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

                            王元化

  问：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这八十年里中国从历史进程，到社会发展，包
括知识分子的自身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新认识五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课题。
从你的谈话中我感到，你主张用一种更冷静、更多层面的方式来反思五四。可以这
样理解吗?
  答：对五四的思考是我的反思的一部分。近两年，我曾经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
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八所大学做过每次近三小时的演讲，题目都是《对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再认识》。收在《清园近思录》里的那篇《对五四的思考》，只是一个提
纲。现在我可以作些补充。

  问：强调“再”字，是不是在一些问题上有些新的想法？重新认识五四除了从文
化思想角度认识外，政治上也需要重新评价，比如“反封建”的概念是否准确，是
否符合事实？
  答：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就是重新认
识这些既定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反封建这一提法，有人不赞成。中国封建社
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陆的研究者曾有几种说法。不管这些说法如何，有一点
应该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了。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君主专
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体，这跟西方说的“封建制度”完全两样。反封建在大陆成
为一种普遍的说法，大约可以上推到一九三五年中国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
国革命性质问题大论战的时候，那时上海生活书店就这两个大论战出版过两本书。
据我所知，当时毛泽东把中国社会性质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性质
自然也就相应为反帝反封建了。那时，如果有人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那就会被
怀疑为托派。

  问：就是说现在我们对五四的再认识，不能从已有的既定观念谈，而要重新去认
识。
  答：对五四的再认识，首先就要打破既定观念。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先驱者，
将任何问题，不管是宗教的、自然的、道德的，都摆在理性的法庭上重新认识。如
果不重新估价那些已被接受的既定观念，那就根本谈不到启蒙。这是我对五四进行
反思主张新启蒙的由来。今天不是简单地完全按着五四的道路走。五四未完成的任
务应当继承，但是五四思想需要深化，而不是重复，这就是我对五四主张再认识的
原因。

  问：从思想意义来说，你还是一个启蒙主义者。
  答：这是中国的历史现实给我们提出的任务。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
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还有的是走了样变了形的真理在起影响，
我们应该把它清理出来。

  问：接受外来思想影响，与西方文化的碰撞，被认为是五四最为突出的思潮和文
化特征之一，你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碰撞和交融过程，特别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
文化交融现象比较，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呢？
  答：外来思想如果不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很难在中国文化土壤
上扎根。这可以举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例，最初传播佛法是依附道术，采取以外书
比附内典的办法，用和佛经比较接近的老庄术语来翻译佛经的专门名词，这就是所
谓的“格义”。到了道安时期，认为“格义”于理多违，遂废止“格义”不用，而
采取直译和音译，使佛经得以更准确地保持它的原来面目。这种求信求真的办法至
玄奘时期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玄奘译出的佛典如法相唯识
都是佛书中的精华，可是并未传播开来。广为流传的却是经过中国化了的佛典。直
到宋代佛学才被中国文化所吸收、一种外来文化为本土文化所融化，往往是要经过
漫长曲折过程的。这里面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佛学传入是我国第一次
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而五四时期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是我国第二次大规模吸收
外来文化。前者历时千年，而后者倘从晚清算起仅百余年。我不认为五四时期对待
西学的态度及吸收西学的方式都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我认为那时以西学为坐标
（不是为参照系）来衡量中国文化，是和国外那时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有着密切
关系（五四时期陈独秀即称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二战后西方批判了西方
文化中心论，而提出多元化的主张。其实就在当时西方有些人已经对中国的文化传
统采取了尊重态度，比如五四时期来华讲学的罗素、杜威就是如此。有人提出继承
五四，这自然是对的。可是他们把继承五四解释为完全按照五四一模一样走下去，
而不许反思，不许扬弃五四的缺点和局限。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足为训的。

  问：佛经引进实际上带来了思想与文化的根本性变化，还有人的生活方式。
  答：外来思想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一点我们应该看到）就以第一次传入中
土的佛学来说，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但过去却把它说成是蠹国殃民。
如范文澜最初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就持这种看法。但现在人们不再这样看了。）
第一，佛学丰富了我们原有的语汇，比如今天用的大众平等这些名词，都是来自佛
书。还有许多成语如瞎子摸象，唾面自干，也是从佛经传入的，现已成为家喻户晓
的典故了。佛经还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增添了一些新形式，唐代的变文就是其中一种。
第二，佛经传如入也带来了新的思想因素，比如沙门不敬王者，佛家的出家观念，
不婚娶的教规等等，均对我国的传统观念冲击力甚大。至于在思想模式方面首先是
思辨思维。魏晋时代玄学家提出所谓的三理，有无之辨、言意之辨、神形之辨等就
是思辨的讨论，它使我们的思想领域扩展了，这种影响是不容抹煞的。第三，随着
佛经传入也带来了因明学，即印度的逻辑学。古印度已有五明，因明为其中之一。
因明原有五支论法，后改为宗因喻三支论法。我国先秦时期虽已有近于研究逻辑理
论的名辨学家，但很快就衰落了。熊十力曾说印度文化的重逻辑精神“可纠中土之
所偏”，这话很对。宋代儒学被称为新儒学，就因为它与原始儒学不同。融入了释
道等思想，不仅使儒学获得新发展，也使宋代文化呈现了新的局面。

  问：现在看五四，不能用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都是不应该的。
  答：五四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时代，如果参照第一次
的经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但是总要有一个过程。从一九一六年到二十年代中期，
时间很短暂，不能期望它承受太多的东西。五四到底做了些什么？又存在什么样的
问题？大家都说继承五四，可是继承五四的什么？我认为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
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来的，
很少被人注意，倒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遗产之一。王、陈等一向被视为旧营
垒中人，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问题在于这句话是不是可以
体现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它是不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果
不斤斤于用文白之争来概括五四，那么它是否在以不同形式写作的人物身上都同样
存在？近年来这句话渐渐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比较容易被理解了。倘从“独立精
神自由思想”这方面去衡量五四人物，那么褒贬的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我们
的教科书或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其荣誉和威名于不坠了。自然一般所
强调的民主与科学是重要的。但什么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只能说停滞在口号的层面
上。这也是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此外，我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
个性解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个性。

  问：你认为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的是个性解放？
  答：是的。可是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许多人到了三十年代左倾化之后，
放弃了个性解放精神。像鲁迅这样申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
命文学的。

  问：我觉得，即便在做遵命文学的同时，即便在做遵命文学的同时，鲁迅其实没
有完全失去自我。
  答：鲁迅的思想有曲折的发展过程。他自己也说过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大革命
时，他受到血的教训变成阶级论者以后，他的思想左倾了，说自己是遵命文学，诚
然，他并不是遵奉统治者、权势者、压迫者的命令，和那些奴颜媚骨的投机家有着
根本区别，显示了一贯的正直与骨气。但这并不能使他不犯错误，因为一旦跨入遵
命文学，就难免会使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蒙受伤害。三十年代，他参与批
评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运动，是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
间派的口号，中国党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同样把中间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认为
中间派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文艺界也伤害了一些不应伤害的文学家。（
比如施蛰存当时就被当作第三种人，魏金枝也被当作第三种人的同不情者而遭批判）
。如果鲁迅当时不是基于政治信仰，而是以自己的独立思想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
他也许不会造成这种失误。此外，同样由于政治信仰，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陈某的
信中，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怀疑他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托派也是极左的派
别，我并不赞赏。鲁迅所指摘的那个人，在信发表六、七年后，因抗日被捕在日本
特务机关被害。但鲁迅到了晚年，也逐渐领悟这种遵命文学是有弊端的。这一点，
从他在不少书信中对于那些被他称为“元帅”的文艺界党的领导的抱怨与微饲，以
及声称要按自以为然的道理去做……这些情况来看，是有迹可寻的。他给萧军信中
劝他不要参加组织，认为“在外边”还可以做些工作，恐怕也是同样心情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