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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国内背景
时殷弘
近年来，在美国国内存在着影响美国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两股基本的势力。其
中一股，以同中国政府交往较多并在70和80年代对中国较为友好的前国务活动家、
外交思想家和战略家为突出代表，同时大抵包括一部分从事美国对外政策设计的专
业人员和一些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加上那些在中国有重要贸易、投资利益的美国
工商企业以及从事较为可观的对华教育、文化交流的美国民间机构或团体。在这些
群体中间，称得上广泛深入地思考中国问题，并且最有系统地表述关于对华政策的
愿望和理念的，当然是上面所说的前两类人。一般而言，他们把中国当作正在兴起
的未来世界级强国，或至少认为中国有可能发展为世界级强国，而这必然和可能的
前景，在他们的预测或预感中虽非临近之事，但也不是处于用世纪性的大时间尺度
衡量时过于遥远的未来。不过，他们的对华政策观的特征，并不在于对中国国力发
展趋势的这种看法（那是他们的争论对手中间许多人也大致持有的），而在于他们
希望能在国内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得到切实采纳和经久贯彻的大战略，而把中国包容
进美国为首、西方占优势的国际社会，赋予与中国国力尽可能相称的地位，同时通
过耐心的和多半是有取有予的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争取使中国全面遵守
西方的基本规范，并且始终不挑战美国的霸权。
这个大战略基于一系列权衡。首先，他们认为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虽然中国
强大会带来危及美国一些重要利益的可能性，但中国是个拥有非常雄厚的潜在资源
（人口的和非人口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并正在迅速用现代方式加以开发的大国，
要有效地阻止其崛起，即使假定有可能，也非常困难，其代价远远超过阻止伊朗、
伊拉克之类国家兴起为地区性强国。其次，他们对中国70年代后期开始的深刻变迁
有比较充分和比较客观的认识：中国的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仍离美国的价值标准很
远，但在体制、观念和政策的许多方面确实发生了趋于宽松、多样化和温和的显著
变化；并且，如果美国采取适当鼓励或至少耐心观望的态度，那将大有助于这样的
变化长期继续下去。而一味无视现实，全然不容异己，欲先乱华倒共而后快，则很
可能促使中国的改革发生逆转。第三，他们从全球安全体制和地缘政治考虑，断定
一个美国与之合作而非敌对的中国会起到对美国很有利的作用，而且这样的中国越
是强大，这种作用就越重要，尽管中国的增强趋势同时会给美国在上述两方面带来
麻烦。在中短期内，来自中国的合作就有效地运行和加强防止核扩散和其他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际体制而言，就按美国利益充分利用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与维和
功能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还能对保持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东南亚地区的
稳定起关键作用。从长远看，一个同美国接近的中国无疑是必要时可借以钳制俄罗
斯和日本的重要力量，反之若出现与美国交恶的中俄、中日、甚或中俄日联盟，美
国的处境就会变得异常危险。第四，他们还相当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意义，认
为美中关系状况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并且势将越来越大。
在当今对华关系的不少具体问题上，这股势力的政治和舆论代表所持的直接目
标同美国的其他势力大同小异。他们也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也要求中国在对美出
口方面约束和按照美国意愿解决知识产权争端，也主张制约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
远程海、空军和战略导弹力量的发展，严格限制或防止中国同反美国家或其他热点
地区的武器贸易，并且也谋求中国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以武力处理台湾问题。但
总的来说，他们倾向于美国在做法上温和些，必要时须对中国做让步或将难以解决
的问题搁置起来。他们关于如何对待一个正在走向富强的中国的大战略，虽然照旧
以维持美国及其价值观的优势为前提，但由于意味着同中国长久共处，因而尤其具
有建设性和远见，体现了对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思考和审慎态度。美国现行政当局
已经并仍将倾听他们的声音。但是，从美国国内政治分析，倘若如实地把美国舆论
状态和公众情绪当作（尤其是近年来）影响对外政策取向的关键性因素［1］的话，
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他们处于弱势，而且差不多是很显著的弱势。这是这股势力在政
治上的最大缺陷。 |
美国国内影响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另一股基本的势力，主要由国会共和党多数、
民主党自由派、军界头面人物、军事工业财团、控制美国大众传媒的集团等成份构
成，并有兼事或专事反华鼓动的不少民间团体、学者、报人、前政府官员作为部分
喉舌。他们在对华认识、对华态度乃至基本的国际政治观方面同前一种势力有很大
不同。在他们那里，美国取得对苏冷战胜利一方面引起了大陶醉感，另一方面却刺
激出强烈的不满足心理，急欲看到世界上尚存的几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垮台，尤其
是在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意识形态至上和“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所谓完
美主义思想方法，使之漠视或刻意否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变化。他们最强
调的是他们所定义的中国人权问题，以此作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代名词。
他们将中国政府对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的处理方式当作动员舆论厌恶、敌视中国的
口实。中美关系中几乎所有具体的争执问题，都被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国的社会政治
形态挂钩，都被用来抨击中国的根本制度。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外交这个在国际关
系史上一向主要旨在通过互相妥协并从而调整国家间利益冲突和对外政策抵牾的传
统工具，在中美关系中并无用处，或者只是在被当作单向施压和干涉内政的手段时
才有价值。然而最有特征也最重要的，是这股势力对中国国力发展的认识和态度及
其倡导的大战略。1992至1993年以来，其话题和调门有了明显的变化 ，即在照旧
强调意识形态的同时，大力渲染中国是不久的将来的超级大国， 不仅已经对其外
围构成了威胁，而且很可能在例如15到30年内严重危及美国在东亚太平洋的战略霸
权，甚或取消美国的世界首强地位。［2］此种“中国威胁论”在近来因李登辉访
美而引发的台湾危机期间达到了甚嚣尘上的地步。大肆夸大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
发展，并且将此夸大了的估计当作主要依据，简单化地推断出中国的意图和对外行
为长远趋势，这种逻辑同美苏冷战形成年代里美国对苏联的认识和估计方式颇为相
似。这种过头解释和过头预测在有些人那里出自蓄意的目的，而在另一些人那里源
于非理性的过头担忧。无论如何，它们都反映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世界近现代史
上西方从未有过真正容纳一个非西方强国的经历和经验，因而也没有这方面切实的
思想准备和气度。［3］由此而来的大战略便是遏制。这遏制既是军事和地缘战略
意义上的，也是外交和全球体制意义上的；不仅意味着要在中国周边构筑阵地来遏
制中国权势的“扩张”，更意味着要依靠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的综合手段来遏
制中国实力的增长。这派人集中体现了美国国际政治观和对外政策理念之深层的两
个根本传统——白人优越和美国政治文化乃世界楷模，也集中体现了随冷战结束在
美国变本加厉的“权势的傲慢”。［4］他们的思想方法特征是高度简单化和情绪
化，而其中占很大比例和份量的民选政客和大众传媒界人物，往往还在个人政治利
益和传媒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凭借高度简单化和情绪化来吸引、迎合或操纵公众。
特别容易影响甚或塑造舆论，使公众听从其观点和主张，是这股势力总的来说
在政治上强于其国内争论对手的关键。相比之下，后者提出的对中国较为友好的政
策主张，系依据复杂的理性权衡，一般而言不易被公众接受。更重要的是，多数公
众、特别是其中较积极地就对外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并有较有效的渠道影响对外政策
形成的那部分中上层公众，同对中国持敌意的势力相似，一般受上述思想传统和美
国权势意识的浸染，而与在美国缺乏深厚土壤［5］的较现实的国际政治观多有格
格不入之处。因此，中美之间的争执，凡与意识形态和根本政治、法理原则相关的，
例如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颇易被用来煽起，厌华反华情绪，“中国威胁论”亦不
难有其相当广泛的市场。此外，中国对美贸易高额顺差、知识产权保护、非法移民
等涉及美国人经济和社会利益的问题，同样易在美国公众中引起情绪化反应。
如前所提示，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重大现象，是舆论状态和公众情绪（
一向受特殊势力影响或操纵，甚或由其塑造）在国家对外政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显
著增大。行政当局在对华关系方面，虽然往往宁愿采纳前述第一股势力的有理智的
主张，但不得不严重顾忌或屈从主要受另一股势力影响的情绪化的舆论。这种状况，
估计长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大概可以说是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岁月里中
美关系面对的最大困难。中国方面对这一点已有所感觉，但总的来说似乎还很不够。
开展对美国国会议员的合法院外工作以及对其他方面的介绍和说服工作，无疑是需
要的，但在美国目前的大环境中，很难预期它们能取得多大成果。美国广泛存在严
重的对华偏见和不友好的政治气氛，而且至少近期内不会改变。在此情况下，任何
美国政治家如果为中国说较多的公道话，就等于是政治自杀，任何美国学者如果较
尖锐较全面地公开批评对华偏见和反华主张，就难免损害自己的声誉以至前程。
中国问题上以对华偏见和厌华反华情绪为主流的美国舆论状况，加上中美两国
之间在某些根本的国内与国际政治观念和重要利益方面的真实抵牾，使得今后中美
关系有显著恶化的可能性。尽管就较小的时间尺度和一些具体问题来考虑，70年代
初起近20年内中美合作、对立、妥协互相交错和反复循环的模式仍将是适切的，而
且仍有一些因素使人或许能以审慎的乐观态度来展望中美关系的较远前景，但从长
期看，中美关系已难具备恢复到先前较好状态的某些必要条件。相反，倾向于使双
边关系显著恶化的背景和诱发因素都存在。一旦出现双方都极难做出让步的大事态，
中美关系就难免出现较持久的大倒退。应当估计到，美国现今及今后的一些政府官
员一般会宁愿理智地处理同中国的交往，但对华不友好的那股势力以及他们助长甚
或营造的舆论，准备了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重大背景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中美
关系是比较脆弱的，难以经受住很大的危机性事件的冲击。台湾、香港、中国国内
政治、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等问题，都有可能成为这股势力鼓动公众舆论致使中美关
系大倒退的热点。同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相比，当代中美关系既有远为健康的方面，
也有更为困难之处。美苏之间的危机问题绝大多数是双方境外权势争斗和国际霸权
竞争，至少不直接关乎独立生存、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根本制度的保存，而中
美之间近年所曾发生并仍将可能发生的危机问题都直接关乎中国的此类最核心利益，
中国简直没有作出任何重大让步的余地，因而危机处理的难度就更大。
在作了以上一番分析之后，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何谋求比较稳定也比较合
理的中美关系。首先，中美双方都要努力，针对容易产生重大危机的问题，争取以
尽可能最庄严、最法律化的形式，达成（包括重新确认）双方都承诺遵守的基本准
则。这些准则的达成应被视为当今中美彼此间外交的头等要务，而其头号指导原则
应是每一方在任何情况下不侵害对方的最核心利益。对处理次级问题以及日常性的
摩擦，也要逐步形成双方应当和一般能够遵守的规则体系。还需建立双方高层间的
规则化的协商机制，其首要功能应是保证尽可能及时和明智的双边关系危机处理。
第二，从长期看，中国对美政策的重点应是尽可能创造条件，争取美国公众及其民
选代表对华认识和态度的逐渐改善。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有助于为美国行政当局正
确处理对华关系、推行合理的和比较温和的对华政策提供较好的国内环境。在这方
面，美国行政当局有时需要有证据去影响和引导舆论，这就需要中国方面予以适当
的配合。放眼未来，中国必须耐心地做这方面的努力。在中国逐渐富强和进步的背
景下，坚持下去就会有较大成效。第三，把基本顺应国际大局和坚持民族自强自尊
结合起来。由于美国是当今及今后长时期内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因而争取同美国
有较好的关系是中国必然做出的选择。中国对中美关系要有耐心，沉得住气，至少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尽可能不同美国对抗，更不去当头，不去全面挑战美国的霸权地
位。要敢于并善于作出必要的和经得起作出的妥协。力戒在受困心理或富强感的刺
激下，形成狭隘和偏激的极端民族主义潮流，那会非常消极地影响中国的眼前和长
远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完全应当在根本问题上坚持原则，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
并做好为此抗争的充分精神准备。一个在自身核心利益问题上懦弱的中国不可能得
到美国的尊重，反而会使之得寸进尺。中国的根本立足点是国内的建设和团结，谋
求较好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为了争取几十年时间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美国方面严重
损害中国富强前景及其起码基础——独立、安全、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社会和政
治基本稳定——的任何行为，皆应坚决反对。同样为了所有这些目的，大力提倡爱
国和弘扬民族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世界历史证明，现代国家的独立生存和兴盛大都
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激励和凝聚作用，中国这样一个有可能成为世界级强国的大国更
是如此。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注释：
[1] 参见克劳夫：“基层决策：告别 ‘智者’”（Michael Clough, "Grass
Roots Policymaking: Say Good-Bye to the` Wise Men'"），载于《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第73卷第1期（1994年1—2月）。
[2] 这方面可能最明确也最离奇的预言，一是美国海军于1994年通过战争模拟博弈
推断，中国军队可于2010年打败美国第七舰队，二是美国国防大学1996年一项研究
确定，35年内中国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超过美国。见普拉格尔：“警觉下一个超级
大国”（Kasten prager, "Waking Up to the Next Superpower"），载于《时代》
周刊（Time），该文只是宣传“中国威胁论”的许多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作之一。
[3] 时殷弘：“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载于《战略与管
理》1996年第3期。
[4] 关于这些根本传统，见享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纽黑文1987年版。（享特在该书
中还总结出第三个根本传统：赞同改良渐进但反对革命）。关于美国“权势的傲慢”
，见富布赖特的同名书（J. William Fulbright, The Arrogance of power），纽
约1996年版。
[5] 借用克努森语，见其《国际关系理论史》（Torbjorn L. Knut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曼彻斯特1992年版，第226页。参见凯南：
《美国外交（1900—1950》（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
1950），纽约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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