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文化与社会重整 　　 中央日报 86.01.24 台湾中央研究院 杜正胜院士 　　从心灵改革说起 　　是社会出了毛病，还是人心出了问题？才提出心灵改革。　 　　心灵改革不能仅止于口号，应该化为行动。 　　它虽是最高当局发出的呼吁，应该落实到基层社会，并且由人民来推动。 　　它显然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的弊病，然而非深入　文化层次，从文化问题剖 析不可。 　　一个经济起飞，国民平均收入挤进世界已开发之林的国家，一个 政治改革已 经相当彻底，人民享有绝对自由，真正做为国家主人的国 度，但人人却不能免于 生活的恐惧，面对社会层出不穷的「乱象」， 惴惴乎不可终日。孔子告诫担任地 方官的子游说　，一个地方富庶后 就要关心教化。然而台湾不但庶矣，富矣，论 知识普及，教育水准之 提升，也可以说是已教矣。何以愈庶，愈富，愈教而乱象 愈严重呢？ 对照《管子》的政治原理，台湾社会似乎提供另一经验：仓廪实不一 定必知礼节；衣食足也不一定必知荣辱。这种出乎常情的现象也算是 一种「台湾 经验」吗？ 　　内子前几天刚从伦敦回来，她有一段经历，可以英国社会作为我 们的一面镜 子。她原先叫出租车到一个地铁站，转地下铁到希斯鲁机 场。司机看到行李颇多， 上下车不便，于是主动提议以 24 镑极低的 车资（实在真低）载内子直赴机场。 　　司机是土耳其政治难民，这种人谈起祖国的政治　迫害总会忘形 ，果然在高 速公路上出了小车祸，三辆车擦撞。英国的小车祸二十多 年前我经验过一次，大 家下车客客气气分别抄下电话，又客客气气道 别。这次也一样，可见这种文化并 没改变。但内子搭的出租车略有损 伤，不得不下高速公路，到一休息站司机打电 话请别的出租车来载客 。 　　伦敦纬度高，寒冬日落甚早，这时已近下午九点　，天寒地冻， 朔风怒号， 一片漆黑，内子在车内不由想到彭婉如女士，阵阵寒气从 脚底升起。司机回来说 一切顺利，不久果然一辆出租车驶来，司机自 付剩下路程的车资，内子也顺利地 赶上长荣的班机返国。 　　我不惮其烦地讲这段故事，当作「英国经验」供台湾借鉴。这种 安全与互信 的经验比较接近我的童年世界，而与目前社会情境绝殊。 　　走过匮乏，走出压抑 　　我们这辈年过半百的人都有一段值得回味、怀想的童年岁月，我 们言谈思考 中，无意间总会流露出　「我们当时如何如何」的话头或 语气，难免惹年轻人厌 烦。不过，年轻朋友，述说我们美丽的童年是 有现实意义的。眼睛即使不闭，我 长成的偏僻渔村　　也经常出现在 眼前。孩童经年一条短裤头，北风凛冽，直打 哆嗦；我们赤脚上学， 赤脚劳动，即使会发臭的球鞋也要上中学才有分。其它诸 如吃的贫乏 ，住的简陋，行的不便，以及娱乐的单调，都不在话下，但我们日子 过得很安稳，生活很安全，心理很健康，正确说，应该是不知什么叫 做不安全或 不健康，所以我们不会无端怀疑陌生人，那个时代，那种 文化，自然而然陶冶孩 童相信人性本善。 　　几十年下来，台湾社会的确富裕了，我们有财力购买世界各地的 奇珍异产， 我们也有余裕周游世界，我们享受中国几千年来只有达官 贵人才能享受的富裕生 活，我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物质成就。 这是所有台湾人的骄傲，后人一定 不会遗忘。然而我们一方面好象拥 有世界，另一方面却实实在在地丧失了自己。 在家怕偷，出门怕抢， 奸、杀横行，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回想大概民国五十年吧， 台北?公 圳分尸案轰动全台，现代这类新闻几乎俯拾即是。时代在变，社会在 变， 我们既看到社会一道上扬的活力，但显然也有一股夹泥沙以俱下 的潮流。 　　政治方面上扬与下流并存的矛盾现象也很明显。上点年纪的人一 定会感受到 最近十年台湾政治本质上的变化，不论你抱持什　么政治 立场，属于或倾向于那 种政党，你不能不承认我们终于形成真正的政 党政治，而不是以前那种陪衬性的 花瓶；我们终于能够享受真正的言 论自由　，不再担心「祸从口出」。我们终于 能品尝作为人的尊严的 滋味，了解什么是人权，而不再惧怕当权者的压力。这也 是中国历史 上从未有过的成就。 　　中国在二千二百年前建立皇帝制度，直到民国成立，清帝退位， 皇帝制度才 取消，但皇帝制度的阴魂则久久不散。近代学者譬如钱穆 和徐复观两位先生曾对 中国的皇帝制度是否专制独裁展开针锋相对的 论辩，广土众民的中国，一人确实 难以独裁统治　，然而只要政权还 能正常运作，透过各级行政组织，皇帝一人的 意志是可以无远而弗届 的。传统中国中央政府的确也有一些制衡机制，然而朕一 人的主张是 绝对不可挑战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平民当然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 但在皇帝制度下并无近代意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历史上的自由是 消极的，一 种道家式、隐遁式的自　　由，你不危害皇帝的政权，才 有自由自在过日子的　 可能。当然，像《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谓姜 太公杀天子不得臣、诣侯不得友、 自耕自饮、无求于人　　的狂矞， 并不是历史，传统中国人还可享有道家式的自 由；如韩非这种没有不 说话的自由，中国历史　未曾有过，有之，则自共产党始。 　　台湾在短短十年内完成民主改革，本质性地改造中国历史，对照 历史上的变 革，或当今世界争取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的民主奋斗的 确以最小的牺牲而取得 最大的成果，这是世人相当罕见的经验，值得 大书特书。按理说这样一个值得骄 傲的民族应该非常自重，非常有尊 严，　非常认真营造他们的未来　才对，但事 实却不然。这么积极、 正面的成就似乎没能给我们带来更稳定、更安全的感觉， 也没能使我 们对未来有更乐观的展望。我们的社会反而弥漫着彷徨、犹豫的气氛 ， 甚至带点灰黯的色调。 　　社会问题出在风气 　　古人描写社会乱象，有一句话是「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上下 皆自暴自弃， 绝望透顶矣。我们的吏治当然有问题，否则司法单位不 会查出那么多贪赃枉法的 案件；我们不少政治人物的确有可议之处， 否则黑金的传言不会不胫而走。不过 平心而论，混沌颟顸的官员现在 大概也很难生存吧。事实上，台面人物无不兢兢 业业，戮力以赴。在 上者不至于无道揆，如果硬把一切乱　　　象的责任推给他 们，归咎 于可恶的政治，社会未免太严以责人而宽以律己吧？这不能真正解决 问 题，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社会出问题，社会本身难辞其咎，恐怕就出在历史家所说的「风 气」上。风 气云云有点玄虚，治学严谨的学者不愿轻易谈论，但它是 确实存在的。譬如空气， 虽视之不见，嗅之不闻，触之不觉，然而是 确确实实的存有。唯其不能视、不能 嗅、不能触，要矫治社会风气所 出的差错便难免有无从下手的困境。现在李总统 提出心灵改革号召， 虽切中时弊，但如何把「心」找出来改革，却不是一件简单 的工作。 　　在千百年中国文化和几十年来台湾社会的背景下，要从心灵改造 来整顿社会 秩序，须要仔细思量，否则又会流于空谈。因为宗教方面 ，我们不是所谓的宗教 国家，中国人有宗教，也有宗教信仰，但不像 虔诚基督徒或回教徒时刻真诚地面 对信仰。社会方面，我们缺乏西方 法治的传统，人人以钻法律漏洞、游走法律边 缘为高明，不把法治当 做文明的指针，也不会认为守法是人性尊严的表现。伦理 方面，近年 台湾社会的剧变大大改变既存的人际组合，不同的年龄层产生不同的 伦理观，过去深入人心的规范在一种无以名之的思潮冲击下，几乎溃 不成军。试 想一个宗教情操淡薄，缺乏法治意识以及伦理规范溃散的 社会，心灵改革的立足 点要放在那里呢？这个问题如果找不到合适的 解答，心灵改革的结局恐怕不太乐 观。 　　对既有秩序的冲击 　　危害别人生命财产之安全的乱象固当予以严厉谴责，但在林林总 总的所谓社 会「乱象」中，客观分析起来，相当多的成分如果看作既 有的秩序遭受冲击的结 果，可能比较容易诊察得社会百病的症结。换 另一个角度来看，台湾今日经济政 治的总总成就，岂不也是冲破旧秩 序的成果吗？当然，我绝对没有意思为危害社 会的乱象辩护，但只想 指出在既定秩序松溃，新生秩序尚未建立时，社会容易失 序，所谓乱 象即是失序的结果。这些年来台湾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局。是一个加速 改造中的社会，自然难免有失序或脱序的现象。 　　对于社会既有秩序的冲击可以分作两类：有目标、有目的破坏， 和无目标、 无目的的腐蚀两类。前者或诉诸革命、暴动等激烈手段， 或以游行、示威　等温 和手段宣示他们的诉求。譬如北爱尔兰共和军 在英国各地的爆破，以及各种恐怖 组织策动的恐怖暴行都属于激烈的 手段。喜湾过去的抗争，不论政治性的或社会 性的都没走上这条路， 仅止于温和手段而已，所以在旧体制崩解过程中，经济还 能成长，社 会还能维持相当稳定的局面。 　　政治游行或环保抗争都有明确的目标和高远的理想，它们的冲击 所造成的失 序，当时没有人认为人心败坏；现在的失序国人却忧虑不 已，惶惶不可终日。因 为我们面临的危机是属于无目标、无目的的腐 蚀，既非政治性的，甚至也不是社 会性的，而是文化性的，它没有什 么组织，但却以随机应变的形式像癌细胞一般 扩散到社会有机体的各 角落，形成一种「风气」。 　　社会的脱序与腐蚀冲击既存秩序的风气，据我初步观察可以分做 几个方面来 说。第一是家庭组织及观念的解体。离婚率攀升，根据统 计，都会的离婚率甚至 高达四分之　一，于是造成许多单亲家庭。即 使有的还维持家庭形式，所谓「家」 的观念及作用也大异于昔；这种 现象虽在农村亦不能免，所以不少有家庭的人其 实过着无家庭的生活 。传统社会的重心在家庭，人群秩序多系于家族伦理，而今 家庭解体 自然是对社会最致命的冲击，当前层出不穷的青少年问题实多导源于 此， 犯罪年龄层下降亦与此息息相关。 　　第二是价值体系的紊乱。在一个快速转变的社会，一方面虽然制 造很多发展 机会，同时也容易诱导投机。他们超越旧制的行为可以获 得超乎寻常的回报，甚 至得到合理化的肯定，价值体系自然趋于混乱 。台湾正经历此一转变过程，我们 对背离传统规范的行为虽抱持客观 评估的态度，不过一些未经时间考验的新观念， 破坏性有余，建设性 不足，似宜予以导正，不能任其自由流窜。其实人类的价值 体系应该 只论是非对错，不应依新旧划分，更不宜有喜新厌旧的偏见。我们以 前 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看不起不劳而获的人，现在人心则期盼能 以最小的劳力 获得最高的报偿。从投资报偿的观点来说，这观念固无 可厚非，不过如果进而流 于「不劳而获」、「好逸恶劳」，便不能不 承认是弊病了。以前的不劳而获有所 谓「卖皮肉」、「吃软饭」，是 可耻的事情，现在「新雅族」或什么「郎」的却 有他们自以为是的人 生观，面对社会而不愧。我们社会的危机，不仅人生目的改 变，伦理 道德改变，更严重的是是非无准则，价值观混淆。 　　第三是对生命的冷感。　台湾社会「物化」的严重性表现在对待 生命的冷感 最为显著，冷感到无动于衷，古人叫做「麻木不仁」。每 天新闻所报导的凶杀案、 自杀案，结束别人或自己的生命，十之八九 都说不上什么意义。漫步街头，多看 对方一眼就可能招惹杀身之祸， 甚至有所谓「暴走族」，你即使不看他也可能挨 刀。至于一言不合而 大打出手，稍受委曲就了断可贵的生命者亦比比皆是。这种 轻贱生命 、不负责任的态度像瘟疫一般传染到社会各角落，将成为台湾社会潜 在 的危险因子，随时随地都　可能爆发。 　　不过相对于生命冷感，我们却又发现另一相反的极端－－即对生 命过度热中 的追求，当今，新兴宗　教风起云涌即为满足人们这方面 的愿望。新兴宗教接近 怪力乱神，一般人崇信或可说斥为迷信，但许 多受过高等教育、有现代知识、新 头脑的人也趋之若鹜，深信不疑， 便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社会生病了，非检讨不可 了。据个人观察，台湾 新兴宗教有一个共通现象，他们关怀的生命多是个体，很 少想到群体 。 　　过度自我中心是当今社会的病根 　　新兴宗教热中的生命仅限于个人的生命，它所反映的社会真实， 虽与社会普 遍存在对生命的冷感似有矛盾，其实二者有其内在的共同 性，都以个人为中心， 这是我们社会病态的根源。由于过度自我中心 ，对自己的生命热中，对别人的生 命冷感，放任自己的好恶，「只要 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能」，于是推衍而成许 多似是而非的人生观， 紊乱既有的价值体系。这种思潮明显地影响家庭。家庭是 来自不同家 族，甚至不同文　化之男女的结合，如果个人过分膨胀，夫妻半合同 体的意识消退，家庭要不解体亦难矣。这种思潮也冲击社会，但台湾 社会比较复 杂，须客观分析。　　　 　　近年社会一连串的「　乱」可能是长期压制后，过去的束缚忽然 松懈而造成 的脱序现象。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个人的解放，是社会 进步的象征。像我这年 纪的人都走过集权之路，都领教过集权主义的 意识形态。回想中学时代，学校最 醒目的标语是「主义、领袖、国家 、责任、荣誉」，前三项属于集体，后两项属 于个人，但个人要以集 体为依皈，奉献给集体才有价值。也就是说，个人人生的 意义是建立 在集体主义的完成之上。这种情形，随着政治改革已经过去，但个人 活力一解放出来却也四处放射，不容易受约束，于是落入另一极端， 过度自我中 心、自我解放。　 　　个人解放意涵个性觉醒，应予肯定，但若过度自我肯定，自以为 是，「天变 不足畏，人言不足惧，祖宗不足法」后，传统价值不值一 顾，长辈训诲不餍所求， 难免不流于放僻邪侈，无所不为。现在许多 人面对社会「乱象」，无不忧心忡忡， 焦虑不已。我也同样忧虑，不 过从长远宽广的角度来思考，也不必太悲观。 　　社会之乱古已有之，大家之所以觉得于今为烈者，诚如上文推断 ，是改革解 放衍生的结果。我们真正进行政治改革是最近十年的事， 十年在历史上只不过一 瞬，它带来的副作用应该再等待一些时间才好 客观论断。这样说并没有任其自然 发展的意思，也不是动不动就把恶 果推给所谓社会转型的「阵痛」。先师沈刚伯 先生论述文化演变，提 出「穷、变、通、久」的原则，依此规律，我们正处在「 变」的阶段 上，当然还不容易看到「通」阶段的曙光。其次，社会是一个有机体 ， 由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组合的复杂结构，牵一发而动全身， 某一部分变革， 别部分若未同步变动，便容易发生不调适的现象。当 今社会的「乱象」有不少是 不能调适的结果。文化调适不可能有立竿 见影之速效，不但需要时间，还不免尝 试错误，走一些曲折的路。　 　　因势利导个体之解放 　　其实天下事物正如《老子》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 较，高下相 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也就是《周易》阴阳相生的 道理。天下事物都有两 面，共生于一体，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 有缺点。长处与短处不能分开，优 点与缺点亦非殊途。正确的理解应 该是长处之处即是短处的温床　，短处之处也 就是长处发展的契机， 《老子》说：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道 出其奥义。 人事之功则在于如何扬　长避短，阐优补缺，如是虽遇祸仍可致福， 今日个体解放所带来的问题亦当作如是观。 　　在「穷变通久」的规律中，既定秩序属于「久」　，僵化秩序属 于「穷」。 个体解放突破僵化的既定秩序，历史经验显示大多是个性 对于群体文化性约束的 反动。我们今日正由「穷」而「变」以求「通 」，颇可从中国历史上封建崩溃与 汉帝国崩溃这两个过程的个体解放 得到一些启示。 　　个体解放蕴育新文化 　　封建社会个人出仕寻求侍奉之主，透过策名委质的礼仪与主人建 立君臣关系， 严格遵守应有的伦理规范，久之这些规范遂变成一种文 化传统，约束自我的个体。 凡符合规范的，便被认为标准的士，标准 确立价值观，塑造做为士者的人格。在 这种传统下，个体存在的意义 是要完成其文化约束。《左传》狼瞫的故事很可以 说明我们的论旨。 　　狼瞫是春秋时代晋国的武士，以英勇过人被晋襄公擢升为车右， 这是封建武 士的极高荣誉。但在对秦战争的前夕，被主帅无故罢黜， 这是封建武士的极大耻 辱。友人怂恿他发难刺杀主帅，狼瞫不从，他 说：「《周志》有之：『勇则害上， 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 也。共（恭）用之谓勇。」武士伤害上司，死后 不能在明堂配享，这 是武士的规范。以狼瞫之勇要杀主帅易如反掌，然而压抑个 性忍受奇 耻大辱，这种文化的约束，即是当时作为士的价值观。狼瞫明白武士 的 勇要为国所用，不是要满足他的个性，犯上不义，反而非勇；他选 择最恰　当的 死法，驰入秦师奋战而死，以此彰显主帅无知人之明， 因而受到人们的赞扬。这 是个体在群体约束下的一种典型。 　　封建武士的伦理规范到孔子时代已经松动，孔子不论自我期许或 教育学生都 超越士的伦理而以君子为典范。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 也，无适也，无莫也， 义之与比。」专门受某种规范叫做「适」，相 反的叫做「莫」。君子对于天下事 物既不专守某一规范，也不专不守 某一规范，而是以义－－自己认为最合宜者－ －为准则。这里我们看 到个性觉醒的萌动，中国古典文化告别旧文化体系，进入 转型时期， 传统的君臣关系遂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变异。尔后孟子宣示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　　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 君如国人（ 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又说 ：「君仁莫不仁，君义 莫不义。」诸如此类的君臣关系可以追溯到孔 子，是建立在相对性上的伦理。相 较于封建君臣伦理，战国这种新君 臣观可以说是在下位者个体的彻底解放。 　　读史的人都知道，战国游士无定主，游商无定国，这个游动的时 代也是个人 最受尊重的时代。这时代百家争鸣，思想既呈现多样复杂 性，尤其富于原创性， 其它奠定中国两千年传统文化的特质也多在这 时成型。这么丰富的新文化和个体 解放应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适性逍遥发挥文化创造力 　　战国的个体解放随着秦国一统而快速地消失，个人逐渐被箝制在 专制体制　 之下，集体束缚个体，其苦闷从东方朔〈答客难〉、杨雄 〈解嘲〉和班固〈答宾 戏〉三篇文章表露无遗。他们三人都向往战国 士人的风发，而对自己遭遇到皇权 的集体性的压抑感到无奈。 　　东方朔清楚地认识到在「圣帝流德，天下震慑，　诸侯宾服，威 振四夷」的 帝国政府之下，国君对于人民个体，「尊之则为将，卑之 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 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 　则为鼠」，个人失去其独立存在 的地位。杨雄也感叹天子眼中所谓 个人「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岛，乘雁集不为之 多，双凫飞不为之少」 ，个人还有什么价值！真是压抑的时代。于是东方朔寄望 于「块然无 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的隐遁生活；杨雄有感于「攫 挐（　　执着也）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高危，自守者身全」，于 是「知玄知 默」，「惟寂惟漠」，谦抑自守。他们二人只有选择隐者 的路，保存上文所说道 家式的自由，在狭小的空间领域内成全自己的 个性而已。班固难然羡慕「仲尼抗 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但 一涉及帝国集权体制，便只好归之于命，于是 以「伯夷抗行于首阳， 柳惠降志而辱仕，颜渊乐于箪瓢，孔终篇于西狩」为师表。 最后他仍 不得不如「和氏之璧韫于荆石，随侯之珠藏于蚌蛤」，和光同尘，期 望 「时暗而久章」。 　　这是个人价值低落的时代。秦汉皇帝制度衍生的普世性集体主义 ，于是养　 成个体压抑的文化，诚如范晔《后汉书．儒林传》所论： 「人识君臣父子之纲， 家知违邪归正之路」，造成魏晋名士所排诋的 「名教」风气。魏晋的风气是对名 教的反动，标榜　自然，适性逍遥 ，任其自为，也就是追求个体解放，个性觉醒。 这种风气与中国文化 主流本不同调，何况当时已衍生不少弊端，近代学者大概受 顾炎武的 影响，多加以贬抑，而能像先师沈刚伯先生那样，看到个体解放带动 文 化革新，予以新评价者甚少。沈先生说，六朝学术新旧激荡，中外 竞陈，思想言 论绝对自由；「男女老　少，方内方外的人士都可登坛 讲演，公开辩论，反复设 难，夜以继日，而绝无挟贵长以凌贫贱之事 。」由于这种个体解放的风气，使得 聪明才智之士率性而行，创造崭 新的文化。故六朝不但文艺创作超迈两汉，文艺 理论更为汉人望尘所 不及。 　　从以上两段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对浮在社会表面的「乱象」不必 过于惊惶， 对于个体解放引发的越轨行为也不必一味谴责。换一个角 度想，其中正藏着无穷 的生命活力，端看我们有没有智能把活力导上 正途而已。 　　极端个体解放的流弊 　　上面说过天下事物阴阳相生之理，个体解放在不同时期也产生不 同的流弊， 譬如战国的市道，六朝的萎靡。封建时代君臣朋友之伦理 典范是像孔子学生子路 那种人，不但「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弊之而 无憾」，最后还为其主人而牺牲生 命。封建武士的伦理到战国代之而 起的是买卖交易的伦理，齐相孟尝君、赵将廉 颇都有亲身的感受。 　　战国的达官贵人流行养士，食客多达数千人。孟尝君原来养 三千门客，失意 时客皆背离，再度得意，门客复返，他不接纳，但冯 驩劝他：「富贵多士，贫贱 寡友，事之固然也。」你不曾见过市场吗 ？天明，大家拥挤夺门而入，日暮之后， 摔手臂也不会碰触人。不是 人性「好朝而恶暮」，分别在于有没有「所期物」在 其中（《史记． 孟尝君列传》）。廉颇的遭遇相同，亦多埋怨，客却教训他：「 君何 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 理也， 有何怨乎？」（《史记．廉颇列传》）不过，我们还是不免要 问，这样的文化是 否适合人的生活？个体解放到这地步，这么自我中 心，会不影响到别一个体的自 主与自由吗？ 　　六朝提倡个体解放那批　人不少是珍惜仪容的唯美主义者，搔首 弄姿，顾影 自怜，和秦汉以来讲究的英雄气慨全不兼容。阅览此时载 籍，不免惊讶与今日风 气何其相似！《世说新语．容止篇》记录六朝 崇尚仪表的故事，仪容的最高标准 要像玉树、玉山，玉或像春月柳， 总而言之，是一种病态美，方能　称作「神仙 中人」。当时第一等美 男子卫玠据说到了京城，「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 体不堪劳， 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他死后还一直被当作人生的典范。 但当侯景作乱时，这种品味的人「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 不耐寒暑， 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涉务》）。颜之 推亲身经验，他到北方 后，常以南朝的歪风当作反面教材告诫子弟。 近来有一些关于青年军训的新闻， 意见纷陈，我不免想我们的社会会 不会走上六朝靡风的路？ 　　心灵改革不能走回心学的老路 　　极端个体解放的流弊在于只关注自己，没有看到群体；只放任自 己的情性， 一意孤行，不愿接受前人的智能和经验。但历史上提倡个 体，强调个人者并不一 定都对自我不加检点，有的反而更加严格，中 国思想史上的心学便非常强调检视 自己的心。不过今日讲心灵改革， 其空谈心不如研究如何落实行为，关怀群体的 行为。 　　重视心者往往肯定自我。心学把自己心的地位放在圣贤经典之上 ，也就是自 我判断高于文化传统。王阳明〈答罗整庵书〉说：「夫学 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 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求之 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 不敢以为非。」他还以经典所载两 则故事为例，舜不告父母而娶，武王不葬其父 而伐纣，对不对呢？战 国时代便有不同意见，按儒家理论也有不同看法，阳明〈 答顾东桥书 〉说，他们要考之何典，问诸何人吗？都不必，「抑亦求诸其心一念 之良知」而已。阳明证得良知后，愈有自信，谤者益众，《传习录》 说：「今信 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乎行去，更不着此覆藏，做得个狂 者。」弟子薛尚谦说： 「信得此过，方是圣贤的血脉。」王学左派把 信心、任性推得更极端，王龙溪说： 「贤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 毫不从人转」（〈与阳和张子问答〉）。说穿了， 只有相信自己而已 ，这种想法很对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胃口，但这条路走 得下去 吗！　 　　顾炎武鉴于王学末流造成的弊端，于是提出「亡国」和「亡天下 」的分辨， 用他的术语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 率兽食人　，人将相食， 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亡国属于政治层次，亡天下则是 文化层次。顾炎武说：「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 有责焉。」这是古代 的概念，与今日情况不切合，因为民主化的时代，人民是国 家的主人 ，国亡人人是有责任的；不过他指出文化的崩溃责在匹夫则是警世之 论， 值得我们三复斯言。面对因文化失调而衍生的社会「乱象」，任 何人理应当仁不 让，筹思补偏救弊之道。我们既然认识到社会的病根 在于文化，便不宜哗众取宠， 事事归咎于上，更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 ，重整社会秩序，人人有责。 　　社会重整系于个人 　　孔子讲的论理规范折衷于个体解放和集体和谐，他说「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并不只维护君权父权而压抑臣子。在他之后儒家讲述 的五服制成为中国传统社 会结构的骨干，根据我的研究，是以个人做 为同心圆核心的人群结合。五服制以 丧服的轻重和服丧期间的久暂显 示人际亲疏远近的关系，其亲疏远近皆以个人为 出发点，向外延伸而 构成不同的人际网络。所以从传统社会的本质来看，我们不 能说以前 没有个人的存在，不过比起现代，以前比较考量个人在群体的角色， 以 及整个群体的和谐变稳定而已。 　　上文说过，我们社会的问题出在文化上，今日「乱象」虽与个体 过度解放有 关，但我们要从事心灵改革这一艰巨工程，恐怕不宜再在 「心」上深掘，回头看 看孔子所讲求的个体与群体之平衡，也许还更 容易落实。 　　从本文所论的历史事例，我们发现战国的个人解放不忘天下或国 家，战国诸 子的立论多以天下　和平、国家安危、人民福祉为其终极 关怀。六朝的个人解放 不忘家庭，清谈名士虽然在外放浪形骸，但家 门之内多趋谨肃。明代中叶以后的 个人解放，　像心学者流，他们反 而更加约束自己的心，不忘记人心的重要性。 台湾当前社会任何权威 都有人会挑战，任何藩篱都有人想突破，在此个人觉醒、 个体解放的 风气下，社会更需要的是自重重人、自尊尊人的醒悟。我们应该扬弃 「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这类似是而非、不负责任的观念。心 学的现代意 义不是强调个人人心的判断高于文化传统的准绳，应该多 讲「反求诸己」，重视 自我反省和鞭策。本文已一再肯定个体解放是 创造新文化的契机，重视个体，然 而我们不但要问国家社会为你做什 么，同时也要问你为国家社会做什么。甘乃迪 总统这句名言对当今台 湾社会，实有当头棒喝的作用。 　　国家的基础存于社会，社会的前途端看风气，风气的良劣则系于 个人。不要 看轻自己，但也不要目　中无人，人己之间维系着感通平 衡的关系，社会秩序之 重整才有可能。 　　建立「为人即是为己」的人生观 　　世界各种主要指导人生的思想和信仰都重视个人的主动性和在群 体的关键地 位。佛教讲慈悲，讲施舍，基督教讲爱人，甚至爱你的仇 人，都离不开个人的主 动性。 　　一个和谐的社会，其组成分子应该都是完备的自我，所以个体与 群体的平衡 并不是双方各取其半搅和在一起，而是在完成个体中成就 群体，个人价值的评量 应以他对别人的服务贡献为准则。《老子》说 ：「既己为人己为有，既己与人己 愈多」，就是这道理，有这样的信 念，才可能「生而不有，为而不侍，功成而弗 居」，因为「唯其弗居 ，是以不去」。或说这是阴谋，实在不明天道，亦不明人 道。个人的 价值系于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史实昭彰，我们应该有这个抱负。 个 体对自我有高度的反省力，对别人有同其情的胸怀，才称得上 真正的个体解放。 这两点正是孔子讲的「反求诸己」和「推己及人」 。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尽己而谅人，在我们这个弥 漫自我的社会，孔子的话就像暮鼓晨钟一 般发人深省。 怎么落实呢？正规教育体系有责任，传播媒体有责任。教育不但 要 发挥人的潜在才能，而且要激发作为人的高贵人格；传媒审视自己 对社会的影响 力，要好好珍惜社会的公器。当然重整社会秩序最根本 的是要你我都来承担，这 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