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社会主义结构下的改革


　　              ——中国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之一)
　　
　　                         王鹏令（作者惠寄）　
　
　　一、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中国知识界关於中苏改革的比较研究，起始於八十年代中期，迄今已历时十年。
期间各派观点流变往复，此消彼长，人们的兴致却不曾稍减。有趣的是，倡导新思
维、且在政治改革上先声夺人的戈尔巴乔夫，很快便对渴望和追求自由民主，而对
自由民主却甚少深切体认的大陆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超凡脱俗的魅力。其实当初
人们对戈氏的景仰和赞誉，大抵是感性多於理性。也因之，在戈氏上台後的最初几
年间，尽管中苏两国的改革尚处於“和平竞赛”的初始阶段，许多人对戈氏改革的
实际进程或者是若明若暗，或者根本就是不清不楚，但概而言之，当时中国大陆的
知识分子，不论是处於体制内或体制外者，多半对戈氏的改革模式还是怀着一种偏
爱或欣赏的心态；而对邓小平“一手抓经改，一手反自由化”，则多半持不满意甚
至批评的立场。
　　“六四”後，苏东巨变曾给予大陆知识界以极大的鼓舞，恰好当时中国大陆的
经济改革正处於退潮期，北京当局在国际上也一度陷於极端孤立的困境。这种形势
进一步拉大了中国知识界与邓小平改革模式之间的距离。那一阵子，公开赞扬乃至
鼓吹这种改革模式的，已几近於绝迹。与此相关，新权威主义不仅在大陆本土、而
且在海外也一时沉寂下来。
　　不过现在想来，那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须知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毕竟延
续了近代中国人的富强梦。他的改革模式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心理基础，也可能比人
们原先所想象的要深厚得多！因此，只要外部环境有足够的刺激，对邓式改革的支
持便会由“潜於心”而“发於言”；而且风行草揠，很容易汇成潮流。近两年新权
威主义死灰复燃和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便是最好的例证。
　　这样的思想转向，自然不是毫无缘由的。因为自打九二年邓南巡以後，新一轮
经济改革的浪潮已经把大陆经济的年增长率，连续数年冲升到两位数字，创下了同
期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高纪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已
从国际政治舞台上黯然消逝；叶利钦虽然有魄力采纳“大爆炸疗法”，却终究未能
显示出妙手回春的魔力，立马儿使俄国的经济起死回生。虽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俄国的经济似乎也曾显露出某些好转的兆头。但由於制约俄国局势的变数过於复杂，
至今为止，还很少有人敢於断言，俄国的经济滑坡已经见底。
　　中国与苏俄之间这种异常强烈的反差，不仅刺激了新权威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复
苏和新保守主义的蔓衍，甚至还使这两种思潮融汇升华为一种“吃饭哲学”。很明
显，如果“吃饭哲学”所针对的是毛时代“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类
的主张，那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看看有关论者为中国大陆新设计的“发展程序”
便可知道，原来所谓吃饭哲学，其主旨并不在於此。因为论者不仅全盘否定苏东的
改革道路，更力主在中国大陆先抓“根本”，即走单纯经济改革之路，而将政治改
革留待将来。按照他们的观点，似乎邓後中国只有“按小平同志的既定方针办”，
方可避免苏东各国因“忘记根本”而导致的那种可怕的局面的重演。
　　由此看来，如何比较和评价中国与苏俄的改革，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间曾对中国
知识界的政治取向发生过广泛的影响，而且直到如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知识
分子对邓後中国之政经走势的思考和主张。问题本身无疑是严肃的、重大的。那么，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比较和评价中国与苏俄的改革呢？或者说，比较应该从何处着眼，
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这显然是一个“见仁见智”和“乐山乐水”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在现有的
题目下，所见总应是“真仁”、“真智”，所乐亦应是“真山”、“真水”。换言
之，要比较中国大陆和苏俄的改革，总须先对两国的改革有一番大体真切的了解；
而理清中苏改革各自的对象和性质，并大体知其难易，应是最起码的要求。否则，
比较就不易确定其范围，评价亦难有分寸。正是出於这样的考量，我们这里从分析
和比较中苏改革的历史前提开始。　　

　　二、农业社会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改革的社会背景分析
　　
　　初看起来，中苏两国都是由共产党领导，且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社
会主义国家，两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及与之相应的基本概念几乎毫无二致，因而其
改革的社会背景，除民族文化传统的因素外，似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然而，
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眼光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地考察一
下中苏两国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那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原来两国的“社会主义”
是很不一样的！
　　简单地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元的，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是二元结构的。
就是说，前者是单一的工业社会主义，而後者则由农业社会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复
合而成。
　　所谓单一的工业社会主义，系指苏联的农业无论在产权制度、技术水平或在生
产和管理方式上，已经与苏联的工业大体相一致；而农村和农民在就业、分配和社
会福利上，也在整个计划体制中与城市和工人(职工)处於大体相同的地位，一句话，
即已被纳入了社会主义的城市—工业文明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苏联的土地制度是单一的国有制；
　　(2)苏联的农业早已实现了机械化；
　　(3)苏联的集体农庄与国有企业、国营农场一样，都在以厂长(或农庄主席)为
中心，以技术官僚为骨干的科层组织和精密计划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管理和经
营的合理化；
　　(4)除极少数大城市(如莫斯科)外，苏联的农民在向城市流动和在城市就业方
面所受限制很小(与“莫斯科人”结婚，已经构成迁入莫斯科的充分条件)；
　　(5)占农业人口80％的国营农场工人，各方面待遇与工业企业的职工一样，集
体农庄的庄员虽名义上有别於国家职工，但由於苏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
加之一九七六年又在农庄实行了以国家资助和银行长期贷款作基础的“有保证的劳
动报酬制”，庄员可依照国营农场同类工作的现行定额和工资标准领取报酬，因此，
他们与国营企业的职工实际已没有区别。
　　这些情况表明，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以及市民和农民，已在国有制
和中央计划体制的基础上紧密地联为一体，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地域性、产业性
和职业性的。这样，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苏联便消失了，那里已经建立起一个不同於
西方的工业文明的世界，即工业社会主义的世界。
　　然而与苏联的农民相比，改革前中国大陆的农民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
界中，正如中国大陆的城市和农村宛若两番天地一般。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和苏联
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一样，都是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强迫农民建立起
来的。不过比较而言，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亦有自己的若干特色。撮其要者，其
特点至少有三：
　　第一，在理论上，中共修正了斯大林“先机械化後集体化”的公式，提出可经
由集体化的道路而加速农业的机械化；
　　第二，中国选择了一条由互助组而初级社而高级社而人民公社这样一条看似渐
进的集体化道路，即通过不断提高集体化的水平，以驱赶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期间土地的公有化程度虽然在不断加速提高，但中国农村一直未实行土地国有化，
以至最後便稳定在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等级产权的制度上；
　　第三，在农业的生产和管理方面，中国以脱产和不脱产的党政干部为骨干，建
立起一种以“政社合一”为根本特征的组织体系，在这种带有浓重军事共产主义色
彩的生产和管理体制中，所谓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以党政命令来直接
指挥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农业专家和技术僚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在其间甚至始
终处于被歧视、被排斥的地位。在经历了集体化这场“山乡巨变”以后，中国大陆
算是完成了对农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可是在此一过程中，国家并没有、也不可
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和原先那么落后的基础上，为中国农村提供足以改造传统农业
的新工具、新农艺和新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当然也更不可能为农民提供新的生活品
质。因此说到底，那场被誉为“山乡巨变”的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是以国家政权
的力量把每一个村落里的几十户农民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生产队)，使传统的一家一
户的小农经济以放大的形式重新复制出来而已！而且，国家无论在就业、分配或在
社会福利上，也都一直没有能力把农村和农民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
广大农村在生产萎缩、统购包销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三重盘剥和压迫下，长
时期不得不基本维持相当原始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其结果很清楚，“社会主义”
非但几乎没有为中国农村注入任何新的工业文明的因素，反而通过土地公有和户籍
制等十多种歧视性的制度，将农村和农民与城市的工业文明完全隔绝开来。被毛泽
东称作“广阔天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变成了社会主义“城邦”的“殖
民地”；而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则被迫变成了为城市提供廉价农产品和用
血汗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本的“贱民”。除了空前严酷的政治管制和空前的凋
敝贪穷而外，农村和农民从“社会主义”几乎一无所获。因此说穿了，中国的农业
社会主义实质上不过是国家为实现工业化和维系社会稳定，而用以最大限度地掠夺
农民和控制农民的一种政治形式而已。
　　如果说，农业社会主义仅仅是国家用以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政治手段，那么，工
业社会主义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工业社会主义早先作为一种不同於西方工业社会的工业化蓝图，曾经以美好理
想的形式激发了东方一些落後国家的共产革命。後者虽然以其最激进的革命方式而
有别於这些国家中的改良运动，但在“图强求富”——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基本目
标上，却与改良运动完全一致。因此很自然地，当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後，“工业
化”便成为所有这些国家被普遍认同的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其基本的前提，就是
将“民富国强”、尤其是将“国强”提到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对“富强”的这种
价值定位，一方面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当年热情地鼓动、积极地参与和尽情地讴歌那
场任意剥夺农民的集体化，提供了最合理、最光明正大的“根据”，同时也为国家
的工业化过程提供了持续、强大的内在动力，它无疑也为邓小平以“四个现代化”
作旗帜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普遍的文化心理基础。在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之所以能
够获得中国知识界的衷心拥戴，关于“球籍问题”的讨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知识界
引起那么广泛的共鸣，其原因也正在这里。
　　如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本来即应
当属於工业社会的范畴。但是，就其产生的方式来看，这样的社会主义显然又与西
方的工业社会迥然不同。因为它不是自然地生成，而是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依靠手
中的权力，并按照事先设计好的一种理想模式创造出来的。共产党及其政府以全体
人民的名义，实行对经济资源的全面垄断，并按照统一的计划来组织和运作社会经
济生活，这既是它在经济上的两大特点，也是它的两大弊端。所谓弊端者，系指在
西方工业社会业已存在的两种病症——垄断和过度理性化的趋势，在工业社会主义
中不但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被膨胀到了极点。因此，我们宁可说，工业社会主义不
过是西方工业社会在东方落後国家中的一种“恶变”。只是经过马列意识形态的文
饰，它才被赋予了“合规律”、“合目的”的神圣意义。
　　工业社会主义还是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安排。
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借助于资源和权力的集中以强化效率，同时保证党--国对整个
社会的全面控制。
　　诚然，农业社会主义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也是全面的，严密的。但是，两者借
以实现控制的手段却不同。这表现在：农业社会主义所使用的，几乎纯粹是政治手
段；而工业社会主义则将政治的和现代技术的控制手段结合了起来，因而它的控制
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间接的，它对人的统治也不仅是政治的统治，而且是技术的
统治。也因之，工业社会主义越是发达，党--国对社会的控制就越广泛、越深入，
而控制的间接性也越明显。因为控制的技术手段已日益丰富、日益精致化了。这一
进程在原苏联达到了它的顶点：在那里，几乎每一个工作的人都成了政府的雇员，
几乎每一个人在一切方面都依赖并受控於政府。反过来，政府对几乎每一个人，也
都既是长官，又是老板(厂长或经理)；既是家长，又仿佛是乐善好施的“慈善家”。
总之，举凡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几乎全都在党和政府的权力范围之
内；在每一个人从摇篮到墓地的全部人生历程中，几乎没有一时一事能够脱离开对
党和政府的“依赖”或“依附”。通过这种全方位和渗透一切的控制，党和政府便
以支配者的身份，直接或间接地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层面，乃至每一
个“细胞”及其活动中，成为整个社会名副其实的主体，主宰着工业社会主义王国
的每一寸土地。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工业社会主义王国的“领土”每退缩一步，
党--国的势力范围就消减一分。所谓改革，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过程。
　　事实上，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过程也已经表明，党国虽然不是与工业社会主义
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几乎是与工业社会主义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前苏联和
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和以“私有化”为标志的工业社会主义的最後解体，几乎都
是在历史的同一瞬间发生的！这一历史现象提示我们，工业社会主义乃是共产党国
家的本土地带；相对於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革而言，工业社会主义的改革对於共产党
王国的和平演变，带有更直接、更根本的意义！
　　很明显，与前苏联相比，中国的工业社会主义弱小得多几乎不成比例！因为后
者不仅只限於中国的城市，而且在城市也有它伸展不到的角落。这种落差的形成，
原因非常复杂。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却是人
所共知的，那就是：毛泽东对农业社会主义的迷恋、执着和对工业社会之“技术统
治”的反感和排拒(顺便说一句，这也是近几年某些学者对毛的“鞍钢宪法”和“
五七指示”欣赏备至的重要原因。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大陆尚处於前现代化的阶
段，毛的农民意识亦与後现代意识根本不同)，延缓了中国大陆的工业化进程，并
阻碍、扰乱了工业社会主义的“正常”发育。五十年代以来中共党内的多次“路线
斗争”，实际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它们构成了毛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斗争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这种斗争的长期持续和毛的胜利，产生了以下两
种结果，由此也形成了邓小平的中国改革不得不立足於其上的两大历史前提：
　　(一)二元结构的社会主义，成为毛时代一项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二)规模相对狭小、技术落后和在组织、管理上远未正规化、合理化的工业社
会主义体系。　　
　　与之适成对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面对的主要历史前提是：
　　(一)单一的工业社会主义；
　　(二)发达成熟的工业社会主义体系。　
　　这两重鲜明的对比，可归结为一点：尽管中国大陆和前苏联都是共产党领导，
且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分别在
两国主政的初期，前苏联早已演变为“消费和工业化社会”(哈维尔用来描述前“
苏联集团国家”之社会状况的说法)，而中国大陆仍然停留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
会过渡的阶段；由此便为中国大陆和苏俄的改革铺陈出大异其趣的总体性历史背景
和现实基础。

　　三、工业社会主义的“惰性”　
　
　　假定我们在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之间必须二者择一，而我们宁
可选择後者的话，那我们便可以说，至少在改革前，苏联较中国大陆处於优越的地
位。因为那时的苏联早已实现了工业化，并已开始向消费社会过渡；而中国大陆的
工业化不仅连“半截子”都不到，而且这“半截子”不到的工业社会主义还是低水
平的。
　　然而，回顾和比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程，却可以发现另一番有趣的现象：
一个国家经济改革的成功机率，似乎往往与其工业化水平成反比。一个最鲜明的例
证是：工业发达的苏俄，早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其经改的步履就特别艰难，前後
长达七年，总是不得要领；直到叶利钦时代，似也乏善可陈。然而工业落後的中国
大陆，其经济改革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有人将这种反差归诸有无政治改革的干扰。
就是说，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比较成功和苏俄的改革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国大陆没有进行前苏联和现在的俄国所实行的那种全
面的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些论者显然忘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即在上自
五十年代、下迄八九年巨变前的数十年间，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工业化水平较高的社
会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等等，都曾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没有政治改
革干扰的经济改革，其经济改革却也未见有成功者。按照另外一些人的说法，上述
反差似乎可以用中国大陆领导者的“明智”和前苏东共产党领导者的“愚蠢”来解
释。可是我们要问：同是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何以中国大陆的国企改
革非但远不如当初的农村改革那么卓有成效，甚至至今仍然陷入了进退失措，隐患
重重的局面而难以自拔，以至成为中国大陆经改全局的“瓶颈”或症结所在呢？
　　应当说明的是，笔者这里无意否认政改对经改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但亦有正
面影响)，而改革领导者的才智，也对改革的进程起重要的作用。但是很明显，仅
仅以这两方面的因素并不足以解答我们在上面提出的疑问。因为这些解答都忽略了
两国的改革在其对象和性质上的差异。正是後者，导引我们去注意区分农业社会主
义和工业社会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对改革的不同“阻抗”作用。这里不妨称之为农业
社会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的“惰性”。
　　根据前面的叙述可知，农业社会主义的惰性主要来自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在
这个领域，国家虽然承认农民的集体产权，但是它通过对各种主要农业资源(土地、
劳力和农产品等)的严格政治管制，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了对这些资源的控制
权。这种政治控制，使国家掌握了农村的经济命脉，死死地卡住了农民的“脖子”。
第二，直到改革开始时，大陆农业的机械化还几乎不见踪影。那里的“牛”还是“
老牛”，那里的“车”也还是古旧不堪的“破车”。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的最大变
化，主要就必须在：生产和管理的组织规模扩大了。但是如前所说，这种农业社会
主义的组织却基本与现代技术无关。由於中国的农民从这种社会主义中不但无一所
获，反而陷入了赤贫破产的状况，这种组织便不得不直接依靠对农民的政治统治来
维系，也不得不直接依靠各级官员的行政命令来运转。形象地说，农业社会主义只
是给小农经济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政治铁甲”，并用政治绳索捆住了农民的手脚。
因此，在这个领域，当初的改革可以一言以蔽，就是在政治上给农民“松绑”，使
小农经济从农业社会主义的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其间既没有文化的启蒙，也不存
在生产和管理的技术结构如何分解、如何转换或如何更新的问题。
　　相形之下，工业社会主义的惰性就繁复巨大得多了！
　　首先，工业社会主义的惰性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综合的。因为在这个领域里，
党和国家对政治的垄断，已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扩张到对经济和文化的垄断；政
治统治、经济统治和文化统治随之亦与技术统治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一种
由国家的政治强权(POWER)及其所拥有和支配的经济强权、文化强权和技术强权结
合而成的强权综合体。一方面，政治强权已借助其它三种强权而明显地间接化，即
大量地、经常地以经济、文化和技术手段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经济、文化
和技术强权，也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政治强权的机体及其运作中(请想一想中国大
陆五八年大跃进时的“钱学森现象”和毛时代的“大批判”！)因此，在这个领域，
任何一种改革，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都不得不同时面对四种强权的阻
抗。
　　其次，伴随工业社会主义的日渐发育和成熟，政治、经济和文化强权的主体，
也逐渐物化为现代技术的结构或体制，即转变成一种外在於一切个人，同时又统治
和奴役一切个人的异己力量，因而传统社会中那种人对人或阶级对阶级的直接统治，
也逐渐由物对人的统治或技术统治所取代。就此而言，工业社会主义与西方工业社
会具有完全相同的趋势。两者之间的区别只在於：在工业社会主义体系中，作为物
化了的强权主体而普遍存在於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现代技术体制，是在共产
党之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从一开始便“接受”了马列意识形态
的价值定向，“采纳”了与暴力革命相适应的一套基本行为规范；它从而也就变成
了一部可以保证共产党的历史传统(主要是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不断得以再生和延
续的“自动机”。在这种条件下，由官方意识形态所标示的各种权力主体，如无产
阶级和工、农、兵等等，已日渐消融在庞大无比的现代技术体制中，泯灭了其间的
界限；就是被赋予无限权力的共产党及其领袖和官员，实际上也日渐物化为这台“
自动机”的部件或要素，在“自动机”的驱使下，“自动地”按照固定的目标和程
式来运作。
　　再次，在工业社会主义体系中，四种强权的功能，已程度不同地泛化到现体制
中的每一个人。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强权已与技术强权日渐合而为一，它们的功
能从而也就逐步地转化为现有体制的一种自动效应。这样，生活在现体制中的每一
个人，不管他自己意识到没意识到，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实际上都在四种强权的
共同压迫下，参与强权的运作过程，直接或间接地支配和压迫他人。只是在通常的
情况下，他们被迫按照工业社会主义的“常规”来参与，自己的愿望和偏好几乎已
完全被扼杀，因而他们的“参与”几乎不带任何个人的特色，由此所造成的对他人
的支配和压迫自然也难以被觉察罢了。然而一旦当现体制的控制出现松动，整个体
制中的权力格局就会立即呈现出一种十分奇妙的状况：官员有官员的权力，干部有
干部的权力，而工人、教师、医生乃至理发师和售货员等等，也各有各的权力。这
时，体制中的一切个人都既受他人的支配和压迫，同时也支配和压迫他人的情景就
真相大白了！这是工业社会主义所持有的人和人性全面异化的一种表现。
　　要之，工业社会主义的惰性既多样又综合，使整个社会仿佛染上了一种强权综
合症，然而强权主体业已与人的世界疏远，即物化为在目标和运作方式上与共产革
命的历史传统相一致的现代技术结构；与此同时，其功能也泛化到现体制中的每一
个人身上，使人和人性趋於全面的异化。因此，在工业社会主义体系中，强权综合
症既随时可感，却又无处可寻；既普遍流行，又深不可测。这就是工业社会主义的
改革所面临的困境。
　　说来也许值得庆幸！直到改革起步的七十年代末，工业社会主义尚未占据中国
大陆的“半壁江山”。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包围中，工业社会
主义的城市恰似散布於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岛屿。社会主义的这种二元结构，一方面
使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有可能在共时结构上被“切割”成两大块，即通常所谓农
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另一方面，也使这两大块在时序上可以有所间隔。这便为中国
的改革首先避开工业社会主义的“险山恶水”，走由易到难的渐进之路，提供了客
观的便利。
　　这条渐进之路，当然不只是从农村向城市逐步拓宽改革地域的过程。因为从农
业社会主义的改革到工业社会主义的改革，改革的对象、性质和路向已发生了实质
性的变化。如果从这样的观点看，那么显而易见，这条与社会主义的“二元结构”
密切相关的改革道路，对於只有单一的工业社会主义的前苏联来说，根本就是不可
能的！
　　这就是说，当初的戈尔巴乔夫其实是别无选择的：它的经济改革只能从工业社
会主义领域开始，并且也只可能在工业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然而如同矫型术对
儿童和青少年容易获得成功，而对老年人则困难大、风险高一样，若与中国大陆相
比，原有的发达成熟的工业社会主义，在客观上无疑使得前苏联和现在俄国的经济
改革比中国的经济改革困难得多；正如同至少在改革的初期，中国本身的城市经济
改革远比农村经济改革更困难然。
　　大家知道，苏联的经济在单一国有制、专业化、“条条专政”和精密计划的基
础上，形成了一种极权程度更高的“点源辐射状”结构，各地区、各部门和各行各
业已然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因而它的任何局部改革，都难免“牵一发
而动全身”。客观经济结构的这些特点，使苏联的改革遇到了政策、方案和措施难
以多样化，以及风险不易分散的困难。另一方面，如所周知，苏联的企业以规模巨
大而著称，企业的科层组织和与之相应的技术官僚体系也远比中国大陆的成熟发达。
这又使其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技术结构的分散和转换，遭遇了更多更大的障碍。这也
是我们在比较中国与苏俄改革的时候，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因素。
　　总体而言，中国大陆的工业社会主义改革所面临的技术强权的阻抗，比苏俄所
遭遇的弱小得多。因为尽管大陆的工业体系，最初也照搬过斯大林模式，但是它後
来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却始终未能彻底摆脱所谓“土法上马”、“群众运动”和“
干打垒”等一类政治口号或政治原则的干扰，因此中国的工业体系不论是在分工和
组织，或计划和管理诸方面，都远没有象苏联那样适应“大工业”的需要，沿着“
合理化”和“正规化”的方向发育成熟起来。相对而言，结构分散，计划粗放，组
织和管理不够正规化，乃是它在工业经济结构上的显著特点。然而这却不期然而然
地恰好为实行旨在克服工业社会主义经济之上述两大弊端的分权改革，提供了便利
的条件。中国大陆近十六年来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有力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承包
制之所以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大面积地推开，并在一段时期内取得某些成效，都与此
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