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地缘政治造反”
——华勒斯坦的挑战
吴伯凡
编者按：华勒斯坦（ ImmanuelWallerstein ， 1930 －）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世界体系论”主要代表人物，现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社会学系教授兼该校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现代世界体系》（四卷）、《历史资本主义》、《否思社会科学》等。 1993 年，在葡萄牙古本根基金会的赞助下，华勒斯坦组织一批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杰出学者（其中包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成立“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该委员会经过两年的紧张工作，写成《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该报告书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观点，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基本立场持明显的否定态度。此书已以近十种语言出版，很快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1997 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版。最近，高等教育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现代世界体系》（一、二卷）和《历史资本主义》（中英对照本）。另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老师布罗代尔的代表作《 15 ～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
华勒斯坦在很多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持批判立场，因而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左派”，有人甚至戏称他“比马克思还马克思”。由于他的学术生涯起于对非洲问题的研究，所以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同情的理解，坚决拒斥学术立场和学术方法上的“欧洲中心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看似是在少数几个国家最早建立起来的，但民族国家的疆界决不是“资本主义”的容器。资本主义是跨越国界的“世界帝国”式的体系，包括非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属于这个“世界帝国”的版图，而通常所说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在这一帝国内部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和少数受益者。因此，“世界体系”是历史形成的，而且无法重演，因此核心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成为欠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前定模式。
华勒斯坦进而认为，起源于核心国家、已经制度化了的现代社会科学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片面概括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经验（其中必然伴随着忽略或排斥欠发达国家的社会历史经验）而成的，但他们同时声称这些偏狭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边缘国家应该像接受自然科学一样无条件地接受从这些核心国家输出的社会科学。由于“社会”这一概念是一个成问题的概念（“社会科学”的创立者眼中的“社会”是以国家地域为限、从世界体系中割裂出来的“社会”），所以这样的“社会科学”不可能不是偏狭和封闭的。对于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家来说，重建社会科学是当务之急，而重建社会科学，首先必须打破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垄断，使社会科学从封闭走向开放。
随着中国近年来国力的明显增强，中国社会科学界出现了“社会科学本土化”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主张，后殖民论述被大量引进，有关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著作不断出版，“国学热”持久不衰。在这种情势下，华勒斯坦的学说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共鸣。为此我们发表几位学者评介华勒斯坦学术思想的文章，以飨读者。
古希腊曾有一位诡辩家常问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一个人：“人人都说你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那么你是否停止打你的父亲？”这个问题的刁钻之处在于，无论你给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回答，你都是在承认问话人预期的答案。借用福科的话说，问话人看似给了你充分的选择余地（自由），但他的提问其实是在暗中对你实施着“管制”，你的自由度实际上是囚室大小向囚犯允诺的自由度。
在华勒斯坦看来，自 19 世纪起制度化了的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同样实施着不易觉察的“管制”。由于这些强权隐秘到难以觉察，所以研究者“认可”这种强权的方式就是对它们浑然不觉。研究者看似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但由于管制的严密和巧妙，这种研究是没有实质性结果的。而要想真正找到自己的答案，研究者首先必须摆脱由学科机制决定的提问方式的管制。比如在上面这个例子中，被问者必须看到问题给自己施加的“局限”（“圈套”）：“停止”还是“没有停止”，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打（过）”还是“没有打（过）”，这才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被提问者的伪问题掩盖了。
所以华勒斯坦认为，“重新思考”（ rethinking ）社会科学现存的各种问题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有可能使问题难上加难，使解答错上加错。应该做的是“否思”（ unthinking ）这些问题，即追问这些问题的提问方式，直逼这些问题所由产生的学科机制：“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进行检讨，以便揭示各种暗藏的、毫无根据的先验假设，这是今日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华勒斯坦对社会科学现状的不满令人想起了康德所说的话：“那些被人接受的方法必定不断造成越来越多的蠢事和错误，那些想象中的成就同那种多得令人生厌的虚构科学一样，即使完全消失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不过，严格地说，华勒斯坦在方法论上的这种激进立场并不具革命性。否定问题历来是解决问题最省力也最有力的方法。分析哲学学派早已为自己立下了这样的“行规”：首先值得做的不是回答问题，而是审察问题的合法性。他的贡献在于他把“哲学中的革命”（艾耶尔这样称呼本世纪的分析哲学运动）移植到了社会科学领域。
华勒斯坦的可称道之处还在于：他不是一个以鼓动家身份而是以实干家身份出现的“革命家”。他为建构世界体系论而写下的一系列著作使他在方法论上的主张显得生动和具体。这些著作让我们觉得难以归入现有的哪一种学科，而这正是其挑战性所在。人们可能会说，他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多学科学性”色彩，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正如他所说的，对“多学科性”的追求本身暗含着对既成的学科划分之合法性的承认。以盲人摸象的故事为例，各个盲人对于“大象像什么”的断言可以看作他们所代表的“学科”对于大象形体的结论，而一个明眼人对于大象形体的结论并不是出自盲人们的各个“学科”的叠加。“像一堵墙”、“像一把扇子”等结论加不出完整的关于大象形体的结论。
社会科学现有的各学科之所以对于自身领域的自足性有一种天真甚至傲慢的自信，恰恰是因为社会科学家们不曾仔细审理过这种学科划分的有效性。社会科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一种身份焦虑之中。在它之前，已经有一种科学——自然科学诞生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是一种与空间和地域无涉的科学（比如，由于引力是“万有”的，牛顿力学不必特意关心某个地域的某个物体）。自然科学的普适性和它可以派生出有明显实效性的技术的独特优势使它既在知识领域又在社会领域获得了难以动摇的霸权，后起的社会科学要想在社会和知识领域确立自己的合法身份，就必然一方面努力使自身免除地域性色彩，另一方面能够对各种社会现象作出准确的预言。
同时，社会科学还必须将自己所追求的普适性与哲学、神学所自我标榜的普适性区别开来，这就要求自身实证性地从个别的经验材料中寻求这种普适性。自然科学的普适性来源于它对极为具体的对象——不是某物，而是某物的某种属性——的关注，以各种属性为对象的研究思路逐渐形成了各种学科。自然科学的学科划分的有效性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相信：只有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研究领域，社会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这样，社会被理所当然地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独立自主的领域，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最具量化的可能，而且其有用的程度也与自然科学接近，所以被认为是首要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三门社会科学。然而问题在于，自然科学所断言的普适性和可预见性是就某一属性而非整体的自然而言的，比如任何物体，不管它是苹果（生物学关注的对象）、石头（地质学、化学所关注的对象），它在力学上都遵守万有引力定律；而社会科学所期待的普适性和可预见性常常是就社会整体而言的，所谓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的现象极少是自主性的，基于单一的学科立场的普遍性预言难免落空。
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对于普适性的追求以及对于学科领域的划分，都是认可自然科学的强大霸权，即认可自己是一块处自然科学管制下的“知识殖民地”的结果。它无视和遗忘自己的特性，在霸主的管制下邯郸学步式地模仿霸主。所以，华勒斯坦对于现实世界的殖民地的描述同样适用于这块知识殖民地：“普遍主义是强者给弱者的礼物，拒绝这种礼物是失败，接受这礼物也是失败。”殖民地是一个以不断的努力证明自己永远不能成功的（对于宗主国的）模仿者。社会科学要想真正有所作为，就必须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
事实上，华勒斯坦本人似乎已为社会科学起草了独立宣言：“我们要进一步取消 19 世纪那种学术上神圣的三位一体概念……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些新的词汇，以让我们可以谈论有关所有社会进程中无穷极的、瞬间的和连续的动态，不管这些社会进程中在这三个被分割的领域之内，还是在它们之间。”他还要社会科学家光大年鉴学派的传统，“寻找一种建基于新知识的新共识，以及一个新的组织结构，这样 21 世纪的学者将不用再咀嚼 19 世纪社会科学的那种过时的共识，这过时的共识到了今天已丧失了它的可信性，同时也没有人可以从中获益。”
可以说，华勒斯坦对于社会科学和社会（世界体系）的展望（或者说期待）是一致的，一场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地缘政治上的反叛浪潮正在到来。华勒斯坦理论的得失都可以从这种反叛的合法性的有无或多少中究明。
世界体系论
对西方国家发迹史的强烈质疑
郑伟民
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世界体系论“把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差异解释成国际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现代化的历史因此是一部建立在国际等级制和不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历史”，其基本论点是：西方民族国家演化为资本主义强国，是按西方国家利益重构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的结果。
二次大战结束后，随着西欧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亚非拉新兴国家的独立，从 50 年代中期起，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这些新兴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热潮，“发展”与“现代化”等问题一时成为欧美学术界关注的主题。这些发展理论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它们有共同特征：第一，都是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并以此为立足点分析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战略和社会系统，认为发展就是单个社会的发展；第二，追求一个普遍的、一般的发展模式。不管各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习俗、资源状况上有何差异，都必须遵循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即发展中国家只有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模式，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
这些发展理论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受到强烈的质疑。这主要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反对霸权、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与此相应，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一股强有力的“反现代化理论”、“反西方理论”，和“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熊彼特、波拉尼、阿明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宣扬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指出西方的发展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赛义德、伯尔纳和阿明等人则从文化领域对以西方为中心观察东方的“东方主义”提出了挑战，指出西方古典文明实际上来源于非洲和亚洲。
简单地说，华勒斯坦所说的“世界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文明三个层次。
在华勒斯坦看来，在世界经济形成过程中，有三件事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世界在地理规模上的扩张；二是世界经济的不同产品和不同地区的劳动的控制方式；三是相对强化的国家机器的产生，这些国家也随之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国家。大约在 16 世纪的西欧，这种世界体系就形成了。
华勒斯坦同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即在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同时他又认为，世界体系内部，存在着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即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而且存在于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带：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的社会体系的根本不同之处。与自由主义贸易学说所主张的贸易对交换双方均有利的看法不同，华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着不等价交换。
华勒斯坦等人认为，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它自产生时起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中。就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展一样，作为世界经济在政治上的表现，国家体系也一直在扩展。在国家体系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双重过程：一是中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地垄断商品，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中使其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遂成为“核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在边缘区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中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
国家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周期性的变动，华勒斯坦称之为“霸权周期”。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出现了三个霸权周期，产生了三个霸权国家： 17 世纪的荷兰、 19 世纪的英国和 20 世纪的美国。在每个霸权周期内，霸权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将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国家体系中。
尽管在 16 世纪以前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明，但自从以牛顿力学为标志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科学的发达程度被当然地认为是衡量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尺。伴随着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全球的扩展，这种以科学为标志的文明被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文明上的表现。那些处于边缘地区、本来具有自身独特文明的国家由此陷入了二难境地：如果拒绝接受这种文明，边缘地区就很难享受科学文明给世界带来的明显的益处，如果接受这种文明，那就意味着放弃自己以前所具有的文明。
所以在整个 19 和 20 世纪，边缘地区的国家在文明上走的是一条无所适从的“ Z ”字型道路。华勒斯坦把处于弱势的民族国家的“行路方式”生动地描述为“东奔西突”：“普遍主义是强者给弱者的一种礼物，它以双重的约束出现在后者面前：拒绝这种礼物是失败，接受这种礼物也是失败。弱者唯一可行的反应，是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或既拒绝也接受———简言之，弱者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既是文化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东奔西突，成了 19 世纪特别是 20 世纪历史的大多数时期的特征。”
看得出来，华勒斯坦在诊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时，明显受到了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不过在他看来，“阶级”既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更存在于整个世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是一个由中心、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组成的阶级体系。“大鱼吃小鱼”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国家）内部的状况，而且这些核心国家本身就是靠吃“小鱼”（边缘国家）而强大起来的“大鱼”。因此少数几个国家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出现既相关又不完全等同———少数几个核心国家（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归因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它们的“发达”，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但离开了“不发达”（通常被说成是“发展中”）的“边缘”和“半边缘”的供养和依附，“中心”、“发达”就无从说起。
对边缘地带的持续不断的剥削，构成了少数核心国家发迹史的主要部分。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以及整个西方社会科学都是在对少数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提供合法性论证，这些理论避而不谈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的主要原因，把这些国家的发达归结为这些国家内部的原因（文化氛围、社会制度等）。因此，在华勒斯坦等人看来，这些理论的可信性必须大打折扣。
“世界体系论”的历史渊源
乔亚
二战结束后不久，欧美学术界就爆发了一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历史和发展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绵延 30 余年，直到 80 年代还余意未尽。争论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中叶英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利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 年）中对西方现代经济学鼻祖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经典理论的质疑，以及本世纪初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其近因则肇始于英国学者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 1946 年，伦敦）。该书在探讨资本主义发生问题上，提出了促使封建主义解体的基本矛盾及普遍规律是否存在和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作用以及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的其他许多地区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等一系列论点。该书出版后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很大争议。 50 年代中期，美国学者保罗· M ·斯威齐在其主编的《每月评论》杂志上，对多布以生产关系来解释封建制度内部蕴含的解体机制的主要论点提出了批判和质疑，认为“贸易的发展是西欧封建主义没落的决定因素”。由此揭开了一场国际性的论战。
随着时间推移，论战虽然主要仍在《每月评论》上展开，但其范围已远超出原初主题。到 60 年代中期，德裔美籍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脱颖而出，分别提出了著名的“依附理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给讨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进入到一个更深、更广的层次。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模式虽然不是华勒斯坦首先提出的，但华勒斯坦以其论述的系统性、观点的独创性和方法的新颖性而独树一帜，受到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引发了热烈争论。概括地说，华勒斯坦在其四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中系统阐述的这一模式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华勒斯坦对“世界体系”概念作了明确的理论阐释。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有着不同界限、结构体、群体、法律条例及相互依存性。其机体包括相互矛盾的各种力量，它们有时通过张力在这一体系中凝成一体，有时却由于彼此竞争使体系四分五裂。这一体系具有生物体的特征，在其生命周期内，有些特质不断变化，而另一些特质则保持平稳发展。因此，这一体系的结构根据其功能内部的逻辑变化，在不同时期表现的强弱度不等。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实质上是生命的自我控制调节，其发展动力由机体内部因素所促成。世界体系要么采取“世界帝国”这种代表单个政治制度所控制的领土的形式，要么采取“世界经济”的形式，在这种经济中，单个政治实体对覆盖大范围地区的经济没有控制权。在世界体系存在的大部分历史中，所采取的是“世界帝国”的形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是因为它一直是一种持久发展的世界经济。
其二，华勒斯坦认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重要的表性特征之一就是由该体系的横向分工和资本积累的运动形态所产生的一个不等价交换体系：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半边缘地带在相互对立的核心与边缘之间充当一种缓冲物，并起到平衡经济的作用。
其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服从并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
其四，华勒斯坦认为，这个体系不是静止不动的。资本主义的运动形态确定了增长和停滞的周期。构成今日核心地带的国家并不一定是明日核心地带的国家，而处于边缘地带的地区很可能成为半边缘地区国家。作为资本主义扩张或停滞运动形态的结果，各国的位置将发生变换。
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华勒斯坦游学法国，受业于法国“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学术大师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欧美一些评论家在谈到华勒斯坦的学术建树时指出，除建立“世界体系”论外，他的另一大功绩是使美国学术界日益了解非美国的依附理论家和“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论。实际上，如果我们对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作为社会科学的问题史学”和“长时段”理论与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模式作一下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很多相似或共通之处。
布罗代尔认为“总体史”应揭示历史过程的三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历史运动的纵深性、层次性和阶梯性，即历史运动存在着几个内在层次；二、作为纵深的历史运动的存在形式之一的统一的社会时间；三、只有同时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方面来观察历史过程及其运动，把社会现象同其占有的特定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才能认识人类的历史。布罗代尔的成名之作《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及其另一部代表作《 15 ～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描述和分析的就是一个世界体系在“长时段”内的发生和发展的不同层面空间和时间运动。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前后四卷，论述了从 1450 年至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和发展过程，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心态等诸多方面，吸收了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和作为相对稳定结构的体系理论，可以说是一部美国版的“总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