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而不磷涅而不缁

                              王彬彬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数年前，当有人喊出“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时，我并未怎样反感。学术沦为
政治的婢女的情形，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学者没有独立人格，学术没有独立品格，
其结果只能是学术不像学术，政治也不像政治，学术和政治都一团糟。作为对此种
现象的一种反拨，提出“为学术而学术”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后来，有人又进
一步提出“学术凸出，思想淡出”，我便不免心生疑虑了。学术与思想，如何能割
裂开来?剔除了思想之后，所谓学术，还剩下多少东西?具体地说，难道只有考证孔
子是否由父母野合而生是学术 ，而对孔子的思想进行“思想”，便不足以成为学
术?再后来，当“天下兴亡，与我无关”的口号从学术界响起时，我便只有愕然了。

　　当人们提倡“为学术而学术”时，总是说这是一种西方的传统，而正因为有这
样一种传统，所以西方学术能够繁荣，发达。与此相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态度是经
世致用。他们说，中国人对待学术总是急功近利的，任何学问只有能落实到社会的
层面，只有能折算成具体的政治价值，才算有意义。他们并且强调，中国人的这样
一种学术态度，是被从先秦以来便十分强大的实用理性精神所决定的。在他们看来，
也正是因为这种为人生而学术、为政治而学术的态度，导致了中国学术的粗陋、萎
缩。

　　如果要从西方和中国的学术史上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肯定是不困难的。
对西方和中国的学术史，我虽然都不甚了然，但我想，要找到相反的证据，也并非
不容易。就说在中国吧，南北朝时代的玄谈，乾嘉时代的考证，要说是一种“为学
术而学术”，也没有什么不可。这些是文化史上尽人皆知的事，且不说它。自从有
人喊出“天下兴亡，与我无关”的口号后，每当再看到或者想到“为学术而学术”
这句话时，我总联想到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说的一则关于自己祖先的故事：

　　先姚安公曰：“子弟读书之余，亦当使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后可以治家，
可以涉世。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黠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
者株守课册，以求取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二三能解事。崇祯壬午，厚斋公携家
居河间，避孟村土寇。厚斋公卒后，闻大兵将至河间，又拟乡居。濒行时，比邻一
叟顾门神叹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迟敬德、秦琼，当不至此。’汝两曾伯祖，一
讳景星，一讳景辰，皆名诸生也。方在门外束謌被，闻之，与辩曰：‘此神謍，郁
垒像，非尉迟敬德，秦琼也。’叟不服，检邱处机《西游记》为证。二公谓委巷小
说不足据，又入室取东方朔《神异经》与争。时已薄暮，检寻既移时，反覆讲论又
移时，城门已阖，遂不能出。次日将行，而大兵已合围矣。城破，遂全家遇难。惟
汝曾祖光禄公、曾伯祖镇番公及叔祖云台公存耳。死生呼吸，间不容发之时，尚考
证古书之真伪，岂非惟知读书不预外事之故哉!”姚安公此论，余初作各种笔记，
皆未敢载，为涉及两曾伯祖也。今再思之，书痴尚非不佳事，古来大儒似此者不一，
因补书于此。(卷二十一)

纪昀所说的这则故事，是乃父亲口对他说的一段家族痛史，想来不妄。而他的两位
曾伯祖和那位邻叟，“死生呼吸，间不容发之时，尚考证古书之真伪”，岂止是“
为学术而学术”，简直可以说是把学术看得比身家性命还要重，也终于为学术而献
了身。

　　这件事发生在明末。正如纪昀的父亲一开始点明的那样，在明末，“坐讲心学”
是一种风气。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开头便讲的是清初学术界对明
末这种学风的指责与反动，其中所引李刚主一段话说：“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
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
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
”这里所说的，岂不也是“天下兴亡，与我无关”，岂不也是一种很典型的“为学
术而学术”的态度?

　　所以，要说“为学术而学术”也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治学态度，同样能找到很
坚实的证据。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中国式的“为学术而学术”，与西方的“为
学术而学术”有着重要的差别。那么，差别到底体现在哪里，却是今天提倡“为学
术而学术”者首先必须辨明的。自以为吸取的是西方的精华，实际上秉承的不过是
中国传统的糟粕，这种现象近百年来实在屡见不鲜。例如，自以为奉行的是西方的
“个人主义”，实际上不过是继承了中国固有的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自我主义”
，这种现象自从“个人主义”从西方引进后，便极普遍。同样，今天当学术界喊出
“天下兴亡，与我无关”的口号时，我分明感到充其量不过是中国固有的“为学术
而学术”的态度在当代的复归，甚至连传统的“为学术而学术”都赶不上。

　　“为学术而学术”的提出，如果是要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如果意
在为学术争独立自由，这无疑是不错的。不过，承认学术与政治之间有着一种分界，
强调学术应该是独立自由的，并不意味着学术与政治应该完全脱节。为政治充当婢
女的学术是病态的，与政治完全脱节的学术也同样是不健康的。近十来年，人们在
论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只强调学术与政治的界线，只强调学术应摆脱政治的干
扰而独立自由，而对学术与政治应有怎样一种联系，怎样一种“结合”，则闭口不
提。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虽然可以理解，但却同样是不合理的。贺麟先生《文化与
人生》一书中，收有一篇《学术与政治》。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四六年，把学术与政
治的关系说得颇为全面、透彻。

　　贺麟先生首先也对学术的独立自由的本质做了充分的强调，接着便指出：“同
时在某种意义下，政治也是独立自由的，它也有它特殊的领域，神圣的使命……政
治没有独立自由，便根本不能指导、统治、推动整个社会国家的经济、行政、教育、
外交、军事等一切活动。”如果说，学术的独立自由，需要从事学术的人有一种“
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那么，也不妨说，政治的独立自由，需要从事政治的人有
一种“为政治而政治”的态度。“为政治而政治”是我的杜撰，也许有些费解，但
我觉得也并不比“为学术而学术”更难理解。“为政治而政治”，意味着政治家把
政治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他从政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不是为了满足一己权欲利欲，
也不是为了维护和扩展一党一派的利益，而是为了社会的进步，民众的幸福和人类
的和平。也只有当当政者是在“为政治而政治”时，才能够充分尊重学术的独立自
由，质言之，才能够允许学者们“为学术而学术”。反之，当为政者都只是以一种
政客的心态在从政时，便必然要程度不同地去侵害学术的独立自由，必然要对学术
提出某种不合理的要求，必然要在某种意义上“强奸学术”。在这种政治状况下，
学者们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为学术而学术”。人们不可能离开政治而谈论学术的
独立自由，因为政治的独立自由是学术独立自由的前提。有人说，“为学术而学术”
是一句废话，在政治没有独立自由的情形下，确实不过如此。

　　政治对学术的侵害，其实是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是要求学术直接地为
政治服务，将学术完全政治化，一切不能为现行政治充当工具的学术，都是无用的。
这种方式人们很熟悉。另一种方式，则是要求学术绝对与政治脱节，不允许学术对
政治说短论长，除此之外，你想谈什么便谈什么，想发表什么观点就发表什么观点。
某种意义上，乾嘉时代的政治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学术实施侵害的。在这两种情
形下，学术都没有独立自由可言。

　　一个人在社会上受着他人的奴役时，固然没有独立自由，但他遁入深山、穴居
野处，也不能说便争得了独立自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这样，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也如此。学术的独立自由不仅体现在与政治的相互区别上，更体现在与政治的相互
关联中。贺麟先生认为，学术应是“政治的根本，政治的源泉”。学术与政治的关
系，是“体”与“用”的关系，“学术是‘体’，政治是‘用’。学术不能推动政
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基于学术，政治就无‘体’……政治是学术理
想在社会人生的应用，组织和实现。也可以说，政治是学术的由知而行，由理想而
事实，由小规模而大规模，由少数人的探讨研究到大多数人的身体力行。政治没有
学术作体，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学术没有政治作用，就是少数人支离空疏的玩物”
。学术与政治如果失掉了一种有机的联系，也同样会两败俱伤。

　　《论语》云:“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这是说，真正坚
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真正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贺麟先生用这句话来说明
学术的独立自由不是通过对政治的逃避来获得，而是在既与政治相关联又不为政治
所奴役中实现的。他说道：

　　学术界常常有一些人，逃避政治，视政治为畏途，视政治为污浊，惟恐怕政治
妨碍了学术的清高。这种态度足使学术无法贡献于政治，政治不能得到学术的补益，
因而政治愈陷于腐败，学术愈趋于枯寂。这种与政治绝缘的学术，在过去的中国，
颇占势力，如像乾嘉时代的考证，不过是盛世的点缀，南北朝的玄谈，也不过是末
世学人的麻醉剂。无补于治道，也无补于世道。这种学术，表面上好像是超政治而
自由独立，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真正自由独立的境界。真正的学术自由独立，应当是
“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学术到了这一种程度，它就能够影响和支配政治社会，
不怕政治社会玷污了它的高洁。假如我们奉考据玄谈为学术独立自由的圭臬，那就
离真正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太远了。最奇怪者就是有许多人，他们所操的学术，
尽管与政治绝缘，与社会民生两不相干，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并不与政治绝缘。他
们为争权夺利的功名之念所驱使，一样也可以凭个人私智和申韩之术，去作不择手
段的政治活动。反之，如孔子、孟子、顾亭林、王船山等人，他们的学术维系政治
的命脉、民族的兴衰，然而他们的生活却是超出政治、高洁无瑕的。(着重号为引
者加)

贺麟先生说得很明白，“与政治绝缘的学术”，也正是我们的一种传统，是正宗的
国货。这样一种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便会复活。而被我加上了重点号的那
些话，则尤其痛快。那些高喊“天下兴亡，与我无关”的人，那些主张学者要摒弃
一切政治关怀的人，那些鼓吹学术与社会绝缘的人，而且往往正是这样一些人，他
们对个人利害的感觉是十分敏锐的，对一己得失的算计是极其精明的。如果说“为
学术而学术”不仅指学术不充当政治的工具，而且也指不把学术当作获取个人名利、
地位的手段，那他们何尝真正到达过“为学术而学术”的境界。泰山崩，黄河枯，
长江溢，他们可以无动于衷，然而，个人的荣辱毁誉，单位的权力分配，学界的利
益分割，却是他们时刻牵挂于心的。一个什么课题组的组长、副组长，一个什么研
究室的主任副主任，一个什么学会的会长副会长，都会让他们争得头破血流；一笔
科研经费，一次出国机会，甚至于一个会议的名额，甚至于某种场合的排名顺序，
都会让他们闹得不可开交。他们的书房是他们“为学术而学术”的地方，但也是他
们密谋策划、拉帮结派的所在。他们面对稿纸时是“学术凸出，思想淡出”，但他
们在营植排挤时，却从来不缺少“思想”。他们嘴上喊着“天下兴亡，与我无关”，
心里的算盘却也在噼噼啪啪地响。他们一提起政治便皱眉，仿佛足以令他们作三日
呕，但他们的所做所为，却常常令人联想到政客。

　　前面我说，“为学术而学术”这句话总让我想到纪昀所说的那则家族故事。其
实，这几位刀架在脖子上时还在那里考证古书真伪的古人毕竟有些可爱。至于今日，
虽然能够听到“天下兴亡，与我无关”的喊声，却哪里去找这样纯正而非假冒的“
书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