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哥与性的制度安排
胡志强
伟哥的出现就像这种药物本身的效果一样激发起了人们普遍的兴奋，成为大规模的市场疲软时期少数比较坚挺的事物。美国《时代周刊》将其列为 98 年度十大科技新闻之一。大家都把同年诺贝尔医学奖看成是对伟哥的奖励，尽管诺贝尔委员会未必有这个意思，但传媒的大字标题总是将两者放在一起，这本身就暗示社会对这种性药物的晦暗的心态。当折磨了我们的文化许久的性恐惧终于有了救治的良药时，没有人出来公开表示欢呼，倒是许多人在暗中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
性勃起障碍（ ED ）本来是一种生理现象，但在 20 世纪的文化语汇中，它却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在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庄园主的性无能与看林人的健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暗示着某种阶级的衰落。海明威在《明天太阳还会升起》中，用其主人公的性无能隐喻战争带来的旧文明的丧失。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右派分子的性无能是专制政治带来的人性的扭曲。有些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其他生理疾病负载着如此多的文化深意，还很少有人把哮喘、胃疼、贫血、脚气和文化的深层意蕴联系起来。按照象征理论，一个象征之所以能够成立，能够为人理解，是因为在象征的对应物之间存在着隐含的意义的联系，它是由社会的语言规则、文化规则来承担的。性无能的象征表明，性行为这种单纯的生理行为负载着一套极其复杂的文化制度。但是性的意义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没有被清楚地解释过。它总是以一种晦涩的语言来表达，甚至有意识地歪曲自己，把本来的意义掩盖在暗示、隐喻等曲折的意义表达中。
把文明及其制度的起源神秘化是文明本身的伎俩之一。人类的许多神话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狡猾。其实任何制度和文明都缘起于人对其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的反应。由于能满足这些需求的资源总是相对稀缺，通过制度的安排来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人类性行为的制度安排必定和性资源的配置相关，这取决于人类性快感的特点。大约在十万年前，人的性行为相应于动物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没有了动物的周期性的发情期，这使得性行为和生殖脱离了直接的联系，更使得性行为不再和心跳一样只受生理规律的约束。性快感进入人们的意识，成为人的行为所欲求的对象。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直立和人的性特征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学家普遍把直立作为人起源的标志性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人的发现首先是性快感的发现。这必定给最初的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惊喜，他们把这种惊喜大张旗鼓地表现在初期的艺术品上，而且像孩子一样不知疲倦地尝试着这种新的游戏。然而，毫无节制的放纵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男人疲倦了，女人失望了，一些部落开始消亡。人们发现上帝在给予他们性快乐的同时，也给他们规定了一个限制，那就是性快感的生产方式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即男女在性能力上的不对称。文明在它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对性快乐的欲望是无限的，就像苏格拉底形容的那样是一只漏底的水罐，或者像民间所说的欲壑难填。另一方面，人满足性欲望的能力即性快乐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
意识到这个限制的人类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让男人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以保证他们的旺盛的精力，而让女性从事生产和管理。母系社会就是适应这种措施的制度安排。但这种安排并没有提高多少男性的性生产力，而且在把问题作为问题提出后，反而强化、突显了问题的严重性，加大了这种制度的不稳定性。
性生产能力与性欲望之间的矛盾促使人类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在性生产能力的提高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抑制女性对性快乐的需求。人们在这一策略下的第一项制度安排就是针对性快乐的配给制，这种配给制是通过家庭制度来实现的。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家庭的起源是由于私有制的出现，但情况恰好相反。我们可以设想，在限制女性性欲望的总的策略下，可以有多种制度安排，但只有家庭制度是最合理的，它通过将有数个的男人和有数个的女人终生规定为合法的性伴侣，从而使限制女性性欲望的总体策略具有可操作性，这就像政府凭票供应豆腐，至于吃不吃，吃多少由老百姓自己决定，而且这种安排可以减少维持秩序的公共警察，极大地降低了制度的监督成本。
为了实现抑制策略，和家庭制度相伴随，产生了对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将性行为引入密室，并且逐步固定化。这一步之所以可能，在于性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将性引入密室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性欲带来的交叉感染和由于公开化而带来的比狠争胜的企图。从此，表现性行为的壁画消失了，春宫画和黄色小说遭到全面的禁止。性行为的隔离制度使它从阳光下迅速消失，成为在黑暗中偷着乐的事情。性快感变成一种隐秘的、晦暗的、不明不白的经验，变成一种和其他经验完全不同的经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但大家却不知道。人类的性快感虽然和生殖的愿望相脱离，但却逃避不了生殖的结果。而且家庭在空间上的分隔使你的、我的有了实际意义，把私有财产的观念纳入到具体的生活经验中。这就使性快感这种单纯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与生产和分配制度的结合，家庭的原初意义发生了偏离，生儿育女成了家庭的首要功能，性快感反而变成一种附带产物，并迅速与财富、权利结合在一起。
一个制度要成为有效的，除了制度的各种规范外，还必须具有对这些规范进行合理性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快感相对于其他人类经验的特殊性，甚至使它成为所有意识形态的焦点。这种意识形态的总的特征就是，维持一套抑制女性的性欲望的公共话语。弗洛伊德看出了文明中的性压抑现象，但他没有解释其真正的意义和合理性。意识形态为了达到其目的运用了两种策略，一是将性经验抽象化，即当把性引人公共话语中时，将其活生生的经验抽出来，并纳入到责任、爱、道德这些抽象的概念里。二是将性经验这种单一的经验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因为文明的目的不是消灭性快感，而是抑制它，所以就制造出正当的性爱与色情之间的对立。在这样做时，意识形态应用了许多修辞学伎俩，其中之一就是将被禁止的性行为同不洁的生理反应联系起来，例如，我们的语词中，常将淫与秽放在一起，淫的本来含义是过度，意识形态将性的过度与肮脏联系起来，通过将其与不愉快的生理反映相结合，以强化人们遵从它的规范。这样一来，性快感的性质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但这套话语的表现方式却很奇特。由于性行为逐渐具有的秘密性，性快乐与其他人类的经验相比缺乏公共指称方式，在经典的文字中，有关性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少得可怜。这使得性意识形态话语往往显得非常奇怪，在它全力限制性行为的时候，却是一种故作冷漠的姿态，好像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因此，它大多是运用一些具有隐喻性、暗示性的方式。这种曲折的方式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对宗教教条、道德原则、社会仪式和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人生观的真正意义产生疑惑的原因。意识形态的真正目的是极力将性快感从公共领域中驱赶出去，让它固于密室之中。其结果就是性行为话语的民间化。当性快感差不多成为我们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一个秘密以后，在民间的话语中，与性有关的僵语、笑话、歌曲却极为丰富，甚至构成民间文化的主要部分。
正统体制的意识形态对性快乐的佯装不知时间一长，产生了对这种体制的起源的真正遗忘，对这种体制的合理性的解释在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宗教人士、艺术家那里成了另外的样子。家庭的起源被解释为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男女的身体被说成是生儿育女的工具。道德学家发明了一种忠诚和纯洁的学说。性爱被抽象为所谓的浪漫爱情。性快乐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制度把它要解决的问题给忘记了，或者说将它本来要解决的问题转化了，它的起源的痕迹就像化石一样只埋藏在民间文化的地层里。
这种遗忘症的一个例子就是广为流传的性本能说。这种理论把性欲望解释成一种为人所不了解的、不能为人所控制的、毫无目的的莫名其妙的冲动。弗洛伊德更是发明一种潜意识的说法，将性欲望归之于黑暗的、隐秘的意识的底层。这种解释恰好和正统意识形态一直试图将性从人类公共意识中排除出去，赶进密室的努力是一致的。从民间的诸多证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性行为并非出自本能的无目的的行为，而是出自于有意识的目的，那就是性快感。人们在做那样的事情的时候，并非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问题只是在于他们不是想干就能干。
和财产占有相连的家庭制度、宗教和道德的上层意识形态、罪恶感的社会心理共同维持着抑制女性性快乐的制度。就像经济的计划体制一样，性快乐的计划体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在全社会的均衡不能和每个个体的均衡同时达到。因此在这样的计划体制下，总是存在着制度的缝穴，表面看来，它们是反制度的，实际上是制度的必要补充。偶尔的非法性行为和有组织的妓女阶层的长期存在表明，这种作为制度的合理性的反面的东西也是合理性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在性文明中的矛盾被转化为道德与反道德的对立。实际上，在性的计划体制中被掩盖的对立，即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对立，在没有大的技术变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消失的。末央生改变尺寸大小的努力、现代毛片中的夸张场面，都是因匮乏而来的幻想。供需矛盾的实际存在，它在意识形态中与道德与反道德、干净与肮脏相搅和，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极度混乱，这样的混乱特别体现在现代性教育的自相矛盾和极为晦涩的方式中。从另一种方向即提高生产能力以缓解供需矛盾的努力长期存在着。改变性伴侣、发明性技巧、研制春药、改进性工具都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按道理这是应该鼓励的事情，但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里，虽然它的成功能够有助于解决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但它的成功也将毁弃与这种体制相连的一大部分文明，这危及着正统体制的核心，因此非但得不到制度的支持，反而受到制度的压抑，只在民间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存在。
虽然有制度的保障，但男性的性恐惧，他们在母系社会中所受到的羞辱却一直存在着。这和由于他们的体力优势而带来的优越感奇怪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所谓男权文化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特征。例如男性对待性问题的态度就有点令人费解。在性资源的计划配置中以男性为主体，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木桶最短的那一块木板。但当他们成为主体之后，却很快忘记了这一点，反而按照他们的欲求大张旗鼓地追求性快乐。因此从表面上看，男性具有更多的性自由。但一旦他们真的这样做时，他们的隐痛就会马上发作。他们因此力图成为艺术、科学、政治、经济的主人，把人们主要是女人在衣、食、住、行上的满足手段发展到极至，以替代对性快乐的欲求。男人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用权利、财富、智力上的竞争代替了动物之间的性能力的炫耀。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产生于性本能的升华，我更觉得是性无能的升华。现代女性主义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男权不是出自于男人的自私心理，而是出自于保护男性的制度安排。女性主义成了对歪曲性的意识形态的歪曲性的批判。从来就不像她们所说的那样，存在什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战争，而且男性也从来不是胜利者，他们只是显得像是胜利者。
伟哥及性无能问题能出现在社会的公共话语中是依靠了科学的权威。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借用了传统意识形态的语汇和语法来解释自己的合理性，并因而极力掩盖着自己的本来意义。它到处声称自己的目的是治疗疾病。性无能被说成是一种疾病，其实这是把性行为首先看作是生儿育女的事务而得出的结论，如果性行为首先被作为获取性快乐的行为的话，那么，就像不会游泳因而不能享受游泳的乐趣不会被看作疾病，勃起障碍也不会是一种疾病，那只是一种遗憾。伟哥把自己说成是治病因此就以一种曲折和伪装的方式获得了意识形态的许可证。男人都知道，不能经常性勃起只是个程度问题，将其作为疾病并因而划为异类，是想掩盖所谓正常状态的性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目光敏锐的反对者倒是看到了真正的实质，那就是伟哥对男性性生产力的提高，但他们却担心出现一种恶果，性与爱的分离，其实，这种担心同样是传统意识形态对性快感道德化的结果。伟哥将神秘的勃起解释成海绵体平滑肌的血管扩展，而使性行为远离所谓本能，使性行为与性快感发生了直接的联系。这样一来，我们的文明就得准备接受我们所不熟悉的新东西了。
原载《三思评论》（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