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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性的政治工程 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三峡工程终于宣布正式开工。
几年来,不少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对灾难性大坝也有所了解的朋友一直在问
: “究竟为什么? 为什么政府非要上这个工程不可? 他们,那些高层人物,
难道什么都不知道? ”
怎么会不知道? 江泽民收到过多少封“友好人士”的婉劝信? 杨尚昆清楚
地表述过军方的担忧; 乔石一再提醒宣传不可以一面倒,要允许不同意见发表,
还特别担心把移民问题简单化; 聪明肯学习的李瑞环对三峡工程的了解已相当细
致,已分别对防洪、移民、泥沙提出疑问; 主管组织人事的宋平竟然提到“泥沙
模型只定性是不够的,要有定量分析”这样很专业的见解; 丁关根担心的是这样
超大型的工程所需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就连李鹏也明白说国家的钱并不就是水
电部的钱,银行账面上的数字,也不就等于可调用资金。更不要说省长会议已经把
话放在那儿了: 不能为了这一个工程而挤各省项目。
但三峡工程一直“宣传一面倒”地获得了人大的通过; 又违背人大决议,将
“列入十年规划”强挤入“八五计划”; 还不顾专家们就移民与泥沙这两个几乎
肯定要出事的方面的一再提醒; 更不管文物古迹工作者的近乎绝望的吁请,抢着、
赶着基础开挖,宣布了正式开工。
中国不是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打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吗? 这种明摆
着的说不通的事,怎么居然行得通? 三峡工程得以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上马,别
的都是次要的,“小平同志同意了的”,永远在最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
邓小平为什么同意?
1980年,邓小平要看看三峡,被招去陪伴的魏廷铮抓住机会报告三峡工程的好
处。在他的汇报里,其实有一系列惯用的对首长的连哄带骗与报喜不报忧。
比如发电,他灌给邓大人的是“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1100亿度,合全国
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不提这是装机容量还是实际出力; 也不说计算值是要随
着水量的大小打很大的折扣的。对于丹江口水库,他说“解除水患,粮、棉、鱼连
年丰收”,不提污染、不提移民。至于船闸5000万吨的通过能力,根本不解释,这
是要将船都换成数千吨和万吨大轮船,且在全年满载通航条件下的计算值。生态变
化更敢打包票,使邓得出“听来问题也不大”的乐观结论。
但这些并不足以构成邓的非干不可之势。直到最近他与赵紫阳就这项工程的一
段对答公诸于世,才知道事情的核心所在:
这次视察之后,邓即“建议紫阳同志,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科
委、建委、计委、科学院以及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投入工作,到了1986年,赵
紫阳向他汇报:
“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 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
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
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1/3 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邓小平的回答是: “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
大。" (《邓小平与三峡工程》〈炎黄春秋〉94年第3 期)
赵紫阳担心的是执政的共产党逆民意行事的危险。
邓小平觉得一旦共产党下决心作什么,而在七嘴八舌(或称对绝对权力的制约
意识)面前服了软,那才是大问题。这还是对内; 对外,就更不能屈服于帝国主
义份子了。
让中国普通百姓省出口粮,支援领袖的政治工程,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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