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主义和第三世界命运的逆转
瓦尔登·贝罗等
里根政府自上台之日起，就有一个管教第三世界的日程表。虽然东西方对抗是
里根总统以激烈的方式所明确宣称的主题，对新一届华盛顿政府的大多数官员来说，
南北冲突问题和东西方的对立同样严重，解散欧佩克和击退苏联共产主义一样重要，
世界银行中的麦克纳马拉派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国务院中的麦克戈文派人士都同样的
可恶。
大获全胜的里根主义哲学和姿态包容了杂七杂八的思想传统，但其核心的意识
形态与共和党的中西部和西部派别有紧密联系，巴里·戈德华特和罗纳德·里根正
是从这些派别中发迹的。①共和党中这些派别的主要观点反映了保守的乡村社区、
郊区的中产阶级以及东海岸之外的商业利益，他们认为美国正在遭受两方面的围攻：
国际上的共产主义，和国内的新“新政”。
里根主义的世界观
对里根主义者而言，大政府的开明民主传统、社会福利以及对劳工的支持，与
美国牌号的个人主义自由和自由市场是互相抵触的，并代表了一种偷偷摸摸的社会
主义。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民主党开明派制订出来的围堵政策是对国际共产主义的
一种绥靖方式，它放弃了把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们解放出来的斗争；共和党的
东部开明派人士由于同时向“新政”和围堵政策作妥协，已经不再真正代表正统共
和党的声音。
这样，也就毫不奇怪：共和党的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用以替代它的世界观就是
“击退共产主义”。这个策略主张：在国际方面，在东欧、中国，以及最终在苏联
击退共产主义，在国内方面，击退经济生活中的大政府和大劳工。
这两个击退动作－－击退对美国权力的国际性威胁和击退经济活动中的政府干
预，在里根主义信徒对“南方的挑战”的理解中得以复述，而且在精心策划的处理
对策中得到体现。
里根主义信徒对南方的看法
右翼思想库，如传统基金会带头鼓吹“南方威胁”，他们描绘出一幅具有独特
的阴谋色彩的画面。传统基金会认为，在七十年代，南方国家曾经施展了一套有系
统地破坏北方国家的战略：
1973 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 77 国集团督促以政治联
合来争取经济力量。参与国要求西方国家做出大量的经济让步。随后的一年，他们
将斗争移到联合国大会，并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国家经济权利
与义务宪章》，这些决议是南方国家在后来的十年内为寻求“国际经济新秩序”（
NIEO ）对西方国家展开攻击的理论性纲领。②
传统基金会继续批评道：发展中国家花了“极大的时间和资源来传播‘国际经
济新秩序’意识形态，不仅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传播，还在联合国系统之外传播。
没有一个联合国办事处和机构躲得过去。”③
南方想要些什么呢？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想要： “国际经济新秩序”所提要求
的关键成分之一就是资金重新分配：国际性税收，增加对外援助，没收外国私有财
产的权利，商品价格保护，有关运输和贸易的一般性商业优惠。通过工业、海底开
发、空间及医药技术的强制性转让，实现技术的重新分配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另一重要原则。④
传统基金会特别感到威胁的，是第三世界在“重新分配自然资源”方面的努力：
他们希望通过《海洋法条约》、《各国在月球及其他天体上开发活动协议》（又称
作《月球条约》）以及联合国正在进行的一项有关南极洲的研究和辩论，来实现他
们对海底、空间和南极洲的控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是要求
联合国占领南极洲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他对联合国大会说，“这个星球上所有未被
认领的财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理当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控制。⑤
对那些他们无法认占的世界资源，南方国家也曾经企图对之“实行管制”：私
人商业的信息数据受到国际上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攻击；要求对国际医药贸易实
施严格控制的提议在好几个联合国机构内被提上议事日程，其他的国际机构正在制
定针对跨国公司行为的约束性准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建议对媒体进行国际性
的限制。⑥
那篇文章中的妖魔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在里根主义信徒的眼中，不管他们正
式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政府－－除了智利和殖民地香港以外－
－全部都是国家干预主义者，而且也都是经济上的失败者。他们“由于插手管理经
济，结果把经济管理得一团糟。”⑦这种经济上的错误插手包括：对自由市场的自
然运作强加各种限制，诸如对国内企业的保护措施，从而剥夺消费者享用优质外国
产品的权力，维持过高估值的汇率以阻止出口，对外国投资的控制，从而鼓励低效
率的生产，以及阻碍粮食生产的价格政策。
南方国家要求资源重新分配的目的在于补偿他们在创造财富方面的失败。因此，
企图通过增加对外援助来满足他们要求的做法，只会加重其经济衰退而不会减缓这
一趋势：“虽然资助对于加快发展来说作用甚微或者根本没有作用，但是它能缓解
紧急的短缺状况，特别是消费品和进口产品的短缺。这样就使得政府更容易对人们
暂时掩饰其破坏性政策的最恶劣影响。”
保守派分析家彼得·鲍尔和巴西尔·雅美在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中更一般性地
争辩道：
外部援助提高接受国政府的资金、人缘和权力，从而提高了它们对于社会其他
方面的控制能力。因此它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民众生活政治化……当社会
生活和经济生活被广泛政治化的时候，人们的生计，甚至他们经济和身体意义上的
生存都取决于政治和行政决策。这个结果带来了冲突……这一系列发展将人们的注
意力由生产性活动转向政治领域；而人们的活动取向必然是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的关
键因素。⑨
总而言之，“外部援助不仅不是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实际上，它更可能是发
展的障碍。”⑩而且，外部援助是“南北冲突的根源，而不是冲突的解决途径。”
[11]
在更一般意义上，里根主义信徒不同意“围堵自由主义”的有关观点，即：一
个更繁荣的南方能够促进稳定，因而符合美国的利益。实际上，南方已经获得了许
多财富，但这是以北方的损失为代价的。而且，“围堵自由主义”的策略并没有购
买到全球稳定。围堵自由主义者不仅在对越南使用武力的决策问题上表现出来犹豫
不决的态度，实际上鼓励了共产主义的扩张，而且以慷慨的外援政策，对民族主义
力量和第三世界自私的精英搞绥靖主义，而这些人却致力于破坏北方的全球经济霸
主地位。
实际上，里根新内阁的许多成员坚信：北方的利益和南方的利益是根本相对立
的，而当前的任务是通过制定坚定的政策来修补损失，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击退
南方，在美国主宰的世界经济体系内，重新征服越来越难以管理的第三世界。
1981 年 10 月，罗纳德·里根在墨西哥的坎昆出席了事先大肆声张的经济峰会，
该会议期望将南北关系引进一个新阶段。然而后来人们才知道，，坎昆会议成为以
自由市场名义进行的一场全球经济反革命运动的序幕。
脆弱的南方
对那些支持对南方采取对抗政策的里根内阁成员而言， 80 年代早期的国际经
济形势为他们采取经济上的进攻态势提供了有利的情势。首先，尽管在 1979 年的
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中，欧佩克有外表上的统一战线，但实际上 80 年代早期欧佩
克内部存在着很深的分裂。在激进的伊朗和保守的美国同盟沙特之间存在着分歧，
其中伊朗想将石油作为对付西方国家的武器；在包含伊拉克在内的“争取收入极大
化”国家，和如沙特阿拉伯“争取市场份额极大化”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分歧。
[12] 另外，不受欧佩克控制的油田的发展和加速开采，如在北海和阿拉斯加的油
田，明显削弱了欧佩克这个卡特尔组织对石油价格的控制。
更进一步，在七十年代末，美国运用外交技巧，将欧佩克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集团为控制铝土岩、锡和其它原材料价格而成立卡特尔的努力中分裂出来。 1975
年当第三世界国家政府蜂拥而至巴黎参加国际经济合作大会 (CIEC) 并与北方进行
对抗之际，许多国家满心指望着欧佩克的产油国会和它们站在同一战线，以要求订
立一个有关一大批商品的全面协定。但是，沙特阿拉伯被收买了：为了回报沙特阿
拉伯获准购买的一批美国国债，其具体数目保密，沙特阿拉伯同意不在商品冲突中
以石油价格作为武器。一个不曾言明的工作协定就是：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欧佩克的
阿拉伯产油国可以“自由决定石油价格，只要石油供给不被干扰，而且石油收入也
不用于削弱现有的经济体系。” [13] 该协定暴露了南方国家表面信誓旦旦的团结
一致背后的脆弱，揭示了产油国精英的利益和北方的工业金融精英的利益才更是唇
齿相依的事实。
80 年代早期的第二个经济形势是：由于经济衰退在工业化的北方降临，南方
原材料价格下跌到 30 年代以来的最低点。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是依赖一种或
两种商品来获得外汇收入，原材料价格下跌意味着它们偿还不断上升的外债的能力
受到严重阻碍。依赖商品出口国的这种经济窘况，由于生物技术和材料科学的进展
而更为恶化，因为这些技术导致了原本必须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的原材料的替代品
的发明，比如玉米糖浆代替了食用蔗糖，酶发酵的可可黄油代替天然可可等。 [14]
第三个条件，这也许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最致命的薄弱环节，那就是它们的金融
状况如履薄冰。它们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银行总共欠有 7000 亿美元的债务，在
第一次石油价格冲击后，这些银行为了从欧佩克存入的巨额存款中获得利润，在向
南方国家政府贷款时竞争激烈。向第三世界的银行贷款象脱缰的野马失去了控制，
这正象花旗财团总裁瓦尔特·里斯顿主张的原则，即：一个国家不同于一个个人，
“国家永远没有破产之虞。”但到七十年代末，无论贷入方还是贷出方，都不再坚
信这一点了，因为国际上利率的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对那些承诺采用可变利率而
非固定利率贷款的国家而言，就意味着上亿美元的债务。因此，毫不奇怪地，第三
世界的债务国纷纷陷入一种绝望的游戏，即从一批债主那里借款来偿还对另一批债
主的债务。
治理世界银行
外援政策成了里根政府约束南方的决定性武器。对绝大多数里根主义信徒而言，
似乎早已经达成这项共识：外援主要是一种政治工具，它应该主要被用来巩固和加
强美国在国际强权政治中的地位。实际上，在里根执政期间，非军事性的、但和安
全目标挂钩的双边援助的真实增长在 80% 以上，同时发展外援和食品援助下降了。
[16] 从 1981 年到 1986 年间，“经济援助基金”的五个最大受援国全是被认为
对美国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它们或者具有反共斗争的战略意义，如萨尔瓦多、巴基
斯坦和土耳其，或者具有反对第三世界斗争的意义，如以色列和埃及。
里根主义信徒认为，美国国际发展署支付的双边援助应当加上附加条件：即必
须推行自由市场政策，援助必须用来帮助第三世界私人企业的发展；还有人主张减
少美国政府在人道主义援助中的角色，并将此责任移交给私人机构，因为“对世界
上穷人的道德责任最好留给私人和私人组织，而不是政府官员。” [17]
七十年代末，经由多边组织的美国对外援助占了美国外援的五分之一左右，这
成了一个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一些里根主义信徒提议：这种外援应当逐步淘汰，至
少不能再增加，因为“资金提供方和接受方之间的关系越疏远，资金不能被有效利
用的可能性就越大。” [18] 因此，有 120 亿美元预算的世界银行，成为里根主
义信徒管教南方计划的首要的关注焦点。虽然他们有人愿意让美国停止出资，因为
他们认为这个机构是第三世界国家主导经济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但财政部的实用主
义的保守派，他们就是监护世界银行运作的那些人，他们认识到世界银行是他们管
教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其有效的、乃至核心的工具。
经典的冷战自由主义者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观察到了形势的变化，于 1981
年辞职。随着麦克纳马拉的辞职及其主要助手（包括高层的“规划和项目审查部”
的主管、巴基斯坦人马布布·乌尔－哈克，他是世界银行扶贫政策的智囊人物）的
随后退出，世界银行的“温饱需要”计划也就此结束了。根据长期以来美国所拥有
的“权利”－－任命美国公民担任世界银行最高职位，里根政府提名一位温顺的人
物，前任美洲银行行长Ａ·Ｗ·（“汤姆”）·克劳森，接替麦克纳马拉的位置。
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个职位由一位更好说话的人接替－－前共和党众议员巴伯尔·
科诺布尔。里根主义信徒们将这个有 6000 人的大机构加以改造、以推进他们击退
共产主义的议程的道路也就开通了。
这一运动的第一炮，就是决定将美国许诺的为 1982 年国际发展协会 (IDA)
－－世界银行的软贷款窗口－－提供资金补充的赞助资金削减 3 亿美元。这导致
了其它发达国家纷纷效仿，最后，软贷款机构收到的资助比它预期的少了 10 亿美
元。由于国际发展协会贷款是以优惠条件面向最贫穷国家的，例如印度、东南亚国
家以及非洲国家等等，这一举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美国及其盟国正准备停
止“施舍”。这也是改变国际发展协会资金配置标准的第一步：原来的标准，即：
分配给有需要的国家，因为它们被列为贫穷（人均国民收入在 400 美元以下），
改变成：分配给那些在“经济的结构重整中作出最大努力的”国家。 [19]
兜售结构调整贷款（ SAL ）
接着，美国要求世界银行将资金从传统的借贷项目转向“结构调整”借贷。结
构调整贷款 (SAL) 形成于麦克纳马拉时代的最后几年，里根政府的财政部则更系
统地将它用来强行打开第三世界的经济。结构调整贷款是快速发放型贷款，用来解
救一个国家的支付平衡的赤字或者支付到期的利息给私人银行。但是，某国政府如
果想获得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贷款，它必须答应在本国执行
一项彻底的结构调整计划 (SAP) ，该计划表面上说是为了使其经济更有效率，并
能保持可持续的增长。
结构调整贷款通常所附带的条件及其理由包括如下内容：
●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减少对境外资本的需求，急剧削减政府开支，这个措施的实
施意味着削减健康、教育和福利方面的开支；
●削减工资，或者严格限制工资的增长，以防通货膨胀，并使出口产品更加具有竞
争力；
●放开进口限制，以使本土工业更有效率，并设立激励条件，鼓励为出口市场而生
产，这被看作既是获得紧迫需要的外汇收入的渠道，又是比国内市场更具活力的增
长动力；
●取消在工业和金融服务业方面的外资限制，以使得本地的生产和服务在外来竞争
的压力下更有效率；
●让当地货币对美元等硬通货贬值，以使出口更具竞争力；
●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着手进行急剧的非管制化，以便促进资源依照市场而不是
政府命令进行分配。
单单接收这些条件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可以获得结构调整贷款，接收国还必须同
意由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严格监控是否达到由国际银行业务专家们所制
定的目标。结构调整贷款是分批发放的，所以借贷国达到调整目标，意味着下一笔
贷款的发放，达不到目标，则意味着下一笔贷款的延期或冻结。由于结构调整措施
涵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诸多方面，同意接受结构调整贷款，实质上形同将一个国家
的经济控制权拱手让给世界银行。实际上，世界银行的前加拿大执行主席曾经证实：
结构调整贷款中包含的宏观政策建议触及了发展政策过程的最为核心的部分，
对于接收结构调整贷款的国家而言，它们经济增长的速率和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
社会目标，恰恰就是国家主权，尽管国家主权是一个捉摸不定却又十分重要的概念。
[20]
虽然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努力地兜售结构调整贷款，宣称它是提高效率和维
持增长之必须，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结构性调整计
划的攻击目标，就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机制，里根主义信徒们将这个机制看作是使第
三世界国家经济主权的运作成为可能并具有成效的工具。
债务危机和全球调整
毫不奇怪，一开始的时候，很少有政府愿意接受结构调整贷款，但随着 1982
年中期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里根主义信徒们通过结构调整来重新驯服南
方国家的计划，遇到了一个大好时机。约翰·希翰（ John Sheahan ）记载道：由
于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偿还 70 年代北方国家的银行提供的巨额借贷的
困难，美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利用“这一段金融紧张时期，坚持要求债务国要以消
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为获得新的资助的代价”。 [21]
美国财政部规定：美国的私人银行作债务重整时一律要得到世界银行所同意的
前提条件。对债务国而言，它们为偿还私人银行的利息所迫切需要的世界银行的批
准和现金，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得到。正如一位曾经参与墨西哥债务谈判的财政部
官员所言：“只有那些下决心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才有可能获得［
世界银行的］资助。” [22]
结构调整是“贝克尔计划”的核心内容，这个计划是由里根政府于 1985 年在
汉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上宣布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基金资助负债国家偿还利息的前提条件是：这些国家必须采用“‘里根经济学’
的路线－－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取消政府补贴、开放外国投资等等。” [23] 里萨
克斯指出，从债务国的角度来看，“这里所提议的改革目标……比标准的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万灵丹在各方面都走得更远，如贬值、公共部门借贷的削减、货币供应控
制以及工资与物价的取消控制等等，”这形同将“整个国家的财产甩卖”。 [24]
正如希翰所形容的那样，人们意识到结构调整是“比六十年代初期人们所能够想象
的任何计划都要极端得多”的一项计划。 [25]
但是他们除了屈服以外别无选择。至 1986 年初，十五个债务国中被美国财政
部长詹姆斯·贝克尔所指定的十二个优先债务国，其中包括了巴西、墨西哥、阿根
廷和菲律宾，都答应接受结构调整计划。结构调整贷款从 1981 年国际银行总贷款
额的 3% ，上升到了 1986 年的 19% 。五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 25% 。到
1992 年底，共有大约 267 项结构调整贷款得到批准。 [26]
和这些贷款有关的许多项目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进行的。一开始，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现场监督”计划被设计成一种短期计划，来纠正一个国家的外部
帐目赤字，手段包括强制该国消除财政赤字、限制货币供应、货币贬值等等。但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官僚们后来认识到：支出平衡问题仍会继续反复出现，除
非实行更加战略性的结构改革方案来加强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的角色，以及将这
个国家更彻底地融合进世界经济。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现场监督”计划被
加以延长，或被扩展设计，将结构改革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出平衡资助的条
件之一，或者与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保持密切的协调。
因此，虽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组织各有分工：世界银行负责
推动经济增长，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监督金融控制，它们现在的角色则已经很
难区分，因为它们已经同时成为北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反击策略的执行机构。在那
些接受结构调整贷款的国家那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做法以“震荡疗
法”而著称，亦即短期稳定措施和长期结构改革的同时进行。因此，也就难怪实行
结构调整的国家将这两个机构讽刺性地称作“布雷顿森林双胞胎。”
1988 年“结构调整设施”（ SAF ）的成立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合作提高到一个新台阶，该机构紧密协调这两个组织的监控和执行活动，特别是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共有 47 个国家，其中 36 个国家实施了世界银行
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的结构调整计划。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大多十分薄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提供资助为名实行的共同管辖政策强加在了大部分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实际上，在 80 年代有 70 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屈服，由华盛顿政府所遥控指挥的稳定方案、结构调整和震荡疗法成了南方国家在
这十个年头里最普遍的状况。其共同的目标就是解除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作为本国经
济发展的推动者的权力。 1988 年，由联合国非洲特使进行的一项有关结构调整计
划的调查得出结论：结构调整计划的实质在于“减少或彻底消除国家在经济的生产
部门与分配部门中的直接干预。” [27] 类似地， 1992 年由美洲洲际发展银行出
版的回顾十年调整的一个研究，也同样证实了将政府从经济活动中驱逐出去是八十
年代指导结构改革的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
这个学派认为：从经济道路的选择及其所伴随的制度设计来看， 拉丁美洲国
家的战后历史是一部集体谬误的历史。要修正这个谬误，长期以来公共部门占据经
济舞台中心的现象必须终结，并实行激烈的疗法：作为生产者的国家以及国家扶植
的资本主义都必须取消，限制国家的责任，使其仅限于宪法所规定的那些任务，将
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交还给市场，取消阻挠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企业家阶级的涌现的
一切障碍。 [28]
注：
[1] 最好地展示共和党“击退”思想的一个例子是： 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 1974), pp.161-72.[2]Doug
Bandow, "The US Role in Promoting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in
Heritage Foundation, US Aid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a Free Market
Agenda (Washington, DC: Heritage Foundation, 1985), p.xxiii.[3] 同上。 [
4] 同上。 [5] 同上， pp.xxiii-xxiv.[6] 同上， xxiv.[7] 同上。 [8] 同上，
p60.[9]Peter Bauer and Basil Yamey, "Foreign Aid: What is at Stake?,"
The Public Interest, Summer 1982, p.60.[10] 同上， p57.[11] 同上， p54.[
12]Karin Lissakers, Banks, Borrowe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a
Revisionist Accou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ebt Cri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p.32.[13]Altaf Gauhar, "Arab Petrodollars,"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4, No. 3 (Summer 1987), p.463.[14]Rober Walgate, Miracle or
Menace: Biotechnology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Panos Institute, 1990,
pp.61-2.[15]Bernard Nossiter, The Global Stuggle for Mor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p.6.[16]Frances Moore Lappe, Rachel Schurman, and
Kevin Danaher, Betray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7, p.10.[17]Bandow, p.
xxxviii. 另见 Mark Huber, "Humanitarian Aid," in Heritage
Foundation, pp.1-11.[18]William Peterson, "The Social Roots of Hunger
and Overpopulation,"
The Public Interest, Summer 1982, p.68.[19]A. W. Clausen, quoted in
Joyce Kolko, Restructuring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Pantheon, 1988,
p.272.[20]Morris Miller, Coping is Not Enough!: the International Debt
Crisis and the Roles of the World Bank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omewood, Ill.: Dow Jones Irwin, 1986, pp.185-6.[21]John Sheahan, "
Development Dichotomies and Economic Strategy," in Simon Teitel, ed.,
Towards a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92, p.33.[22] 录自 Morris Miller,
Debt and the Environment: Coverging Cris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91, p.215.[23]Lissakers, pp.228-9.
[24] 同上， p.229.[25]Sheahan,p.33.[26]World Bank, "Third Report on
Adjustment Lending: Private and Public Resources for Growth,"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March 1992, pp.74-6.[27] 引自 Seamus Cleary, "Towards a
New Adjustment in Africa," in "Beyond Adjustment," special issue of
African Development, Vol.7, Nos 1-4 (1990), p.357.[28]Pedro Gerchunoff
and Juan Carlos Torre, "What Role for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in
Simon Teitel, ed., Towards a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Latin America,
p.276.
（译自瓦尔登·贝罗等：《黑暗的胜利：美国、结构调整与全球贫困》第二、三章，
普鲁多出版社与“粮食与发展研究所（粮食第一）”合作出版，一九九四年 (Dark
Victory: The United States,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Global Poverty.
By Walden Bello with Shea Cunningham and Bill Rau. Pluto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Food
First); and with th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1994) ；墨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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