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英与大众之间：五四时期拜民主义思潮评介
马 宏
一、拜民主义释义
本文所论“拜民主义”，即一般所谓的民粹主义（populism）, 又译作平民主
义、群众主义或人民党主义等多种名称。名字虽异，但其所指大体上是同一种类型的
思想。这种思想主张的含义，概括而言，不外是一种与精英政治（权威主义）相对的
群众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的平均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对的怀恋某种传统共同体
生活的集体主义。或者更笼统地说，民粹主义就是以“民”为“粹”，重视民众，推
崇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迎合下层民众的需要。
在近现代中国，民粹主义虽然是从国外传入的一件“舶来品”，但本文要论述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拜民主义，却基本上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现象。这不仅因为自古以
来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含有丰富的民粹主义思想资源，更是由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
粹主义观念与行为呈现出了浓重的“中国特色”。
因此，本文有意称这种思潮为“拜民主义”，以与一般意义或经典意义上的民粹
主义相区别。
二、五四时期拜民主义思潮概观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繁荣时期。在这一阶段，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
如雨后春笋般地竞相涌现。众多思潮中，各种形式的拜民主义思想曾经风行一时，影
响了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些思想并未明确自称是“拜民主义”或民粹主
义，而是以提倡“国粹”、工读新村主义、反智论、平民教育等多种形态出现，但我
们从其主张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拜民主义倾向，所以分别谓之国粹拜民主义、工读新村
拜民主义、反智论拜民主义、平民教育拜民主义。
1、国粹拜民主义
近代中国一直处于严峻的内忧外患之中，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更加剧了中国社会
的危机。在此情况下，贯有忧国忧民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便以具有民粹主
义特征的拜民主义思想作为表达忧患意识的方式。因为他们身受儒家“大同”理想和
“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影响，易于把平均社会财富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
文明作为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途径。他们将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截然对立，
以中国古典文明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章太炎和章士钊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章太炎看来，人类的道德堕落起因于文明的进步，而挽救社会道德的办法是求
助于“国粹”。他赞美中国古时三代的井田制及魏晋至唐代的均田制“合于社会主
义”，其它一些典章制度也总是“近于社会主义”，主张应对此顶礼膜拜。他对工业
文明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说“电车只为商人增利，于民事无益毫毛”，[1] 还议论
说“欲事气机，必先穿求石炭，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与其自苦于地窟之中，以求
后乐，曷若樵苏耕获，鼓腹而游矣”。[2] 因此他主张“重农抑商”，并且“均配土
田”。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把社会上的人的道德高下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分为16个
等级，其中道德最高尚者是贫苦农民，说是因为他们“劳身苦形，终岁勤动”，然后
依次是工人、小商贩、下层知识分子，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多不道德。
总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3]
章士钊（行严）1923年在上海发表《农国辩》一文，提出了“农村立国主义”思
想。他在文中指责西方文明“过重物质文明”而“道德沦丧”，“贫富相去太殊”，
人与人及国与国之间“战争迭起”等一系列弊病，赞美传统中国社会“寡欲长乐”，
平等“戒争”，“不喜朋党”，并且“农国的生产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
远”。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逃工归农”，“长为农国”。[4]
显然，“二章”所代表的国粹派主张具有强烈的复古主义色彩，希图以固守幻化
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来对付现代文明的冲击。为此，他们对农业、农村及下
层贫苦农民高度推崇，尤其章太炎，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突出地在道德上尊崇平
民与体力劳动、贬抑上层人物与知识分子的第一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二章”
开中国现代拜民主义观念之先河。
2、工读新村拜民主义
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庞杂繁多，工读新村主义之中又包含了许多仍可进一步细加
区分的不同主张，如互助论、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如果从它们与拜民主义的联
系这一角度来看，这些主张的一个共同之处是都强调都市与农村的对立，崇尚体力劳
动，将社会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农村、农民和体力劳动上。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但他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具
民粹主义色彩的人。他多次在文中赞美农村与农民，号召知识青年学习俄国民粹派，
“到农村去”。他在1919年说：
“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
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
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
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
不赶快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早早回到乡
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
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
工作，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
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向上的道理。只要知
识阶级加入劳工团体，……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些掠
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
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
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5]
李大钊这段著名的文章中，突出地歌颂农民、赞美农村、推崇知识分子从事农业
体力劳动、号召到农村去，表明他很受当时流行的“劳工神圣”观念的影响。他说：
“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
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6] 这里表现出明显的对社会下层农民的道德与农村生活
的憧憬，试图用传统社会形态中道德的价值理性来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和功
利主义，从而希望避开或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达到社会主义或理想社会。这
正是民粹主义的一般特征。
工读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时期曾经风靡一时，影响
甚广，除李大钊之外，当时还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等后来成为马克思主
义者的人，都曾一度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包含着不少
具有拜民主义色彩的主张。
例如，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王光祈，在一封信中描绘了“新村”蓝图，除了
共同劳动、共有财富之外，还特意设计了“我们园中附设一个平民学校，附近农家子
弟均可到学校读书，不交学费。我们还常常到那些农家与之诚恳周旋，每逢星期，还
要聚集他们开一个演讲大会，散会后，还要放幻灯，或留声机”。这样，“我们在乡
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大脑是清楚的……天真烂漫的农夫是与我们表示亲爱
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片，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所以，他也大
声疾呼“我们奋斗的地盘不在城市，而在农村”。[7]
3、反智论拜民主义
“反智论”或者“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并不是一种学说，也
不具备系统的理论形态，它是一种态度，一种体现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社会文化－
心理结构。反智识主义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是对“智性”或“智
识”（intellect）的怀疑和反对，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有害
而无益；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示轻蔑以至
敌视。由这个定义去看，五四时期似乎并不存在旗帜鲜明的反智论思想，林林种种的
众多“主义”之中也没有出现以“反智”一词为标识的主张，然而实际上，我们从当
时流行的“劳工神圣”思潮以及许多人对文化、知识的态度中，可以发现明显的反智
识主义倾向。
例如，中文里的“知识阶级”一词，据考系五四时期自日文借用而来。借用之
初，即被用作略含贬义之词，因为当时批评“知识阶级”已成一种时尚。如张申府
1919年曾在《每周评论》著文批评知识分子，警告说：“知识阶级不要仅仅因为受了
较多的教育，便以为要高出其他阶级了。”[8]
再如，陈独秀虽然不象李大钊毛泽东那样重视农村、歌颂农民，甚至有时贬低农
民的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从他对“劳心”与“劳力”的褒贬态度上，同样可以看
到具有反智倾向的拜民主义思想。这在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表现得非常
明显。陈独秀1920年5月1日在上海工人召开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作了《劳动者
的觉悟》的演讲。他说：“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我认为只有做工
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
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9]
这种倾向，在另一位五四时期的活跃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杨明斋[10]
那里，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直露。杨明斋在东西文化论战中批判梁漱溟的“意欲决定文
化”论时提出，文化的源泉是“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主张研究文化的方法必须是
“到乡村平民生活里去”，“不被自己的‘地位’骗了”，“肯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
面去观察他，俟有所得，再拿它与书本子上的文化比较一下”。杨明斋认为，“讲学
问不独是能解释书本子上的说话，还要进到大多数民众的生活里去看他们的生活是否
与书本上的话相符。……简捷说，要拿大多数群众生活的真相证明从书本子上得到的
思想。”[11] 杨明斋指责当时的一些“名流”、“教授”，说他们“老是在书本子
上用功夫，不肯到乡村平民生活里去研究，以为这些生活原来就是缺乏教育、无知识
的，老不肯离开自己地位的感觉，以为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教授，名流就是名流，因此
就把真的知识埋没了”。[12] 显然，杨明斋认为，只有下层平民生活才是文化的源
泉，所以只从事脑力劳动的“名流”“教授”等上层知识分子不能创造文化，也不掌
握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不在“书本子”上，而在乡村平民生活里。
杨明斋的这种态度，在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内并非独有。中共“一大”会议讨
论中，刘仁静就表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他认为既
然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因而也要和整个知识分子划清界限。[13] 一年后
的中共“二大”决议中，仍然把知识分子排斥在党的工作范围和群众基础之外，宣称
“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我们不必到大学校、到研
究会、到图书馆，……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4]
五四青年中还有一些思想偏激的人，在“劳工神圣”、“与劳工阶级为伍”的狂
热中走向极端的反智情绪。他们咒骂包括自己在内的“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蠹民吗？”[15] “号称是受了
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抗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
有几人？”[16] 他们声称自己“最佩服的就是那头脑简单、人格高尚、着短衣的劳动
界”。[17] 有的青年恨不能立即从“知识阶级”中跳出来，表示“我很惭愧，我现在
还不是一个工人！”[18] 更有甚者，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将知识分子列入绅商剥削
阶级，主张消灭知识分子以解决阶级不平等问题：“我们与其急急于倒强权，倒私有
制， 不如急急于化除知识阶级。如果世界上各个人的知识都在一个平面上， 那其他
阶级问题， 不待解决就自然解决了。”[19]
4、平民教育拜民主义
平民教育曾是五四时期的时尚之一，并且在五四过后多年余音不绝，仍有黄炎
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长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各具特点的平民教育事业。
平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从事这一事业的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问题的要害
在于社会上人数众多、蕴藏着巨大力量的平民尤其是农民无知识无文化，而一旦通过
教育启发民智，则所有问题迎刃而解，无往不克。所以，平民教育的倡导者共有的一
个特点，是强调知识者下乡，深入平民，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强调学习与劳动相
结合，“知”与“行”相结合，追求“工与学合为一途，工人即学者，学者亦工人”
[20] 的理想境界。在这一点上，平民教育运动与工读新村拜民主义主张可以说是相通
而互为呼应的。
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教育家蔡元培，就是一个平民教育的热情倡导者。他开办校
役夜班、平民夜校，招收女生入学，鼓励青年勤工俭学，提倡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
进行改造乡村的实验，影响很大。
在蔡元培的影响下，1919年3月，北京大学“新潮社”一些成员与许德珩、邓中
夏等合作，决定建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他们认为，“在这官僚社会中，
一般普通的人民只有听差、洋车夫、苦力，从没听说有个平民的团体出现。……原来
社会的不进步，只是一般人的知识不进步；那知识不进步的原因，固然在教育不普
及，但是少数有知识的人，从来保守他那解决的制度，不肯拿他的知识灌输人民。”
因此，北大这些青年决心要通过平民教育而把“知识灌输人民”，[21] 以图开民智而
改造中国。在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发起宣言中，他们希望以露天讲演、主动接近民众这
种“开门办学”的方式，使教育与民众相结合，使北大成为“平民主义之大学”：
“盖闻教育有二：一曰以人就学之教育，学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学校就人之教育，露
天演讲、刊发出版物是也。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学校教育惟饶于资财者之
子弟始得享受，而寒酸之子弟及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共和国体必根本
动摇。补救之术维何？厥曰露天演讲，……北京大学因以平民主义之大学为标准也，
平民主义之大学，注重平民主义之实施，故平民教育尚焉。”[22] 可以看出，热心平
民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把平民缺乏知识教育视为知识阶级的过失，而把使平民受教
育有知识看作“共和国体之根本”和知识者将功补过的责任，而加以重视的。
平民教育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陶行知，重视农村教育，称“平民教育运动，是到民
间去的运动。……平民教育是要到乡下去运动”。[23] 自1927年初开始，他在南京北
郊创办晓庄师范，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
理论，进行乡村教育的实践。陶行知为学校手书的对联形象地点明了其宗旨：“与马
牛羊鸡犬猪做朋友，向稻梁菽麦黍稷下工夫”。他还为师生们编了“锄头舞歌”。充
分体现了他为了农民、依靠农民、在生活实践中接受教育的教育原则。陶行知的教育
思想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的先声。
晏阳初在定县的平民教育，则更是把平民教育视为一种政治活动，力图以平民教
育为手段，实现其平民主义的政治目标。他公开承认其平民教育“意义在学术和政治
打成一片”，“融合交流”，“政治用学术为根据，方能有真货色，学术用政治为凭
借，方得顺利推行”，最终达到“学术政治化，政治学术化”的理想境界。[24]
号称“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痛心疾首于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社会的衰微，对
现代化及都市生活充满了厌恶与仇视，认为像上海这样的工商社会“是将中西弊恶汇
合为一，最要不得的地方！”[25] 他逐渐认定的挽救危亡之路，是只有“老树上发新
芽”，寄希望于乡村，寄希望于知识分子离开都市到乡村去，与农民打成一片，以知
识分子的德性与才智，指导、帮助农村恢复以伦理情谊为中心的“德治”社会。这就
是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的社会改造工程设计，是一种平民教育类型的拜民主义
乌托邦。
三、关于五四拜民主义的一点感言
作为富于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知识界所提出的种种崇尚农村、农民
和体力劳动的思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弊病与知识分子上层的缺
陷进行了反省与批判，对救亡图存、改造社会进行了有启发意义的探索。然而笔者更
为注意的是，五四时期这一类思潮兴起之初便带有若明若暗的反智倾向，情绪的偏执
造成了后来在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以社会替代国家、大众替代精英、伦理替代政
治、德治替代法治的倾向，最后几乎使整个民族走上逆现代化大潮而行的歧路。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关于“劳心”与“劳力”关系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陈独秀在
1920年发出的要把“劳心”与“劳力”的位置“颠倒过来”的呼喊，建国后不幸真的
付诸实践。左倾错误泛滥时期，“大批判”们指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这是为奴隶主、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统治和剥削劳动人民制造依据的反动理
论，而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让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广大工农兵群众要占
领文化、教育、科技阵地，“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要进驻学校和科研
院所当家作主，而把“劳心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下放到工厂农村，接受劳动人民
的“再教育”，锻炼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从现代民主政治的立场来看，孟子提出的“劳心”与“劳力”在政治上不平等的
观念当然是不可接受的。但可以理解的是，孟子此话在当时的主要用意，是呼吁尊
士、养士，宣传知识分子参政这样一种儒家的一贯思想。而且，如果联系到现代社会
的分工情况，则孟子的话就更值得注意。人类自原始社会后期便出现了分工，越近现
代分工越是发达，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分工便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当今时
代，“劳心者”（即掌握管理科学和专业科学技术的脑力劳动者）在社会的发展进步
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致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名言成了人们的
共识，甚至有人认为，未来社会的主宰就是“新知识阶层”。单就“劳心者”与“劳
力者”在现代及未来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作用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劳心
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状况和趋势。
而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年代，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及“反其道而行之”的行动，却走
火入魔，走到与社会进步方向背道而驰的路上去了。大批知识分子长年累月在工矿、
农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单调与荒僻中消磨着青
春岁月；为的是转换“劳心者”与“劳力者”的身份和地位，实现“知识分子劳动
化”，达到消灭“三大差别”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理想。结果事与愿
违，不仅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专业、职业而历尽磨难，而且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教
育水平急剧跌落，经济发展停滞，反而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倒退到了崩溃
的边缘。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的繁荣，主要靠的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而不是靠体力劳
动投入的增加；所以显而易见，社会发展的“人间正道”是由“劳心者”而不是“劳
力者”作主宰的。同样，实现消除三大差别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理想，
唯一的正确途径是“劳动分子知识化”，而不是相反的所谓“知识分子劳动化”。也
就是说，全社会必须尊重知识，普及教育，提升社会的“劳心化”程度，而不能强行
把“劳心者”拉回到“劳力者”的状态。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已经明
白昭示于我们的经验教训。
注释
1，章太炎：《五朝法律索引》。
2，章太炎：《四惑论》。
3，章太炎：《革命之道德》。以上三条均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页386，389。
4，章士钊：《农国辩》，上海《新闻报》，1923年11月。
5，《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页146－149。
6，李大钊：《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晨报》1917年3月14日－16日。
7，《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8年版，页300－302、
8，转引自微拉 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
版社1989年版，页238。
9，《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页521。
10，杨明斋是共产国际最早派来中国帮助建党的工作组成员之一，是中共建党及早
期中共宣传、教育、文化工作主要参与者，在早期中共历史上颇有贡献与地位。
但由于种种原因，杨的事迹生平长期埋没、鲜为人知。笔者参加了八十年代对杨
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认为杨的主要历史贡献与影响，除了中共的创建之外，是他
参加东西文化论战、出版《评中西文化观》所表达的文化思想。详见拙作《杨明
斋的中西文化观及其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及余世诚
《杨明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11，《评中西文化观》，北京印书局1924年版，页156，110。
12，杨明斋致宋匡我的信，转引自《杨明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页56。
13，参见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
14，中共“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上二条转引自《中共知识分子
政策史》，石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21、22。
15，惠：《教育的错误》，《平民教育》，1919年12月6日。
16，曹靖华：《男子去长衫女子去裙》，《青年》（河南）第五期，1920年4月4日。
17，同上。
18，施存统：《通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4月16日。
19，范煜：《工学主义》，《曙光》第1卷第1号，1919年11月1日。
20，凌霜：《工读主义进行之希望》，《劳动》第4号，1918年6月20日。
21，许德珩：《讲演团开第二次大会并欢送会纪事》，《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三联书店1978年，页155－156。
22，《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同上书页135。
23，《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页448。
24，参见高军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页588－589。
25，《梁漱溟全集》，卷2，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500。
作者：马宏，法学博士，石油大学社科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