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
周汀
战略与管理 9904
中国的现代化历时一个世纪有余。相对于从传统农业走向工业文明而言的现代化过程，首先是经济的有效增长和国民福利水平的迅速提高。与可参照的国家和地区比较，中国应当跨入了上中等、并接近高收入国家行列，但除港澳、台湾地区外，大陆的人均 GNP 只有 860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尚不足 700 美元。按照人均 GNP 低收入国、下中等收入国、中等收入国、上中等收入国和高收入国划分，再考虑到中国大陆 GNP 指标掺水的严重情况，中国仍然没有走出低收入的陷阱 ( 低收入 785 美元或者更少，下中等收入 786 ～ 3125 美元，上中等收入 3126 ～ 9655 美元，高收入 9655 美元或更多 ) 。短缺的深化扭曲表现为买方市场形成的假象，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在中国每天生活不足 1 美元 ( 月平均 250 元 ) 的人口占 22.2 ％，每天生活不足 2 美元 ( 月平均 500 元 ) 的人口占 57.8 ％，还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上，列 133 个统计国家和地区的 109 位。虽然低收入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持续现象，分配的不公正程度甚至已经在任何水平上超过了发达国家，样本国家的平均吉尼指数只有 30 ％，中国则高出 11 个百分点 ( 参见下表 ) 。一个世纪以来，除去战乱、灾害带来的发展障碍，多年来的中国经济一直在以不低于 7 ％的速度增长着。但是，维持近 20 年平均 8 ％以上的增长速度大约需要不低于年均 25 ％的投资增长，这在世界已属罕见。人口增长得太快似乎是对人均收入低下的一个解释，即使将人口减少一半，人均 GDP 仍然不高。按照莫氏标准，中国仍然不属于一个现代化国家 ( 参见下表 ) 。当我们为贫困、落后寻找原因时，必须看到，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伴随着知识产业化带来的创新和发明所起的作用。
一、知识产业——现代化的“火车头”
1962 年，马克卢普发表《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提出知识产业的概念。 1977 年，马克·波拉特完成《信息经济》研究报告，他把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改称为信息产业，并按产业分化和各产业发展速度的快慢提出“四产业”划分法，将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依次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四次产业的划分不是简单的分工深化问题，而是标志着人类现代化的水平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知识产业为主导的经济时代。知识产业的行业是多方面的，如人力资本形成业：教育、培训；知识制造、传媒业：图书出版、报纸期刊、文学、曲艺、影视、戏剧、音乐、广播电视、通讯、信息机械 ( 打字机、计算机、现代通信技术、自动控制系统、信号装置 ) 、金融服务、专家咨询 ( 档案储存、贸易谈判、专门建议，以及法律、工程、建筑、医疗、会计、审计服务 ) ；知识创新业：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开发、管理、制度、组织的创新活动，等等。
1996 年经合组织 (OECD)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人类正在迈进一个以知识 ( 智力、智慧 ) 资源的占有、配置为基础，进行知识生产、分配、使用 ( 消费 ) 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 1998/99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称：“知识就像光一样，它无重量，不可触摸，却可以轻易地畅游世界，并给各地人民的生活带来光明。”知识不可能是静态的，也不可能仅向一个方向运动。相反，它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包括所有创造和使用它的人们在内的网络中交互地来回持续运动。知识在扩散过程中产生的升级和知识升级对扩散的深化，形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创新过程，使知识产业出现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与资源的对比正在发生变化，在决定福利水平的诸要素中，知识正在成为最重要的因素，知识产业化带动的技术类产品已经占世界贸易品的 72 ％。
知识产业是以高科技化、高附加值为特性的，这部分地解释了低投入高回报、现代化加速度的原因。知识进步在四个水平上丰富了生产率增长的源泉： (1) 资本的技术含量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美国从事农业劳动的 3 ％人口所生产的农产品足够美国人消费有余，并且大量出口；农民一小时的工作相当于 50 年前一周的劳动量。 (2) 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和培训，劳动力质量提高。美国每年正轨教育的支出达 3000 亿美元，培训支出 1000 亿美元。一个教育程度更多的劳动队伍是对生产率提高做出贡献的首要因素。 (3) 知识进步促使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重新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典型知识进步型国家第二产业对 GDP 的总贡献率下降到 32 ％，农业占 GDP 的比例仅为 2 ％，富不在农；知识密集的第三产业占 GDP 的 66 ％，知识作为资源基础使较低水平的投入也能换来高水平的产出。 1980 ～ 1995 年高收入国和世界均等化模型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下降了 1 ％、 2 ％，单位劳动生产率却在提高；第二产业则各自下降了 5 ％，资源高消耗型的重化产业在 GDP 比重中降低；知识密集的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了 8 ％、 10 ％， 1996 年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接近 80 ％，出现了典型的内生增长的特征，尽管发达国家在 1990 ～ 1995 年间国内投资出现－ 0.2 的增长，仍能够换来平均不低于 2 ％的增长速度；这种趋势在国际均等化模型中也得到了验证，同期 0.8 ％的投资增长，实现了平均 2 ％以上的增长。 (4) 人与自然的传统关系发生转变，“原子经济性原则”和绿色化学，即在获取新物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每个原料原子，实现“零排放”，不仅充分利用资源而且优化了环境。有机农业、生物工程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会带来土地性能、种子质量、劣等地升级、栽培农艺的深刻变化。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无公害利用，清洁能源、资源的发现与利用，都说明资源配置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知识产业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器。一体化使知识质量和传播速度空前提高，经济一体化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或者经济运行所处的一种状态。作为一个过程，它包含着消除了不同国家经济单位的差别对待；作为一种状态它表示各国经济之间存在着指导经济运行的统一标准。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是地区性消除关税壁垒，建立了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又超过这个限制，因为它保证生产要素在诸国之间自由流动。完全的经济一体化意味着统一的世界市场和经济政策，其最高形式是全球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权威机构，制订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的政策。随着知识进步领先国的创新和全球跟进模仿，统一的技术标准、语言、工艺商检规则、计量准则、制度结构、交易规范、结算方式逐渐形成。自 90 年代起，全球“可竞争的世界经济值” ( 向产品、劳动、资本市场开放的全球商业资源 ) 已经从 1995 年的 8 万亿美元增加到 1997 年的 21 万亿美元，其中世界性投机资本就有 1.3 万多亿美元。按照这样的速度，我们正处在一场为期 50 年不可逆转的世界经济变革的开端，从一系列局限在比较封闭的国家经济中的本地行业，转变到全球竞争的市场。在规模扩大的世界舞台上，在力量和机会的竞争中，信息不完全和机会主义的存在，技术替代的周期缩短和日益扩大的全球流动，既增加了获利机会也带来瞬时崩溃的可能。没有来自知识产业创造的高品质人力资本、知识创新和吸收、机会发现，一国就不可能分享世界一体化的福祉。
知识产业的创新活动使技术生命周期缩短，时间效果变成基本的生存手段。最近 20 年累积的工业技术 30 ％已经过时，电子领域 50 ％被淘汰。科技成果转化为应用的时间缩短，从技术上可行到商业性应用，本世纪初为 30 年， 40 年代为 7 年， 90 年代为 2 ～ 5 年。美国商务部 1998 年在一份《崛起的数字经济》报告中指出，互联网上的通信量每 100 天就增加 1 倍， 1994 年互联网用户只有 300 万，网上交易不过 50 亿美元，但 1997 年用户已经达到 1 亿，美国和加拿大通过环球网购物的人数已经从六个月前的 470 万增加到 1000 万。商务部预测 2002 年交易额可能达到 3000 亿美元， 2 亿人入网。目前，互联网已经覆盖了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接着 6000 多万台计算机。无线电广播问世 38 年后才拥有 5000 万听众，电视出现后 13 年拥有同等数量的观众，而互联网仅在三年内就增加了 7000 多万用户。时间已经变成国际竞争相对优势的要素，个人、企业、政府都面临着时间效果的检验。高附加值产品一经出现，创新模仿、降低成本、提高品质的替代产品和服务很快就会出现在市场上。如果没有从创新设计到成果商品化的时间最小化，高附加值的特性会很快消失，巨大的投入可能根本没有收回的希望。
整个 20 世纪，知识以各种形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些有效地开发和管理他们知识资产的国家发展得更好；拥有更多知识的企业比知识较少的企业在整体上运行得更好；具备更多知识的个人得到更多的收入和比较丰厚的工作。知识的战略地位强调要增加研究和发展、教育和培训的投资，也强调其他无形的投资，即发展知识产业。几十年来，大多数国家的无形投资比有形投资增长更快。因此，政策的框架应该侧重于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知识的创造、应用能力。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创造条件引导企业进行知识投资和创新活动，以促进技术变革。知识产业的创造力在加速度，专利申请从 1989 年的 40 万件增加到 1993 年 200 万件；信息技术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发展中国家要提高他们产品的价值链就得提高知识的生产率，否则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将降低。
回顾 20 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那些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国家肯定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掌握了依靠知识的产业化经营获取知识的路径、提高了知识吸收能力、为全体公民改善了交流手段；发现了绕过信息失灵的道路，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它们使知识的力量得到扩大、延伸、让知识照亮了现代化的道路。知识产业化带来的三次产业技术升级和知识高科技化使现代化过程呈现出一种称为“圆满的经济增长”境界——经济系统的演变维持了各个经济部门中劳动力接近充分就业，又维持了各个部门中生产能力接近充分利用，人与自然开始出现协同进化的趋势。依靠知识进步的增长方式既存在新生带形成、改变传统经济进化路径的前景，又产生“蛙式跳跃”的可能。自 60 年代起，迅速实现知识市场化、货币化和产业化的国家大多实现了繁荣。
二、知识产业对中国现代化的制约
中国现代化水平落后的直接原因是知识进展的滞后。如果我们把整个 20 世纪分为四个 25 年的话，前两个 25 年只是一个延长的启蒙期，出现了以文明、科学、民主、现代技术代替愚昧、迷信、专制、传统手工劳动经验的努力，但知识的产业化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它所带来的最后结果是中国大陆地区形成了一种以小农自然经济为价值基础，以军事共产主义为基本活动方式，轻视现代科学技术，蔑视科学管理的赶超模式。在这个基础上，第三个 25 年或稍长一个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则是以对知识深深压抑的方式实现的，知识的绝对意识形态化、闭关锁国和信息传递的神秘主义气氛，使吸收世界先进知识、创造本国知识、解决信息对称等，实现知识产业化的努力在任何方面都变得困难重重。第四个 25 年或稍后一个时期开始的知识产业化过程带有恢复性增长的特征。到 1997 年，中国已经拥有 2759 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 亿多教育、培训接受能力、 68814 多个科研开发机构、 50000 多家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80513 个文化媒体单位、 25764 个医疗卫生机构和数以千计的咨询、中介机构，每年支出了占 GDP0.5 ％的科研经费、占 GDP3 ％的教育经费。国有资产的 1/4 以上在知识产业，政府的财政支出还引致倍数的民间投入，尽管中国受人均国民收入低下的限制，知识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不足发达国家的 1/4 ，由于人口基数太大，很低的人均需求也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政府行为出现了向知识进步主导型转变的努力， 1980 年起，日本的“科技兴国”、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90 年代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和“国家创新体系”、欧洲的“创新文化和欧洲升值”、东亚“多媒体走廊”和“信息科技岛”相继提出，标志着全球进入了知识产业升级热。受其影响， 80 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张，为知识进步奠定了基本的国家理论。市场取向改革的加速进一步创造了竞争中发展的条件，知识密集型劳动出现按照市场供求调整结构的趋势， 1978 年起到 1996 年，农业、科研、卫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在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下降了 4 ％、 5 ％、 13 ％、 7 ％，而教职人员上升的幅度高达 29 ％，表明教育的基础地位正在得到加强。教学研一体化的体制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完善，科技界相继发动了“ 863 计划”、“星火计划”和“火炬计划”。 90 年代教育前所未有的发展和体现知识升级、普及的“ 211 工程”、“希望工程”、“国家技术工程创新纲要”，仿照“剑桥科技园”等海外模式出现的北大、清华教研产一体化、中科院的一院两制，这些都体现了与国际水平同步运作的努力。在有限的领域，科技创新已经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 1996 ～ 1997 年知识经济在国际社会一经提出，国内立即作出反应，科技界随即提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想。但是，仍有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1. 人力资本严重不足，运用能力低下。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是教育，中国拥有一个 1061.2 万教职员工、 20602.4 万在校学生的巨大教育业，教学和管理人员与学生的比例为 1 ∶ 19 ，仍然处在劳动密集的状态。按适龄人群组划分，小学入学率大约 99 ％，各类中等教育近 70 ％，但普通高中升学率仅有 46 ％，在校学生占人口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2.1 ％下降到 1994 年的 15.22 ％， 1996 年回升到 16.95 ％，应受教育人口没有因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比增长。在年均 600 万人的高等教育容纳量中，近 50 ％属于成人教育。体现一国知识升级水平在于正规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中等收入以上国家高等教育接受率平均已经达到 30 ％以上，发达国家超过了 56 ％， 1980 年～ 1993 年间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接受率提高了 21 ％，中国仅为 3 ％，且高等教育接受率不过 4 ％，知识升级的程度较低，结构失调。按照现在的财政性投入增长速度，高等教育接受率不可能迅速提高。采取控制高等教育总量增加、抑制专科院校升级的政策，其实不利于知识升级；而没有普遍的知识升级，依靠“扶阿斗”来培养人才，创新就没有广泛的基础。在条块分割和二元体制的作用下，虽然增加了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在总人口的比例，却导致有限资金分散使用，规模不经济，这种万箭齐发的办学方式已经带来了严重的质量问题。没有什么比人才的假冒伪劣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来说更具有灾难性了 ! 知识升级离不开普通高中教育的普及，人力资源没有在这个层次最大限度地开发，潜在的“人才”在“摇蓝”中就被淘汰了。
人力资本形成离不开医疗卫生和保健业，这个行业在城市长期作为社会福利而不是产业对待的，而在 10 亿人口的农村则没有可能正常发展。 1978 年以来，卫生机构、医院、医院床位和每千人床位分别以年均 0.60 ％、 0.3 ％、 3 ％和 1.2 ％的速度增长，但仍为知识产业中增长速度较慢的领域。残弱病人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上海市对 6 个月～ 6 岁儿童的调查发现，残疾弱智儿童竟达 7 ‰以上，如果考虑到条件很差的 10 亿人口农村，这个数字会超过 10 位数，这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本存在严重的体能问题。与之相对，财政性的预防和医疗投入严重不足。如果没有对医疗“福利性公共品”的彻底改革和经营体制的重大调整，如果不能为公平竞争创造必不可少的所有制条件，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会逐渐放慢，并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2. 知识传媒、创造业垄断和无效“精神产品”并存，拉下了知识产业的现代化水平。在这个巨大的高附加值行业，中国的产品和服务至今为止还没有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分析该行业的收支能力，总量统计并不能反映行业的收入状况和纳税能力。从表中可以粗略显示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产出，这大概是一个 700 亿元左右的市场。据最新估计行业资产大约 700 亿。 1996 年，在 33 万人就业人员中，研究生学历 0.3 万人，本科学历 2.3 万，缺少行业知识高级化的特征。自 1990 年以后，行业增长速度明显放慢，新品种开发能力弱。引进翻译、重复出版多，依靠行政发行制造毫无使用价值的“精神产品”，甚至粗制滥造、盗版侵权有增无减；条块分割，政府部门高度管制；作者创造、政府部门主管、出版商编辑、经销商推销的分配机制，已经严重地妨碍了行业创新，甚至造成图书价格太高，抑制了总需求。
杂志、报纸发行同样是增长最快的行业。 1995 年期刊已达 8135 种，总发行量由 1978 年 7.62 亿册增加到 1995 年 23.37 亿册，年均增长 7 ％，但赢利期刊仅占 9.4 ％，收支相抵占 29.1 ％，亏损 41.4 ％，如果没有行业垄断和变相的财政支持，亏损面更大。报纸发行量年均增长 12.32 ％， 1995 年开始，种类、份数、册的增长速度放慢（仅增长 1.2 ％）；广告收入还没有变成收入的主渠道；行业的意识形态管制最为严格；对政府部门报业、期刊的优惠和行政强制征订，导致报业缺少公平竞争的环境。报刊经营与一般国际惯例相差太远。 1997 年美国报业总收入 514 亿美元，其中广告收入占 80 ％，增发量收入占 2 ％，报纸收入只占 18 ％。在中国，由于报纸、期刊的意识形态化、政府直接管制和变相的财政性供养，抑制了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文化影视诸业，可见于中国统计年鉴的年预算支出大约 236161.5 万元，艺术表演团体的经费自给率只有 38.7 ％。广播影视、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站还大量依靠财政性支出，文物、博物馆经费的绝大部分经费来源也是如此。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是图书馆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从预算结构来看，相对支出仍然不足，而对艺术团体、文化馆站的支出比重偏高。后者绝大部分应该以来自产品和服务创造的盈利能力生存，而不是花纳税人的钱来维持。 1978 年～ 1996 年，电影放映单位、艺术团体、文化馆分别减少 40 ％、 15 ％、 4 ％，广播电视单位、图书馆、博物馆分别增长 90 ％、 110 ％、 300 ％，市场潜力很大的影视、传媒业迅速发展，没有市场需求的组织开始缓慢退出，市场调节发生作用。艺术团体演出的观众， 1994 年为 40934.6 万人次，如果平均每人次消费 10 元，这个市场应该有 40 亿元左右的票房收入，影视和媒体收入比这个水平要高些，加上广告收入，市场潜力很大。 22 家国有制片厂分割着大部分影视制片，来自政府和公有制企事业的投入比重最大，市场收益率也最低。据估计，电视剧盈利的不过 20 ％，收支相抵 20 ％， 60 ％入不敷出，大量的政府性投入降低了行业盈利能力。 1994 年科教片投入严重不足，产出甚至下降到 1963 年前后的水平；反映国家政治、伟人生涯、历史事件的纪录片增长最快；海外故事片正在以扩大的规模填补着国内空白。中国传媒业处在高度的政府垄断经营之下，政府支持的产出具有成本高、见效周期长、竞争力差的特点，垄断构成行业获利的源泉。一些民办文化经纪公司大多规模狭小，缺少长期发展战略，家族或兄弟合伙式的经营方式以及技术水平落后制约了该行业的发展，民办咨询业的发展水平更低。在这个行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是信息技术产业，“八五”期间以年均 35 ％的速度增长。
3. 知识进展的微观基础薄弱。知识创新缺少微观主体，知识及其他产业的高级化程度决定于一国科研开发的创新能力，创新是对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及体制决定的运用能力的回应。中国科研开发人员、机构和投入在经历了改革前 28 年的徘徊之后，于 1978 年开始迅速增长， 1990 ～ 1996 年间，科研机构年均增长 4.9 ％，企业、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分别增长 11.6 ％、 17.3 ％，科研支出年增长 23.9 ％，技术市场的成交额在成倍增加，依靠技术进步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但科研支出占 GDP 的比例反从 0.7 ％下降到 0.5 ％。科研开发仍然处在模仿跟进、引进为主阶段。国家、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共 110 多个，根据 1993 年的数据，人均产值不过 8000 元，毫无高附加值的特征。全国县以上研究机构也处在收不抵支的状况，支出中能够用于科研项目的只有 36.3 ％，创新投入不足。 1990 年～ 1996 年间，重大科技成果年均增长 2.6 ％，国家级发明奖年均只增长 1.0 ％，国家科技进步奖出现了年均 8.4 ％的负增长；资本、劳动和科研机构均以高速度增长，而三项科研成果的增长则处在颓势状态。总投入的产出效绩不高，还可以从专利申请与批准量得到验证。发明申请量和批准量 1990 年为 37.8 ％， 1995 年和 1996 年则分别降到 14.4 ％和 10.2 ％；虽然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有较大增长，但与国际标准确定的 11 个高新技术领域联系不大。尽管中国高新技术在 1980 ～ 1995 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为 24.09 ％，高出全国年均工业增长率近 3 ％， 1995 年高新技术产业占 GDP 的 13.05 ％，占职工总数的 8.47 ％，但高科技对 GDP 的贡献率仅占 13 ％，低于马来西亚的 16 ％（发达国为 60 ％以上）， 1980 ～ 1995 年高技术产业的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还出现了下降。日本 1991 年信息产值 500 多亿美元，从业人员 100 多万，占世界信息总产值的 25 ％，中国只不过占日本产值的一个零头，但从业人员竟有 110 万多人，完全没有高附加值优势。
作为创新主体的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已经达到 10931.5 亿，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企业负债比例已高达 67.1 ％，偿债能力只有技术等级的 1.4 倍 ( 利润率与银行贷款利息比 ) ；企业结构极不合理，资本集约化程度极低，不可能成为创新主体。知识产业化的人力资本绝对不足与严重浪费并存。中国的文盲大约 1.5 亿以上，小学或不足小学文化程度的约占 4.2 亿；中学入学率在该年龄组中男女生分别为 60 ％、 54 ％，近似 19 世纪末欧美国家水平；甚至到了 90 年代，高等教育接受率仍然不高于低收入国家 80 年代的平均值，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9 个百分点，高等院校的容纳量不足美国的一半，人口则是美国的 6 倍，知识密集型劳动绝对缺乏。另一方面，数量和质量都十分有限的知识高级化人才不能充分加以利用，闲置浪费惊人。据一项统计，在 1003 万科技人才中， 85 ％能力运用不足或基本不能发挥作用， 30 ％处在闲置状态，仅有 15 ％发挥了作用。
4. 信息产业技术处在落伍的状态。迈向 21 世纪的主导产业——电子信息技术，中国还处在落后水平，发达国家微电子技术已进入 0.3 微米，而中国还是以 3 微米的工艺为主， 1.2 微米刚进入工业化生产。 1996 年电子工业企业效益增长缓慢，经济效益不能与生产同步增长，生产增长 20.7 ％，销售收入增长 18 ％，利税仅增长 5 ％，利润略有增加；百强企业中利润增长只有 44 家，负增长的 56 家；全年亏损企业 1488 家，增加了 196 家，亏损额 35 亿元，增长了 59 ％。从国内市场占有率分析：摩托罗拉的无线通讯产品占中国市场份额的 80 ％，微型计算机中真正国产化的不过 15 ％，程控交换机行业外资控股 90 ％；即使中方存在对部分通讯合资企业的控股权，由于外方掌握着产品的关键技术，仍然被人控制。
5. 从选择到有效实施还存在严重的时滞。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大约历时 15 年才明确定为基本国策，作为主导产业的知识行业所必需的制度、政策和组织改进显得相当缓慢。发达国家的知识创新战略在 80 年代起已经成功运作，但在中国引起高度重视的范围还主要在科技界。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一直处于科技竞争力世界领先国的“幻觉”中。据国内最新报道：中国国际竞争力从 1997 年 27 位升到 1998 年的 24 位，科技国际竞争力 1996 年在世界排名第 26 位， 1998 年从 1997 年的第 20 位，跃居第 13 位，借此说明中国的世界领先国地位。瑞典国际管理学院进行的评估范围只有 46 个国家及地区，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和指标体系科学与否值得研究，因为它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个经济总体实力和科技竞争力如此在前的国家仍然属于欠发达国家，能源利用率之低居世界之首这些奇怪的现象？衡量一国科技竞争力不仅在于它的科技存量，更在于其创新潜力及运用能力。照此标准，中国仍然属于一个知识贫困、科技落后的国家。虽然有高技术企业 50000 多家，但多数规模小，缺乏与海外公司的竞争能力，科技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低，并带有综合指标落后的特性。与 80 年代欧美、东亚国家相比，人均经费只是发达国家的 1/10 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 1/5 ，全国财政性科技投入经费还不抵一个跨国公司的水平，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 25 ％左右，在技术生命周期迅速缩短的今天，等于从事了大量空耗钱财的开发活动。 1981 ～ 1991 年，中国技术及装备引进耗资 2000 亿美元，其中技术引进 245 亿美元，这比日本 1950 ～ 1975 年 25 年间引进技术的费用还多（日本引进技术 25700 项，支付 57.3 亿美元），日本则实现了自主创新、出口替代的战略转移，中国甚至到了 1997 年仍然是高新技术的入超国（ 170 多美元）。
6. 财政性投入严重不足，资金运用效率很低。虽然中国财政支撑着教育、医疗、保健、科研开发及其他知识产业的绝大部分，支出比重已占财政总支出的 21.43 ％，加上相关支出，不低于总支出比重的 35 ％，增量支出也占 22.7 ％。由于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低和单一的投资体制所致， 1997 年财政性教育投入 2700 亿，比 1996 年增长 20 ％，对 2.3 亿学生来说人均只有 1000 元，而培养一个大学生一般年均需要 1.5 万。由于知识进步条件事业的基数原本很低，有限的增加仍然难以支撑科教兴国战略。加上中国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下降，知识进步事业的支出严重不足。 1997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25300 亿元，由于主要投向实物生产领域，加上中央、地方两级预算内投资仅占 4 ％左右，可用于支持知识进步的资金更加短缺。在中央和地方两级预算 2300 亿元总投资中，中央财政投资因部门和地方总量支配的优势明显弱化，已经无力从宏观角度改变现存的知识产业结构状况，实现技术升级。在经常性支出中，虽然知识进步条件事业的支出明显增加，相对于其他项目、公检法和国家安全支出的年均较高增幅，教育、科研开发等支出的增加并不很大。 1998 年增发的 1000 亿国债，四项基础设施投入中，直接用于知识进步事业的聊胜于无。即使 1999 年中央财政本级教育事业费将增加 26 亿元，增长 21.4 ％；增加科研投入 8.2 ％，即使财政支出兑现了政府关于教育和科研开发经费分别增加到占 GDP3 ％和 1.5 ％和年递增 1 ％的承诺，但相对所要履行的科教兴国战略，现有财政资金供给仍然不足。财政支出缺少支持知识进步的结构效应，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支出补贴政策的福利性强，促进知识进步的功能有限。由于中国决策管理的知识水平低，缺少科学精神，纠正误导决策的机制很不健全，拉下了有限资金的运用效率。据统计，国家通信设施建设总投入约 1000 亿元，设备利用率仅为 15 ％，微机的上网率只有 3 ％。知识经济型国家 80 ％以上为资源投入， 20 ％为设施；中国 90 ％为设施，仅 10 ％为资源。国有信息机构占有 80 ％以上的信息资源、设备和人员，人均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比发达国家低 2 ～ 3 个数量级，文摘数据库、专利数据库、文献数据库的利用率一般只有 20 ％～ 30 ％，信息服务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很低，这种本末倒置的投资，浪费惊人。 90 年代发布的产业政策仍然以传统产业的模仿跟进为主，教育的基础地位、高新技术的科研创新其实没有成为重点； 1998 年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 20 类 445 项，虽然体现了对高新技术的重视，但是，知识产业仍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主导产业处理，尤其是管理没有作为产业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
三、知识产业进展滞后的深层机制
1. 国民经济指导方针存在不足。近 50 年的复兴开发，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之上的。这样的指导思想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将教育摆在基础地位，发挥科研开发的主导作用，实施知识的产业化，以增加物质财富的知识含量。贯彻这样的指导思想还必须围绕目标驱动型的实物量增长方式行事，中央政府确定实物量指标，逐级分解，承诺在某个期限内“赶超英美”或者追上发达国家，这几乎变成历届政府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习惯。从“赶超”、“翻番”到增长速度的逐年确保，都隐含着实物产值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权。完成实物量指标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追加资本和劳动，无论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基础设施投资热，都反应为知识产业的投入不足。这样的攀比竞赛形成了一套颠倒的程序：知识进步本来是支撑现代物质财富的基础，却变成了这个基础上的辅助物。缺少知识进步支持的再投入既降低了实物领域的产出水平，又因为资本、劳动对实物产业的过度倾斜，使知识的产业化、商品化缺乏资金和政策支持，而政府对知识产业的高度管制则遏制了通过市场竞争求发展的可能。这一推论可以从中国 90 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科研开发经费不足、高等教育接受率低、知识创造业仍然处于财政供养状态得到证实。增长、就业、结构调整也只能在实物领域循环，高投入低产出最终会限制这样的增长方式延续下去，使充分就业的有效增长目标落空，在既定方针的作用下，必然触动新一轮实物资产投资热和缓慢的知识进步再循环。虽然每一次循环都出现了知识进步，但幅度不大，新型产业得不到开发，解决就业问题只能在实物领域默认冗员众多的虚拟就业，甚至造成近年知识密集型劳动力就业困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够形成 30000 亿元的物资积压、毫无效益可言的基础设施工程、过剩的机场和楼堂馆舍，但支持知识进步事业的财力却一直不足的原因。
2. 体制内生地抑制知识进步。知识进展的程度是对一国基本制度适应性的回应。是否最大限度地推进知识进步始终是衡量 20 世纪各种制度效绩的关键指标。在预算约束下，体制是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怎样分配的制度集合，传统经济体制决定了政府对稀缺资源配置的优先权，官本位对知识主体的排挤权，迷信崇拜对科学的压抑权，计划配置对市场竞争的排斥权所形成的管制，使知识产业和服务不可能按照市场需求发展，高成本、低品质变成了持续的现象。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使知识进步主体得不到应有的收入；承包经营责任制又不能使他们得到公平的收入，这两者都挫伤人的首创精神。政府的补贴政策只能用于济贫，不足以激励知识创新。既然企业忽略科技进步照样可以活下来，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就没有动力。政府一方面控制着整个产业，一方面能够给予的财政支持又力不从心，有限资金只能按照基数法分配，创新缺少激励，这种状况一直在延续。在知识收益的分配权方面，平均主义仍旧是大部分知识业的分配原则，知识密集型劳动的个人收益率与典型知识进步型国家相反。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期间，发达国家的教育收益是非技术人员的工资降了 30 ％，技术人员工资明显上升，而中国却出现了“脑体倒挂”的现象，“高文凭成花瓶”，“文凭竞争”中优胜劣汰的作用十分有限。部门内部的平均主义，福利均等化分配 ( 住房、医疗、其他活福利 ) ，往往比工资收入还多，知识的分配优先权不能体现。 80 年代起的“孔雀海外飞”、“倩女另嫁”浪潮都降低了中国的科研开发能力，据 1977 ～ 1994 年间的 17 年统计，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为 71144 人，回国仅占 44.4 ％， 80 年代起回归不过三成。尽管政府意识到后继教育的重要，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培训，但体制不顺、费用昂贵、效率不高。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统筹兼顾的辨证性支配原则下，有限资金更加分散，缺乏确切的政策评估准则和预算约束，财政性资金还没有按照国际通用的竞争性招标和 BOT 方式配置，基数分配法使一些质量不高、缺乏科研能力的组织照样得到政府资金支持，进行了许多力不从心、最终没有成效的项目开发。国有企业拥有绝大部分的国有资产、科研设施和专门人才，却没有成为科研开发主体，创新动力严重不足，科技进步的微观基础薄弱。中国社会既缺少鼓励创新的诱导机制，又缺乏一个鼓励矫正误导选择的激励机制，个人、组织为纠正误导选择所付出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以至完全不值得这样去作，这一直是中国各个层次屡屡发生灾难性选择却不得纠正的深层原因。
3. 知识的意识形态化抑制了知识的市场化。专断的凝聚力需要一个盲目崇拜的意识形态。工业革命以来知识的巨大进展之所以超过农业千年文明的关键，是自由竞争制度的发现。与此相适应，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商品、知识就是金钱，变成了支配性的价值判断。衡量知识价值的尺度是货币而不是来自特别利益集团的恩惠或赏识。知识没有国界、没有阶级、没有种族之分，它的活力来自不断增值的价格，而不是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科技立国、教育为本及知识价值至上却长期不为社会真正接受。封建主义的独断和小农意识的愚昧无知往往把信仰变成迷信。在本世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荒谬国策已经背离了现代文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意识形态的过滤，都没有把知识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加以处理。在拘泥于有限的范围内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做法，造成难以将相应的管理知识以及必须的价值判断作为人类科学的共同财富来汲取，“剔除糟粕”的结果是丢掉了精华。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利益集团由于既得知识的再生产已经成为个人和组织最大化的资源，尽管这些知识已经过时，但权利使他们仍然重复着“供给创造需求”，以避免需求决定供给引起替代从而给个人和组织造成生存危机，但这足以使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陷入危机。
4. 知识产业的改革严重滞后。长期鄙视知识和知识产业的反市场化行为，使知识产业在改革 20 年之后仍然笼罩在力不从心的行政管理光环之下，结果是形成了 130 多万家（其中中央 4200 家）、 2800 万从业人员、知识密集、前途未卜、但体制飘忽不定的事业机构。这些机构大体可分为 25 种行业类别：教育、科研、勘察设计、勘探、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媒体、出版、交通、气象、地震、海洋、环保、测绘、标准计量、知识产权、进口商检、物资仓储、城市公用、社会福利、经济监督、农林牧水、信息咨询、机关后勤服务，等等。从事这些行业的事业机构大多数属于知识密集型、具有市场潜力的组织，但产权不清，市场化程度低，并作为政府部门的附属物成了历次行政精简卸包袱的地方，作为交换，这些组织只能面向主管机构而不是面向市场谋生存、求发展。由于具有行业垄断、财政支出供养的优势，其知识密集品和服务质量不高，只能依靠行政摊派牟取垄断收益，而毫无国际竞争优势可言。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从行政剥离出来的事业组织，大多固守着落后的管理方式，使人才大量浪费。其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中国的知识类产品和服务的人均拥有量位居后列，吸取海外知识、知识创新的基础薄弱、环境恶劣。整个 20 世纪即将过去，中国仍然无缘分享现代化带来的巨大福利。
( 作者单位：财政部全国财政干部培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