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五四(二题)


　　                            王鹏令

　　                     （一）刘项原来不读书！
　　                            ——科学、民情与法轮功

　　在海外，虽然不少人还记得“五四”，但每年五四都既无仪式，也很少听说有
什麽象样的活动，其实已无所谓纪念了。
　　记得过去在北京时，“五四”那可是年年都要纪念的。而且不由分说，总是“
小年”小纪念，“大年”大纪念，每到“逢十”的五四周年，纪念便格外得隆重，
似乎中国的政治和人文气象也存在著某种神秘的天然周期：正如自然界预兆著瓜果
丰收的“大年”一样，五四的这些年份，似乎也能给国家和民族、特别是给知识分
子们带来一些异乎寻常的收获！因此，在我的印象中，过去每逢这样的大年头，官
方的各种纪念活动必定行礼如仪自不待说；就是连自身的状况怎麽如意的知识分子，
也都难免有一点莫名的兴奋。若刚好碰上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例如像五四七十周年
前後那样，知识分子甚至会整体地处于一种异常亢奋的状态。或曰：“天不负我辈，
我辈安负天！”——知识界从老到少，几乎个个都是豪情满怀，流露出一种“舍我
其谁”的气概，仿佛五四先贤们梦寐以求的那些理想，如自由、民主和科学等等，
到了如今这几代五四传入的手里，只消再发出一阵呐喊，进行一次“最後的抗争”，
就将一举得以实现。这些当然已经是旧话。
　　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又是“六四”十周年，不管怎麽说，总称得上是一个“
大年”中的“大年”吧。可是，自打进入一九九九年以来，关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不但听不到多少令人鼓舞的消息和伟大的期许，相反，倒是“逢九必乱”的传
言，从坊间到海外中文媒体漫天价飞！
　　那末，国内的情况又如何呢？

　　今年既然是“大年”中的“大年”，对于国内来说，自然又是一个特别敏感的
年份！好在国内知识界在政治上已经沉寂多年；而且，这些年来，他们当中的许多
人该升官儿的升官儿，能赚钱的赚钱，那些想做学问或不得已而去做学问的，只要
恪守“莫谈国是”的古训，那就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任你神驰意往，连什麽
“老右派”、“新左派”之类，也但说无妨；甚至你如果实在是对政治有瘾，心里
有话憋不住，想在私下倾吐一番，当局大概已因管不过来，也就懒得管。知识界
自己也好象是“自胡马窥江过後，尤厌言兵”，决计再不搞什麽具有轰动效应的大
动作了。这和十年前的光景相比，已是恍同隔世。只不过，当局还未必对他们完全
放心呢！
　　岂料世事无常，正所谓风水轮流转。谁能想到，今年的“黑马”——“法轮功”
取代了以往知识分子在这种年份独领风骚的地位！就在五四八十周年前夕，上万名
“法轮功”的信徒突然聚集在中南海的大门口、红墙外静坐请愿。这一来，朝野上
下、海内海外无不为之震动，可谓石破天惊！我敢说，法轮功这一炮的轰动效应，
绝对超过了五四八十周年在人们心头所引起的振奋！
　　不过话说回来，法轮功这等壮举毕竟非知识界所为；即使要追查幕後长胡子
的“黑手”，恐怕也轮不到知识分子。不仅如此，据说追根溯源，原来这还是由知
识界的一位左派名人，即圈子内众所周知的“科学家面前的哲学家和哲学家面前的
科学家”何祚庥先生一篇批判“神功异能”的讲话捅出的大漏子。有趣的是，从“
神功异能”而终于蔚为一场规模浩大的“运动”，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最知名的，莫
过于清末的义和团；而何祚庥先生则不仅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而且据我所知，其
人历来也是以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特别是其科学传统自我标榜的。因此，至
少在何祚庥本人所使用的那种话语的范围内，这场冲突的文化意涵与八十年前一样，
仍然是“科学与迷信”的对立！
　　我们且不说，这场冲突所暴露的与公民权利有关的诸多问题，也不说“法轮功”
究竟是不是一种“邪教”和何先生对法轮功的批判是否有理，单从法轮功创始人李
洪志竟然自比耶稣佛陀、甚至自称胜过耶稣佛陀这一点来看，这场冲突也极富象征
意义。五四迄今已整整八十年了，但是中国社会的理性化（脱魅）程度似乎还在原
地踏步，以至一位科学家只是依据自己周围发生的若干实例，对包括法轮功在内的
各种“神功异能”和“乱力怪神”清谈式地批评了那麽几句，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信
众居然就不依不饶，先後在津京两地接连掀起轩然大波！幸亏何公祚庥还不失为一
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布尔什维克，一个“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
而不仅没有被聚众示威、号称有七千万乃至上亿成员的法轮公信众吓倒，而且知难
而上，“虽千万人吾往矣！”，表示随时愿意和法轮功信从者公开辩论。公开辩论
当然是好事、文明的事，因为即使何先生在公开辩论中，用他那一套唯物辩证法的
观念和实证科学的方法说服不了法轮功的信众，但双方毕竟是动口不动手，到底不
失君子风度。不过我以为，既然法轮功信众不肯诉诸法律，而是执意于街头聚众造
势以讨回“公道”，那末，倘若何先生真与法轮功信众公开辩论，恐怕也是“秀才
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何况那是颇得“李洪志大师”之真传的、成千上万的“
神兵”呢！
　　北京当局被这些神兵们著实吓了一跳，他们可能是由此想到了“刘项原来不读
书！”吧。而我所想到的，却是中国的“民情”问题。
　　记得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谈到，“自然环境”、“法制”和“
民情”，是有助于美国的民主的三个重要条件；而若就其对美国民主的贡献而言，
则“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他所谓民情者，主要就体现于在美
国新英格兰地区所形成的“乡镇自治”的社会生活中。有人曾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
中存在的“自治”与此相类比，其实两者即便不是完全不搭界，至少也是分属于不
同时代、具有古今之别的两回事。中国乡土社会的“自治”，不论指家族的，或者
指由乡绅（即由有文化有功名的地主）所主导的，都是立足于血缘纽带或“士农工
商”的等级秩序等“前现代”因素的基础上。在这种“自治社会”或“自治社团”
（society）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中，起支配作用的都是既有的传统和惯例，因
而所谓自治，也就是他们自己按照传统和惯例进行管理。传统和惯例在其中是被盲
目信从的，还没有经历理性化过程的洗礼。但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则完全不同。
在这些乡镇，从欧洲到北美的新移民们，已经彻底抛弃了其故国传统的等级制度，
因而乡镇自治也是在普遍平等和共同参与的基础上，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一个人
的个人自由，而按照他们自己缔结的社会契约所进行的一种自我管理。因此，这些
乡镇的生活所呈现出来的，也是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图画：那虽然实
行直接的民主，但由于所有的公权力和公务活动，包括每一个“官员”的职掌，都
已经由社会契约明确地限定于一个“充分小”的界限之内，因而每一个人都享有充
分的个人自由；另一方面，每一个人在公共领域里的责任、义务和行为，亦受社会
契约的规定、规范和制约。而且，由于社会契约是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缔结的，因
此，除非一个人想要脱离他所在的乡镇共同体，否则他就不能不自觉地遵守乡镇的
共同规范，这又保证了乡镇公共生活的有序性。相互对照一下不难看出，前者不仅
没有後者所具有的自由和民主，而且也缺乏後者公共生活中由明确的社会契约所体
现出来的那种理性精神。
　　诚然，若没有自由，社会就难有持久的活力；若没有民主，社会便缺少普遍的
自主精神和负责精神。但是，若没有这种理性精神和与之相应的自律、妥协和宽容，
那所谓自由和所谓民主又会是怎样的呢？难道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泽东导演的所谓大
民主和十年前民间那场最终以悲剧收场的天安门运动後期的情况，还没有为我们提
供足够的教训吗？而如今呢，就在“五四”八十周年和“六四”十周年之际，“法
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又告诉我们，就凭他这样一个神吹鬼砍、自比耶稣佛陀，甚
至不惜编造自己曾创造了我们只是在巫术和神话中才听到过的“穿墙”、“入镜”
（李说自己少年时曾进入“玻璃”）的奇迹的人，居然就能在中国引聚几千万的信
众；而且，数目如此庞大的信众居然又没有任何成形的组织和明确的活动规章——
这不纯粹是一伙乌合之众又是什麽呢？有人说，这种现象形同“白莲教”，乃是王
朝末期的一种危象，似乎已经应验了所谓逢九必乱的谶语！照我看，倒不如说它是
对“科学”、也是对五四八十周年的一种讽刺！
　　然而，这又该怨谁呢？久远的过去不去说它，就想想这最近五十年的情况吧。
从官方到民间，“科学”虽然总是挂在咀边，“科教兴国”的口号也喊得很响亮，
但所谓科学似乎就是指科学技术，教育也主要是指学校教育，无论从国家的投资比
重还是从相关政策上看，中国什麽时候真正重视过科学和教育的普及？人们什麽时
候有机会自己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其间有多少人曾经认真致力于把科学的理性精
神，贯注于民间社会的组织和运作中去？又有多少呼唤民主的人，不是把自己的眼
睛仅仅盯在政治领域、特别是中央一级的权力层面上，而是把培育民主的社会基础
摆在重要的地位上呢？——没有耕耘，何来收获！因此，即使在实行改革开放的二
十年里，民间社会虽然得到了某些复苏的空间和机会，但真正走上正轨的却很少很
少。此无他，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农业社会的状态，与此相伴随的那些反智主
义的愚昧观念、以人治为基本特征的组织结构和民粹主义的行为方式等等，仍然是
人们借以重建民间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源，而科学及其所特有的理性精神，则还远没
有在中国社会的广阔土壤中扎根。我以为，“法轮功”信众团伙之所以能够以现在
这种方式奇迹般迅速地在中国大陆膨胀起来，其重要的社会学根源正在这里。有人
呼吁，“自由结社请自法轮功始！”，似乎这将为中国的民主化奠定社会基础。其
实这类团伙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帮派会道门等等并没有什麽区别，即便它们发展得
再快再多，恐怕也是与中国的民主化毫不相干的。

　　由此看来，倘若中国的民情如旧，社会未能脱魅，不能以理性自立，则真正的
“民主”是很难走出知识分子的书斋和沙龙的；而如果它偶然走了出去，在最好的
情况下，恐怕也像是乞雨、赶庙会或者办社火、闹秧歌那样，只能在田野里或大街
上喧闹于一时，而很难真正深入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至熔铸为他们的一
种社会生活方式。

　　               （二）五四的爱国主义与五八事件

　　“法轮功”事件虽然在五四前夕引起了一番震动，但其余威毕竟有限，并没有
象某些人所担心或所企盼的那样，搅了五四八十周年的大局。今年北京为纪念五四，
不仅照例铺排了各种盛大的场面，而且还刻意标定了一个与马列意识形态不甚相干
的主题——“爱国主义”！因为按照胡锦涛在其五四讲话中的说法，五四精神的“
核心”，正是“伟大的爱国主义”。
　　五四的“爱国主义”，简单地说，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外争国权，内
惩国贼”。这显然是一种充满对抗性、即对外对内均以对抗方式表现出来的“爱国
主义”。多年来，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认为伴随冷战的结束，整个世
界已经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作为核大国之一的中国，已经
从鸦片战争以来曾长期笼罩着中国的外患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与此相应，中国人
原先那种五四式的对抗性爱国激情正在一天天消退，日渐沉淀为一种遥远的历史性
记忆，因而类似的爱国风潮也不可能在中国再度发生了。
　　或许正是基于对中国内外形势和民心民情的这麽一种过分乐观的估计，当五月
八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北约的飞弹击中，大批中国青年学生迅即涌向街头，掀
起铺天盖地的反美浪潮时，许多人都惊诧不已！作家郑义甚至惊呼，北约的这颗“
时光炸弹”，一下子就把中国“炸回到几十年前反帝反美的时代”！这话显然未免
失之夸张，不过也无须否认，这一波风潮虽然既没有明确地提出“内惩国贼”之类
的口号，更没有放一把火烧了当代的“赵家楼”，但从其矛头所向和声势气焰来看，
却也仿佛是八十年前那场反帝爱国运动穿透了历史的时空，重新在今天中国的大地
上激起了一次强有力的回声！也因之，它不仅震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而且
对中国政治舞台上那些一向受西方支持、因而不免有“国贼”嫌疑的派别和个人，
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据说，连朱熔基亦因在不久前曾经给美国人“消气”和“送
大礼”，即在世贸谈判中对美承诺作重大让步而备受指责，日子很不好过。海外一
些比较敏感的民运人士，似乎已由此觉察出民心向背之间所发生的若干深刻变化，
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沮丧和气愤之余，竟然不惜一改以往一贯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的
姿态，公开地嘲笑、谩骂、甚至诅咒起“人民”和国内的多数知识分子来了。而国
内和海外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也难免感到有点困惑和尴尬。他们发现，原来自
己苦心孤诣倡导多年的那些来自西方的价值和观念，在汹涌的爱国主义浪潮面前，
竟然显得是那麽苍白无力，连他们自己也面临着陷于孤立的危险！上海自由派学者
许纪霖最近便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六四以後，有个朋友当时气愤地说，假如八国
联军再来，我就为他们带路！如今假如还有人这样说，大概要被人打死。”然而，
最感失望的大概还是美国人，因为最近二十年来，他们一直扮演着中国民主派人士
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之最真诚的朋友和最有力的支持者的角色，他们借此在中国知识
界精心地培育了一种相当广泛和相当浓厚的亲美风气；而现在，这一切似乎已毁于
一旦（弹）！正如前美国驻尼伯尔大使、现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每天都和中国学
生在一起的张之香女士最近以其切身经历令人信服地指出的：“中国的年轻人对美
国已经失去信心，现在的美国可以是老师，也是敌人，但绝对不是他们的朋友”！
——这对于过分自信的美国人来说，是多麽令人难以置信、多麽不可思议呀？！因
此，尽管有何汉礼这样知名的美国汉学家一再提醒，应当从此事件吸取教训，更好
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但是，从美国的官方发言人到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是竭
力把这场反美、反北约的抗议浪潮归咎于中国政府的煽动和导演，似乎中国那麽多
青年学子自己根本就不会发怒，更不可能对美国人发怒！
　　如所周知，爱国主义根本不同于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它不是凭借国家权力的
强制营造，而是基于人们对自己祖国的一种天然的爱恋之情。诚然，这种朴素的爱
国感情，通常只是以离散的状态存在于同一个国家的人民之中，那当然还不成其为
“主义”。从历史上看，“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或社会风潮，往往都是当
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或盛衰荣辱的转折关头，由于人们对国家利益及其价值的优
先地位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因而才从千万民众爱国热情的激荡和聚合中迸发出来。
如果没有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广泛而深刻的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或社会
风潮的爱国主义，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如果回顾一下九十年代以来中美之间的
风风雨雨，当不难发现，此次反美浪潮的爆发，其实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简而言之，从银河号事件开始，中经台海危机，直到今年五月中国驻南使馆被炸，
恰好对应着中国知识界以至普通民众中的反美情绪不断增长、逐步激化的三个阶段。
耐人寻味的是，这近十年来，恰好也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和
世界各大国纷纷进行战略调整，以为本国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准备的时期。在此一
时期，尽管中国大陆对外奉行邓小平所谓韬光养诲、不出头和不搞对抗的方针，但
是鉴于自身人均占有资源的极端贫乏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它在发展战略上也不得
不从原先的面向内陆，逐步走上“挺进海洋、走向世界”的道路。为此，尽快实现
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促进多极化国际格局的形成，以便使中国在国际舞和世界
市场上能够扮演与自己的幅员、人口、历史和不断增长的国力相称的角色，也就成
为中国走向下一个世纪之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这时中国所面对的国际
格局又是什麽样的呢？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中曾这样写道：“全球政治和安
全事务实际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纵，世界经济事务则是美、德、日说了算。这些
国家相互间保持密切接触，排斥较弱小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可见，来自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控制和排斥，已经对中国的发展构成现实的阻力或障碍。然而，
这还是几年前的情况！经过最近几年的试验和调整，美国的新世纪全球战略的轮廓，
经科索沃一战已相当清晰地显露出来，其要点包括：立足于北约和美日两大军事集
团，通过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控制，以确保美国对整个世界的主宰地位。很明显，
在美国的这一战略蓝图中，中国大陆处于被排斥、被遏制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可
以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看得更为清楚，因为通过强化美日安保条约和与澳
大利亚签订国防合作协定，以及维持与台湾的准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实际上已经对
中国大陆摆出了一种军事围堵的态势！应当指出的是，对于中美之间这种潜在的战
略对峙和中国自身的相对劣势地位，大约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陆军、政、学各
界精英和海外中国学者中的部分有识之士，便已逐步形成了十分清醒的共识。畅销
书《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和炒作，不过是这种共识和与之相应的忧患意识的
市场化、泛化和痞子化而已！
　　因此，在分析中国大陆最近这场反美浪潮爆发的起因时，尽管我们不必排除中
国官方在其间的因势利导和推波助澜，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就否认，这场群众性的
大规模反美、反北约的浪潮，实质上是大陆社会、特别是其精英阶层在九十年代围
绕中美关系而积郁起来的忧患意识的一次总爆发！在这种意义上，这波风潮确实继
承了五四的爱国主义传统。然而不幸的是，如上所说，大陆精英阶层对祖国未来发
展的国际环境的忧患意识，在当局鼓励和商业大潮的刺激下，已被过分放大，甚至
被庸俗化、痞子化了。其结果是，一方面使这种忧患意识得以向大众层面渗透和扩
展，但另一方面，也为後来这场反美风潮中的各种过激行为和非理性的火爆场面，
铺垫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
　　可以预料，中美之间的各种摩擦和纠纷，今後不但仍将继续下去；而且将因中
国使馆被炸和反美浪潮的发生而更趋频繁和激烈。由于两国间的利益之争常常与以
人权为核心内容的道义之争交织在一起，未来中美之间将不断发生的摩擦或纠纷，
看来也很可能象九十年代已有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中国知识界
内部的裂痕，以至最终在中国知识界造成一次新的分化！
　　事实上，自从六四悲剧发生、中美关系从八十年代的“密月期”逐渐转入战略
摩擦阶段以後，中国知识界已经围绕中美关系问题而发生了不小的分歧。只不过，
最初的反美派人士，在意识形态上超不出“老左派”的范畴，他们“反美”反的是
“和平演变”；他们热衷提倡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主要是基于主政者集团的利
益。因此，他们所谓的爱国和反美，在整个“后六四时期”，都是与仍然沉浸在六
四悲情中的多数知识分子格格不入的。但是，九二年以後的情况显然与此不同了。
第一，由于东欧巨变和前苏联解体，这时中国已经从美国原先的反苏战略伙伴，变
成了美国的主要对手、甚至潜在的头号敌人。九十年代中期所谓中国威胁论和围堵
中国的呼喊在西方世界雀声四起，正反映了中美之间战略关系的这种根本性变化。
第二，面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飞速成长，国内多数知识分子通过对
八九民运的反思，并参诸东欧和俄国变革的经验教训，扬弃了八十年代在知识界占
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改革观。站在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基于对国内现实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进程的认同或基本认同，他们开始从原先专注于以人权、自由和民主等
为诉求的急速政治变革，一变而为更多地著眼于渐进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
转型过程中尽可能小的代价和风险，以及与中国的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国际环境。这
两个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观察、感受和评价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
的视角。于是，旨在维护本国正当权益和持续发展的爱国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及
其客观依据，似乎也一下子暴露在他们面前！国内多数知识分子从此不仅在政治上
与反对派人士（即所谓民运人士）及知识界的持不同政见者渐行渐远，而且越来越
失却了原先对後者的同情和道义支持。这当然不只是因为政治高压的存在，更不是
因为後者对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坚持，而是因为除了彼此有渐进与激进的分歧而外，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们，往往还以人权、自由和民主这
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或经验淡化、甚至排斥国际关系中更为基本的因素——超党
派、超阶级、甚至超族群的国家利益，并把前者与美国的对华政策过分密切地联系
了起来。在他们眼里，似乎中美之间的一切摩擦、纠纷和冲突都可以归结为以人权
为核心的道义之争，而美国则不仅是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典范，而且简直就是人权、
自由和民主的化身。因此，不论中美之间发生了什麽样的冲突，他们总是“以不变
应万变”，即以人权、自由或民主的名义为美国作辩护。他们当中的某些代表性人
物，不唯对在国际关系领域维护中国的正当权益不感兴趣，甚至不惜追随英美右派，
公然呼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围堵。无论如何，
这都难免给人以“亲美”的印象，且在实际上已把自己置于爱国主义的对立面了！
的确，在九十年代，“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多数知识分子与激进民主派之间的
一道分水岭。然而，由于後者毕竟数量微小，这还不足以造成知识界大规模的分化。
问题是，包括西化派在内，绝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本来不一定是偏袒美国的亲
美派，然而每当中美关系出现紧张，他们往往也会受到来自爱国主义的冲击。就以
眼前的事实为例。九八年，自由主义好不容易在大陆思想界刚刚浮出了水面，但是
好景不常，今年五月的反美声浪一起，他们立刻陷入了爱国者们的重重包围之中。
有人说，他们栽就栽在“天有不测风云”：北约不早不晚，偏偏在五月八日、也就
是正当五四的“爱国主义”在知识分子们的心头被“重温”得差不多最热的时候，
轰炸了中国的大使馆！于是“恨屋及乌”，许多中国人由于愤恨美国和北约，索性
连带着对那帮据说跟美国人“穿一条裤子”、甚至有“卖国”嫌疑的“反对派”，
以及可能也同样具有亲美、亲西方色彩的自由派人士，也越发不待见了。
　　看来，使馆被炸事件有如一副催化剂，已然在这个世纪末加速蔚成了中国知识
界的爱国主义的风气。风气者，如梁启超所说，“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
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本来，爱国不一定非要反美，而且就是“反美”，
也还有反什麽、怎麽反的区别，但是这种“几比宗教”的风气一旦形成并弥漫开来，
这些必要的界限是很容易被混淆起来的。这就不免教人有点担心，因为既然我们可
以肯定，中美之间的摩擦和纠纷今後仍将不断地发生，那末，爱国主义的风气是否
也将随之而愈演愈烈，以至最终偏滑到邪路上去呢？就是说，浓烈的爱国主义风气
会不会把人们的爱国感情对外引向盲目的对抗，使之演变为仇外、排外、以至拒绝
一切外来经验和价值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风气又会不会流为狭隘的、愚忠式的爱
国主义，使之沦为主政者借以在人权问题上为自己护短遮羞和对自由民主的呼声实
行“群众专政”式压制的工具？
　　观诸此次反美浪潮中一些过激的场景和知识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言论，以及最
近知识内部关系的一些微妙变化（据说，北京知识界已经出现以“是否反美”相互
划界的苗头！），应该说，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诚然，直到目前为止，国家
利益仍然是各国政府由以制定其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主张
对外维护本国正当权益的爱国主义，在今天也仍然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
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但是，如果爱国的风气
终于酿成了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流为狭隘、愚忠式的爱国主义，那也是
极为可悲和可怕的！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提示我们，为了避免以上两种偏向，在认知上
有必要把西方国家的外交与内政，即将其推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与其制度、体
制和文化中所蕴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经验区分开。在第一个领域，对中美之
间潜在的战略对峙和可能发生的对抗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充分的忧患意识，是必要的、
可贵的。然而也不可忘记，真正能够在国际争端中维护本国正当权益的，既不是国
人一时的义愤和感情的喧泄——尽管这难以完全避免——，也不是冒险盲动和蛮干，
而是本国的实力和本国在国际社会所赢得的信赖和支持。这就不能不涉及第二个领
域。须知，五四所揭橥的启蒙主题——“民主”和“科学”，本该是中国人在整个
现代化进程中不懈追求的目标，绝不应以中美之间或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关
系如何而改变。如果说，当初因为有列强欺凌，日寇侵华，在整个民族都不得不结
成“血肉长城”以抵御外侮的情势下，所谓启蒙让位于救亡或“救亡压倒启蒙”是
出于不得已，那末对内而言，今天若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爱国主义传统，就须把爱
国主义引向对五四启蒙主题的开掘和落实，其中当然应该包括以科学精神使中国社
会“脱魅”即理性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中国在走向繁荣和富强的同时，在人权、
自由、民主和科学诸方面亦逐步跻身于现代文明国家之林。我想，这也正是今年五
四前后发生的法轮功事件和反美浪潮所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