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吗？ 

　　                       何家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作为一种历史可能性，谁也不能否定。但是，
一种可能性何时变成现实性，就需要脚踏实地细算账。

　　几年来，季羡林先生一直宣称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而东方文化的主要代
表无疑是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化，因此，东方文化的世纪也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季先
生带头“畅想”、“议论”之後，和者甚多。

　　针对这种议论，茅海建在专着《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结尾写道：
“也有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可是，真正的要害在
於中国人应以甚麽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
的世纪？不管历史将作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的首要问题是，中国
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h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茅海
建没有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是他的怀疑与忧虑，尽在不言之中。

　　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在150’h年的长时段内比不上美国，在最近50年的中时
段内比不上日本。

　　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
织专家进行了比较精细和全面的定量测算，其研究成果《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
中文版）已於1997年1月由改革出版社出版。该项测算没有提供1840年的数据，甘]
此我们只能以1820年和1992年的数据作为比较的基础。在GDP总量方面：1820年，
中国高居世界首位；当时西方最发达的英国位居世界第四；居第二、三位的是印度
和法国；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比印、法、英三国共占26,6%还要多。1992
甘~，中国居世界第二位；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居第三、四位的是日本和德国。中
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2.9%，既少於美国的20.3%，也少於日、德之和的13.5%，比
1820甘~时的比重下降了15.8个百分点。

　　显然，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的进步比不上别人的进步，在150多年的长时段
内比不上美国，在最近50年的中时段内比不上日本。日本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
从1950年到1992年，百分点增加了近两倍；同一期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　
重从1950年的6.25%到1992年的12.9%，百分点仅增加一倍。

　　抛开枯燥的数字，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历史事实。在鸦片战争时代，
中国与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大致相当。150多年後，美国早已完成了城市化，城市化
人囗长期稳定在总人囗的百分之七八十，而且出现了反城市化，即人囗从城市向郊
区的反向流动。而中国的城市化至今还仅仅破题，城　人囗只占百分之二十几，下
个世纪面临着严峻的城市化难题。

　　中国到了20世纪末，农村基层组织仍游离在地方行政之外，所谓的群众自治、
村民自治，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类似多年前英国初级阶段的地方自治。

　　在鸦片战争时代，英国和美国尚未实行文官考任制度。那里的政治家还在把中
国的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作为行政改革的楷模。英国政府於1855年制定《关於录用
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才揭开了建立英国文官制度的序幕。在美国，直到
1883年制定彭德尔顿文官法，才从实行了几十年的政党分肥制过渡到常任文官制。
此後，清廷在本世纪初废除了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文官考
试制度一直停留在纸面上。新中国到90年代才制订了公务员条例，正式的法律尚未
出台，公务员制度的推行阻力仍大。

　　接下来考察地方自治。在鸦片战争时代，中国的官署止於县级，乡级的粮长书
手和村级的牌头甲长地方等等，都属於徭役的性质；当时英国的基层地方组织也不
是由正式的官员在运作，而是依靠不领薪水的荣誉职乡绅。总之，地方自治均未纳
入国家行政体系，均未实现官僚化、专职化。

　　19世纪末，英国通过一系列地方自治立法，确立了基层地方组织的公法人地位，
实现了地方自治与地方行政的一体化。在地方自治被地方政府吸纳的过程中出现了
以下的关键性转变；自治体的管理者由荣誉性的兼职改为职业性的专职，由无给职
改为有给职，由民间精英或者叫乡绅变成了行政官僚。这同时也是权力从有钱阶级
向更广泛的阶层和专家转移的过程，即民主化和专业化的过程。而中国到了20世纪
末，仍将农村基层组织游离在地方行政之外，所谓的群众自治。村民自治，在某种
程度上，只是类似许多年前英国初级阶段的地方自治。

　　如果仅仅凭借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片面地追求“硬科技”，仍难免
走入历史的歧途。

　　在科技方面，情况比较令人宽慰。

　　在鸦片战争时代，欧洲已经历了科学革命，产业革命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建立了几百年，皇家学会也成立了一个多世纪。在当时的
中国，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本》及其所代表的古希腊科学成就尚无几人能领会，
近代科学革命的最新成果还完全没有进入中国知识阶层的视野。

　　150多年後的今天，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科技体系，培养了一支庞大的
科技队伍，也取得了一批达到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差距已经缩
小，这正是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後发优势”。

　　但是，如果仅仅凭借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片面地追求“硬科技”，
仍难免走入历史的歧途。当中国人与现代西方文明刚一接触，有识之士就已指出，
西方科技绝非“奇巧无用之物”，而是“船坚炮利”的本源。林则徐、魏源提出了
“师夷长技”的主张，洋务运动则把引进现代科技作为中兴、自强的中心环节。历
史早已证明，科技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产业组织不发达，政府体制
不改革，科技一花独放、一木擎天是不可能的。

　　同时应当指出，科学技术体系本身是一种现代社会组织，必须以一种现代精神
原则作为运行动力，仅仅依靠增加资金与人员的投入，并不能获得所期待的科技产
出。有人做过如下比较：1996年中国从事研究与开发的总人数以及企业研究人员均
列世界第4位，而相应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只分别列第31位和第21位。如果束缚科技
人员积极性的旧机制不改变，没有学术研究、表达的自由空间和选贤举能的竞争环
境，以及尊重和承认个人创造力的保障回馈机制，中国科技赶超世界最高水平很可
能成为一句空话。

　　21世纪的中国难以恢复到18世纪时的世界地位。“康乾盛世”时的中国人囗占
世界的三分之一强，GDP世界总量的三成；典章制度受到欧陆的主要思想家的景仰
和赞美；在周边几十个中小国家建立了朝贡体系。在21世纪，中国人囗和GDP　只
能达到世界的五分之一，天下体系也不可能在任何范围内重建。与其说21世纪是中
国人的世纪，不如说18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更何况无论是中国人的世纪、英国人
的世纪，还是美国人的世纪均已成为过去，21世纪将是多元一体的人类文明的新纪
元。

　　如果国人不能深刻地反思历史，痛下决心，全面改革经济、政治和科技制度，
而是陶醉於“半部论语治天下”或热衷於天马行空般畅想，不被开除“球籍”，也
只能继续徘徊在人类文明的主流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