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变动的政治解读
胡俊
1992 年以後，经济的转型使市场机制成为中国整个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导机制。市场机制给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旨在对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变动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作一粗略的政治解读。
一
所谓社会利益结构，就是指在既定的社会中人们围绕着物质利益的获得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网络。用收入分配结果来分析中国当前的利益结构变化，其结论应是不言而喻的：经过 20 年的改革，中国已经从一个利益平均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利益的多样化发展趋向上，而且尤其表现在利益分配上。从利益均等到利益分化，进而发展到近年来随着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方式的“突变”而出现了利益失衡。虽然理论界对於中国是否已出现“两极分化”尚有较大分歧，但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判断上，恐怕已达成共识。
1 、如果以国家统计局的估算结果为准，按可比收入的定义，中国农村内部依 ~ 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21 ，上升为 1995 年的 0.34 ， 17 年後比初始水平上 F62% ，即 13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近 0.8 个百分点；城镇内部居民的基尼系数匏 q1978 年的 0.16 上升为 1995 年的 0.28 ， 17 年後上升了 12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 0.7 个百分点。如果以李实、赵人伟等人的调查数据为准， 1995 年中国城镇、农村和全国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分别达到 0.28 、 0.429 、 0.445 。 (1)
2 、据国家统局最新抽样调查结果， 1997 年城镇不同收入档次的家庭收入差腓 Z 进一步拉大；占调查户 10% 的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了 11% ， 10% 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同比下降了 0.6% ，两者增减幅度相差 11.6 个百分点 (2) 。另据有关方面里鼢祢 _ 省部分农村的定点观察资料表明， 1987 年 15% 的农村最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为 224 元， 15% 的农村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为 1109 元，两者差距为 885 元；而 1997 年 15% 的农村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为 743 元， 15% 的农村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为 5059 元，两者差距扩大为 4316 元。 (3)
3 、如果以银行存款大体表示中国财富分配状况，那麽中国的贫富差距与美国相比也毫不逊色。据美国官方 1995 年的统计，占美国 1% 的富人拥有全美 40% 的财富 ` 。而现今中国，有 100 万人左右的个人存款在 100 万元以上。如果以 1995 年末全国城乡居民存款总额 3 万亿元计算，占全国千分之一的这部分人却占有全国居民存款的 ` 三分之一。 (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收入分配的整体状况而言，改革以後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基本上表现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据此，我们可以根据收入分配状况（改革中的受益程度），对中国社会阶层利益作这样的划分：
1 、特殊受益阶层，即新富阶层或暴富阶层。他们是改革中的最大受益者。这个阶层包括私营企业，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企业承包人、一部分暴富起来的干部、涉外企业经营管理员以及各类明星、经纪人等。目前，富有企业之中，资产在 1 亿以上的已有 17 人。 (5) 这个阶层一方面希望现行政策能朝着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政策的能否持续心怀疑虑。因此，目前已出现了一部分人将资产向国外转移、本人或子女去国外定居的倾向。
2 、普通受益阶层。 ` 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构成极为复杂。传统的身份群体，诸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等，有很大一部分是普通受益者。普通受益阶层是中国改革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群体本身的分化也是很明显的，从而使改革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相对被剥夺阶层。改革 10 多年来，从绝对生活水平上看，绝大多数人都甘酗 W 升。但如果从相对的角度看，则有相当一批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目前，最突出怫漪 O 农民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改革以前，国有企业的职位是人们追求和赙 Q 往的工作，而今则是一落千丈。近年来调查表明，有很大一批不景气的国有企业赙黎 u ，认为自己收入下降，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
4 、绝对被剥夺阶层，指的是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 ` 中国绝对被剥夺阶层，比较突出的是集中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苦农民。改革以来，这些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囗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目前，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囗总数仍然有 5800 万左右。 (6)
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动中，主要表现在暴富阶层与相对、绝 对被剥夺阶层之间的分化。目前，更令我们关注的是城市中的暴富阶层与城市失业、下岗职工之间的分化。正是这种分化，一种“保守”、“怀旧”的情绪开始在利益受损的阶层中蔓延。这集中表现在相当一部分人对改革的深化产生了抵触情绪，即所谓的“抽象认同，具体抵触”。可以这样说， 1992 年以後，改革的主要危险并不一定来自正统的“保守派”，而是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受到损害後寄希望于保守力量”。 (7) 而 1996 年陕西万人问卷调查表明，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认同率只有 20% 左右。 (8) 而 1997 年沈阳市的问卷调查表明，企业职工中有 61% 以上的人认为 ` “中国已经出现两极分化”， 43.4% 的人和 17.6% 的人持“宁可慢慢改革”和“无所谓”态度。 (9) 这与改革初期那种对改革的近乎献身的热情形成鲜明对照。人们宁可放慢改革，也不愿加大自已的生活或心理压力，更不要说利益受损了。
由於我国的改革是从“做大蛋糕”开始的，普遍受益成了推进改革的基本特征。然而，今天的问题是：
第一，居民在改革中的普遍受益是以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为前提的，这种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很难在今後 10 几年中得到保证。而我国社会各阶层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或心理期望，认为改革一定会带来利益均衡。因此，今後 10 几年中，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我国民众对於改革能否继续给予支持，很大程度上取决於改革能否给予多数民众带来利益，能否使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保持上升趋势。
第二，改革 10 多年来，社会各阶层获利的程度不同，由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利益结构和分层结构之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社会阶层将会呈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已公布的数据表明， 1997 年我国不同收入档次的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的同时，全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减收面达 39% ，比上甘 ~ 扩大了 3 个百分点。其中，占调查总体的 20 低收入户的减收面为 60% ，比上年高出 6.3 个百分点；占调查总体的 20% ，高收入户的减收面为 20% ，比上年减少 3.8 个百分 ` 点，减收面的变动趋势呈“马太效应”。 (10) 这种 " 马太效应”反应在社会心理方 ` 面，即是不同阶层出现了对立情绪 , 普通民众对改革中“先富起来”特殊受益阶层 ` 在道义上往往持不认同感。在他们看来，这是得益於权钱交换的为富不仁的一群。而这个阶层中的某些人的不明智行为，如炫耀性消费、奢侈荒淫，以及对贫困阶层的轻蔑和羞辱，更是起到了一种为这种紧张的社会关系火上加油的作用。这种社会利益格局构成了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
二
无论是纵观中国社会治乱兴衰的历史，还是观察世界上现代化国家的社会良性循环，在社会结构的安排中始终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它是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因为：第一，中间阶层是介於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减缓。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间阶层在社会上代表着温和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间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间阶层占社会的多数时，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在中国出现利益分化、失衡时，人们期待着一个中间阶层的“孵出”，以防止社会两极分化。近些年来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新近进行的股份制改造，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待。应当承认，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趋势。但是，一个社会要形成庞大的中间阶层，是需要一些基本条件的：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现代的消费品能够被大量地生产出来，日常生活必需品已变得价格低廉，因而绝大多数居民都能过上小康生活。这样也就避免了因争夺基本生活必需品而发生的社会冲突。第二，职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从过去的以篮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因而，多数人成为职业身份上的中间层，从而避免了金字塔形的职业结构。第三，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多数人有可能在社会身份上进入中上层。第四，严格的税收调节缓解了贫富分化。第五，社会保障制度使下层人也能生活下去。
在改革的最初阶段上，我国很象是朝着产生中间阶层的方向发展。但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看，今後我们所面对的很可能是类似拉丁美洲和泰国那样的富裕阶层进一步暴富而贫困阶层进一步贫困的社会结构变动过程。因为中国的改革，从逻辑上讲，金融资本形成以後，改革的前一半任务“以权力创造市场”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後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过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以公开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制。但由於中国改革渐进性的基本矛盾， (11) “权力资本”不但没有在改革 10 多年後退出市场，反而形成了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使本应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形成的中间阶层在市场竞争中迟迟得不到壮大。在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中，“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不仅侵占了低收入阶层的份额，而且也侵占了中等收入阶层的份额。 1997 年国家统计局在将 35 个大中城市减收户由高到低排队分成 5 个组後发现，减收户主要集中在中等以下收入组中，占 81% 。其中，低收入组占 35% ，较低收入组为 22% ，中等收入组为 24% 。 (12) 如果将中国居民收入做成人囗金字 ` 塔的话，那麽，中国总的收入结构是中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这就是说，中国的中间阶层不明显，而中间偏下层人数众多。这是一种新的两极社会结构。
90 年代以来，由於国有企业不景气，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导致他们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直线下降，“工薪层”竟成了低收入阶层的代名词。作为传统的“中间阶层”代表的国企职工，其地位的大大下降，後果是进一步使社会结构中的中间阶层的萎缩和社会下层阶层的膨胀。
今天，在解读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动时，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两种现象的出现。
第一，是“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对政治和社会决策的影响和左右。该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社会决策的影响力颇大。因为他们同时占有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在最近几年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如 90 年代中期，由於前期房地产过热和当时经济紧缩的影响，相当一些房地产商被套。他们就不断召开有关经济、货币和房地产政策的研讨会，呼吁放松银根，制造社会舆论。
第二，是近年来中国已出现了底层阶层的明显的反社会倾向。改革以前，中国居民普遍生活水平不高，因此低收入的底层社会反而不明显。改革以後，由於利益分化，差距拉大，在社会出现新富阶层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比较庞大的贫困阶层。底层社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贫困层，如西南、西北集中联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层；另一种是近年来在社会变迁中新产生的贫困层，如下岗职工、衰落企业的职工以及由流动人囗组成的城市底层社会等。近年的一些调查说明，新产生的贫困层往往是违法犯罪的大本营。他们是社会危机和动乱的“群众基础”。
如何处理我国面临的严重的利益分 化和利益失衡问题，根本途径在於使全面的市场机制真正形成，尽快形成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结构。同时，实现本文前面提到的几个基本条件，即发展生产力、实施严格的税收调节制度、实现职业结构的现代化变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注释：
(1)1998 年第 1 期《管理世界》：“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收入分配变动”。 (2)(10)1998 年 4 月 9 日《经济日报》（ (3)1997 年第 5 期《中国农村经济》，第 20 页（ C(4)(5)(6)(12)1998 年第 1 ０期《新华文摘》，第 189 、 190 、 191 、 192 页。 (7)1998 年第 8 期《证券市场周刊》：“关於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 (8)1998 年第 6 期《经济研究资 料》，第 40 页。 (9)1997 年第 6 期《社会科学辑刊》，第 40 页（ (11)1998 年第 5 期《战略与管理》：“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反危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