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动乱阴影下的改革

　　             ——中国大陆和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之二)

　　                            王鹏令

　　改革不同於革命，它无疑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是另一方面，任何改
革都必然导致旧秩序的调整。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局部的、轻微的脱序或失稳，
应视为常态。我们讨论改革中的“稳定”问题，当然不是针对着这种情况，而是针
对那种大规模、且足以引致全局失控的社会动乱，特别是政治动乱和民族动乱。

　　由於中苏两国长期实行一党制和计划经济，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
盾，加之又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无论是中国大陆或前苏联，在改革中发生某
些政治动乱和民族动乱，应该说都是不足奇怪的。不过，就其历史前提来看，这两
种动乱在中、苏两国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概率，显然又不尽相同。

　　或许有人会问：苏联已不复存在，现在讨论这样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的确，
对于已经解体了的前苏联来说，一切“可能”或“不可能”的问题，都已失去了任
何现实的意义。不过别忘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依然存在，而且那里的改革不仅
没有停止，看起来今后还得进行下去。因此，对前苏联在改革前的政治和民族关系
状况，及其在改革中发生的变化和由此造成的后果作一番简略的描述和分析，并借
此与中国大陆的情况相对照，仍然可能使我们从中获得某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

　　粗略地说，中国大陆在改革中发生政治动乱的可能性，远大於前苏联。其根本
的原因是：到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的时候，苏联业已经历了大约三十年
的“修正主义”的蜕变过程；而中国大陆的改革，起步时却立足於以反修防修作号
召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废墟上。前者经过漫长曲折，却几近持续进行的和平演变，
不但缓和、消化了许多可能导致政治动乱的社会矛盾，而且为在改革中以和平理性
的方式调解这些矛盾准备了若干条件；而後者却反其道而行。这里可简略地比较於
下：

　　第一，自赫鲁晓夫以降，苏联的政治“解冻”过程虽也出现过寒潮复侵的现象，
但总的趋势无疑是：政治迫害的规模和频率越来越小，程度也越来越轻，株连则已
近於绝迹。叶利钦在他的自传中说：“在斯大林时代，过时的干部都得枪毙；而赫
鲁晓夫把他们送去养老；在勃列日涅夫萧条时代，这些人则被发配到小国去当大使。
现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代又创新例，跌了一跤的人还可以尝试着重新回到政治
生活中来。”这从一个侧面，即党内斗争的角度，相当生动地概括了政治迫害在前
苏联逐步弱化的过程。随之，苏联国内的政治环境也逐渐宽松起来。正如索尔仁尼
琴於一九七六年被捕前夕，在《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中所描述的：“曾经有过
那样的日子，我们连窃窃私语都不敢。如今，我们甚至在研究所的吸烟室里，都能
撰写或者阅读地下出版物，彼此尽情地倾诉衷肠，抱怨‘他们’在践踏我们！”

　　然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即文化大革命中，政治迫害和株连却以加速度的方式，
大规模地扩展、深入到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思想和言论的钳制已经
使几乎所有的人禁若寒蝉。仅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受牵连的就达一亿人；迫害
手段之残忍，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广泛存在于党内和党外的政治关系上的
紧张、对立甚至对抗，由此是不难想见的。

　　第二，由於苏共进行了比较认真的非斯大林化，因此象斯大林那类暴君、家长
式的独裁统治，在前苏联已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苏联的国家政治
生活开始朝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向逐步转变，并取得了相当明显的进展。这主要表
现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权力开始从集中于个人逐步向党政机构转移，政治生活
的人治色彩随之逐渐淡化。第二，原先主要体现於“一长制”的党政分工的范围，
也不断有所扩大，并且日益制度化；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已
明显提高。这些形式方面的进步，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前苏联党和国家最高权
力的更迭和重大政策的转变，能够以相对平稳而有序的方式进行，而且也大大降低
了政治斗争的风险性和不可测性，“大乱乱於朝”的那种大乱，几乎已不可能发生。
这种种政治趋势，我们可以从苏共中央自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之间发生的四次权
力继承中看得很清楚。

　　与苏共相比，中共的政治运作方式如同大陆工业的生产和管理一样，也是极端
非程序化、非正规化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他的日常生活与张之洞相类，乃是“起
居无时，饮食无常”。其实这种“习惯”，又岂止限於他个人的日常生活的范围呢？
即便在中共权力结构的最高层——政治局常委的圈子内，其议事和决策等关乎“党
国”大计的政治活动，当初不也常常以毛个人一时的兴之所致为转移吗？一方面是
毛个人的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包括刘、周、朱等党国峰层政要在内，则不仅在大
政方针上须唯毛之马首是瞻，而且他们个人的日常政治活动，也不得不完全听毛一
个人的招呼，可以说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其间几乎无任何法度、规章和程
序可言。

　　必须指出，上述情况绝不应简单地归结为毛的霸道和刘、周、朱等个人的驯服，
因为这是一种集中反映中共政治行为特点，且其来有自的政治现象，即在长期的农
民游击战争和处於非法状态的城市地下斗争中，中共养成了一种与制度化和程序化
政治运作水火不相容的政治传统，其特点就是打破常规，随机应变，集中决策和便
宜行事相结合。问题是，中共建政以後，始终未能从长期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阴影
中彻底摆脱出来。在坚持和强化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过程中，它原先所特有的这
一套与农民战争和地下斗争相适应的政治运作传统，非但没有淡化，反而以更为无
法无天的形式被推广到了全国：

　　第一，战争时期所形成的以不讲规则、不择手段和隐蔽神秘为基本特征的政治
传统，建政後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程度不同地演变为腐朽黑暗的宫廷式
的阴谋政治。
　　第二，基於内战时期各根据地之间以及“苏区”和“白区”之间的分散隔离而
产生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建政後演变为政治上“以人划线”、“以山头划线”
和实行大面积的株连惯例。这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已成为中共党内斗争中的一条不成
文的习惯法原则。
　　第三，国共内战时期的“红军”武装斗争和造反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
斗争方式，建政後分别转变为中国大陆的“国家专政”和“群众专政”。这两种专
政形式交相为用，使中国大陆近三十年的社会政治生活，实际上成为当年中共发动
并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的继续。毛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实质也正在
于此。
　　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从党内、国家机关和整个社会这三个层面，将所有这
一切都推到了极致。此後华国锋以政变而当上了“英明领袖”；邓小平又通过给华
写效忠信而得以重返政治舞台。在他们之间，同样是只有明里唱戏、暗里斗法；关
键是私人交易，“真戏”当然不在会上；纵使有制度和程序写在纸上，到底也不过
是徒具虚名的官样文章而已！

　　第三，修正主义使苏联的政治文化，逐步褪掉了它原有的“工农革命的本色”
(按：所谓工兵苏维埃，其实“兵”多数还是穿上军装的“农”)。这在官方意识形
态上，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苏共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以“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取代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暴力革命”；其二，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苏共打出了“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旗号，并在理论上以
“人道主义”取代了“阶级斗争”。诚然，在苏共手里，人道主义被贴上了“马克
思主义”的标签。但重要的是，人道主义作为一面公开的旗帜，不仅已经写入了苏
共的纲领，而且已普及到前苏联全体民众中。人和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尊严
和现世的幸福，已被公认为与共产主义的目标完全相一致的根本价值原则。与此相
应，关心人，尊重人，珍视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幸福，被当作文明的体现或标志，
至少以“话语”和“礼仪”的方式，在有教养的苏共官僚和知识分子中，蔚成了一
种根本不同於“红色文化”、亦即工农革命文化的新风尚。这也正是温文尔雅的戈
尔巴乔夫由以产生的文化氛围。在大众层面上，苏联人在政治文化心理上已经告别
了以往的革命文化传统。正如哈维尔所说：“倘若革命风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
和狂热暴力是传统专制的特征的话，那么这样的特征在苏联集团国家里早已消失殆
尽了。”

　　然而自五十年代後期起，政治文化与传统专制相适应的这些特点，在中国大陆
却被不断强化，变得越来越鲜明起来。虽然，中共的“八大”亦曾透露出一点弱化
这类政治文化传统的信息，但此类信息很快就被阶级斗争的声浪压了下去。此後，
以反修防修为宗旨和基本内容的“继续革命”，便日益成为中国大陆政治文化的主
题和基调，直至暴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回头去看，那的确是一场以“
狂热暴力”席卷中国大陆的“革命风潮”！它通过数亿人的遵命“造反”和遵命“
反潮流”，把泄愤和投机参半的“革命热情”，狂想虚骄的“英雄主义”，浮夸的
“献身精神”和狐假虎威的暴力倾向，一并灌入了六十和七十年代两代青年，尤其
是知识分子的血管中，使他们延续了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基
本政治人格。不同的仅仅是，由於前者得到了遵命造反的机会，似乎在自己身上平
添了几分“霸道”和“匪气”，与後者相比，更象是乱世中的“英雄”而已！实际
上，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这三代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是同样荒谬的处境，因为他
们当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打着革命的旗帜混饭，举着献身的标牌卖身；也都
不得不借歌颂或参与暴力来躲避暴力，以崇拜领袖或英雄的名义而臣服於领袖或英
雄！——显然，其生活的实质内容实际上只剩下了求生的本能，已经“贫困”到不
能再“贫困的程度！然而，荒谬的是，这种极端贫困的生活却被套上了一件神圣的
革命外衣，以借此为自己涂抹上一层悲壮、武勇的色彩，散发出虔诚而庄严的气息。
这一切，实在只能是一种煞有介事的模仿革命的表演，一种纯粹的幻相罢了。要知
道，早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中，在中共的领导下，一场旨在彻底摧毁中国传统
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规范的革命已经“成功”！因为到那个时候，中国大陆
几乎所有的资源、包括每一个人在内，都已经被党国所垄断。在这种意义上，共产
革命的理想可以说已经实现，英雄已成大业，硝烟已经散去；此後中国大陆任何一
次接续中共革命传统的风潮，包括它所内涵的英雄主义、狂热暴力和献身精神等等，
说穿了，都只不过是一股既无真正的革命目的，也无真实的革命对象的虚骄之气而
已。然而唯其如此，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革命热情就特别地高涨，英雄主义就
特别地流行，献身的口号就特别地信誓旦旦，暴力也特别地狂热。因此很自然地，
在四九年以後中国大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中，真正的“反革命”极少极少，而
货真价实的“假革命”又何止成千上万？“假革命”在中共内部，又何止是百分之
一、二、三？君不见，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出现过上百万、上千万乃至数以亿计的“
革命闯将”，然而文革一落幕，老邓一上台，一夜之间，却有数不清的抵制文革和
反抗“四人帮”的“英雄闯将”突然冒了出来。连文革初期以撒野、逞凶和作恶而
闻名一时的一些“老红卫兵”和“联动分子”，也站出来诉苦陈情，硬是要把他们
当初直接地与“四人帮”、间接地与毛之间那场“狗咬狗”的争斗，说成是一场捍
卫红色革命传统的圣战。文化界知识界一些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的著名人士(如丁玲)，
也纷纷登台亮相，他们或者重操延安时期革命歌舞的锣鼓，或者舞文弄墨，一面表
白自己对毛的“忠心不二”，一面倾诉自己对包括王震等枪杆子主义者流在内的“
好干部”的感恩之情；甚至不惜以毛所鼓吹的那种民粹主义的心态来歌颂工、农、
兵。总之，就是要表白自己无论在理念、思想、感情或行为上，并没有因为遭受迫
害而割断了与革命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
　　不错，当时在社会各阶层中，也有不少人声称自己已从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中觉
醒，其中也不乏真诚者。但是第一，真诚的觉醒者，在社会各阶层只占极少数；第
二，即使是真诚的(非伪装的或随大流的)觉醒者，他们在政治理念或政治理想上，
或许已否定了中共一党专制的现体制；但在思想、语言和行为方式上，却未必已经
跨越了中共革命传统的樊篱。有充分的根据表明，毛那种带军事辩证法特征的“一
分为二”的“两极化”政治思维模式，不仅在中共及其领导者中仍然占据着主流的
地位(否则也不会有後来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而且在民间，甚至在当时一
些著名的异议人士中，仍有相当深广的影响。因此，在政治观念上，敌我划然二分；
使用语言暴力；在行为的目标选择上，坚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
风”，从而排除任何妥协的余地，等等，所有这些即使在异议人士当中都并不是罕
见的现象。足见直到那时，即当中国大陆改革起步的时候，那种来自中共的革命传
统，却已然蜕变成一种浮躁虚骄的“革命气焰”的政治文化氛围，仍然弥漫在中国
大陆的社会各阶层之中。

　　笔者以为，我们千万不可小视了这种政治文化的破坏作用。因为，虽然在通常
情况下，它只是一种浮躁虚骄的“革命气焰”或革命的“虚火”；但在一定条件下，
它却具有相当大的煽情或感染力，引发“真火”和“大火”。而恰好这些条件，在
当时的中国大陆是完全可能形成并积聚起来的。
　　首先，毛时代遗留下来的党内党外的矛盾，已经积压到使几乎所有的人都喘不
过气来的程度，其中包括三百多万干部和上千万无辜群众的冤、假、错案尚未得平
反，数千万落难秀才(知青)还未得安置，数亿农民还不得温饱，此外，还有几十万
右派和地富及其子女，尚未恢复其作人的起码的权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问
题当中的每一类问题，都象是随时都可能引爆的炸药桶。其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中共内部激烈的政争和权争不可避免，却又缺少制度和程序的制约和规范。再次，
社会矛盾和民间积怨缺乏正常的疏通管道和调和机制。因此，一旦中共高层的斗争
趋於白热化，而同时又需要大规模地借助外部力量来解决问题，或者当中共发生重
大的政策失误，突然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社会冲突，出现了法不责众的局面，
这时，普遍存在於各阶层的“革命气焰”就会冲天而起，“风助火势，火助风威”，
其後果是不难想象的。我们说，中国大陆在改革之初所面临的政治动乱的威胁远大
於前苏联，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前苏联也有它自己的难处：自戈氏上台以来，延续了七年的改革过程，始
终承受着另外一种动乱——民族动乱的威胁。大家知道，中国境内虽然有五十多个
民族，但一者由於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二者由於几十年持续不断的
移民和“汉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整合过程(请注意，这
里说的是事实，而不是评价！)，三者由於单一的“郡县制”的国家体制，没有为
民族分裂势力留下任何可资利用的合法手段，因此，到目前为止，除西藏(因宗教
和藏族人口集中)和新疆局部地区(南疆)而外，其它省区已很难再发生大规模且足
以影响全国的民族独立运动。这在相当程度上便减小甚至排除了由分权改革而导致
国家分裂、以致干扰和破坏改革全局的可能性。

　　但前苏联的情况则不同。前“苏联”实际上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以十五个
加盟共和国为本土，并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卫星国的庞大帝国。其中，波罗的海
沿岸三国和东欧诸国本来就是苏联红军在二战中所夺取的“战利品”。在冷战结束
以後的国际格局中，这些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实现真正的自主、独立，可以说是
势所必然的，问题只在於早晚而已。不容否认，在既有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独立，
当然难免会使相关双方付出某些代价。对于东欧诸国和波罗地海沿岸三国来说，其
独立的代价主要在经济方面。这是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所推动的“国际分工论”的
影响下，这些国家与苏联本土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相依赖的程度很高。因此，
苏联集团从外围开始解体，对双边、甚至多边的经济不可能不引致负面的效应。然
而对於苏联来说，帝国外围的解体，其负面效应却并不仅仅限於经济领域！要知道，
东欧诸国的分离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会极大地刺激苏联帝国本土其它十几
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现在看来，戈尔巴乔夫当初对这种负面效应，至少是认
识不够全面，估计也不足的。

　　苏联境内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和部族，其中人口最多的俄罗斯，仅占全苏人口
的一半略多。可见，从整体上说，苏联乃是一个典型的非民族国家。然而苏联各民
族的混居程度却极低，其民族地理分布呈现出高度的“各向异性”！这一点突出地
表现在：几乎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民族在人口上占明显的优势，构成该加盟共和
国的主体民族。例如，俄罗斯人约占俄联邦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乌克兰人、白俄罗
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分别占本加盟共和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
九十；其余各主体民族占本加盟共和国人口的比例，除哈萨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
三族不到一半以外，均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之间。

　　苏联各大民族的这种地理分布状况，使它在国家结构上也呈现出一种根本不同
於中国大陆的特点，即整体的非民族国家由局部的民族国家复合而成。这样，代表
国家整体的苏共中央和苏联中央政府，实际上便处於各“民族国家”(更确切地说，
是“邦国”)的包围之中，仿佛是大海中的孤岛。由于各邦国的主体民族都有自己
独特的文化传统，所以，莫斯科对於各邦国的凝聚力，只能来自马列意识形态；而
它用以维护帝国统一的手段，则主要是中央极权的党政组织系统、计划经济体系和
武装力量。这样，一旦当各民族(特别是它的精英阶层)已经失去了对马列意识形态
的信仰，当各民族已对苏共及其领导能力失去信任的时候，帝国中央便完全失落了
它对各邦国的吸引力，它用以维持统一的政治和经济手段随之也迅速削弱了。于是，
武力威胁便成为它手中所掌控的唯一有效的工具。诚然，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俄罗
斯文化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是苏联的主体文化。问题在於，在苏共统治下，俄罗斯文
化亦须“服从”马列的教条，并且须由苏共及其领袖来作取舍。因此，相对於马列
主义来说，俄罗斯文化在前苏联帝国毕竟处在“第二把小提琴”的地位。在经济上，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显然占有绝对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只是
就生产而言。在全苏统一计划的体制下，对於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并没有、
也几乎不可能因为俄罗斯的这种经济优势而获得相对丰厚的经济利益。许多俄罗斯
人为此抱怨，认为是其他民族(甚至包括东欧诸国)在经济上拖累了他们。在政治上，
俄罗斯人对於来自格鲁吉亚族的斯大林给全苏各民族所造成的深重苦难，怀有不可
磨灭的印象。九一年初，苏共高层政局不稳，曾有消息传出，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
那泽有可能取戈尔巴乔夫而代之。笔者就此曾向苏联科学院多位学者征询过意见，
他们的一致回答是：“请您相信，这绝不可能！因为‘我们’谁也不会忘记斯大林
给‘我们’的教训。”由此看来，俄罗斯人虽然无人不晓他们在全苏联所占据的举
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对於已开始生活於“消费和工业化社会”中、因而已越来越讲
实惠的他们来说，权衡利害，他们总觉得在与其他各民族的联盟中，最吃亏的是俄
罗斯人！可见，俄罗斯虽然是前苏联帝国大厦最雄厚的基础，但到戈尔巴乔夫开始
改革之际，这基础已远不如通常人们所想象得那么坚实了。否则，後来叶利钦也不
敢带头向苏联中央政府大闹独立性。

　　与俄罗斯相反，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本加盟国境内却拥有相当强
大的人口优势或民族基础。而且，苏联采行的联邦制，不仅为各加盟共和国旨在寻
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准备了现成完整的民族国家的形式(领土、国会、政府和人
口等)；而且按照原苏联宪法，它们也有权力退出苏联。这恰好成了它们用以争取
民族独立的最便利的合法手段。因此可以说，早在改革开始之前，苏联各加盟共和
国的独立，至少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地步。而这诸多的
条件，则主要是由前苏联的民族地理分布、前苏联所实行的联邦体制和联邦宪法为
它们提供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中央的凝聚力强大、国家统一的直接基础——俄罗斯的
支持坚强有力的时候，各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的上述条件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然
而如上所述，当戈氏的改革开始的时候，前苏联帝国中央的凝聚力已经急剧衰落，
国家统一所直接依赖的基础也已经开始松动了。形势变化使然，各加盟共和国在改
革中寻求独立的运动，会随着政治的开放而不可遏止地蓬勃发展起来。因此，不管
戈尔巴乔夫当初预料到没预料到，从其最终的结局来看，他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
么顺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要求，要么用武力将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镇压
下去——如果他愿意而且能够做到的话。这既是各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民族所面临的
一种威胁，也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当时所面临的一种考验。

　　以上，我们分别考察并比较了两种动乱在中、苏两国的改革中发生的可能性。
其目的是想要弄清楚，为了避免在改革中出现这两种动乱，应该具备那些条件？在
这些条件中，哪些已经具备，哪些是应该且能够在改革中逐步创立的？这其实也都
是中国大陆在改革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不过，本文所论只涉及“可能”；而在可能
和现实之间，尚有一个中介环节，那就是改革中的策略应对。这将是本文在下面所
要谈到的。
　　(1995年于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