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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中国 路在何方 特别感谢作者吴国盛先生授权本站转载 欢迎访问先生个人主页http://www.phil.pku.edu.cn/personal/wugsh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吴国盛著 近代中国一直在两种力量的左右下蹒跚前行，第一是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传 统惯性作用，第二是西方列强带来的工业化文明的威逼兼示范作用。自1840年以来， 外敌不断入侵，国势日益衰微，列强割我土地、掠我资源、刮我财产、鱼肉我人民 至中国土地上独“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亡国灭种之恨，城下之盟之奇耻大辱， 均使我国民刻骨铭心。“落后就要挨打”成了近代中国人心目中鲜血凝成的真理， 也是历代仁人志士致力于发展现代化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由于中国近代历史因列强欺凌而呈现的特别的屈辱性质，发愤图强成为近代社 会的主旋律，因此来自西方的工业化文明的威逼和示范作用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 导力量。对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惯性的否定，一直与现代化事业相伴随，因为，这 种惯性力量实际上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后者压倒前者，科技与民主的西方压倒人 文的传统中国，今天概称为五四精神。启蒙也好，救亡也好，俱是西学为体中学为 用，启的是科学之蒙，民主之蒙，其拯救一个老大垂死的帝国的方式，也是将其造 就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故有所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 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地位有所上升，作为大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救亡 使命的迫切性不太强了，文化界开始传出对五四精神进行反省的声音。论者试着强 调，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常常不只是一种消极的力量。新儒家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腾飞为例证明，即使就现代化而言，它也有积极的作用。还有的说，现代化解决不 了民族精神问题，说到底，西学还是为用，中学还是为体。现代化有一定成就了， 不要忘记为的是什么。还有的说，人类文明主流的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 年河西，西方文明称霸了近半千年，现在该是以中华文明为主的东方文明占主导地 位了。 在所有的反省中，有一个强大的共同背景，这就是，在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的科技创新和经济飞速增长之后，西方的现代化即工业化本身暴露出了它的根本 缺陷，即不可避免的导致环境污染、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不可逆转的物种灭绝，从 而出现生态危机，最终有置人类于种族灭绝之境的危险。 然而，西方的道路并非死路一条，中国传统的道路也并非金光大道。命运对我 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是残酷的：我们曾经为了救亡，大启现代性之蒙，消除传统， 可等到现代性开始深入人心，传统消除得差不多的时候，又听说洋人的工业化不灵 了，可是此时，老祖宗的东西已忘得差不多了。这倒也并非完全是坏事，中国智慧 中有一句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实际上，真正可行的道路可能既不同于传统，又不 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每一种独特的文化发展，既不可能超越 时间（延袭传统），也不可能超越空间（延袭西方）。我们要求第三条道路，而且 我们一直走在第三条道路上。从前，我们既不搞封建主义，也不搞资本主义，而是 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既不搞西方资本主义，又不搞传统社会主义，而是走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有第三条道路被我们走出来，在我们的脚下出现；也 不断的有第三条道路，等待我们去探索。在即将走入21世纪的时候，在全球性问题 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可持续性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依然面临着一个新 的第三条道路。我把它确定为走向绿色中国之路。 1、工业化道路以及“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修正资本主义西方创造了人类历 史上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在生产方面出现了以大工业为主导生产部门的新格局，在 社会交换和流通方面出现了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新机制。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 化成为现代性的典型体现。 就其生产过程而言：它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劳动，以批量化、流水线生产标准 化的产品，它以新的能源动力和富含新技术的机器，成十倍成百倍的提高劳动效率。 就流通过程而言，钱加速转化为产品，产品又加速转化为钱，在这两个加速过程中， 货币和产品均处在滚雪球式的增长过程之中，货币越滚越多，产品也越滚越多，于 是，国民财富就越来越多。因此，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本特征可以概括成滚雪球式的 指数增长方式。这一流程简单说来就是，以批量化生产使产品廉价，以廉价产品占 领市场，以市场刺激消费，以消费刺激生产，完成一个正反馈过程。最终的结果是， 消费水平越来越高，国民财富越来越多。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100年内创造的财 富比有史以来此前创造的全部财富之和还多。这神奇般的涌出的财富从哪儿来的呢？ 抛开一切艰深的经济发展理论不论，让我们只追踪能量和物质流的流向就可以发现， 全部以指数方式滚滚而来的财富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一是地球。创造如 此之多财富的人不再是从前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与 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相协调、相促进的方向改变了的人，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 一分子，成为一部大机器上的零配件，执行着单一的功能。丰富、复杂、多元、有 机的存在方式，向着单调、简单、一元、无机的存在方式转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特色是快节奏、单调周期性重复，高度组织化，分工高度专业化，追求效率、效益、 有效性。追求有效性成为人类生活的主旋律，这是近代与前近代的根本区别。这个 区别首先表现在近代科学上。近代科学的精神是化简（还原）的精神，所有的事物 在质上的独特性均被宣布为人类的幻觉，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世界是一个量的 世界，所有质上的差异“本质上”都只是量的差异。比如坚硬的不同，只是物质密 度的不同；颜色的不同，只是光波长的不同；声音的高低，只是声波频率的不同。 “人们曾几何时以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一个到处是颜色和声音，空气中散 发着芳香，充满着欢乐、爱情和美，满目是有目的的和谐和创造性的理念的世界─ ─现在全被挤压在有机体的大脑上某一方寸之角中。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一个僵 硬、冷酷、无色无声的死寂的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可以数学计算的按照力学 规律运动的世界。” 在科学的世界里，不再有不可还原的质的独特性，有的只是 数学符号，于是，预测和控制的有效性能够达到它的最大状态。正是预测和控制的 有效性，支配着近代科学的走向。这个区别当然也体现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方面。 为了追求效率、效益和有效性，社会生活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专业化、快节奏。 高度组织化使得人类对人为制度和人为环境有着更大的依赖性，专业化则使个人多 样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全面的自由化的发展在工业社会成为一种只属于未来的希望 （比如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快节奏则显示了人类社会和个人生活的 一个重大转变，即时间的紧迫感骤然成为一个主要的日常的心理状态。“几乎所有 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提 高速度。家庭日用器械、通信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如此，那些能够在小数秒的时间 内完成用人工几代人才能完成的运算的计算机，也是如此，能量产出装置和军事装 备无不如此。速度是到处受到尊崇的上帝，尽管以交通为例，它是以大量的事故和 牺牲为代价的。” 功率和效率是几乎所有的技术装置的基本技术指标，而它们都 与是否能节约时间相关。于是，用不着高深的经济理论就可以理解了，人一旦改变 其悠闲状态变得忙碌起来，而且处心积虑忙的又是一个类型单一的事情，这个事情 自然就格外地比从前办得好。这个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支配性、控 制性、征服性的结构体系，一切以人类觉得合适、觉得自己的意志得到了实现为目 标。至于被支配被控制被征服的自然界，我们的地球以及上面居住着的所有其它生 命，工业化可管不了那么多。现代性假定，它们实际上都是死的、都没有独立的内 在价值，它们的价值依赖于人类主体的需要。然而，正是包括空气、海洋、土地在 内的大地，提供了工业化以来所有巨额财富的源泉。事实上，这个源泉从来就存在， 而且它所能提供的应该远远大于工业化所榨取到的。大地像人类的母亲一样，源源 不绝地供给人类以养料，这种供给就如清泉流水，自然而然，毫无困难。这种供给 是丰富和多样化的，使人类能够全身心的沐浴在自然的养料之中。然而，就像“榨 取”这个词字面意思所指的那样，人类远没有满足于自然永恒而又毫无困倦的恩赐， 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破坏自然神圣的恩赐结构，径取自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直至为了得到这些有利的东西，不惜破坏自然的生命构造。如同为得到一根象牙不 惜杀死一头大象，为得到一个熊胆不惜杀死一只黑熊，工业化为了得到矿产不惜毁 坏植被，为了得到能量不惜毁灭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在工业主义者眼里，地球就不 曾有过生命，它的恰当的角色是能源库、物资库、垃圾场。正是因为不惜对地球生 态系统的破坏，人类才得到了足量的能量和物资，以支撑滚雪球一样指数增长的经 济发展。然而，指数增长的要求是一个贪婪的要求，是一种欲壑难填的要求。有位 东方智者说得好，地球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但却满足不了他的贪婪。总有一天，地 球会被榨干，所要榨取的东西（能源和物资）都枯竭了，而地球生态系统再生这些 东西的能力也丧失了。今天人们众口一词、大声疾呼的环境问题，正是工业化这种 对一切生命孰视无睹、“披生斩命”径取其中有效能源和有用物资所产生的恶果。 今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剧增和资源枯竭触目惊心的四大环境问题，展示了 工业化折腾地球之后不得安宁的下场。 于是我们看到，工业化及其巨大成就，实质上有两个秘密来源，即人的存在的 单面化和对地球资源的不计后果（甚至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掠夺。在欧洲近代 思想史上，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始终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本身相伴随。启蒙运动时期， 在一片宏扬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的启蒙话语中，曾经响起过一个非常异样而刺耳的声 音，这就是卢梭对科学和工艺进步的批判。他指出科学和艺术（工艺）的进步不仅 无助敦风化俗，反而导致伤风败俗的结果；他颂扬那些心灵纯朴、生活简朴的“高 贵的野蛮人”，认为他们身心健康，德行高尚。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也曾有英国经 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算术级数增长，这势必造成人口 对于资源需求的巨大压力。到了20世纪，对西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思想家越来越 多，反思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他们中有哲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在美国这个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度里，本世纪初就出现过群众性的自然保护运动，建立了不少 自然保护区式的国家公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飞速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严重的环 境问题，也最先在美国出现并被美国有识之士披露出来。1962年出版的卡寂的《寂 静的春天》，因揭露大量布撒DDT农药以致昆虫鸟兽大量死亡，春天因而成为没有 鸟叫的死寂的春天，引发了美国社会中一场关于如何正确使用化工产品的争论，也 引发了现代意义上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此后，环境保护运动在边 缘人群中方兴未艾。 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在范围上由早先的局部问题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全 球性问题，到了70年代，以民众觉醒为先导的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终于引起了主流 社会的重视。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大会的基调 报告即《只有一个地球》，将全人类共同拯救地球生态系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然而，环境问题作为一个问题被尖锐的提出，依然是算计和权衡的产物，而不是因 为“觉悟”。最先由发达国家提出来，并不是发达国家对工业化本身进行过道德清 算，而依然是着眼于环境问题的经济后果。正因为此，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许多 发展中国家环保热情并不很高。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在地球这艘宇宙飞船上已经占 稳了头等舱，享受着比世界人均水平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能源和物资，现在又要 求我们发展中国家注意保护我们大家共同的环境，这是不是一个阴谋，想阻止我们 发展工业化，想让我们永远处在贫穷落后的境地。到了80年代，发展中国家渴望发 展、渴望追赶发达国家的劲头丝毫未减，现代化强大的示范作用依然存在，因为发 达国家并没有首先改变自己，一样的高消费、高增长，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只不 过生活质量里开始包括环境质量。在一个继续走着工业化道路的世界上，发达国家 追求高的环境质量，无非是要将环境熵向穷国转移。以日本为例，这是一个侵略成 性的民族，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曾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磬竹难书的灾难，今天它又成 了世界头号的“环境侵略者”。它自己有着国土面积66%的森林覆盖率，却每年从 森林覆盖率只有13%的中国大量进口一次性筷子，它每年的木材进口量占全世界木 材出口总额的40%，这些木材意味着大片热带雨林的消失。为了能够得到木材，它 有意贷款巴西修建一条从太平洋沿岸通往亚马逊林区的公路，而为了保护对全球生 态有着至关作用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世界银行已经明确拒绝援建这个项目。北太平 洋有超过一半的渔船是日本船，它们滥捕滥捞，造成该区域渔业资源走向衰微。日 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消费国，不知道有多少大象被日本人间接的杀死。有鉴于南 北之间在环境问题上观点的差异，一种新的将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思路在国际社会 中开始流行。这就是今日人们日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所谓可持续发展，意思 就是说，发展还是要发展，但别没有后劲，从现在开始就要维护将来发展的可能性， 别让我们的后代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应该看到，这是在环境问题上国际合作所取得 的积极成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达成的某种妥协。发达国家的意思是， 我们强调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不是不让你们发展，是说让你们的发展更能持续下去。 以瑞典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的《我们共同的未来》 于1987年出版，其中着重阐述了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此报告后来成了1992年在巴西 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基调报告。在我看来，由于可持续性发 展的政治妥协的性质，它的内含是无法准确界定的。事实也是如此：有的人强调“ 可持续”的方面，有的人强调“发展”的方面。但是对无论哪个方面，“发展”依 然是今日世界的主旋律，这就常常使“可持续”变得十分尴尬。发达国家说要搞“ 可持续”，可它又不愿意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不愿意背离工业化社会的体制结构、 价值观念，你搞什么可持续？无非想让发展中国家搞慢一点，好维持自己的既得利 益。发展中国家说要搞“可持续”，可它又非要大搞特搞传统的工业化不可，有什 么可持续性可言？只不过吸取发达国家高污染的教训，使污染速度放低一点，但污 染还是要污染的。农药化肥照施不误，森林树木照砍不误，污水毒气照排不误。客 观的说，可持续发展策略是对传统工业化发展策略的一种修正，是一种让最坏的后 果慢点来到、晚点出现的权宜之计，因此，它是人类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提出来之前、 更好的文明形态成熟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可持续发展是在发展模式内部进行的修 正，它想说的不过就是，资源包括不可再生资源还可以用，但不要用得太快，不要 一下子用光，可以快马加鞭，但也要让马儿休息，不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可持续发展战略之所以被认为只是对传统工业化思路的一种修正，而不是彻底 的变革，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只顾及到了作为利用对象的地球的方面，而没有 考虑到人本身方面的变革。刚才我们已经看出工业化有两个基础，一是现代性的人 性构造和社会组织方式，再就是对待地球的掠夺式开发。可持续发展思想考虑了第 二个方面，而且只考虑了第二个方面的一半，即反思了“掠夺式”，但继续同意“ 开发”，这是因为它完全没有考虑第一方面，即对人性构造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反省。 在这一点上，包括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和许多科学家在内的绿色思想家有很多 的论述，这些论述由于被认为远离中国现实，而在中国得不到应有的传播，听不到 这方面的声音，令我们陌生。由于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对工业化人性 单面化的反思，它必定在整体上仍受工业化之本质的支配，也必定会陷于大量的自 相矛盾之中。一个证据是，中国因为缺乏深层绿色思想的后援而使可持续发展的理 论研究虽然热闹，但不免流于空泛肤浅。 |
2、传统中国及其生态界限在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大搞现代化建设的近二十年
里，国民生产总值（GNP）翻了几番，但环境污染量并没有随之翻番，环境质量虽
然继续恶化，但没有如经济增长速度那样快速的大幅度恶化。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加
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在拿不出多少钱的情况下（环境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
例总是百分之零点几，发达国家都在百分之三以上），通过强化环境管理，也使环
境保护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肯定这一成就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取得这
一成就固然是因为中国政府政策明智，重视环境问题，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生态
过于脆弱的国度，中国实在是经不起严重环境污染的折腾。这样一个生态脆弱的国
土，正是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继承了960万平方
公里陆地的国土和5亿4千万人民，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是这辽
阔的国土中，有约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沙漠、戈壁、冰川和石山，属无法利用的土地；
森林面积只占4%，森林覆盖率为8.6% ；近6亿的人口中，80%是文盲 ，而且分布极
不均匀。从黑龙江的爱辉（北纬50度）到云南的腾冲（北纬25度）划一直线将全国
分为两部分，则西北面积占64%，人口只有4%，东南面积占36%，人口却有96%。这
一人口分布是环境条件和历史条件造成的，在人口密度极小的西北地区，多为山地、
高原、荒漠，气候条件恶劣。十分明显的是，人口的分布与水资源的分布大致趋同：
占国土面积45%的西北半壁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占国土面积55%的东南半壁降
水则在400-1600毫米；耕地占38%的长江及其以南地区占径流量的82%，而占耕地40%
的黄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流域，径流量只占6.6%。 这一人口布局与黄河流域文明
的衰落密切相关。黄河，见证了传统中国的生态界限。文明均生长于大河流域，哪
里有水，文明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西方第一个哲人泰勒士说：“万物源
于水”。中华先民繁衍生息的黄河流域，远古时期原来是林木茂密，水草丰富，气
候温湿，土地肥沃。但历经几千年的农业开垦之后，终于成了今天的林木稀少，气
候干燥，土地贫脊。如果说工业文明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农业文明则导致了对森
林生态的严重破坏。中华五千年农业文明史就印证了这一点。粗略的说，汉代的繁
荣建立在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破坏之上，唐代的繁荣则造成了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严
重失调，从而导致黄河流域的衰落；宋代的繁荣建立在对长江流域的开发从而生态
破坏之上，而清代则开始了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最致命的一击。长江水患就是清
朝直接留给我们的遗产。当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并被动的接受调节时，
人类的活动尽管具有破坏性，但这种破坏性能够被生态系统自动补偿和恢复。原始
的耕作土地利用率虽然很低，但与人口相比，有几乎是无限广阔的新土地可以利用。
对于刀耕火种的先民而言，当一块土地表面的肥力被用尽之后，他们就会寻找新的
耕地。被废弃的土地在被再次利用起来之前，由于长期的休耕已经重新恢复了肥力。
他们虽然破坏了森林，破坏了植被，但他们人口有限，破坏的程度也有限，在他们
迁徙到别处时，被破坏的森林和植被会自动恢复。而且，如果人口过量，则自然会
适时的实行自然选择，使人口数量自动控制在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文明的进
步是以人类对环境的自主性的提高为标志的。各种金属工具的发明与利用，技术水
平的提高，使得土地利用率有了提高，人群不再被动地适应环境，到处迁徙，而开
始过一种定居的生活。定居的生活意味着对土地深度的开发，意味着人口的增加，
于是，要求更多的耕地。毁林开荒成为农业文明指向生态环境的利刃，而深度的开
垦使得森林的自我恢复能力彻底丧失。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森林植被日益减少。
植被破坏之后，直接的后果是水土流失。大雨冲走了土壤表面的肥力，使土地贫瘠；
大雨接着将泥沙冲进江河，使江河湖泊发生淤积。淤积了的江河在暴雨季节不能畅
通，于是引起水灾。水灾毁坏更多的良田，于是该地域文明开始衰落。发源于尼罗
河的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均由于在
母亲河的上游滥砍滥伐森林、无休止的垦耕、过度放牧，使往昔的千里沃野沦为今
日的贫瘠之地。两大古老的文明均已湮没在漫漫黄沙之中。黄河文明也不例外。周
代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3%，但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的需求日益迫切，
森林被大量砍伐。公元前215年，汉大将蒙恬抗击匈奴胜利，收复了河套地区，并
向那里大量移民。汉人很快将占领的匈奴人的牧场变成农田。汉武帝先是开垦河套
地区，接着开垦河西走廊。整个黄河流域均在开发之列。这期间，耕土面积有很大
的增加，公元元年左右可能已经达到了5亿多亩。人口也飞速增长，到公元初年时，
达到了近6000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汉代对黄河流域的大力开发，使
黄河中下游出现人口危机，而中上游的植被破坏则使黄河开始危害民生。此后朝代
更迭，战祸连年，使人口锐减，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的压力，也将生态问题
掩盖和淡化。晋朝统一全国时，史载人口只有1600多万。大量农田荒芜，有的重新
成了牧场。这反倒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获得了一个休养的机会。这时期，也许由
于北方游牧民族卷土重来，退田还牧，黄河的水患反而减轻了。唐代初期清明的政
治，使因战乱变得稀少的人口大幅度回升，至天宝年间（公元8世纪中叶），全国
人口又升至近6000万。人口的上升伴随着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对黄河流域的开垦达
到顶峰。为了抗击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唐朝在西北边境实行屯田戌边政策，开垦
了大片的耕地良田，唐代一下子变得丰衣足食，社会空前繁荣。但黄河流域的开发
已达到其生态界限。黄河上游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唐代黄河之水已
经极为混浊。安史之乱后，这一生态界限开始显露出来。战争的破坏是一个因素，
但也只是暴露本已存在的生态界限的一个契机。这时期，黄河流域人口锐减，生产
力再也难以恢复。到了宋代，黄河的泥沙含量达到50%，以后每况愈下，明朝达到
60%，清代达到70%。大量的泥沙使得黄河河床日益升高，有些河段甚至高出地面，
成为悬河。黄河泛滥成为历朝历代头痛的大事，黄河真正成为一条害河。也是在这
一时期，大量北方人口南移，涌向长江流域，在长江下游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进
行开发。安史之乱也许可以看作是华夏文明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
中唐以及北宋在长江流域的开发依然是毁森林植被以辟山地，筑坝围湖以垦水田。
其中以后者为最。围湖造田的直接后果是引起水灾。长江流域大小湖泊众多，它们
构成了长江水系径流的天然调节器，如同人工水库一样。大量湖泊被围田，使这一
天然的调节器失灵，于是陷长江流域于“雨则易潦，晴则易旱”的水灾旱灾之中。
大雨季节，洪水无处安置，堤坝笈笈可危。无雨季节，无储备之水可以灌溉。北宋
灭亡后，北方人口又一次大量向南迁移，造成东南地区人满为患，人地关系处在极
度紧张之中，该地区的山林、湖泊和耕地均被过度开垦。明朝一开始也是恢复人口，
向北方移民，以及开垦荒地。但明代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很快突破6000万。土地开
垦的速度追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400年，人口约6500万-8000万，耕地面积为3.7
亿亩；1600年，人口达2亿人，耕地为6.7亿亩。人多地少可能是明代社会动乱的重
要原因。明清之际的战争使人口大减，但清代恢复很快，而且由于明代人口基数已
经很大，使得清代人口直线上升。清初为了鼓励垦荒而且防止动乱，取消了人口增
长税（康熙五十一年即1712年），这使得清朝人口惊人的增长。1766年（乾隆三十
一年）政府统计人口超过两亿，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年），官方统计人口已近4
亿。为了养活这样多的人口，除了提高粮食单产还是靠开垦。平原地区已经过度开
垦，民众便向山区蜂涌。福建和江浙向江西、两湖地区移民，江西、两湖地区向贵
州、四川移民，也就是长江中下游人口向上游移民。新的移民以极其落后的方式毁
林开荒，大规模地破坏山地森林植被，导致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开始成为问题，进而
影响中下游的生态环境。由于上游开山导致水土流失，中下游围湖导致水患，结果
长江中下游连年水灾。清朝唯一加以政策性保护的是东北和蒙古。东北是满清的老
家，为了保护这片故土，清朝禁止汉人入关开垦。禁止汉人进入蒙古垦地则是因为
其民族隔绝政策。这些政策尽管并没有被严格地实施，但客观上还是保护了这两地
的生态系统。东北的原始森林得以保存，而且直到目前依然是我国最大的森林密集
地区。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前进的步履总是与生态破坏相伴随。岁月
流逝，涤尽多少朝的繁华，江山依旧沉默，只是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然而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中华文化是以其“天人合一”的绿色思想闻名于世的。“天人合一”强
调人与环境的调和、适应、和谐，在这里，环境不仅是地理环境，而且也是社会环
境、人文环境，是广义的“环域”和“场”。所谓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所谓得“
天时、地利、人和”，所谓“顺天应时”，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易传·文言》
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段精彩表白。在我们的
传统中，不仅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而且也有丰富的生态保护的思想。孟子曰：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林木不可胜用也。”说的是要节制，要让自然界休养生息，才能永续利用，颇近今
日可持续发展理论。管子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
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
财面民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
专民于生谷地。”（《管子·八观》）说的也是要适度开发，不可竭泽而鱼。即使
是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主张“人定胜天”的荀子也懂得只有顺应自然才能掌握
自然的培根式的道理，《荀子·王制》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常被引为可持续发展的
先知之言：“圣人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出，不绝
其长也；鼋鼍鱼鳖鳅檀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
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其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
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在每次较长
时期的升平治安之后必定存在的人口过量问题，中国思想家甚至统治者也都有深刻
地意识。战国末年的韩非子有一段名言：“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
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
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
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博大精深的
生态智慧与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的历史现实，构成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悖论。我们
当然愿意相信，正是中国文化中生态智慧的制约作用，使得华夏文明不象其他文明
古国那样早的衰落、湮灭。然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使是延迟了没落的时间，
但并没有改变衰落的趋势。我们的生态智慧并没有真正保护好我们的环境。我们必
须寻找那个隐而不显的更强大的力量，这个对生态环境构成更强大威胁的力量并不
在东方哲人的语录中，而根源于现实的人的存在状况。首先一个存在状况是，几千
年农业社会历朝历代总以“土广民众”作为国力的象征，作为在竞争中保持战略优
势的标志（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依然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为自豪，反映
的正好就是这种“国力”思想）。土地主要指耕地，先秦思想家早已指出“地大而
不垦与无地同”，因此“土广”主要指开垦的土地多，粮食产量大，从而能够代表
一个国家的富足。“民众”则声势浩大，用于战争则兵力充足，所以封建王朝特别
是建国初期一直大力鼓励人口增殖。人口增长导致土地开垦，土地开垦导致人口进
一步增长，过多的人口导致土地的过度开垦，过度开垦导致土地退化从而难以养活
大量的人口，于是出现战争，战争大规模的破坏环境并且消灭大量人口之后，新兴
的王朝再次休生养息，再次增殖人口、开垦土地，以迎接下一次战争的来临。几千
年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前进，人口虽然周期性的波动，但生态环境却不可
逆转的恶化。可以肯定，封建社会这种“国力”的壮大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必然要形成对环境的巨大压力，因而也决定了农业社会注定要以生态环境的彻底破
坏而告终。生态的破坏是一个不可逃避的命运，生态界限是一个死亡界限。尽管中
国思想家具有发达的绿色思想，但却改变不了这个命运。第二个存在状况是，政治
腐败、民智不开：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将政治清明与否系于帝王一个人之身，而广大
民众多为文盲，绿色的思想以及环境道德对上对下都难以形成约束作用。暴君或昏
庸之辈，只知“构木为台，焚林而猎”，经常大规模的破坏森林，秦始皇为建阿房
宫，使秦岭北坡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在一个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丰富的绿
色思想难以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绿色意识；无宗教重实利重人伦的民族，更加缺乏对
自然环境超越的形上关怀。总的来看，普通老百姓公德意识较差，对公共林地不加
爱护，争相砍伐；整个民族比较注重实用，爱护自然环境的出发点往往只是维护农
业生产，所以比较多的注重植被破坏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壤侵蚀、河道淤塞和水旱
灾害，而对大量物种的灭绝并不在意。缺乏超越的关怀，因此环境保护只是局部的、
暂时的，没有长远的、终极的考虑。
3、中国现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
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陷中国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可怜境地，中国被迫卷入
世界性的现代化历程。从此，落后的农业经济与先进的工业经济并存，盲目开垦以
致生态破坏与新兴工业以致环境污染并举。相比较而言，直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
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水平不高、规模不大，虽然局部地区有环境污染甚至比较严重，
但总的看来工业污染问题并不突出。相反，传统意义上的生态破坏继续加剧，矿山
开采加速破坏绿色植被。连年内战外侮，更使山河遭受蹂躏。日本侵略中国，在很
多地区实行三光政策，疯狂掠夺我资源，毁坏我绿色植被，贻害我子孙，犯下了滔
天罪行，是中华民族的千古敌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人继承了前数代先烈的
遗愿，立意大搞工业化，立意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现超英赶美的雄伟理想。尽管
由于经验不足，走了很多弯路，但总算在一个工业化极其落后的农业大国，广大农
民节衣缩食以近乎原始积累的方式，初步形成了工业化体系。然而，由于基本没有
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基本上没有采取环境保护的措施，而工业化基本上属于
粗放型发展，使得三十年时间内生态破坏和工业污染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此
外，另一个更严重的失误是未能控制人口增长（甚至鼓励人口增殖），使得人口数
量爆涨，给环境和资源造成深重的压力，也制约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人口增长方面。
1949年，5.4亿；1954年，6亿；1964年，7亿；1969年，8亿；1974年，9亿；1981
年，10亿；1987年，10.8亿。森林资源方面。1949-1981年，毁林面积超过10亿亩；
“根据近19年的统计，全国国有森林面积减少了23.1%，森林蓄积量下降22%，可采
伐蓄积量减少一半。……每年因毁林开荒、乱砍滥伐、基本建设、开采矿山等被侵
占的森林面积近50万公顷。被称为我国第二大林区的西南金沙江流域，由于30多年
来过度砍伐、破坏以及森林自然灾害，森林覆盖率已由40%下降到14%，个别支流下
降至9%。目前四川省森林覆盖率在10%以下的县有77个，在5%以下的有58个；云南
省华坪县由于过度砍伐，忽视育林，已出现2万多公顷光山秃岭，毁林开荒导致省
会昆明森林植被大面积消失，覆盖率由解放初的50%下降到现在的24%。”
草原退化方面。1982年统计，各种草地面积为55.5亿亩。草场面积退化率70年
代为15%，80年代中期为30%；草原产草量80年代比60年代下降30-50%，有的下降达
70%。 水土流失方面。水土流失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总耕地的三分之一受到水
土流失的危害。黄土高原总面积约54万平方公里，流失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占79%
；黄河平均每年通过三门峡的泥沙量，解放初为13亿吨，现在为16亿吨。长江每年
通过宜昌下泄的泥沙量已达6亿吨。内河航运里程由于泥沙淤积，由60年代初的17.
2万公里减到10万公里。“由于水土流失，全国每年表土流失量达50亿吨，相当于
全国耕地每年剥去1厘米厚的肥土层；损失的氮、磷、钾养分，相当于4000多万吨
化肥。” 土地沙漠化方面。目前沙化土地面积达33.4万平方公里（不包括自然荒
漠），古代历史形成的12万平方公里，占35.9%；近一个世纪形成的约5.6万平方公
里，占16.7%；潜在沙化的约5.8万平方公里，占47.4%；以目前趋势，到2000年我
国潜在沙漠化土地面积将达到25.13万平方公里，如能有效防治，则可减少到15万
平方公里。耕地资源减少。1957至1980年间，由于基本建设、农房建设等原因，共
占用耕地3333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147万公顷，相当于每年减少一个福建省的总
耕地面积。23年间开荒增补2133万公顷，净减1200万公顷。1978-1985年，耕地面
积减少168.5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24万公顷，85年以后耕地面积加速减少，每年
平均达30万公顷。此外耕地退化严重，北方约有盐碱地1亿亩，南方水田盐碱化面
积占水田总面积的20-40%；遭受工业污染的土地已超过800万公顷。水资源短缺。
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属缺水地区，中国属贫水国，人均占有水资源约为2700立方米，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84位。另一方面，水污染相当严重。全国
1992年统计每年排污水量达366亿吨，工业废水234亿吨，占65%；预计到2000年，
污水排放量将达800亿立方米，污染物质由1985年的9万吨将增加到25万吨。能源短
缺。能源的近80%来自燃煤。能源利用效率极低，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火力发电，
发达国家35-40%，中国28%；工业锅炉，发达国家70-80%，中国55%；钢铁工业综合
热效率，发达国家50-60%，中国28%；合成氨生产热效率，发达国家50-60%，中国
25%；铁路运输热效率，发达国家20-25%，中国6-8%；炊事热效率，发达国家60-70%
，中国15-18%。大气污染。几乎所有的城市降尘、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均超标。
某些城市总悬浮微粒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十几倍。“目前，我国大气污染的
程度已相当于发达国家50-60年代污染最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在冬季采暖期。有的
城市或地区，黑烟滚滚，日月无光，仿佛把时间拉回到5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公害
泛滥时期。一些城市的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接近伦敦烟雾事件的
起始值，如遇不利于扩散的气象条件，很可能发生重大污染事件。” 水体污染。
“1992年统计结果表明，全国各主要水域都有程度不同的污染，长江流域的重庆、
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河段近岸水域污染较重；黄河流域干流水质大体良好，但
大部分支流污染严重。其它河流的情况也基本相同。而城市地表水污染普遍严重，
80%的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在一些城市，地表水污染已经十分严重。”
上述情况表明，建国后几十年不计生态后果的粗放性工业化发展，使我们本来不好
的环境质量和本来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雪上加霜。70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了改革
开放的新征途，政治上、意识形态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牢固确定了现代化目
标，使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理想得以在和平环境下实现。在这个
加速建设现代化的不可更改不可动摇的政治目标下，生态环境问题显得不合时宜。
生态环境问题并不因为不合时宜就不出现，而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纷至沓来、蜂
涌而来。对环境问题不管不顾的直接后果是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工业化水平
比较高的今天，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后果比从前快得多的迅速显现出来。从前需
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暴露的生态后果，今天用不了几年就能触目惊心。这可能也是
为什么越是发达国家、发达地区，保护环境的呼声越强烈的原因之一。60年代当国
外正掀起环保热潮时，红色中国却颇有些幸灾乐祸，认为环境公害纯属资本主义特
有的毛病，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但事实上，由于多
年倾全力不计后果的发展重工业，当时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十分严重。中国政府很
快发现了问题，并开始关注。第一个标志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中国组
团参加1972年6月5日在瑞典的斯多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了解
国际上对环境问题的看法。这次国际会议显然对高层领导有促动作用，次年即1973
年8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就表明了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
觉醒。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
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防止污染和其它公害。”第一次将环境保护写进了宪法。1979年9月，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3年12月31日
至1984年1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使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正
式走上轨道。首先，明确宣布保护环境与控制人口一样，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其次，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此后，1989年4月28日
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强化环境管理”的主要制度和措
施；1996年7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总体部署了跨世纪的环保目标。
十几年来，中国政府特别在环境保护的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法律法规方面，
颁布了5部专门的环境法律，8部资源法律，发布了20多项环境法规和364项环境标
准。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三大环境保护政策，即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
环境管理，八项具体措施，即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所有新建、改建、扩建
项目，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排
污收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许可证、污染限
期治理和污染集中控制。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发展的。一是
基本环境状况差，二是经济发展速度快必然带来环境状况恶化速度快，三是经济底
子薄，拿不出钱来搞环境治理。按照中国环保事业的代表人物曲格平的说法，80年
代初，中国政府着手制定环境保护战略时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走发达国家曾
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二是实行发达国家现行的高投资、高技术控制
环境问题的模式；三是走中国特色的投资省、效果好的新路。第一条行不通，是因
为中国人口太多、工业规模太大、生态环境太脆弱，走这条路将会造成深重的生态
灾难，给后代带来难以估量的“环境赤字”；第二条道路行不能，是因为中国太穷，
经济底子太薄，走这条路就会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干扰新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大
战略。第三条道路势在必行，问题是怎么走。上述三大政策、八大措施，正是中国
政府在十几年的环保工作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事实表明，这些政策和措施确实起了
很好的作用，大大控制了环境状况的恶化趋势。以“三同时”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为代表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政策，控制了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的污染增加；
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把市场经济思想引入环境保护领域，开辟了筹集治理资金的
渠道，同时也促进企业加强管理和进行技术改造；强化环境管理，初步形成了环境
法规体系，实行各级领导的环境目标责任制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推
动了社会各方面为环境保护做贡献。事实上，中国政府从它一开始推行环境保护政
策的时候，就主张经济与环保两不误，主张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它与80
年代后期国际上呼声越来越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不谋而合。正因为此，中
国在参加以“可持续发展”为基调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时，显得胸有成
竹、满怀信心。比较其他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环境问题的观点和态度表现得
极为开明和积极。环发大会之后，中国很快参照《21世纪议程》制定了《中国21世
纪议程》。尽管中国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搞环保，环保部门十分努力的工作，但总
的环境状况依然是：“局部有所控制，总体还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1996年中
国环境公报开头就说：“1996年，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并向农
村蔓延，生态破坏的范围仍在扩大。”问题究竟在哪里？尽管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中国政府推行的环境保护制度能够在急于发展的国情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抑制环境
污染的长势，但是，各级政府的执行情况却远不是那么理想，这是导致上述环境状
况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这个情况不独对于环保如此，有许多法律、法规、政策、
条令的实施都有打折扣的问题。令不行，禁不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需要进一步问的是，地方领导为什么会出现对环保法规执行不力的现象。一个可能
的原因是对环境污染的危害认识不足、环境法制观念不强。但在许多地方，在大多
数情况下，并不是对环境污染的危害认识不足，也并不是不懂环境法规，而是知法
犯法，何以故？利益二字在作怪。他们往往只顾眼前利益（经济短期行为），不顾
长远利益，只顾地方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公共利益，只管经济增长，不管环境污染，
将生态恶化的后果转嫁给社会和后代。在这种知法犯法现象的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那就是中国现在所实行的社会发展大战略，从大的方面讲，基本上是走西方工业化
的道路。尽管与发达国家过去相比，我们更加注意了环境问题，但总归“发展是硬
道理”，环境保护只是某种补充。发展第一，环保第二。“一方面‘保护部门’（
如环保局）在努力实现环境、资源的保护任务指标，另一方面‘发展部门’却同时
大力贯彻与此直接相悖的增长规划。例如前者在某些大城市竭力推行降低污染的取
暖方式，而后者却在同时同地大上或扩建重化工污染项目！又比如在一些林业管理
部门艰难地用新植的小树完全森林覆盖率增长指标的同时，另一些单位却组织砍伐
生态意义重大的原始森林以完成‘创收’任务！这种令人困惑的‘一手保护，另一
只手破坏’的宏观‘分工’格局正是我国生态与资源形势在不断治理中不断恶化的
原因。” 在这一基本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下，尽管上层的环境政策的制定考虑得
更多、更全面，但执行起来必定会走样、受阻。在我国的许多地方，搞的依然是“
先发展后环保，先污染后治理”。这首先是因为，即使完全不走样的执行现行的环
境法规政策，也只能抑制污染量的增加，而不可能根本解决污染的问题，因为“工
业化”这条“黑色道路”我们是走定了。我们与“先污染后治理”不同的只是，我
们是“边污染边治理”。但在目前法制不严，投资不多的条件，治理的速度当然远
远跟不上污染的速度。
4、敢问路在何方当代中国，所有的人都是在考虑如何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现
代化，而很少有人考虑现代化的目标本身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是不是中国的最好道
路，它究竟是不是，就象人们常常以为的，是中国的唯一道路？现代化当然是中国
的一条可能的道路，而且我们也正热火朝天地走在这条道路上，但它是不是唯一可
能的道路。如果是，我们就必须忍受工业化所可能有的一系列后果，把它看成是不
可避免的代价；我们就必须忍受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大一统的西方文化的入侵下
走向凋零，把它看成是僵死的传统在历史的进步中被淘汰。然而，在今天工业文明
正在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我们早就应该反省了，我们是否必须这样？！我们当然
有理由想一想，曾经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是不是能够对世界和全人类有
更大的贡献？在现今工业化目标不变的情况下，究竟能否走出西方文明的阴影，传
统的文化连保护都谈不上何论宏扬。有绿色意识的各界人士实际上已经达成共识，
一致认为决不能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然而问题在于，新的有别于发达国家工
业化老路的道路应如何走，现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否算得上是一条新路。前面已
经说过，“可持续发展”其实只是一个政治妥协的术语，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而且，
它基本上还是在工业化范围内的修改和补充。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所谓不走“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实际走的是“边污染边治理”的新路，依然还是工业化发展
模式内部的调整，是典型的“末端治理”。主要的考虑还是经济上是否合算，没有
考虑不可逆转的生态代价。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态脆弱的国度，按道理是
最不适合走西方的工业化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未成就发达的工业化的国家，按道
理是最适合不走工业化的老路而另辟新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和深
厚文化传统的国度，按道路是最适合挺身而出探索出一条新路以拯救在疯狂的高速
增长中走向灭亡的人类。诚然，国家的发展战略不能建立在空想乌托邦的基础之上，
在决定国家发展道路上，国际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一百年来中国人民
誓死奔现代化的道路，应该说主要是西方列强用武力和强权逼出来的思路。我们的
现代化建设主要的目标在于增强国力，而国力在今天，一般认为主要由现代化的程
度来标志。我们确实有必要仔细考虑一下“综合国力”、“国家安全”与工业化之
间的关系。现代科技在捍卫国家安全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国家安全概念和新的国际
战略格局。一开始科技被用于制造武器装备、通讯装备、后勤装备等等，用来增强
军事打击力，但核武器这种打击力量过于强大的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
改变。不仅不再需要攻城陷地，而且每一次核打击都会是两败俱伤。可以说，正是
核武器的出现使核大国之间的大战得以避免，世界比较太平地度过了半个世纪。然
而，由科技的进步所争取到的半个世纪的休生养息，却制造了空前的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人口与环境、资源的矛盾冲突，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不安定因素。“现代
国家安全受到的主要威胁可能已经不是来自外来的军事入侵，而是来自内部的资源
枯竭、人口剧增、生态平衡破坏和环境污染。这些东西最终会转化成经济压力，从
而导致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 这一断言对中国而言尤其切中要害。对拥有核武
器的中国而言，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将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分裂主义是中国国家
安全的首要敌人，然而，这个敌人将从贫富差距、南北差距、东西差距、城乡差距
中获取力量，而这些差距正在传统的发展道路上越来越大。现在的国力往往由GNP
（国民生产总值）来标志，这个尺度的局限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意识到。国际社
会正在探讨和制定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不仅要看国民生产总值，
看现有的经济实力，还要看国民教育程度和素质，看国家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状
况。中国现行的发展战略，注重以传统工业化的方式发展经济，而比较忽视教育和
环境问题，这个战略用新的指标来衡量能否意味着进步是大有疑问的。如何制定这
个新的指标体系关系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可是，在我们中国，方向似乎已经铁定，
以致鲜有人去探讨新的发展指标体系问题。在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中，社会主义的优
越性才有可能体现出来。历史已经证明，对于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而言，传统的社会
主义体制并不是一个好方案。古典社会主义的可悲之处在于，它在以大搞工业化作
为其社会发展目标方面与资本主义完全相同，但却又幻想以一种并非最有效率的方
式搞得比自由经济还好还快。已经有经济学家指出过，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不处
在同一层面，因而并不存在真正的对立性。真正对立只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它
代表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统统都属于商品
经济的范畴，区别只在经营手段的不同。这一事实显示了我们过去搞社会主义经济
的严重教训：要搞商品经济，但又不走市场的道路，这如何能行得通？在工业化的
前提下，传统的社会主义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存在的根据，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纷
纷改革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特别是发展教育事业、保护全社会
共同的财富特别是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方面，社会主义天然地拥有自由经济无
可比拟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在于它比资本主义看得更远、照顾更多的
人的利益，因此它天然地关注对环境的保护。今天，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应
该搞明白什么样的道路才真正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真正保持社会主
义本色。全心全意搞工业化可能会逐步丢掉社会主义的特质，不搞好教育，大力提
高国民素质，不关注环境，大力恢复我国的生态稳定，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之
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绿色中国的道路，需要我们起步探索。
（原载《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Burtt,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pp.
238-239.
Samuel Ijsseling: " Time and Space in Technological Society".
《中国国情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580页。据1948年
1月民国政府农林部推算，到该书出版的90年代初为12.98%。另第1345页说，森林
覆盖率解放初期为13%，到五五末期减少到12%，到该书出版的90年代初只有11.5%
《中国国情大辞典》，第1196页。
《中国国情大辞典》，第543页。
曲格平：《困境与选择》，云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51-52页。
曲格平：《困境与选择》，第52-53页。
曲格平：《困境与选择》，第56页。
曲格平：《困境与选择》，第93页。
曲格平：《困境与选择》，第94页。
许明主编：《关健时刻》，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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