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的寓言小说及其意识形态
傅正明
“以妙趣横生的黑色寓言描绘了被遗忘的历史面貌”，这是瑞典文学院给本年度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Ｇｕｅｎｔｅｒ Ｇｒａｓｓ）的颁奖评语。寥寥数语，高度概括了这位久负盛名的德国作家的文学创作的美学特征和思想特征。
审美趣味，是文学的一大要素。格拉斯的趣笔，在他的几行诗中可略见一斑：
“我总是说，波兰人多灵巧。／真是多灵巧，灵巧在哪儿？／灵巧在双手，灵巧在接吻的嘴，／发起愁来行起侠来也灵巧……”。
当诗人历数波兰人的灵巧或多才多艺时，有一半是说他自己，因为在他的血液里，流着他的波兰母亲的斯拉夫民族的血液。
他１９２７年诞生在波德交界的但泽。他那灵巧的双手，早年曾耕耘农田，开发矿藏，并充当爵士乐手，还曾学过雕塑和绘画，后来转到文学园地辛勤笔耕。他那灵巧的嘴，与瑞士一位舞蹈家有过初吻的甜蜜。他的第二位妻子和一条小狗现在是他最亲密的伴侣。他为牙痛发愁，在去看牙医的路上，获悉得诺奖的喜讯……。
当然，平日，他不但为自己的病痛发愁，也为普天下的苦难发愁，为人间的非正义抱打不平，像堂·吉诃德一样行侠仗义，也像塞万提斯一样充满了怪诞的文学幻想。从遗传的角度来看，他从父亲的德国血统继承了这个民族的好思辨的特征，从而使他的许多小说成为思想的寓言。
⊙ 对抗希特勒的小鼓手
格拉斯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写于１９５９年的小说《铁皮鼓》，这是作者“但泽三部曲”的第一部。但泽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是繁荣的港口。这个军事上的战略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欧洲战争史上，土耳其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瑞典人、俄罗斯人，都曾一度得手。拿破仑当年曾率军攻城，厄于但泽。一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但泽被划为自由市；二战中，但泽陷于希特勒的铁蹄之下。战后的但泽由波兰接管，即今格但斯克市。以但泽为背景的《铁皮鼓》，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在世界文苑影坛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但泽的战争创伤和苦难及其不屈的反抗几乎浓缩了整个欧洲的历史。
在德国，“鼓手”（ｄｅｒ Ｔｒｏｍｍｌｅｒ）的称号，原本是希特勒１９２３年在慕尼黑受审时，一位同情他的将军赠给这位战争狂人的，从此希特勒便以“鼓手”自居。在意识形态领域，希特勒鼓吹的是德意志的狂热的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反犹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杂烩。
希特勒和纳粹酿成的战争浩劫，给格拉斯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记忆。青年格拉斯曾被强迫征兵入伍，二战结束时成了美军的战俘，后来又被迫离开但泽故乡迁往西德。１９４７年，在战后德国的一群作家组成的“四七社”中，格拉斯和另一位诺奖得主亨利希·伯尔成了这一反纳粹文学社团的活跃分子。他们在讨论中一再诘难的问题就是：纳粹主义为什么能在德国勃兴得势并且阴魂不散？
格拉斯进一步以寓言小说来艺术地回答这个问题。在《铁皮鼓》中，他以怪诞的手法揭露了德国社会的腐败和弊端。小说中的奥斯卡这个“拒绝长大的孩子”，针锋相对敲响了他的玩具铁皮鼓，与希特勒这个纳粹军鼓的“鼓手”抗衡。奥斯卡是形体的侏儒，思想的巨人。他被诬告谋杀而关进疯人院。奥斯卡的“疯狂”是作者的思想的狂想——但并非尼采式的“超人”的狂想，而始终是一个平民艺术家的狂想，一个黑色幽默家的狂想，一个魔幻现实主义者的狂想；奥斯卡的流浪是作者寻找港湾、回归故园的精神探险的历程。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小丑式的畸形的侏儒往往钟天地之灵秀，集人文之精华，是天真智慧的赤子，杰出的语言大师，才华横溢的艺人。无论是在古代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常有这样的侏儒被选入宫廷充当弄臣，一方面为帝王逗乐，一方面婉言讽谏，道出别人不敢直面的血淋淋的真象。奥斯卡就是街头卖艺的“弄臣”。他读过歌德和拉斯普汀的作品，深谙文学艺术的力量。他在一次纳粹集会上敲响铁皮鼓，那鼓点迷人的魔力使得纳粹分子忘记了军人的天职，竟然如痴如醉跳起了慢步华尔兹。同时，这个小鼓手以“反英雄”的姿态扰乱了一切意识形态的集会——共产党人的，天主教徒的，“青年波兰”的……，他拒绝成人世界所奉行的一切规范。奥斯卡最后死于精神病院，可是，究竟是他疯了还是这个时代疯了？答案不言自明。
在“但泽三部曲”的第三部《狗的年头》（１９６３）中，格拉斯描述了希特勒的第三共和国的十二个疯狂的年头。小说中希特勒得到的生日礼物——一条小狗，是纳粹的极权主义的象征，或者，用戈东·君利弗（Ｗ．Ｇｏｒｄｏｎ Ｇｕｎｌｉｆｆｅ）在《君特·格拉斯》一书中的话来说，希特勒像这条小狗一样，在德国历史上的角色是一个ｃｉｐｈｅｒ，即一个零，一个一钱不值的家伙。纳粹的激进理论，也被格拉斯贬低到类似畜生语言的低级层次上。实际上，希特勒以及一切独裁者和暴君，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都是一个负数，都是把人类拉向野蛮的反历史进程的邪恶力量。
⊙ 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者
在“但泽三部曲”第二部《猫与鼠》（１９６１）中，迈克像奥斯卡一样，也是一个发育畸形的儿童。他脖子上隆起的大喉疖被称为“亚当的苹果”。迈克尝试以各种方式来遮掩身体的畸形，却遭到同学的欺负。他开始习武以强身自卫，可是，在学校里他仍然得不到尊重。“亚当的苹果”是受难的象征，也是思想成熟的象征。正如约翰·密尔顿在《出版自由请愿书》中所言：“许多人对亚当由于越轨招致的受难抱怨神圣的上帝，真是愚蠢的说法！当上帝给了他理性时，也就给了他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性只不过是选择而已”。格拉斯则自言自己处在一个厌倦了理性的时代，他要充当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迟来的门徒。他的精神流浪在启蒙哲学中找到了故园。
在德国，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哲学的传统，一度断送在黑格尔的手里。在格拉斯眼里，黑格尔是权势者的帮凶。１９６９年，当德国稳步走上了民主的轨道时，格拉斯在他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蜗牛日记》中，以日记体的寓言形式“为本民族和他民族的孩子们”讲述德国的政治竞选和历史故事。他与孩子们谈起了黑格尔，一个孩子问道：
“黑格尔是谁呀？”
“一位评判过人类历史的人。”
“他懂得多少懂得一切吗？”
“由于他敏锐的判断力，每一次国家权力的滥用在那时都被解释为历史的必然性。”
“他说得对吗？”
“许多权势者都在强调这一点。”
接着，作者将希特勒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相提并论。在这里，对黑格尔的“敏锐的判断力”的评价应当读作反语。因为在格拉斯看来，黑格尔的哲学为国家权力的滥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历史罪恶找到了最好的托辞。按照黑格尔的法则，罪恶是历史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伴生现象。因此，甚至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的种族清洗，斯大林三十年代的排除异己的残酷的“大清洗”，也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今天，真正具有“敏锐的判断力”的德国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德国早在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之前就面临着两种历史的选择：究竟是以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家康德？还是以个人为手段为专制主义张目的黑格尔？是和平进步还是国家权力？不幸的是，德国选择了黑格尔，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同样，俄国也选择了布尔什维克。
黑格尔把恶看成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但是，在格拉斯看来，善同样是一种伟大的历史力量。在《狗的年头》中，一个人物说：“上帝读小学时，就在天国游艺园里起了创造世界的念头——与他的同学，才华横溢的小魔鬼一起创造这个世界。”这就是说，善恶两种对立互补的力量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与黑格尔不同，在格拉斯那里，并非一切都必须在历史的必然性面前弯腰称臣。历史的必然性也许只是一种想像虚构而已，历史的发展充满了不可测的各种势力胜负难决的偶然因素。只要人们努力，某些历史罪恶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文学家所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要以其绝无仅有的语言为武器，力求把社会引上一条尽可能避免罪恶和腐败的健康发展的道路。
像黑格尔一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也充当了权势者的帮凶。他曾以其在思想界的影响力，号召德国学生效忠“元首”希特勒。在格拉斯的《猫与鼠》中，时而可以见到作者对海德格尔的嘲笑和讽刺。今天，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晦涩的谜一般的哲学语言，已经被学术界的明眼人视为一种伪装成深刻的对德语的语言污染。格拉斯对海德格尔的语言的滑稽的模仿，就是清除这种污染的一种尝试。
关于这一点，克斯·米勒斯（Ｋｅｉｔｈ Ｍｉｌｅｓ）在《君特·格拉斯》一书中认为，“在讽刺德语语言本身时，他（格拉斯）已经表现为它的拯救者之一”。
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不同，存在主义的先驱后贤大都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反驳，例如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就一直是黑格尔的批判者。在《猫与鼠》的迈克身上，依稀见出了作者的存在主义的“选择”主题。当迈克从俄国前线逃离了苏联红军回到德国时，他说：“我那时读了许多方便弄到手的克尔凯郭尔。你们在俄国的话，就必须读陀斯托耶夫斯基。这会使你明白许多事情——思想性的问题，等等。”强调“这个个人”并以此作为他的墓志铭的克尔凯郭尔，或者一般来说，强调个人自由的存在主义哲学，是对强化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质疑。陀斯托耶夫斯基，由于他一方面对统治阶级的残暴充满憎恨和抗议，另一方面又对暴力革命感到幻灭并提出质疑；一方面在历史的苦难面前备尝艰辛，另一方面又不甘于宿命，充分地意识到了宇宙的不可测性，因而吸引了迈克的求知的兴趣，同时也表明，克尔凯郭尔和陀斯托耶夫斯基是格拉斯本人极为赞赏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 女性原则的建构者
我们需要批判，需要破除，但更需要建构，需要创造。“破就是立”，只是草莽英雄的哲学。
格拉斯的寓言小说《鲽鱼》（１９７７），就是力求建构一种女性原则的尝试。小说中口吐人言的鲽鱼，是“世界精神”的意象。作者借用格林童话，“反其意而用之”。像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一样，格林童话中的鲽鱼，给了放它一条生路的穷渔夫以种种财富，可渔夫的贪得无厌的妻子却要求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他们的一切财富得而复失。
但是，在格拉斯看来，觊觎权力只是男人的恶习本色。格拉斯以寓言的形式展现了人类历史上男性与女性，食欲与性欲，政治与经济的复杂关系以及贫富悬殊及其冲突。在他的笔下，人类历史上的至关重要的人物是厨师，而小说中的厨师全都是女性，表明女性不仅是生产人类的母亲，也是养育人类的母亲。
同时，在作者所虚构的柏林法庭上，法律顾问或律师也是一群女性。这里所体现的女性原则，是一种温和进化的原则。诺奖的新闻公报指出：“格拉斯把文明的发展描绘成为男人们的勇武的破坏之梦与女性的建构之间的一种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则是不确定的。”这一群女性取代了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理念”。
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是创造了存在的思维，是作为万物本质的思维。黑格尔试图以绝对理念来取代上帝，格拉斯则以文学形象的形式这把这个上帝还原成为女性。在《猫与狗》中，格拉斯早就用圣母玛丽亚取代了上帝。小说主人公迈克不但憎恨侮辱他的崇尚暴力的男权社会，憎恨他的面目可憎的父亲，而且拒绝男性神。他不相信上帝，他只崇拜圣母玛丽亚，奉行温和的女性原则。格拉斯巧妙地在精神分析学的“俄狄甫斯情结”即恋母反父的心理倾向中注入社会和历史内容，抹上了政治思想的色彩。
⊙ 历史河岸的一只蜗牛
在《狗的年头》中，历史的进程，时间的推移，是以流经但泽的一条河流来象征的。这条一路呜咽的河流，深埋着昔日洪水的痛苦记忆，夹杂着“圣战”中灰飞烟灭的樯橹、前朝的折戟沉沙，淘尽了传奇英雄的侠骨，流不尽被压迫者的血泪……。它卷走了河岸废墟上的垃圾，它有出于意外的原因而改变故道的欢欣，也有由于河堤里的鼠洞蚁穴而终将溃于一日泛滥成灾的隐患……。
当这历史的河流沉重地流入本世纪六十年代，格拉斯又在河岸添加了一只缓慢爬行的蜗牛。《蜗牛日记》告诉我们，在１９６９年的德国选举中，格拉斯曾全力投入，在德国各地发表演说或朗诵诗歌，有时干脆住在一个巡回巴士中，为社会民主党和维利·勃朗特（Ｗｉｌｌｙ Ｂｒａｎｄｔ）的胜选造势。全书以“闪回镜头”交织着希特勒统治下的但泽犹太人的悲惨处境。格拉斯则以蜗牛自况。蜗牛也是缓慢向民主政体爬行的德国的象征，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民主党的象征。格拉斯的梦想是一个没有盲目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极权意识形态的德国，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视为集体疯狂的两大极端。相反，蜗牛总是“三思而后行”，奉行“长期化脓”的原则（据笔者的理解，这一比喻，也许是说，一个社会长了脓包，倘若用暴力的刀子硬性割去，伤口很难愈合；只有让它“长期化脓”，以待良医善方，使之溃穿、愈合）。
⊙ 伯恩斯坦的追随者
格拉斯自言是个讨厌任何意识形态的人文学者，他要抨击“一切声称可以为人类奠定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但是，格拉斯仍然选择了一种意识形态：他声称自己是“伯恩斯坦的追随者”，是毛派分子批判的“修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对立产生革命暴力，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但是，伯恩斯坦１８９９年“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就是《进化的社会主义》，他力求寻找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由伯恩斯坦所属的艾森纳赫派的社会主义小组与拉萨尔派的社会主义小组，在１８９５年合并而成的。认同社会民主党的格拉斯，同样反对采用暴力来改变社会现状和社会关系，他把１９４５年之后的德国历史视为一种稳步站立和不断向前的辩证法。
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喉舌，格拉斯严厉抨击六十年代部分德国青年的暴力倾向。在长篇小说《局部麻醉》（１９６９）中，格拉斯再现了１９６７年柏林的学生运动，同时也追溯了德国历史。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教师，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在资产阶级的德国与新左派之间犹豫不决，但他认定进化比革命更可取，力求阻止学生想以焚烧宠物来抗议美国参与越战的行为。小说还塑造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布鲁罗的形象，这个人物，“在那个夜晚临死时，高声地粗鄙地诅咒上帝，号召工人阶级起来斗争，留下赞美自由的遗言——就像人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最后死于使整个四轮车都感到毛骨悚然的一阵呕吐的痉挛”。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作者笔下，这个社会民主党人不是死于纳粹手中，而是死于共产党人的脚下：一位穿着德国皮靴的波兰游击队员狠狠踢了他致命的一脚。这个细节似乎在表明，是正统的共产主义，是崇尚暴力的疯狂熄灭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性的火炬。而且，共产党人在许多国家取得政权以后，也一直在口诛笔伐现代修正主义。
⊙ 萧伯纳的知音
格拉斯力求重新点燃社会民主主义的火炬。在《蜗牛日记》中，格拉斯之所以取譬于蜗牛，是因为当年英国费边社曾经取譬于乌龟。克斯·米勒斯在《君特·格拉斯》一书中论及《蜗牛日记》时指出：“像费边社的乌龟一样，蜗牛为了稳步的坚定的微小的进步而站立。但又不像乌龟，它没有要求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
十九世纪末叶的费边社，以善于迂回战术著称的古罗马大将费边命名，主张通过普及社会学和宣传社会主义的观点而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在伦敦与恩格斯共事时，曾经熟知费边社的活动和理论。在“诺奖家族”中，著名爱尔兰戏剧家萧伯纳就曾属于这一团体。
在费边社中，萧伯纳属于“下层人”，他自称为“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最无绅士气味的人。同样，格拉斯也曾一度当过农业工人和矿工，是一个富于草根意识、同情下层人民的作家。
萧伯纳曾在《日内瓦》（１９３８）一剧中，以巴特勒和庞巴董尼影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这两个法西斯头子进行审判。同样，格拉斯也是一个激烈的反法西斯主义者。
柏格森的“创造之进化”（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是萧伯纳和格拉斯共同取法的充满生命力的观念。在剧作《回到玛土撒拉》（１９２３）的序文中，萧伯纳就阐释过这种的理论。玛土撒拉是圣经中大洪水之前的人物，以长寿著称，活了将近千年，萧伯纳以此象征人类漫长的进化的历史。而格拉斯也在《蜗牛日记》中力求寻找“和平进化”的道路。当然，如果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那么，格拉斯以蜗牛喻进化也并不完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有懈可击的，都处在一种动态的有待完善的发展过程中。格拉斯在写给被伊朗政府追捕的作家卢什迪的公开信中，就曾谴责我们这个时代的野蛮，有“和平革命”这一新的提法。
在政治上，萧伯纳明确反对资产阶级右翼政客。十月革命爆发后，苏联遭到欧洲舆论的围攻时，萧伯纳曾挺身而出，公然声明：我们就是社会主义者，俄国人的一边就是我们的一边！
格拉斯比萧伯纳晚出几十年，因此，较之萧伯纳，格拉斯更清楚地看到了十月革命酿出的苦果。一方面，格拉斯站在普罗大众一边；但另一方面，他在小说中也表现了对十月革命的思考。《铁皮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奥斯卡的相册中，有一帧他母亲的照片。母亲穿着二十年代在俄罗斯流行的女式外套，是沙皇家族中女性常着的那种。格拉斯似乎有意让奥斯卡的母亲着这种外套，使人联想起后来被列宁亲自下令杀害的沙皇一家。也许，格拉斯更为接近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从哲学意义和道德角度对十月革命的否定，因为他对一切暴力都采取拒绝的态度。
萧伯纳的信条，就是易卜生所说过的一句名言：“少数人的意见也许是对的，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错误的。”萧伯纳一生，往往以少数人自居，只要是他认定的真理，就挺身而出，孤军奋战，勇于承担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谴责大多数人认可的错误见解。同样，格拉斯也是特立独行探寻真理的人。他的“不同政见”往往惊世骇俗，例如，他反对撤毁柏林墙，主张继续“分裂祖国”，担忧统一后的德国在军事上的强大。他激烈批评北约干涉波黑，轰炸南联，也是出于和平主义的理念。
在《蜗牛日记》中，格拉斯通过他儿子们的视觉，给自己画了这样一副自画像，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孤独的智者和勇者的形象：
“就像在一条捕鲸船上搏斗一样。他身着油布雨衣，叉开双腿摆好架式。臂膀以渔叉武装着：‘他在那里投刺！他在那里投刺！’是的，我在与庞大的鲸鱼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