善国际环
境，虫利亚实行了局部大赦、平反若干重大冤案、着手改革国家保安体制、开始否
定个人崇拜、采取较公平的民族政策，并推动修改苏联对外政策，其中关于德国问
题的处理是导致其迅速覆灭的关键因素。

    一
    
    从1948至1949年的“列宁格勒案”和1951至1952年的“明格列尔案”，到1952
年10月紧随苏共十九大宣布的最高领导层大变动和1953年1 月的“医生阴谋案”，
这一系列惊人的事件都突出地表明，斯大林去世时苏联政治的病态已发展到十分严
重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倾向于通过调整和改革来缓解病态、避免灾难的潜在要求
也随之滋长，而斯大林去世提供了扭转恶化趋势的决定性机会、甚至历史必然性。
有如著名的苏联学家罗伯特·C ·塔克所言，“斯大林主义政治秩序是一种个人体
系。斯大林个人……是苏联政治的中心力量，整个苏联政治宇宙所环绕的太阳。因
而，他的去世使莫斯科的内部政治形势一夜之间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斯大
林之死必然意味着非斯大林化”. 

    在斯大林去世的短短10个月里，使苏联社会主义开始趋于逐渐解脱斯大林治国
模式的种种事态，以堪称罕见的速度接连出现，其中包括：大致停止对斯大林的个
人崇拜，并且予以不指名的批评；通过宣布局部大赦、公开平反“医生阴谋案”  
等举措应急性地缓解社会紧张；着手改革国家内部保安体制；推翻“明格列尔案”
和在一些重要的加盟共和国替换俄罗斯裔最高领导人，以此着手修改苏联的民族政
策；在苏联及其若干东欧盟国家行经济“新方针”，以改变国民经济发展的病态模
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尝试缓和同美国及其西方大国集团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
停止反南斯拉夫运动并开始谋求苏南关系正常化。

    苏联在紧随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这些变化，既是苏联国家面对历史错误造成的
严重现实危机所作的自救性反应，又同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斯
大林的极端专权及其晚年的病态政治心理，根本排除了某一名僚属单独继承绝对权
力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他去世后克里姆林宫内关于权力分配和派别力量对比的漫长
斗争不可避免，而此类斗争又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当时苏联政治的头号议程——
改革斯大林治国模式的那些最直接、最严重的弊端来进行。改革所关乎的并非只是
其内容问题，即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革除弊端，而且是其主持者问题，即由
什么人或者什么派系主导改革，从而获得对于确立并巩固权力优势至关重要的政治
主动和国内民望。关于改革内容的思想分歧和关于改革主持者问题的权力冲突相互
交织，使得苏联政治在斯大林去世后大约两年里呈现出一波三折、扑塑迷离的复杂
状况。这一时期的基本状况大致如下；对于一个已经占上风但优势并不牢靠的派别
来说，最有助于它巩固权力优势的一个办法是带头改革斯大林模式，特别是抑制保
安部门、废止滥捕滥杀、平反冤假错案和批评个人崇拜。“在此，由于派系利益要
求有一种快得令人不安的政策速度，就可能同整个政权潜在的保守倾向相冲突。然
而，如果说将自己同非斯大林化政策联为一体符合暂占优势者的派别利益，那么根
据这一事实本身，在当时反对这政策就符合对立一派的利益，直到其对手被搞不合
为止，其间或许还同政权内部的极端保守分子结成联盟。”这里所说的暂占优势者
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极端保守分子主要是莫洛托史，而“对立一派”的领头者是
赫鲁晓夫。

    在30年代大清洗后苏联最高领导层复杂的纵横阖当中，贝利亚作为保安部门负
责人，同起初掌管苏共中央人事组织部门的马林科夫逐渐结成了特殊关系。他们怂
恿斯大林制造“列宁格勒案”，由此铲除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影响日甚的
最高层同僚，从而拥有了斯大林之下虽非牢靠，但仍属首屈一指的权势。在这两人
中，贝利亚起着更关键的作用。在“列宁格勒案”以后的三年多里，马林科夫作为
苏联第二号人物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和贝利亚的合作。而且，由于缺
乏政治大才干和个性优柔寡断，他易于受贝利亚操纵。这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段时
间里对苏联政治和政策的影响尤为重大。贝利亚的妻子后来回顾说，“贝利亚”始
终懂得一个格鲁吉亚人要在斯大林死后当领袖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亲近某个他
能够利用的人- 某个像马林科夫那样的人。“斯大林去世当夜，核心圈子（苏共中
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开会议决人事安排，贝利亚立即提议马林科夫出任当时权力
最大的职务——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则随即提议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并且主张把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为单一的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已有的优
势加上政治上的主动，使得这些提议未经争议便得以通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尤
其是后者），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轮掌舵者。

    无论是出于如前所述的那些政治原因，还是出于个人情感，贝利亚都强烈地倾
向于否定斯大林及其一系列政策。滥施镇压导致保安部门坐大，斯大林对贝利亚便
难免由宠信变为猜疑甚而恐惧。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斯大林借以实现
其目的的手段都掌握在贝利亚手里。斯大林明白，如果贝利亚能够消灭斯大林所指
定的随便哪一个人，那末贝利亚也能够根据他自己的选择或主动去消灭某一个人。
斯大林害怕自己会成为贝利亚可能选择的第一个人。”事实上，斯大林搞“明格列
尔案”的初衷，就在于借此打击甚或除掉贝利亚，制造“医生阴谋案”一定程度上
亦有此意。贝利亚对这些很清楚。斯大林弥留和去世之际他那几乎不加掩饰的得意
和怨恨，表明了他的内心。不过，对他来说，变革主要不是为了泄愤和报复，而是
出于政治利益，包括改变自己在苏联公众中的形象和加强自己的权力优势，同时为
整个联政权的安全而缓解社会紧张和外部危险。贝利亚的大多数主席团同事都想摆
脱斯大林那种极端高压和任意妄为的统治，实行某种开明化，但贝利亚将此推进得
比他的同事们希望的更远。

    二

    斯大林去世后头几个月内苏联的政策变动和改革措施，大半源于贝利亚在马林
科夫支持下采取的主动。他曾向米高杨谈了自己的主要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
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当把他们放掉，也不能随便把人
送到劳改营去。内务部应当缩减，我们所拥有的不是保工机关，而是对我们进行监
视的机关。”3 月9 日，在斯大林葬礼上讲话时，他和马林科夫非同寻常地提到要保
证每个苏联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人身权利。3 月26日，他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有
关报告，导致了第二天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局部大赦令，对范围非常广泛
的各类囚犯予以释放或减刑，包括立即释放所有刑期5 年以下者，所有因为“职务
犯罪、经济犯罪和军人犯罪”而被判处徒刑者，所有有10岁以下子女或怀孕的女囚
犯，所有少年、老年和身患绝症的囚犯，判刑5 年以上的其余囚犯则刑期减半（被
判“反革命罪”、严重贪污罪、枪劫罪和杀人罪者除外）。该命令还根据贝利亚的
建议，宣布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刑法典有必要依照宽容和从轻发落的原则进行修
改。由于这项举措，在全苏总共2526402 名犯人中，有约100 万人获得自由，其中
大多数无疑是无辜入狱和轻罪重判者，尽管仍有大量无辜者（包括斯大林时期无数
政治冤案的所有尚存的直接受害者）  依然身陷囵圄。在贯彻过程中，不少危险的
重罪刑事犯也被一并释放，后来一些高度赞扬赫鲁晓夫的苏联着述则断定是贝利亚
的阴谋，旨在借口应付由此而来的治安问题，将斯大林去世后他立即下令开进莫斯
科等城市的内务部部队留驻下来，或者利用社会不稳提供的机会重施高压政治。第
一种解释或许可信，但把它当作贝利亚搞局部大赦的首要甚或唯一动机，未免偏狭。

    紧接着，贝利亚麾下的内务部于4 月5 日宣布，所谓的恐怖主义方法谋害苏联
领导人的“医生阴谋案”纯属捏造，所有因此案被捕的人员予以平反，负责捏造的
两名高级官员——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切夫和副部长留明已被逮捕。这一大冤
案的平反系贝利亚所为，且是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争取到公开发布平反公报。
事实上，早在3 月中旬他就下令复查此案，并在当月释放了案犯。从以后的发展来
看，“医生阴谋案”被推翻是30年代以后斯大林政治恐怖渐被否定的开端。苏联政
府由此第一次公开承认和谴责了国家保安部门最高层存在着肆意践踏法制的严重状
况，并且开始把消除这种状况的问题提上国家政治议程。《真理报》当时就“医生
阴谋案”公开平反所作的评论强调，保护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苏维埃国家得以进
一步发展的巩固的最重要基础。政府公布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也史无前例地
加上了这一内容。与“医生阴谋案”的平反大致同时，“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
“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格鲁吉亚地方工作人员案”、“空军及航空工
业部工作人员案”亦经贝利亚下令进行的复查而被推翻。早在斯大林去世后第二天，
贝利亚即着于筹划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的措施，并在短时间内予以贯彻，其内容首先
是规模极其庞大、权力几近无限的内务部将其种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
给各经济部委。仅1953年3 月间，就有近30个这样的大单位被转拨出来，包括远北
建设总局、古比雪夫水电站建设局、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公路总局、铁路建设
总局、林业工业总局等等⑦。稍后，同样出于贝利亚的创议，庞大的古拉格（劳动
改造营和教养院管理总局）及其各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内务部仅保留关押“特
别危险的国家罪犯”（主要是政治犯）的特殊营和关押战俘中被判刑人员的军事罪
犯营。有档案文件表明，在其遭遇政治覆灭前10天，贝利亚准备提议“因缺乏经济
效益和发展前景而废除现有的强制劳动制度”，并且已正式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
了要求严格限制内务部长特别会议（即内务部审判庭）职权的报告，因为这个在30
年代大清洗初期设立、以后又多次被赋予更大的权力的非司法相关广泛地滥用权力，
制造假案。作为保安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贝利亚还下令严禁内务部机构对被捕人员
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所有办案人员“今后如果再破坏苏联法律，将严惩不贷”，
直至将肇事者甚至其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此外，他还建议重新界定“反革命罪”
这一概念，重新审查所有涉及“反革命罪”的案件（包括30  至40年代的此类案件），
为蒙受冤屈者宣布平反并予以精神和物质补偿。不论其个人报复心和政治野心如何，
贝利亚还带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且进而倡议禁止现领导成员效法个人崇拜，
包括在节日游行中展示或在企业、机关及团体建筑物悬挂他们的肖象。他甚至搜集
了揭露斯大林与捏造“医生阴谋案”相牵连的文件，让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克里
姆林宫的专门房间里阅读。多半与他的促进相关，3 月27日《真理报》以非常显著
的方式，首次提出集体领导是党的主要原则之一，要求苏共全体干部具有与此相应
的“现代意识”. 近20天后，该报再次载文强调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皆须领导
成员集体解决，“个人作出的结论总是、或差不多总是偏狭的”. 与此相应，斯大
林葬礼过后其名字在苏联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少，以至于前10年里每天每页40至60
次提到斯大林的《真理报》，自1953年4 月起难得再提其姓名。此类变化很大程度
上出自贝利亚的指示⑦。到当年初夏，苏联头号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已开始启用
“个人崇拜”这个政治术语来不指名地批评斯大林。在民族政策的修改方面，贝利
亚是苏共中央推翻斯大林多半针对他搞起的格鲁吉亚“明格列尔案”的鼓动者，也
是在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由当地民族出身的高层官员替换俄裔领导人的主持者。促
使他这么做的不仅是对斯大林的泄愤心理，而且还有这么一种明确的认识，即在苏
联非常广泛、非常严重的民族歧视或民族强制问题中包含着巨大危险。例如，在苏
联于卫国战争前不久兼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战争结束
后的局势仍很紧张，对移植斯大林模式进行的抵制导致数以万计的居民遇害。虽然
到斯大林去世时有组织的反对已大致被消灭，但贝利亚知道一些非俄罗斯民族的愤
懑迟早还会爆发出来。“医生阴谋案”宣布平反后仅5 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贝利
亚推动下通过决议，宣布“明格列尔案”这桩战后民族问题头号大冤案纯粹出于捏
造，所有受害者一概平反。随即，靠该案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把手的俄罗斯人
姆格拉泽被撤职，由格鲁吉亚人米尔楚拉伐接任。在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很快也采取了替换俄裔最高层领导人的措施，
并且批判他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以便让当地民族对本加盟共和国的事务有较
大影响。贝利亚还着手纠正斯大林在世时给某些非俄罗斯民族或其部分人民造成巨
大痛苦的强迫性集体迁徒，从供本文写作之用的档案材料来看，他深切地感觉到这
种迁徙所包含的极端不公正及其引起的强烈不满。或许可以说，斯大林去世后短时
间内民族政策的变化，就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而言，苏联政策史上鲜有可比者。
甚至其头号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贝利亚在这一点上“碰巧例是正确的”.

    三

    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内苏联外交方面的重要变化亦同贝利亚密切相关。60年代
就有着作推测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特别倾向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近年解密的档案资
料更加肯定对外政策变更的动力首先来自贝利亚。按照苏联30年代起就有的一种做
法- 由内务部系统而非外交部来进行某些重大外交行动，贝利亚谋求通过自己的秘
密渠道商谈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份给
南共联盟第三号领导人、南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兰科维奇的一份便函，内容为贝利
亚委托持函者告诉兰科维奇并转告铁托：贝利亚及其朋友们认为必须根本改善苏南
关系；如果兰科维奇和铁托同意这一观点，便可为此指定全权代表，在莫斯科或贝
尔格莱德举行秘密会晤。他期望的苏南接近远超过他的大多数主席团同僚（特别是
负责外交的莫洛托夫）当时的愿望，后者“决定同南斯拉夫建立如同和其他与北大
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 尽管如此，苏联的友南运动随
斯大林去世戛然而止。当南斯拉夫驻苏代办按照外交惯例，同一批外国外交官一起
就斯大林去世向苏联副外长马立克表示悼念时，后者一反常态，主动同他握了手。
“这的的确确是件大事”. 随后，在苏联官方颁发的“五一”  国际劳动节宣传口
号中，几年来惯常的反南口号不见了，苏联报纸也不再登载反南文章，尾随苏联反
对本国政府的南斯拉夫在苏流亡者刊物则消声匿迹。5 、6 月间，苏联政府主动向
南斯拉夫表示希望互换大使，恢复苏南决裂后即在事实上降格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总的来说，这些促进苏南关系趋向基本正常的动作同贝利亚的意向密切相关，尽管
其力度不及他希望的那样。

    在个人权力欲和有关苏联国际处境的大局考虑这双重因素驱动下，贝利亚作了
一项最具政治冒险性的政策变更尝试，那就是在东德推行“新方针”，甚至可能试
探在德国中立化的条件下两德合并，亦即如同他后来被指控的那样“牺牲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 他非常清楚，对于随移植斯大林模式而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现状东
德民众严重不满。根据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的通报，1951年1 月至1953  年4 月，
从东德逃到西德的人数共计45万，其中执政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数以千计。
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经数天会议产生了一个文件——  《改善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
政策”，它体现在停止实行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和消灭私有资本的政策、确保公民个
人权利和改善法制、通过复查以纠正冤假错案等具体措施上。这个文件就是由贝利
亚起草和签署的。他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用他当时的话说，
苏联“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
他还对主席团同僚们声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
对于苏联也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对此，莫洛托夫
在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的支持不坚决反对，强
调放弃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将使其余东欧国家迷失方向，导致它们对美
国膝屈投降。按照多半出自东德高级官员的传说，贝利亚当时暗中筹划更换东德领
导人，图谋通过与东德保安部门关系密切的统一社会党内“改革派”来扳倒倾向于
守旧的一号人物乌布利希。统一社会党中央于6 月9 日决定变更一系列政策，并以
党中央和政府分别发表公报的方式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同苏联建议
的精神相比仍打了折扣，特别是未对怨艾甚深的工人作出经济上的抚慰，结果引发
了当月的大骚乱。骚乱爆发后，苏联驻德代表据说按照贝利亚的指示，曾要求东德
当局采用怀柔对策，未同意东德领导提出的立即出动驻德苏军加以镇压的请求。鉴
于从1950年起苏联一直保留有用德国统一和中立化来交换西德不重新武装的余地，
加上东德先天不足使其长久的独立存在深刻的困难，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1953年
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指责刚被逮捕的贝利亚试图创立一个统一、中立和“资产阶级的”
德国似非信口雌黄，何况苏联当时确需寻求突破口，以便能通过同西方的谈判来实
质性地改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欧洲的处境，无论如何，骚乱爆发后贝利亚关于东
德问题的言行成了众矢之的，甚至马林科夫也不免将他视为祸端。在苏联最高领导
成员中间，这位为人狠毒、权势炽盛的保安部门首领导就引起了强烈的忌恨和恐惧，
他主持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尤其在一些加盟共和国更换不同民族成分的领导人方
面）又导致了包括马林科夫在内的上层领导人的严重不满和猜疑。在这样的情况下，
东德问题使他彻底孤立起来，成为他迅速覆灭的一个关键因素。

    根据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对贝利亚作了仔细的研究之后，美国学者阿米·奈特
如此总结贝利亚的改革尝试：虽然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采取了
一种较为开明的路线，但只是近来，由于前面援引的那些文件公诸于世，他大胆主
动的程度才完全大白于天下。他在提倡广泛的改革，如果它们取得成功，本来不仅
会改变苏联制度的性质，还将为苏联集团的部分解体开辟道路。当然，贝利亚并不
象他的同事们后来声称的那样想复辟资本主义。他也不想引进真正的民主。但他确
实认识到急需背离严厉刻板的斯大林主义，急需依凭实际，从意识形态信条实行后
撤，采用对公众有吸引力的政策。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大多数同僚更讲求实际，更
具前瞻眼光。赫鲁晓夫本人后来也采取了贝利亚的某些纲领，包括非斯大林化，这
表明他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理解苏联制度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实行某种改革。但是，
贝利亚在推动改革方面似乎太性急了。而且，他未预料到突然的开明化会在东德造
成的破坏稳定效应。东德危机给赫鲁晓夫提供了纠集力量来反对贝利亚的口实。
“只要充分考虑到贝利亚尝试改革的个人权势利益动机，并且对上述话语中的某些
意识形态概念及价值取向作出批判性理解，便可以认为这番总结是大抵不错的。

    〔作者时殷弘，1951年生，教授。国际关系学院21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