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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社会主义在中苏两国的命运

　　          ——中国大陆和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之三) (1995) 

　　                         王鹏令（作者惠寄）

　　正如许多论者都注意到的，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政、经改革的进程并不平
衡。但与中国大陆相反，苏联改革的“硬手”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它留给人们的
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政治改革不仅先声夺人，且其後续发展也相当顺利，那简直
可以说是一个凯歌行进的过程：在短短的五年内，苏联便和平地结束了一党专政，
基本上实现了从一党专制向民主制的转变；後来虽发生了苏共顽固派的军事政变，
但民主改革的成果却并没有因此而毁於一旦。然而反观戈时代苏联的经济改革，最
初被淹没在不断高涨的政治改革的声浪中，几乎听不到多少动静；而一俟发动起来，
很快又呈现出“兵败如山倒”之势，使苏联的经济很快便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不少
人正是从这样的印象出发，认为戈氏当初选择了“政改先行”的改革策略，前苏联
改革的道路随之也被描述和概括为“先政改而後经改”。有人还据此断言，原苏联
境内各国近几年之所以会陷入“可怕的”困境，盖因戈氏当初“忘记了根本”，一
心只扑在政治改革上——似乎戈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犯了与毛泽东当
年相类似的“突出政治”或“政治挂帅”的错误。戈在改革中是否违背了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理，这里可姑置勿论。重要的是应该弄清楚：戈当初是否选择并实施
了“政治先行”的策略？在他的主导下，前苏联的改革又是否真地走过了一条“先
政改而後经改”的道路？

　　为了厘清这两个问题，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戈氏改革的历程。

　　(一)戈时代苏联社会的两大主题

　　如所周知，戈尔巴乔夫於一九八五年上台伊始，便提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一
是政治开放，二是经济重建。後来戈氏所推行的改革，正表现为这两个口号付诸实
践、并在实践中逐步展开的过程。依据我的了解，这一过程可大体划分为下列三个
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一九八五年三月戈氏上台，到一九八七年年中。在这一阶段，
前苏联的政治改革尚处於制造舆论的发动期，实质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开放言论。经
济改革则有两项重大的举措：其一，是扩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下简称农场、农
庄)的自主权，即农场和农庄的生产指标和向国家出售的农产品(主要指粮食)数量，
不再由国家下达指令，而改由农场、农庄自己决定。这项改革先由俄罗斯联邦政府
於一九八五年提出，翌年在该邦试行，一九八七年推广到全苏。其二，一九八六年
十月苏联颁布了《个体劳动法》，并於第二年五月生效实施。在这个阶段特别引人
注目的是，“公开性”和“透明性”等很快成为全苏妇孺皆知的政治口号，对斯大
林时代所犯错误和罪行的揭露、控诉和声讨，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报告
之后，再次掀起高潮，对旧体制的批评和各种各样的改革建议，乘着言论自由的翅
膀满天飞，声浪之大，几乎把经济改革的一切动静都淹没了。但是，我们切不可过
高估计前苏联这一阶段的政治改革的成果。因为在那一时期，苏联的各种报刊杂志
虽然已先後宣布“言论独立”，但它们仍然都是官办的传媒；保护新闻和出版自由
的法案也尚未制定出来，更没有付诸实行。因此，所谓言论自由，在此一阶段并没
有超出苏共及其政府在政策上放松管制的范围。

　　第二个阶段，从一九八七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到一九八九年年底。此一阶段具
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改革，是开放三分之二的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一九八八年十二
月，《选举法》和与之相关的宪法修正案生效。八九年三月，举行了苏联历史上第
一次自由选举。一九八七年被撤职的叶利钦，就是通过这次选举而重新登上政治舞
台的。通过这次自由选举，由橡皮图章式的原苏维埃代表大会转变而来的苏联人民
代表大会，开始走上了“议会化”的道路。这个阶段苏联在农村开始推行家庭承包
和租赁制，但是其经济改革的重点则是在国有工业企业。八七年六、七月间，苏共
中央先後通过了以《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为核心的三个相关文件，由此形成了
关於国营企业的综合性配套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企业实行“自我补偿”、“
自筹资金”、“自治”和“完全的经济核算”，即所谓三自一全，并将国家对企业
的指令性计划改为国家订货。按照原苏联中央政府的布置，这一方案从一九八九年
初起，开始在绝大部分工业企业推行。

　　第三个阶段，从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一年八月苏共顽固派发动军事政变。这是
前苏联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阶段。请看其主要变化日程(一九
九零年)：一月七日，苏共宣布放弃一党专政；三月六日，最高苏维埃通过财产法，
允许私人设厂和雇工；三月十三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一党
专政，并决定实行总统制；六月十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保障新闻自由的法案，
该法自同年八月一日生效；六月十三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
经济；六月十五日，总统戈尔巴乔夫决定以行政命令推动市场经济；六月二十四日，
苏联决定制订新联邦条约，以重新划分联邦与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通过这一
阶段的改革，苏联不仅实现了从一党专政向多党民主制的和平过渡，而且开始从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国家体制(政体)的改革亦被提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议事日
程上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事业随之也达到了它的顶点。

　　从以上概述，我们至少可以看清楚以下两点：(1)在戈的主导下，前苏联的政、
经改革大体是同时起步，并以相互交织的方式进行的。所谓苏联“先政改後经改”
的说法虽然流传甚广，其实只是由於对戈氏改革的进程缺乏足够的了解，并在冲天
的政改声浪的诱导下而产生的一种错觉。它的根本失误，是混淆了改革策略的选择
和实施与其实际後果之间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很容易使
中国大陆的某些知识分子在不经意间就将戈氏的改革策略比附为毛的“突出政治”
或“政治挂帅”，进而将前苏东诸国近几年所遭遇的经济困难与中国大陆在毛时代
曾蒙受的那些灾难联系起来。所谓吃饭哲学云云，正是这种“附会”心理的一种庸
俗的“理论化”，即以语言文字的形式使之转变成了一种自觉的意识。它实际上是
将中国大陆在毛时代突出政治的沉痛教训“苏东化”了！

　　诚然，基於对工业社会主义之弊病的深刻认知和反省，戈始终认为，“苏联社
会必须在各个领域都进行深刻的改造”。因此很自然地，他并没有简单地把“经济
决定论”作为自己改革的哲学基础。但这并不等於说，他反其道而行，将经济摆放
在“次於”甚至“从属於”政治的地位，因而在改革中犯了“忘记根本”、忽视经
济的错误。事实上，正如上面的概述所表明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起，恰好构
成了戈时代的苏联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两大主题。(2)戈氏的经济改革也是从农村
始，继而伸展到工业企业，最後到推行全面市场化的。

　　因此，至少就横向扩展和纵向推进的方案设计和实施程序上看，戈氏的经济改
革与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相似，也是一个渐次推进的过程。不同的是，戈氏经济改
革的这种渐进性，基本只停留在理性设计的层面，即主要体现於经济改革的三大阶
段之间的逻辑顺序中：第一个阶段为序幕或准备阶段，第二个阶段旨在实现国有企
业的非国营化，而第三个阶段则是要通过宏观经济的改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的过渡。初看起来，这三个阶段前後相续，步步深入，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实
际上，由於先行的改革几乎全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而被“合理地”设计出来
的後续改革，也就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承前启後的作用。因此，戈氏经济改革的
这三大阶段，客观上便仿佛是不相衔接的“三通锣鼓”，其噪声虽然越来越大，却
终不免“三鼓而竭”。可见，在比较中苏经济改革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於两
国的经改是否选择了渐进的方式，而在於大体相似的渐进方式，何以会在两国导致
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二)一种模式，两般命运

　　前苏联的经改虽然也自农村始，但其性质却不同於中国大陆的农村改革。根本
的原因是：如前所述，前苏联的农村和农民处於工业社会主义的体系中，而中国大
陆的农村和农民，则存在於农业社会主义的统治下。也因之，两国的农村改革针对
着不同的对象，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意义：第一，中国农村改革的直接对象，是带有
浓烈的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人民公社制度，而苏联的农村改革却针对着工业社会主
义的计划体制；第二，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以家庭承包的方式将传统小农
经济从农业社会主义的畸变形态中解放出来，还其本来面目，而戈时代苏联的农村
改革在性质和内容上却大体与城市——工业的改革一样，显然是工业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的一种自我修缮；第三，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乡镇企业的勃兴和农村
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已然清楚地显示出，这场变革实际上是中国农村走向工业化
和城镇化的过程，而苏联的农村改革却不可能具有独立於城市改革的社会意义。既
然如此，则中苏两国的改革虽然在地域、人口和产业上都不可能不涉及到农村、农
民和农业，但是在两国的经济改革之间，真正可比的却只有工业社会主义，即中国
大陆所谓城市改革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两国的经济改革最初其实都是试验性的。
尽管如此，若以中国大陆初期城市改革的效果与苏联的第一阶段经改相比，却也足
以使後者相形见绌。不过应该看到，这种差别显然与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原发性和
戈氏经济改革的继发性有关。

　　须知，早在五十年代，赫鲁晓夫就曾对苏联农业的计划体制做过调整，大幅度
地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一九六五年，勃列日涅夫又推行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
和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体制”；此後，到一九八二年，苏联
又广泛推行了农业的集体承包制；等等。这一系列的先行改革，其实就是在原计划
体制内不断“挖潜”的过程。这种“挖潜”的过程虽然也获得了若干正面的经济效
果，但事实上，农场大量亏损和农庄盈利水平不断下降的局面，却并未因此而得以
扭转；苏联自然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长期作为世界上第一粮食进口大国的地位。
而且，尽管苏联的农庄本来就应当是自负盈亏的单位，农场在名义上也早已实行了
“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可是一直到戈氏开始改革的时候，苏联仍然有相当多的农
场和农庄不得不依靠国家的预算拨款和银行贷款来过日子。面对如此严峻的农业形
势，戈氏的第一段经济改革却仍然沿袭了此前苏联经济改革的套路，充其量只是再
放松了一点对农业的计划约束而已，其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说是不足奇
怪的。

　　与上述情况相比，苏联开放个体劳动的效果，看起来还不错。据苏联社会学家
札拉斯拉夫斯卡娅估计，到一九八七年初，在全苏约一亿三千万总劳力中，已约有
二千万人在从事个体劳动(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莫斯科新闻报》)。不过，这其中
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人，是以“兼职”的身份或在工作时间干私活的方式来从事个体
劳动的。足见那时苏联的真正的“个体户”还为数甚少。而且，就是这极少数真正
的个体户，其生产和经营的范围，还被限制在手工业、生活服务业和社会文化这三
个领域的二十九个项目内。非国有经济在前苏联的难於发展，由此可见一斑。前苏
联第二阶段经改的基本思路，是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
经济体制。不过直到那时，苏联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仍未明确地指向市场经济。而
且，它也和中国大陆一九八四年开始的城市改革一样，改革的重点不是在宏观经济
领域，而是在国有工业企业这也微观层次。其基本的方式和原则，就是通过在城市
推行企业对国家的承包、租赁和在农村推广家庭承包制，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从而实现国有工业企业的“非国营化”和农场、农庄在经营上的“个体化”。这与
一九九二年之前中国大陆的农村改革和企业改革的基本套路，也是基本一致的。

　　发人深省的是，“承包制”在中国农村曾经非常有效地将农民从农业社会主义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但是当中国的领导人把这种改
革方式运用於国有企业时，它就不那么灵光了。这表明，在农业社会主义领域成功
的改革经验，未必一定适用於工业社会主义；对於苏联那种发达成熟的工业社会主
义，尤其是如此。

　　然而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他在第二阶段的经济
改革之初，将家庭承包制推向苏联农村时，他似乎对中苏两国农村之间的种种巨大
差别熟视无睹。事实上，苏联的农庄规模大，农场的规模更大，而且均建立在机械
化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看，都属於社
会主义的规模农业的范畴。因此很明显，仅凭实行承包的一纸改革的命令，绝不可
能解决其生产和管理的技术结构如何分解和如何转换的问题。另一方面，苏联的农
业经济，已不可能再还原为传统的小农经济。在实行家庭承包的条件下，它只能朝
现代家庭小农场的方向转变。这又使苏联的农业改革面临着新型的经理和技术人员
严重短缺的问题。

　　这里好有一“比”：在大陆农村实行包干到户，就如同让每一个生产队都缩小
为一个农户，由其家长来担任队长。由於在此一过程中，自然分工的原则并没有改
变，因此，这一家子的每一个人，原先在生产队里干什么，怎么干，如今基本上是
“外甥打灯笼——照舅(旧)！”这乃是一个很简单的农业“个体化”过程。可是如
果在苏联农村搞承包，那就好比是要每一个农户都扩展为一个农场或农庄。由於农
场和农庄建立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因此，这一转变过程便要求这一家子的几乎每
一个人，都须改变自己原有的角色，於是经验和知识都不够用了！在这种困难的情
况下，家庭承包制能否推行得开，就是看其能否为苏联农民提供足够强大的激励。
然而，苏联的农民可不同于中国的农民，他们不仅手里端着社会主义的“铁饭碗”，
而且也分享着颇为丰盛的社会主义的“大锅饭”。

　　更何况，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农民的家庭副业已相当兴旺。据统计，一
九八二年，苏联农民家庭副业所占用的耕地面积，仅为全苏耕地面积的3％，但其
产值却占全苏种植业总产值的20％以上，苏联农民家庭饲养的牲畜头数约占全苏牲
畜的20％，其产值却占全苏畜牧业总产值的30％以上(陈义初：《苏联在个体经济
问题上的改革动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一九八七年第五期)。此外，在改革
开始前，苏联农民的家庭副业为城乡市场提供的蔬菜和水果，已占全苏市场总供应
量的三分之一。因此很难想象，家庭承包或租赁制这种改革方式，除了将使苏联农
民丢掉“铁饭碗”和“大锅饭”之外，究竟能给苏联农民带来什么好处？！

　　至於苏联的工业企业，撇开其它因素不说，单就承包的技术困难而言，也远比
在农场和农庄巨大繁杂得多。所以，当戈尔巴乔夫不无自信地向苏联的农民和城市
职工推出他的以承包为主要方式的改革方案以後，出乎他的预料，苏联人民的反应
竟是那般冷淡！正如他在一九八九年初接受西德《明镜》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所抱怨
的：“最大的阻力来自各阶层都存在的保守势力。农业方面所实行的租赁制度，有
人以为是简单的事。‘土地分配到户，就显显身手吧！你们不是引颈期待这一天的
来到吗？’另外，企业管理方面的自主权也开放了，这也是许多人一直向往的。现
在一旦开放，他们反而慢吞吞的了。”既然戈氏的经济改革得不到苏联人民的热烈
响应，则他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便举步唯艰也是很自然的了。实际上，戈的第三阶
段经济改革，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苏联已经出现、且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

　　然而恰在这时，戈氏作为苏共领袖的局限性也充分暴露出来：一方面，他在市
场化的速度问题上迎合激进派；而另一方面，他在是否改变国有制、实行私有化这
一关乎改革方向的要害问题上，则与其说与苏共保守派妥协，不如说跟苏共保守派
一致。一九九零年夏，继保守派头目雷日科夫总理提出“政府计划”和沙塔林院士
提出“五百天计划”之後，由他提出的折衷计划，实际是企图左右逢源的一种机会
主义的产物。其结果是：旨在应付危机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第三阶段的深化改革，
非但未能挽救危机，反而变成了一场加剧危机和走向市场经济的“大跃进”！这种
局面的出现，与他未能正确总结第二阶段经济改革失败的教训有直接的关系。前已
述及，戈的第二段经改，主要是由於未能向民众提供足够的激励而碰壁的。

　　这提示人们，自赫鲁晓夫以来苏共曾进行过的历次经改，几乎已挖尽了原体制
的潜力，如若不从根本上革除工业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两大弊病，即国家对经济资
源的全面垄断与决策的过度集中化，後继的改革势必难有进展的余地。应当说，戈
氏对於这样的教训也不是毫无认识的。例如，他赞成市场化，他甚至还提出，要在
一、二年内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对他来说，似乎是完全合乎逻辑
的。因为在他看来，第二段经改的目的，就是要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
这是走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而改革价格体系，为企业营造自由竞争的宏观经济环
境，则是走向市场经济的第二步。可是他忘记了，南斯拉夫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教
训是：不管是打出什么样的旗号(如“工人自治”或“人民自治”等等)，只要你在
实际上并不改变企业的国有制，则企业就仍然是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苏联第二
阶段经改的教训也在这里！然而戈却认为，眼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指令系统
造成的”。因此，他虽然并不反对私有经济的存在，但他却绝对不肯放弃“国有制
为主”的原则，拒绝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其思想根源就在於，他的理想乃是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因而也超
不出市场社会主义的范畴，结果只能重蹈当年南斯拉夫的经改和一九八八年中国大
陆“物价闯关”的覆辙。只是由於戈的市场化是在经济危机已相当严重的情势下急
速发动的，加之当时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不仅严重地扰乱了苏联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且也极大地削弱了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财政能力；苏共顽固
派也正在磨刀霍霍，积蓄力量，随时准备向民主派开刀。总之，整个局势几乎没有
为戈提供第二次挽救危机的任何机会和条件，因此其结局也就更为惨重。戈氏由此
也黯然走下了苏俄的政治舞台。

　　很明显，戈氏经济改革的失败及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悲剧性结局，并不是由於苏
联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唾弃了他，也不是由於苏联人不赞成经济改革。一九九零年初，
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表明，甚至连他关于维护苏联统一的主张，也得到了多数苏联
人的拥护。问题是，他的经改措施却从来没有得到苏联人的积极响应，他最後在政
治上的失败，亦是从经济危机开始的。因此说到底，戈氏经济改革的失败，乃是其
经改的目标模式——市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这一失败宣告了工业社会主义在
苏联的彻底破产！

　　回头再看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通常被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农
村改革，城市改革和对外开放。然而在一九八四年以前，中国所谓的对外开放，主
要还限於珠海、深圳、汕头和厦门这四个特区。而且，深圳和珠海最初尚处於山林
未启的状态，汕头和厦门虽然早具城市的规模，其产业的数量和规模也极为有限。
在此一阶段，即使港商和外商在这些地方有所投资，也是小规模甚至是零星的。真
正构成一番气象的对外开放，那还是一九八四年、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以後的事：最
早的四个特区已经开发有成，继之又开放了十四个港口城市；八八年海南建省，也
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此时的对外开放，已与同期(一九八四)起步的城市改革合流。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与其把“城市改革”与“对外开放”看作大陆经改之两个相对
独立的部分，不如把它们看作中国大陆工业社会主义之经改模式的两个方面。这两
个方面合在一起，恰好构成了中国大陆在经改方面真正可与苏俄相比较的一个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苏联的经改在前两个阶段并没有超出计划经济的框架，它只是
在第二段经改碰壁搁浅和继而出现经济危机以後，才转而走上了市场社会主义的道
路。回首大陆工业社会主义领域里的经济改革，大体也走过了一个相似的历程。一
九八四年以前的城市改革试验自不必说，没有也不可能超出计划经济的范畴。一九
八四年之後，大陆经改的目标模式虽然被规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显而
易见，所谓商品经济仍被禁闭在计划经济的“鸟笼”中。从一九八八年秋季开始，
中国大陆因发生了由“物价闯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接着又因八九事件和六四悲
剧的发生而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于是连带地，经济改革也被迫陷於长达两年多
的退潮期(即所谓整顿)。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後经中共十四大确
认，大陆的经改才正式转向市场社会主义(或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从而与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殊途同归。可见，邓、戈经济改革之间的相似的确是惊人的！
然而戈氏的经改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中国大陆的城市改革虽然也遇到了当年南
斯拉夫和前苏联曾遇到的那一大堆相似的改革难题，如国有企业长期、大量和严重
的亏损，频繁出现的投资和消费的过热，通货膨胀和巨额财政赤字等等。但是在中
国大陆，作为工业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即便亏之又亏，损之又损，却几乎
全部都能够仰赖政府的“输氧输血”而维持僵而不死的状态。与此同时，整个国民
经济非但没有因此而被拖垮，反而连续数年保持高度增长，其势头至今不减。这究
竟是为什么？市场社会主义又何以在前苏联和中国大陆竟会有如此不同的命运呢？

　　照笔者看来，这些问题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回答。首先，前苏联单一的工
业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其大无外”的。它不仅在地域和人口上覆盖全苏，而且在
产业上也包举一切，几乎没有为非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留下任何余地。另一方面，
当时前苏联是唯一可以与整个西方世界相对峙和抗衡的超级大国。它的这种独特的
国际地位，使西方发达国家在防之唯恐不及，根本不可能以投资或贷款的方式对苏
联经济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这两个方面使苏联经济的市场化，几
乎毫无可能像中国大陆那样，首先从工业社会主义体系的外围开始。对工业社会主
义的经济体制进行直接的改造，几乎可以说是前苏联和後来的俄国从计划经济走向
市场经济的唯一途径。然而，苏联的工业社会主义体系又是那样的发达和成熟，由
此决定了其经济改革可能遭遇的困难必定比中国大陆多得多，也复杂得多。其次，
戈氏的经改显然存在着深度不够和广度不足的缺陷。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戈氏的经改并未触动国有制，它在产权方面始终
停留在体制内改革的水平上。他以为，国有企业在实行“三自一全”(见前)以後，
政企已经分开；在把指令性计划指标改为国家订货以後，企业也已经获得了经营自
主权；而伴随着从一九九零年夏季开始的向市场的急速过渡，价格也在逐步放开。

　　总之，在他看来，通过这一系列不触动国有制的改革，企业已经成为或必将成
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然而实际上，由於企业仍旧归国家所有，“铁饭碗”并没有被
砸烂，“铁交椅”也并没有被搬走，“大锅饭”依然盛行，因而所有的企业都仍然
被限制在工业社会主义的原有体制内。不错，在戈氏推动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前苏
联的厂长和经理已改由职工和工人选举，但最後仍然要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因此
归根到底，企业并没有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和对政府的依附关系，从而转变为市场经
济所要求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国家订货不过是一种变相的
计划指标而已；企业和价格改革对市场的激发和催化作用，对原体制最多也只是边
际性的。而问题在於：由於外部(工业社会主义体系以外)市场的阙如，因而这种边
际性的“市场化”的作用也极为有限。(2)在前苏联，甚至在如今的俄国，傲慢的
大国心态仍然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心态限制着苏俄对外开放的程度。俄国人似乎不
愿意、也不甘心居於被援助的地位，更不喜欢以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借以促成
本国多元经济格局的形成；这种有外国资本参与的多元经济格局，对他们来说，似
乎是很难接受的。

　　因此，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始终是工业社会主义的一统江山，历时七年并
以“市场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只是徒然打乱了计划经济和原有的经济秩
序，但市场却并未因此而形成、发育起来。所谓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说法，恰是
对戈氏经济改革后果的最好写照！

　　与前苏联相比，中国大陆的城市改革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农村改
革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铺开的。那时候，从农业社会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数
亿农民，已基本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个体、私营和乡镇企业也已经开始大量涌
现出来。第二，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虽然也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的原则，但它
从一开始便选择了一种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经济自由化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借助
价格双轨制等改革措施，既为个体、私营和乡镇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
的条件(负作用是“官倒”和腐败)，同时也为国有企业在自身改革中出现的边际市
场化拓展了空间。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又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有利条
件，敢於在工业社会主义的边缘地带引进外国资本，由此便在中国大陆了中国大陆
逐步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对外开放的态势。通过这种大胆的改革，非国有经济不仅
在农村、而且在城市也蓬勃发展起来，造成了中国大陆多元经济并存的竞争的局面。
这是中国大陆经济市场化的基本动力机制之所在。而有无这种动力机制，正是市场
社会主义在中、苏两国显现出两种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大陆逐步市场化的这种动力机制，不是改革的领导者凭空
召唤出来的。如前所述，毛时代遗留下来的农业社会主义不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而且贫穷落後。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在客观上才为非国有的个体、私营和社区(乡
镇)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留下了相当广阔的空间；而中国大陆处於美、苏两个超级
大国之间的相对有利的国际地位，以及强大的侨资和港台资本的存在，又使“三资
企业”的出现客观上成为可能。中国大陆改革领导者的智慧仅仅表现在：基於社会
主义的这种二元结构选择了“先农村後城市”的改革道路，并且在农村改革取得巨
大成功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对工业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采取了大胆的改革方式；
而这两大战略选择恰好充分利用了中国大陆在推动体制外(工业社会主义体系之外)
经济自由化方面所拥有的上述两种优势，并使之结合了起来。这样，生机勃勃的市
场经济便首先从工业社会主义体系的外围和边界地带生成，并逐步向後者渗透和扩
展。前者虽然难免受後者的盘剥，但同时也不断向後者提出挑战，对後者形成了“
包抄”和“蚕食”之势。到目前为止，工业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虽仍然存在，甚至
有点依然故我，但它在非国有经济合法的或非法的蚕食之下，已明显地萎缩了。相
反，与市场相适应的非国有经济却在不断壮大，正日益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中国大陆近十六年来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故事，大致就是如此。

　　由此看来，中国大陆对工业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其真正的“成功经验”，就
在於改革为人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以便人们可以用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迅速而有
效地削弱了它，蚕食了它。

　　(三)市场社会主义的嬗变和前途

　　作为工业社会主义下经济改革的一种目标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有两个基本的特
征。第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的原则；第二，是在宏观、微观(企业)和家庭(或个
人)这三个层次上，均实行分散决策。此外，它还隐含着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
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若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戈尔巴乔夫的市场社会主义，
至少在其后期已显然弱化了它的政治色彩。因为戈氏的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实际上
仍然是在苏共的主控之下推行的，但当时的苏联毕竟已经在法律上取消了苏共原先
所独有的那种不可移易的执政地位。照理说，这对於克服工业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
两大弊病和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似乎应当是非常有利的。

　　可是正如上文所说，由戈氏所推动的市场化，却很快使苏联出现了“既无市场，
又无计划”的混乱局面。很明显，所谓无计划，表明原有的计划体制业已瘫痪；而
所谓无市场，则主要是由於在工业社会主义的一统江山下，国有企业难以转变成独
立自主的经济实体。正是有鉴於此，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坚决主张，苏联
经济的市场化，只能从改变国有制，即从私有化入手。在叶的推动下，俄罗斯联邦
议会於一九九一年七月通过了《关於俄罗斯联邦的国有和市有企业的私有化》的法
案。不过私有化的付诸实施，还是在苏共垮台以後的一九九二年。此後不久，俄国
的农村也迅速地基本完成了私有化改革。到今年七月，俄国已有76％的国有生产资
料被私有化了。

　　可见，现在俄国的经济，已因私有化而远远地超出了戈氏当初所推行的市场社
会主义的范围；或者说，戈尔巴乔夫原先所设想的那种市场社会主义，已经被其后
俄国的历史进程无情地否定了。然而不容回避的是，迅速的私有化并没有使俄国的
经济立刻起死回生！那里的经济形势，直到目前仍然极为严峻。不过，那里也出现
了若干对今后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具有深远意义的态势。因为无论如何，一
个庞大的自由经济的实体，正在俄国形成；而一个辐射面相当广阔和相当活跃的强
大股票市场，也已然在莫斯科出现。

　　因此，尽管至今为止，人们还很难断定，俄国的经济究竟何时才能够稳定下来，
并逐步开始回升；但俄国经济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几乎已无法逆转，这却是可以肯定
的。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观察，我认为，俄国经济模式的演变似有以下两种可能的
走向或前途：

　　第一，在现有寡头经济的主导下，逐步向美国式的自由经济逼近。与此相应，
私有化在原则上似也不会有任何“禁区”。如果是这样，则俄国人便不得不与在过
去数十年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所形成的一切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其间的痛苦
和困惑及徘徊和反复，我们不难从俄国农村在私有化之後，个体农户仅占15％，而
大约有30％的农民很快又组成了农业合作社这种现象中透视出来。

　　第二，在对现有寡头经济实行限制的基础上，向西欧式的市场社会主义转变，
那仿佛是对戈氏市场社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为此，俄国必将会把“私有化”
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对前苏联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也不能简单地一概加以
废除，而是对其有所取舍，且在取舍过程中遵循理性、功利与人道、平等不可偏废
的原则。要知道，对於多数俄国人来说，他们虽然原先对市场化有很高的、甚至不
切实际的期望，但他们也未必想割舍掉前苏联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所给予他们的“
铁饭碗”，以及普遍而又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尤可注意者，在如今的俄国，共产党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而在东
欧一些国家(如匈牙利和保家利亚)，那些在民主化初期被民众以选票撵下台的原共
产党内的改革派，在他们完成了自己向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的转变以後，曾几何时，
很快又在近两年的大选中获胜，重返政治舞台了。近一年来，波兰的工潮复起。不
同的是，现在他们所针对的，已不再是昔日声称代表他们的共产党，而是资本家和
与资本家站在一起的、出身於团结工会的那些政客(甚至包括瓦文萨在内)。所有这
些都提示我们，未来苏东在某种程度上走向西欧式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绝
无可能的。中国大陆的市场社会主义，似乎有“身首异地”的特点。因为宏观地看
上去，市场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都有。可是两者在现实中，却很难协调与统一起
来。这表现在：以乡镇企业为骨干的非国有企业，无疑存在于市场中，可是乡镇企
业由以脱胎出来的农业社会主义却基本消失了。与这种情况相反，国有企业自然还
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可是市场却主要只在其边际起作用。因此就总体观察之，
“市场”与“社会主义”各在一端，由此便在市场化的非国有经济与工业社会主义
的国有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张力。

　　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市场化进程，正表现为这两种经济之间的互动与消长。在这
一过程中，由於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所占比重的持续下降，工业社会主义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形之下，摆脱了
农业社会主义的桎梏而进入市场的非国有经济，其增长的势头却异常强劲。可见，
“市场”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并不协调，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外在的，甚至是
人为的。因为事实是：在市场起作用的领域，至少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几乎已经
不存在了；而在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却又甚少市场的因
素。就是说，“市场”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市场社会主义) 只是一块挂羊
头卖狗肉的招牌。

　　因为无可否认，除了纯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以外，在所有的国有或集体(包括乡
镇)企业中，市场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是我们在分析和考
察中国大陆的市场社会主义及其嬗变和走势时，不能不予以注意的。我认为，首先
应当肯定，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并没有资本主义化。因为第一，到一
九九二年，私营企业的工业产值还只占大陆工业总产值的6.7％(杨进叔《中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实质》，载《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四年五期)，
足见大陆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仍很微弱。短时期内，它根本不可能在大陆经济中占
据主导地位，对大陆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第二，国有企业
不仅在大陆的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额中仍占很大的比重，而且还吸纳了
大约七成的非农就业人口。这是工业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因而也是抵制和对抗市场
化过程的大本营。它的基本特点是：人口集中，占据并消耗巨额国有资产，相对於
农村拥有文化优势和种种特权，因而无论中国的哪一种政治势力，对之都不敢小视。
所谓坚持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保护这部分人的利益。他们
往往既想分享市场化的成果，又不愿承担市场化的代价和风险，更不愿意放弃工业
社会主义给予他们的种种特权。因此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是工业社会主义的天下，
“社会主义”最多，而市场因素则最少。

　　中国大陆的市场化能否成功，最後就要看市场化在该领域的进展如何。就其理
想来说，西欧式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该社会集团的绝大多数能够并愿意接受的经改
目标模式。然而比较现实的选择是：至少要等中国大陆城市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体系，建设到相当规模以後，方可逐步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就是说，对国有
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应与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规模和水平相适应。第三，农
村也并没有“复辟资本主义”。因为不仅土地仍归集体所有，而且连乡镇企业，基
本上也是集体的，即带有社区—集体企业的性质(实行股份化以後，这一点通过乡
镇政府股和企业集体股而表现出来)，私有制在那里也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诚然，
农业社会主义大体已消失了。但由於乡镇企业在产权上带有社区所有的特性，在人
员构成上往往以血缘宗亲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加之乡镇企业刚刚从农业社会主义中
脱胎出来，仍不免带有後者的印记，因此，这些企业常常基於往日的习惯而往往情
愿或不情愿地成为社区福利(如筑路、修桥、办学和济贫等)的提供者。以上诸多方
面结合在一起，似已形成了一种可称作乡土—伦理社会主义的因素，因而也是一种
真正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素。无疑地，这种因素目前并没有制度化和规范化，
但它确实深深地扎根於中国农村传统乡土文化的土壤中，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值得引起重视！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大陆尚处於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
私人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但尚很弱小，短时期内还不可能成为大陆多元经济格局中
的主流。从总体上看，中国大陆的市场社会主义，其“市场”和“社会主义”是脱
节的。今後它的嬗变和发展，可能有两个方向，即在城市是以西欧作参照的市场社
会主义，而在农村则是以社区产权和传统的乡土伦理情感作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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