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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分歧
何怀宏
一般来说，一个号召行动的纲领是不太适合作为学术评论的对象的，它主要的
期望也不在此。对于一个纲领，人们可能只是会倾向于表示一种态度：从同意、热
烈地响应到反对、或者置之不理。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考虑由一些外国学者提出的“建设一个协力尽责的世界的
纲领”（以下简称“纲领”）是经历了一系列学术调查、分析和论证的，或者是考
察了各个文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的，只是在“纲领”中，作者相当地隐去了这
些学术活动的过程，而仅仅提出了最后的判断、原则和行动策略。而作者也许还期
望在共同行动之前，能通过对话、讨论来达成一种共识。这样，我虽然仍有些勉为
其难，且又是仓促约稿，我想也许还是可以尽力对之进行一种接近于学术的评论。
我在此不免也会表现出自己的价值评判，但希望不致像作者表现得那样强烈。
我们不怀疑“纲领”作者的善意和真诚，甚至可以从中看出一种无私的热望，
发现“一种最充沛的激情”。我想，我个人愿意分享作者在“纲领”一开始就提出
来的“假如我们的世界继续以其现有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人类将自我毁灭”的看法，
我相信这不完全是危言耸听，只是我的态度不会那么肯定，而会加上“可能”两字。
我也同样觉得“我们必须深刻地转变我们的思维和生存方式”，并对作者所表达的
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同时又自觉每个人都微不足道的感受抱有同感。
我想我们也很难不同意作者所做出的下列判断：当需要人类在全球范围内承担
责任、进行选择的时候，却没有什么机构或组织能够担当此任，每个社会都埋头于
自己的当务之急和目标之中。我不清楚作者提出的七个共同原则的支持论据以及各
原则之间的关联，因而就难以避免随之而来的、可能显得有些犯傻的疑问──比如：
为什么正好是七个共同原则而不是八个或九个，以及为什么正好是这里的七个原则
并如此排序等等，但我个人还是基本上赞成这些原则的内容，尤其是第一条维护原
则。
“纲领”呼吁“建设一个协力尽责的世界”，认为为此必须在一些根本点上取
得一致：诸如对问题的判断、行动的价值与原则、重点项目以及策略等。但“纲领”
又说重点项目可以因国家、大陆而异，这些差别并不妨碍我们在基本点上的一致。
那么，这就是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有可能在什么基础上或在哪些点上达成共
识？达成一种什么性质的共识？是事实判断的还是价值观念上的？是行为目标上的
还是行为方式上的？是全面的还是部分的？是最高理想的还是最低限度的等等？
“纲领”谈到：我们痛苦地面对着地球南北之间、社会内部贫富之间以及人与
大自然之间的不平衡，这三个不平衡反映了社会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其生存空间
之间的三重危机，并且说，这三个危机无法单独解除，只有同时建立人与人之间、
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才能建立人与其生存空间的和谐。
这里且不谈“纲领”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人与其生存空间的关系，
基本上还是一种立足于以人为中心的论据（而对于从根本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
系，仅仅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我想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可质疑之点在于：“纲领”
看来认为这三个危机决不可能分开解决，而只能同时解决，不能逐步地一个问题一
个问题地解决，而只能是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纲领”反复强调：三大危机是不
可分的，走出危机的答案也是不可分的，它主张彻底的革新，全方位的革新，说，
“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它总是与其它革新承先启后，局限在单一领域的革新注定
要失败。”“纲领”认为，在“未来的几年里，人类应当展开一场精神的、道德的、
知性的和制度上的广泛革命”，并且，“进行这一革命所需要的行动指南，将只能
在那些最好的传统和文明中，在最充沛的激情中寻找。”
我对一种“最充沛的激情”本身予以尊重，对在一种“最充沛的激情”指导下
的“革命”却深表怀疑，而且，究竟怎样确定那些传统和文明是“最好的”呢？而
重要的还是，这样一场全方位、彻底的革新如何可能？是否可行？以及即便可行，
它在实行过程中将不得不采取什么手段，将带来什么后果？
“纲领”反复谈到“动员”，谈到面临“重大决战”，谈到“对各方力量的总
动员”，谈到“力量和意志力的特别动员”，然而，依靠谁、依靠什么组织来动员
呢？又采取怎样的方式动员呢？“纲领”谈到了从个人、企业、民族国家、大区议
会、全球议会和世界级组织等各个环节上的行动者；“纲领”也谈到教育、观念的
转变，表征体系的更改、集体想像力的建设，但这种观念的变革即便卓有成效，却
肯定会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决不可能一僦而就，决不可能像作者所预期的在近
几年里就能发生，在2000年就开始出现“决定性的转折”。而在组织机构方面，最
有实力的民族国家很难说能与作者分享他所说的“共同价值”，各国领袖们差不多
都处在要求实现“现代化”、要求发展科技和市场经济的多数压力之下，尤其是在
不发达国家。作者最寄予厚望的代表各大区的“全球议会”还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近期内看不到它有能够实现的迹象。所以，当“纲领”反复谈到所有国家、组织乃
至个人都应当这样或那样时，总让人疑心是在说梦──虽然是美好的梦，却不会有
多少人会去认真对待。这当然可以说是听者的某种不幸，但也是急欲看到行动的说
者的一种不幸。
然而，即便有各种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进行动员，来组织集体行动和贯彻行动
“纲领”，我也怀疑，它们如果要获得成功，尤其是如果要急于求成，将可能不得
不采取一些违反权利、违反道德、也违反作者衷心渴望的平等的行为方式，它可能
不仅不得不诉诸相当集中的权威，相当悬殊的权力等级和相当严密的组织纪律，它
可能还常常得使用隐瞒、蒙骗、强制的手段，乃至有时候不排除使用暴力的非常手
段。即以作者所提到的治水计划为例，魏特夫（Wittfogel）所说的一个“治水社
会”亦即“专制社会”的结论可能过于绝对，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确实会要求一种
相当集中的权力不平等和相当严密的集体组织，这种组织结构在水患过后也可能仍
然长久地保留下来。所有的动员与组织也都意味着动员者与被动员者的差别，组织
者与被组织者的差别；而愈是要迅速见效的动员也愈是意味着一种人为性、一种非
自然性，一种对自然进程的干预，一种对个体人格和有机共同体的削弱，如果将这
种动员与组织全面化和稳定化，在这其间，就随处可能暗伏着强制和侵犯他人的陷
井。
“纲领”的起因是人类的危机，而其瞩目的却似乎是人间的天堂。它说要“向
一切形式的贫穷和排斥作战”，要“同时战胜三个危机”，达到社会与社会、人与
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和谐，这反映出一种对于人世生活的很高的期望和理想。表达
一种至高的理想本来未曾不可，问题是作者恰恰期望在这方面达成一种共识──而
且是一种要以此投入共同行动的共识，而各个文明、民族、国家、组织、个人是否
能在这样一个很高的层面上，在这样一个价值理想的层面上达成共识呢？如果达不
成共识，克服三个危机又如何可能呢？或者，是否可以为此采取强制一致的行动呢？
作者把三个危机产生的原因归之于“现代性”，又把“现代性”主要解释为市场与
科学两大支柱而予以批判，这样的判断能否得到人们广泛的同意而成为共识呢？
我们同属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当然要寻求共识，谋求共存，但我以为，
这种共识与其先在高处寻求、不如先在低处寻求，与其先在价值理想的层面上寻求，
不如先在最起码的行为方式和基本规范的层面上寻求。所以，我更欣赏一些伦理、
宗教的学者对一种普遍主义的全球伦理的寻求，他们想通过长期和充分的批评、讨
论和对话，确定一些最低限度的能被广泛认可的伦理原则。在我看来，共识和共同
行动的逻辑应当遵循这样的次序：在我们考虑要做什么好事之前，先要考虑以正当
的方式去做这件事；在我们考虑要做什么之前，先要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比方
说，那怕为了再好的目的也不能去杀人越货。我们也不能把我们自认为好的价值观
念和理想强加给他人。
我还想指出：在“纲领”所提出的三个和谐的目标以及目的与手段之间，实际
上是存在矛盾的。在这三个目标中，“纲领”最为关注的看来是人与自然、人与地
球的和谐，这也是“纲领”作者认为最为紧迫的问题，在“纲领”的首尾都反复申
言了这一点。而要达到这种人与地球的和谐，就必须放弃对自然无休止、无顾及的
拼命榨取，就必须抑制贪婪、学会节俭、维持生态平衡，不再从事对全球生态有害
的生产活动。这些意思都可以从“纲领”所提出的维护、人道、责任、节制、谨慎
等原则中看出。同时，“纲领”所指出的另外两个不平衡则是指地球南北，亦即穷
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平等，和社会内部贫富之间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它在人与社会
这方面所集中关注的，恰恰主要是一种财富的不平等、物质生活的不平等，而并不
是其它方面的不平等。它对那些贫穷的人们和贫穷的国家满怀同情，它所期望的是
所有人，所有国家都能够繁荣、幸福。然而，要达此目标，当然就必须努力发展经
济，不断扩大生产，向自然界索取。“纲领”虽然尖锐批评富人、富国，要富人改
变他们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富人和富国承担起更大的缩小差距和保护生态的责任，
并谈到要建立一种“再分配的新机制”，然而，它并不是仅仅要以“再分配”作为
解决的办法，不是要满足于一种低水平的平等“再分配”（且不谈这种“再分配”
可能冒侵犯他人权利和失去发展动力的危险，即便没有这种危险，其结果可能也还
是不敷分配，或不能满足多数人不断增长的欲望），“纲领”期望达到一种高水平
的平等，期望人人都过上能满足需求、享有尊严的生活，把贫困提升为富足，为此
就不能不发展经济，然而，它又激烈地批评市场和科学这两个恰恰是发展经济、提
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最有力、最有效率的杠杆。
拒斥市场与科学的真实论据本应是来自一种更重视精神生活而不是物质生活、
更重视内在世界而非外在世界的生活态度，例如像老子、庄子那样主张“清心寡欲”
，认为“有机事必有机心”，从而推崇“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多数现
代人能否自愿采取老、庄式的生活方式自然是一绝大的疑问。但无论如何，站在追
求物质财富的立场上，似乎总不适宜批判市场与科学，因为，在作为目的的前者与
作为手段的后者之间，几乎有一种舍此未由的关系。然而，在“纲领”中，对市场
和科学的激烈批评却是来自一种仍然更为关注物质生活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我
不知道，在现代社会中，努力追求物质幸福与拒斥市场与科学这两者之间可以如何
调和。另外，即便没有外部干预因素，由于人们的天赋与努力的差别，市场本身也
大概会每日每时、自然而然地大量产生着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科学的发展也会倾向
于加强和巩固掌握科学知识者和不掌握科学知识者、有文凭者与无文凭者的收入差
别。如果确实是像“纲领”所认为的，市场与科学二者是服务于不平等的社会的有
效手段，如何把它们转化为为平等社会服务的工具呢？这将是一个相当难于处理的
问题。
物质生活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满足基本需求，提供一种体面的、象样的、
符合人的身份的生活；一是竭力追求经济不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面。满
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无疑有一种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但
不断要求物质生活的富裕方面，却并没有这样一种优先性。社会在前一个方面应当
保持一种基本的平等，填差补缺，而在高水平的富足方面看来却无法确保这种平等，
所以呈现的实际状况就常常还是不平等。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哪怕最穷困者的生
活水平，也应当处于某一基本水平线之上，但是，如果要不断追求那种高水平的、
实际状况的平等，则意味着要总是保持一种对财富、物欲的追求。我一直怀疑近代
的平等主义走错了方向或者走过了头，怀疑平等主义有一种强烈的物欲主义的倾向：
它们总是紧盯着物质，紧盯着财富，紧盯着分配，反复而又笼统地谈论缩小贫富差
距，不断地要求物质生活条件的平等，而这就有可能使人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物
质生活，恰恰成为对物欲的一种张扬，并总是引起新一轮的竞争。而对物欲的无止
境追求，才是真正造成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纲领”严厉批评了富人、富国的贪
婪、对自西方泛滥开来的物欲主义有一种反省和批评，这是有道理的。但“纲领”
可能忽略了在当今的世界上，更多的要求持续发展经济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压力
可能还不是来自上层，而是来自下层；不是来自少数，而是来自多数；不是来自富
人，而是来自穷人；不是来自富国，而是来自穷国；这些要求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我们确实希望走在最前面的首先放慢脚步，但也不能忽
视后面的推挤。并且，我们都需要从自己做起，从自身以及自己所属的群体、民族
做起。
所以，我们也许要确立一种新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不再集中注意力于物质生
活的平等；我们也要确立一种新的尊严和荣誉观，这种尊严和荣誉观不再以物质财
富和政治权力的有无和多寡为其尊严和荣誉的尺度；我们尤其是不必在我们的理想
中仍然让物质生活占据中心的地位。我们当然需要确保一种基本的、能为所有人享
有的、也符合人的身份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在这方面，近代以来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方面的状况已经大见改善，基本的物质生活方面的威胁已在
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大规模的自然饥馑已很罕见，造成大量死亡的不再是物质的匮
乏，而是社会动乱和战争以及由它们引起的匮乏。与古人比较起来，现代人优裕的
物质生活水平已经与他们混乱的精神文化和道德水平远不相称，也许这才是真正值
得我们予以优先焦虑和关注的。
对于人类和地球的危机状况的根本解救之道，可能还是有赖于价值观念的转变，
即人类能否不再以不断满足增长着的物欲和不断提高物质生活的水平为自己的主要
乃至最高的追求。而我们要淡化这一追求，也许恰恰需要不是去紧盯着国家或个人
之间的贫富差距，而是要使我们的生活兴趣和追求不仅多元化和多样化，同时也层
次化和有序化，使我们更为重视生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否则，即便通过某种再分
配方式暂时达到了一种状态的平等，之后也仍会出现新的不平等。不断诉求经济平
等永远不可能斩断物欲之链，相反它倒会巩固和加强这一铁链。物质生活本身也将
不断推出新的使人艳羡的对象，许多过去的奢侈品将会成为我们新的生活必需品，
若不知自我抑制和协调，我们将疲于奔命地去满足自己的物欲，并剑拔弩张地拼死
争夺，不断拉下居上者和冲前者，在破坏人际关系的同时也破坏着地球，因而，如
果没有一种根本的改弦易辙，也许我们最后将困于平等而并非不平等，死于富足而
并非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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