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復旦大學國政系陳明明

【大公報】 1999/6/16

美國國內各種政治勢力對政治資源的角逐，對冷戰「勝利」的陶醉，對異己政治制度和政治價值根深蒂固的偏見，註定了中美關係將是一個艱難的磨合過程。

在 20 世紀的最後一個春天，中美關係遭受重大挫折，落入低谷。重新檢討、評估中美關係事實上不僅在決策層，而且在民間都已經開始。

美國與中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度：從社會制度、政治結構到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遼闊的太平洋隔開兩國，從傳統的地緣政治來說，即使做不成朋友，也不會成為敵人。美國與中國幾乎談不上有什麼歷史宿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還是中國的盟邦。中國與美國的交惡應該是雅爾塔體制的產物。在兩大陣營抗衡的最初的年月，美國支持蔣介石集團打內戰，逼得新中國一邊倒。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人第一次與美國人直接交手，打成平局，從此全面對抗一搞就是 20 年，直到 1972 年才發生戲劇性的轉變。是什麼東西使這兩個國家走到一起﹖換句話說，這兩個國家握手言和的基礎是什麼﹖

一、中美關係有過的戰略基礎是什麼

對於兩個在任何方面鮮有共同點的國家來說，只有生存的壓力才能使它們認識到彼此進行戰略合作的價值。這種生存的壓力在國際關係中通常被表述為國家利益。前蘇聯的存在，特別是蘇聯霸權對美國全球利益的挑戰和對中國生存安全的根本威脅，是促使中美兩國走到一起的主要戰略基礎。它集中表現為兩國各自對其安全的深切憂慮和關注。一方面，美國在蘇聯爭奪霸權的過程中，感受到蘇聯在全球擴張的咄咄逼人之勢。美國的危機感是現實的，幾千枚導彈瞄準美國，一個早晨就可以打出去。要抗衡蘇聯，遏制蘇聯，僅靠美國的力量是不夠的。另一方面，中國自從 60 年代與蘇聯分道揚鑣後，就直接面對著蘇聯強大的軍事壓力。中國的危機感也是現實的，邊境陳兵百萬，戰事一觸即發。國家安全岌岌可危，迫切需要擺脫這種危險的境地。正是這樣一種態勢使中美兩國在 70 年代建立了實質性的戰略同盟關係。沒有什麼比生死存亡更能維持這種關係，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價值在它面前都要退居其次，並從屬於它。有幾個事件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美國一直聲稱「捍衛人權」是它對外政策的一個基石，但是美國與中國恢復邦交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後期，也就是通常被認為中國的人權狀況最糟糕的時期。 1976 年因悼念周恩來總理而被「四人幫」嚴厲鎮壓的天安門事件在許多方面與 1989 年在天安門發生的事件有相似之處 ( 當然二者的性質不同 ) ，但美國的媒體、國會與政府對前者基本上是沉默的、低調的，而對後者則作出了極為激烈的反應。美國甚至能夠在 1976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不久，與中國在反擊越南挑釁的戰爭中實現戰略合作，配合默契，被當時兩國的政治家引為「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進行全面合作的典範，但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卻對中國進行全面制裁，使中美關係大踏步後退。美國對不同的國家、對同一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的人權標準是雙重的，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美國對外政策是以美國對自身在全球事務中的利益判斷為基礎的，美國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是理解美國政府對外行為的關鍵。當美國的生存利益以安全利益為主導而對第三國發生戰略需要時，它可以遷就該國一切同所謂美國政治與價值觀相悖的事物的存在，它在這樣做時通常以美國價值的「多元與民主」為之說辭﹔當它的安全利益因原先威脅的解除而對第三國的依賴性減弱時，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凸顯出來，這個「多元與民主」的價值就不會再容忍它昔日的同盟者。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說：「 1989 年，由於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國與美國為反對共同敵人而結盟的戰略基礎不存在了。」這的確是中美關係由對抗走向合作、由合作走向磨擦的關鍵所在。

二、中美合作的新戰略基礎在哪裡﹖

人們都知道，中美關係大體經過三個階段：從 1949 年～ 1972 年，中美處於對抗階段﹔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關係進入第二個階段，即合作階段，到 1989 年為止﹔接下來的 10 年到如今是第三階段，即磨擦階段，中美關係時好時壞，時陰時晴，倏忽無常。中美關係的現狀，反映了自蘇聯解體後，舊的戰略基礎不復存在，新的戰略基礎仍未形成，或者說，新的戰略基礎其內涵仍然是模糊的，其邊界是不明確的。

戰略基礎的形成與兩國對其自身生存利益的認知以及對於共同利益的共識有關。中國對自身生存利益的表述是眾所周知的，這就是堅持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四個現代化，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 21 世紀。這就是中國的大局，即中國的最根本的戰略利益所在。因此中國對外政策的出發點是謀求世界和平與穩定。那麼美國的戰略利益是什麼呢﹖雖然美國的政治家對此有許多說法，但從美國的對外政策觀之，在冷戰後繼續保持其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是美國的戰略目標這是沒有疑問的。保持這種世界「 No.1 」地位可以有兩個途徑：一是在沒有敵手的情況下繼續推行砲艦政策，稱雄於世﹔二是挾其既有的經濟優勢，開展經濟競爭。假如是前者，中國與美國就談不上有共同利益，也不存在合作的基礎，唯有衝突一途﹔假如是後者，即使這種經濟競爭是以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為前提的，中國與美國仍然存在合作的空間。

許多學者和政治家正是看到了這一點。中國和美國各自的戰略利益是有交集的，是可以共存的。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美國的資金和技術，美國的保持強盛需要中國的市場。冷戰的一個重要教訓是，武力並不是維持國家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國家的強大最根本取決於經濟實力，而軍事實力是不能簡單轉化成經濟實力的。由於中國和美國在發展上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國家，中美經濟貿易不是競爭，而是互補的。一個巨大的資金和技術同一個巨大的市場相結合，既是中國躋身強國之林、也是美國保持不衰的重要條件。此外，中美作為世界的兩個大國，在穩定國際秩序特別是保持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限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削減軍備以及加強國際組織合作等方面，亦都存在著共同利益，具有不容忽視的戰略價值。這應該成為中美關係新的戰略基礎。

問題是，對這種新戰略基礎的表述很大程度上只是代表了中國人的認識，而在美國，至今還沒有被主流觀點所承認。相當一部分媒體和政治家認為美國和中國的相異遠遠大於相同，在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方面是尖銳對立的，在經濟利益方面的競爭是零和博弈性質的。例如，對中美兩國政府間達成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表述，在美國一直受到批評。日前美國前副總統、參議員奎爾在舊金山說：「戰略夥伴關係必須有相同的價值體系，而美國與中國只有相同的目標──如貿易、安全，但在價值體系上雙方是背道而馳的。」如果說，主流媒體和政治家刻意貶低中國的戰略價值，誇大美國和中國的差異，一方面是出於美國政治生活中黨派競爭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傳統的傲慢與偏見，那麼當「中國威脅論」的鼓噪經久不息、一波強似一波時，那就不能不使人聯想到這是一種敵意。人們有理由相信：冷戰結束了，美國的戰略思想是繼續稱霸世界，它不能容忍在歐亞大陸出現一個抗衡美國主導權的大國，因此把它想像中最可能向它提出重大挑戰的國家視為主要對手。誰是這樣一個大國呢﹖ 1997 年美國出版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明確指出──中國。

三、一旦中美衝突，只有災難與泥淖

假如中美發生大規模衝突，這對中國將是一場災難。中國不得不進行全面的戰爭動員，進入戰時狀態，經濟建設和各項改革事業不得不停下來。面對一個高科技武裝起來的超級大國，中國將承受比蘇聯在衛國戰爭中慘重千百倍的傷亡和損失，國土滿目瘡痍，人民流離失所，生態嚴重破壞。戰時體制將無法動員人力和資源去對付類似 1998 年那樣的大洪水，只好聽憑天災人禍。幾代人的努力將毀於戰火，強國之夢會付諸東流。因此中國不希望戰爭，甚至連軍備競爭都不願看見。另一方面，對美國而言，這也將是一個泥淖。中國雖不是超級大國，畢竟是超大社會，中國雖不希望戰爭，但決不懼怕戰爭。美國不可能在對中國的戰爭中真正取勝，美國與中國的戰爭至少是對美國國力的巨大消耗，甚至可能使美國像羅馬帝國、像大英帝國那樣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即使是鼓噪「中國威脅論」的伯恩斯坦和芒羅也不得不承認，「以中國為敵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那麼美國所希望看見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呢﹖在舊的戰略基礎已經瓦解、新的戰略基礎又不被美國主流政治和媒體所承認的情況下，美國戰略目標的內涵是什麼呢﹖按照亨廷頓的觀點，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是完全異質和衝突性較重的文明，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是要遷就「中國的霸權」，放棄「自己的普世主義」，「心甘情願地眼見自己決定太平洋遙遠的另一端事物的能力顯著下降」，還是以軍事實力為後盾，以美日同盟為基軸，以軍事威懾為底線，以接觸交往為補充來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需要對此作出明確選擇。冷戰後一系列事態的發展證明，美國人選擇了後者： 1992 年布什總統在得克薩斯州進行總統競選時宣布向台灣出售 F ﹣ 16 戰機，違反了中美三個公報的原則﹔ 1993 年美國攔截中國貨輪「銀河號」，搜查中國已經否認裝有的違禁化學品，在沒有發現化學品的情況下，既無道歉，也不賠償因停航給中國造成的商業損失﹔ 1995 年美國政府不顧中國強烈反對，同意李登輝訪美﹔ 1998 年美國和日本宣布合作研製開發「戰區導彈防禦系統」 (TMD) ，把中國作為假想敵之一﹔整個 90 年代以來美國對台灣和西藏分裂勢力的支持，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鼓勵，如此等等。

四、美國能指望中國吞下有損自己利益的苦果嗎﹖

1981 年，當中美關係還處在合作的第二個階段時，鄧小平便批評美國媒體的四種觀點，並提出中國關於發展中美關係的原則立場：第一，從地緣政治說，任何貶低中國戰略價值的人「不會有一個正確的國際戰略」。中國這麼「大的塊頭」決定「中國人向來是根據自己的見解行事的」，「在非常困難的時候，我們也敢於正視現實，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對強大的力量。」第二，中國談不上單方面有求於美國，中美有共同利益，是互有所求的。但是，假如現存的國際環境變得極為嚴峻，例如「一切國際通道都切斷了，我們也能夠生存。即使現在世界發生大的動亂和各種難測的變化，中國自己也能夠活下去。」第三，中國決不會吞下有損中國根本利益的苦果，例如台灣問題，「吞不下去，不會吞下去的。」中國希望保持中美友好合作關係，「但是一旦發生某種事情迫使我們的關係倒退的話，我們也只能正視現實。」第四，中國不尋求與美國對抗的政策，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目標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它深刻影響和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政治觀念，中國的世界觀和政治觀是前瞻性的。因此，「認為中國政府信奉的意識形態旨在摧毀類似美國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觀點至少不是 80 年代的觀點，也不是 90 年代的觀點，而是恢復了 60 年代以前的觀點。」

當下在中國，有人認為，只要與美國加強溝通，中國的事情是會被美國理解的，只要在某些問題上處理適度，不刺激美國 ( 所謂不授人以口實 ) ，就有可能避免美國作出激烈的反應。這種想法是過於天真了。伯恩斯坦和芒羅明確指出，「不管中國出現什麼情況，美國對它的政策都應該以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明確而堅定的意識為指導。」中美關係近 30 年，因舊的戰略基礎的存在而有過一段短暫的蜜月期，其後磨擦不斷，是非迭出，並不是中國做過什麼對不起它的事。中國不要對抗，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是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最大約束。問題是美國人跟中國過不去。中國認為國家間可以有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合作和和平共處，但美國人認為只有中國「跟隨全球的民主化趨勢，中美最尖銳的衝突才可以消失。」這意味著，只要中國還是共產黨執政，只要中國還是堅持它所體認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美國對中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即使中國發生蘇聯那樣的事變，共產黨下台，融入所謂的「全球民主趨勢」之中，但只要新政府仍然堅持台灣西藏問題上的傳統立場，美國與中國仍然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除非中國分裂瓦解，在國際政治中淪為美國的附庸。

結語：中美關係終歸要好起來才行

國際關係千變萬化，只有利益是永恆的。在舊的戰略基礎瓦解以後，中國和美國不可能再有 70 年代到 80 年代早期那種戰略同盟關係了。鑒於中美兩國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上的差異 ( 美國人認為這是更為本質的，因而是難以彌合的 ) ，以及由此導致的中美互信程度的脆弱，中美兩國要做真正的朋友十分艱難。圍繞科索沃戰爭而起的中美衝突就是明證。但是，中美兩國是有共同的現實利益的。對中國來說，有共同利益就有合作理由，正如鄧小平所說，「中美關係是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但是，對美國來說，要認同這種共同利益，並自覺地維護這種共同利益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美國國內各種政治勢力對政治資源的角逐，對冷戰「勝利」的陶醉，對異己政治制度和政治價值根深蒂固的偏見，註定了中美關係將是一個艱難的磨合過程。既然是磨合，那就慢慢磨吧。中國不必看美國人的臉色行事，中國對美國的政策應該以對中國的國家利益明確而堅定的意識為指導，不能把中美關係置於中國根本的國家利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