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之忧思第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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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吴国盛著

第一编
追思自然
人之象征
宇宙的诱惑
大地的退隐
生命神圣
生命的飘逝



                       追思自然

  今日重提“自然哲学”,意义何在?我记得80年代中期,当我们还是自然辩证
法专业的研究生的时候,“自然哲学”实际上是一个贬义词,指那种以粗浅的思辨、
幼稚的想象、凭空随意的猜测研究自然的“前科学”。在科学越来越复杂、科学的
世界图景远远超出人们的直观想象的时代,自然哲学想以如此简陋、原始的“工具”
从事自然的研究,我们觉得,真是可笑极了。
  那种态度与当时的启蒙主义理想有关。思想解放运动将科学确立为标准,科学
主义成为那时的旗帜。科学首先为自己开辟了一个世界,它拥有对这个世界的独家
解释权。科学主义进而将这个世界宣布为唯一真实的世界。于是,在现代性的话语
中,“自然”一开始就是作为科学的对象世界而出现的。于是,对自然的任何研究,
都必须唯科学之马首是瞻。近代哲学已自觉地由研究自然转向研究科学本身,认识
论和方法论大行其道,科学哲学取代自然哲学。今日重提自然哲学,走在现代化道
路上的人们必以现代性的方式提出异议:如果研究自然,自然哲学在当代不能胜任;
如果研究科学,自然哲学实无取代科学哲学另立门户之必要。这个异议再现了自然
哲学的历史命运。
  在这个异议中,“自然”的现成性被引为前提。不言而喻的是,自然作为某种
被给定的东西而事先存在,只有其中的细节等待科学来描画。“自然”在这里已经
丧失了它本真的含义。它成了一个对象域。
  无论中文还是西文,“自然”一词向来都有两种含义,第一略与“本性”、“
天然”同义,第二略与“天地万物”同义。前一含义最为古老,也是古代“自然”
一词的主要含义。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学》(physica)和老子的《道德经》中,
“自然”指的都是某种内在的根据,不是“物之集合”意义上的自然界。即使是后
一含义,也总是与第一含义密切相关,因为“自然”总是自然物之为自然物的根据。
近代以来,后一种含义逐渐成为主要的词义,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消失了。自然
被看成是由自在的自然物组成的一个物的集合,除了物质以及支配物质运动的外在
的力,并无其他任何内在的神秘的东西。曾经隐藏在事物内部并作为支配着事物生
长发育的原始力量的“自然”消失了,一切事物的运动不再取决于事物的“本性”
(自然)。“自然”不再象征着内在的根据,相反,就象黑格尔表述的那样,自然是
纯粹的外在性,自然甚至就是外在性本身。
  这个观念转变的后果是,“自然物”取代了“自然”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对
“自然物”的描述取代了对“自然”的思考。这个时期,所谓“自然哲学”,在完
成了自然概念的这一转型之后,就沦为“物理科学”的代名词。现代人已经忘却了
自然(本原),眼中只有自然物。传统所谓自然哲学,面对的也是自然物,因而不可
避免要与自然科学同流。“自然”逃之夭夭,躲避于哲学反思的视野之外。这就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状况:关于自然物的科学研究甚嚣尘上,关于自然的哲学沉思消声
匿迹。
  由于自然已被整个时代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接受,本真的自然隐而不彰,因此
我们还遭遇到人文哲学家们对“自然之思”的冷漠。他们将“自然哲学”看成一个
给自然科学打下手的角色,不认为“自然”之中还有什么真正的哲学问题存在。他
们与科学哲学家殊途同归,共同的忽视“自然之哲学”。人文哲学与科学哲学本来
就活跃在人与自然的二分两岔之中,而“自然”正好就是这种二分的牺牲品。
  然而今天,对“自然”的少思或无思,成了今天人类一切危机的深层根源。自
然之逃匿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忧虑,绿色运动与后现代思潮,在
其对工业文明和现代性的反思之中,均显示了“追思自然”的思想向度。
  自然的退隐与16、17世纪科学革命相伴随,正是这场革命塑造了新的自然概念,
确立了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科学革命将自然展开为一个图景,从而使我们进入一
个世界图景的时代。科学革命并不是世界图景的转换,而是创造世界图景本身。希
腊人以及中世纪的宇宙,是一个层层相套的有限的球体,地球则居宇宙的中心。这
一宇宙模型由于同时负载着人生意义和伦理价值,而表达了一个附魅(enchanted)
的宇宙体系。这里还没有空间概念,因此宇宙并没有在空间中展开从而表现为一个
图景。近代思想的革命性变化,用科学史家柯瓦雷的话说,是从有限封闭的世界,
走向一个无限的宇宙。实际上就是世界被图景化。这一思想主题反映在许多方面:
在天文学方面,最终抛弃了天球的概念,而将天体撒向一望无垠的宇宙空间;在物
理学方面,最终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天然运动概念,而提出了惯性运动概念,
这种运动除非受到干扰,将延一条直线无限地运动下去;在视觉艺术的创作方面,
定点透视代替全景透视,确立了欧几里德几何学在观察世界中作为先天形式的地位,
人,随之被确立为观察世界的主体,世界即是观察者眼中的世界;在精神生活方面,
对人类有限性的深刻意识以及从而对上帝的虔诚、恭敬,被无神论的狂妄、放肆以
及对主体无限能力的崇拜所取代;在经济活动领域,对自然资源无限的开发和索取
代替适度规模的小农经济。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从封闭的世界走向无限的宇宙”
这一时代主题的表现。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哥白尼革命对于近代世界这
么重要,因为,这场宇宙论革命,带来了一个世界图景的时代。技术时代的形而上
学本质就建立在这个世界图景之上。
  自然被展开为一个图景,成为物的集合的场所,与此同时,一切自然物被统统
“去魅”(disenchanted)。自然界的事物不再与价值、与意义相关,它是纯客观的、
独立于人的、非生命的。作为主体的人只是自然界的不相干的旁观者、认识者。人
与自然的对立是古典自然观的突出特征,也是认识论上主客二分的自然哲学前提。
自然一旦被物化,它在质上就被均一化了,就不再闪烁着诗意的感性光辉。这一步
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质的齐一性表明构成自然物之差异的只是它们量上
的差异,因此,自然界是最适合进行数学计算的,自然的数学化是古典自然概念的
另一个重要特征。数学化的自然被认为是原子构成性的,整体可以还原为部分之和,
高层次的特性可以还原为低层次特性的组合。自然界被认为是一架服从决定论规律
的机器。
  科学革命中诞生的自然概念,成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观念基础。科学在近代社会
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自然概念中可以找到先验的根据。正是在古典自然观的保证之
下,人类才大胆而肆无忌惮地开发这个无神秘可言的、作为人类征服和算计对象的、
只是作为无限的能源和物资仓库的自然界。在古代社会,每一件大规模改造自然的
活动,必得佐之以安慰神灵的礼仪,体现了对自然之神性的敬畏。如今这种对自然
的谦卑,被认为是原始的愚昧。
  对自然放肆的开发,最终导致了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紧
张之中。由于环境污染损坏了我们生活的家园,环境问题已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
高度警醒,可持续发展的口号成为人类社会新的发展纲领。绿色思想家们强调人与
自然之间不可分离的亲缘关系,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应当和平共处、协调发展。生态
学力图恢复自然的生命和神秘性,恢复自然界质的多样性和不可还原性,开始重建
自然概念。
  然而,我们的世界图景掌握在物理科学这门最硬的科学手中。生物学家迈尔说
过,科学哲学始终是物理学哲学。物理科学是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是科学
界的中流抵柱,是所谓基础科学。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物理科学始终提醒我们世界
作为图景的存在,它在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中展开。在世界图景中,地球不过是一
个普通的星球,它与人类的关系是偶然的、外在的。人们完全可以设想,在地球被
毁坏得不象样子的时候,人类可以移居别的星球,就象欧洲人当年移居美洲大陆一
样。
  很显然,在古典科学的概念框架内,在由启蒙运动铸造的现代性话语中,生态
伦理学很难得到辨护,它必定最终滑入人类中心主义为之设立的陷阱之中:保护自
然只是为了保护人,因为损害自然最终要损害人的利益。同样,在古典的世界图景
中,环境保护运动只能是一种人类自我拯救的权宜之计,而不具有终极的理由和意
义。因为,宇宙茫茫,冰冷而孤寂,地球象一只宇宙飞船,终要老化而被废弃。人
类作为一个物种,也难免要灭绝。恐龙称霸地球几千万年,最终灭绝了,人类为什
么要例外,凭什么例外?
  令人振奋的是,生态科学所呼唤的自然概念在物理科学的当代发展中找到了回
应。19世纪末以来,古典物理学的自然概念被不断地修正、补充。相对论否定了牛
顿的绝对时空观,将物质、运动、时间、空间结成一体;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
不确定性和几率概念,修正了牛顿的完全决定论的世界体系;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
程的不可逆性,对古典科学的时间可逆性提出了最严重的挑战;系统科学、自组织
理论和混沌学注重世界的复杂性和整体性,与牛顿科学注重世界的简单性和原子构
成性形成对照。在这些变化中,整体的观念、非还原的观念、非决定论的观念、复
杂性的观念、不可逆性的观念突现出来,与自然界生命的原则、有机的原则相衔接。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物理科学对时间之矢的发现可能是自然概念中最深刻的革
命。近代科学的两个传统,数理科学传统与博物学(自然史)传统,最终的分野就在
于前者以数学化的方式对待自然,后者则面向自然的历史性和时间性。进化论是博
物学传统的最高成就。与数理科学重视可控制的实验设计、重视普遍规律的数学表
述不同,博物学重视搜集历史材料、重视亲缘关系和比较分类。在近代生命科学的
发展中,实验生理学传统和博物学传统共同谱写了生物学的历史篇章。然而现代性
亲睐数理传统。实验生理学传统受到重视,博物学则被认为科学性不强。诺贝尔奖
中只有一个医学与生理学奖,并没有生物学奖,此奖与博物学无缘。1969年诺贝尔
委员会决定设立经济学奖,理由是经济学已日益朝着数学的精确性方面发展,达到
了一门科学所应具备的水平。这一举动显示了数理传统的霸权。
  数理科学倾向于否定生活时间的真实性。爱因斯坦在悼念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贝
索时说:“对于我们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别只不过
是一种顽固坚持着的幻觉而已。”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古典科学对待时间之矢的态度:
时间的方向性、过去与未来的不对称性,只是一种幻觉。相对论引入的流形(
manifold)概念,将整个宇宙变成了一个本质上没有演化、没有时间性的整块宇宙(
block universe)。
  然而今天,正是在物理科学内部,时间之矢被重新引入。建立在广义相对论之
上的宇宙学,确立了宇宙的膨胀模式,从而引入了宇宙学的时间之矢。热力学第二
定律本来就提供一个时间之矢,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进一步揭示了时间之矢的
创造性。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开始,一直向物理科学的各个领域漫延的时间之矢的发
现,显示了经典世界图景正在进行的革命性变化。经典图景的简单性、可还原性、
时间可逆性、严格决定论、解析性,不再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地位。复杂性、不可
归约(还原)性、时间的不可逆性、不可预测性、非解析性,正在成为科学的世界图
景中不可忽视、不可归化的特征。如果不是一种图景取代另一图景的话,那么它们
之间也呈现出互补性:互相矛盾却缺一不可。
  这种变化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自然科学已经在自觉地反省由近代科学所铸就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格局。这种格局是,人与自然被分成了两岔,人是自然这架庞大机
器的渺小而不相干的旁观者。自然实在由科学家群体——掌握了通达客观实在的特
殊本领的阶层——来描绘,而个人的生活经验,包括科学家们在他的职业之外的日
常生活经验,都不具有实在论的意义。人与自然的二分,带来了哲学上主体与客体
的二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二分。
  普里戈金十分清醒的意识到,对时间之矢的强调也许并不是我们的科学经验迫
使我们采取的唯一方案,某些经典的方案也很有效。毋宁说,将时间的不可逆性作
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某种哲学信念的表达。这种信念强烈地要求尊重个人的人文
经验,并将之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出发点。因为正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时
间才变得那样刻骨铭心和不可逃避。哲学家们对此有充分的意识。柏格森说过,真
正的时间是绵延,而绵延是唯一的实在;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来自人这种此在的
有死性。在这一方面,新物理学与哲学完全一致。普里戈金在他的《从存在到演化》
一书接近结尾时说:“我们看到了某些最近的结论与如柏格森、怀特海和海德格尔
等哲学家的预期有多么接近。主要的区别是,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结论可能只是由
于与科学的冲突而得到的,而我们现在把这些结论看作可以说是从科学研究的内部
得出的。”
  也许,我们可以指望,在不可逆性的基础上诞生出一套整合现有各种理论的新
的理论框架;时间的发现可以成为一场新的科学革命的先导,这场革命将能够与伽
利略所发起的那场革命相毗美。
  这场革命的真正意义也许在于将我们带出这个世界图景的时代。不过今天,科
学革命的态势并不明朗。古典的进路(approach)依然气势凶猛,这特别体现在基因
工程和微电子技术领域。科学是否能真正走出现代性为之设立的先验的框架,我们
并无信心。在科学共同体看来,那些试图重新理解自然的科学家,总有一点异端的
味道。量子物理学家大卫·玻姆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是一位
女性主义者,而普里戈金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非议。尽管他们中的后两位都曾获得
过诺贝尔奖。
  尽管在自然科学这个当今最忙碌的领域依然有人运思于自然,这不意味着我们
的时代就不是一个少思的时代。古典科学、技术时代以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发
展模式本身,均受制于共同的形而上学本质。正是这种在近代欧洲生长出来的形而
上学座架,支配着我们古典科学的进路,支配着我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支配着对
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环境的恶化。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追问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只
是停留在,为自然科学的基础重建解难题,打着绿色旗帜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那
么我们随时有陷入旧的座架的危险。
  追踪科学前沿的概念重组,也许能够为铸造一个新的科学范式作出贡献;参与
环境问题的研讨,也许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急难制定某些权宜之计。这两个方面
都不难热闹起来,比如混沌学,比如生态社会学。然而,自然哲学应该在纯哲学的
层次上加入追思自然的行列。哲学追求真理,而真理总是在热闹处悄然退避。
  自然与真理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海德格尔所揭示的自行退隐、自行回归性。
它们作为纯粹的内在性隐而不彰。它们总是躲避明亮的展开、显示和现眼(show)。
然而,今日世界正是一个明亮的大舞台,各色人等均可上台表现。人们以表演的方
式生活着。技术时代的人们剥去了世界上一切神圣的庇护,将事物均赤裸裸地暴露
在光天化日之下。存在的真理即自然却在这种单纯的敞开之中消逝得无影无踪。
  在科技支配一切的今天,自然早就已经一览无遗地向我们敞开着,关于它还有
什么根本性的困惑,以致能唤起哲学之思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思本质的自白。
  事情的真相却是,科技的敞开越是透亮,自然的隐匿越是深沉。恰恰是在科技
昌明的时代,追思自然反而成了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今天,人类的危机层出不穷,
但其实质均在人的存在失去了根基。存在的根基本来深扎于大地,然而大地已经破
碎,化成无限虚空之中的无数原子。唯有“自然”能使大地重新结成一体,成为大
地。于是,追思自然成为一项迫切的思想任务。

  (原载《读书》1997年第1期)

      
   人之象征   孔子云:“人之生也直”。人的直立是一个象征,“上”与“下”的绝对性浮 现出来。直立的人因着它的直立而形上的引入了上下两极之二分:天空与大地的二 分、头顶的星空与足下的泥土的二分、空虚的空间与坚实的土地的二分。直立的人 是顶天立地的人。   头颅、苍穹和天体的周期运动是圆形的,而头颅、星空和圆周运动也被认为是 “高”贵的。日月周转、斗换星移所显示的规则和秩序,启发了早期的人类心智, 导引着人类的理性生活。彭加勒写道:   “正是天文学教导我们存在着规律。首次注意观察天象的古巴伦的迦勒底人看 到,如此众多的发光点并非乌合之众,它们象纪律森严的军队。毋庸置疑,他们不 了解这种纪律的准则,但繁星点点的夜空的和谐壮观足以给他们以规律性的印象, 这本身已经是伟大的成果。此外,希帕克、托勒密、哥白尼、开普勒一个接一个地 觉察到这些准则,最后无须回忆,正是牛顿,阐明了所有自然定律中最熟悉、最精 确、最简单、最普遍的定律。”(《科学的价值·论天文学》   拥有天空的人拥有宇宙,拥有世界。拥有世界的人注定要在自己的世界中显示 自己的意志。人因为在天空中展示自己的意志而感到自己的伟大。仅凭发达的大脑 认识宇宙的秩序,人类的精神该有多骄傲! 彭加勒还说:   “天文学向我们表明,人的躯体是何等渺小,人的精神是何等伟大,因为人的 理智能够包容星汉灿烂、茫无际涯的宇宙,并且享受到它的无声的和谐。”(《科 学的价值·论天文学》)   如果人类能在太空中表演一番,那就更能感到自己的伟大了。美国前总统里根 对“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说,“多亏了你们,我们现在再一次感到自 己像巨人一样”。   天空展示规律,训练理性,供人类施展自己的意志,使人类觉着自己的伟大。   在天空浩荡的音乐的激励下,人类的理性开始了它征服的历程。柏拉图教导他 的学生们,天文学的职责和功能在于“拯救现象”(save the phenomena):天球表 观上的无规运动肯定受制于高贵的圆周运动的组合。对无规、无序、随机、不稳定 的世界,人的理性伸出了拯救之手。   最伟大的拯救是对大地概念的粉碎。大地是地球,而地球也是一个天体,是众 多天体中的一个。地就是天,天地之神圣的界限被打破。这一伟大的拯救之举由毕 达哥拉斯学派所为,于是,毕达哥拉斯成为自然科学的万世师表。因为自然科学本 质上建基于天地界限的打破之上。人们早就正确地指出,牛顿的贡献没有别的,就 在于认识到,导致苹果落地的力,与牵引月亮绕地球转动的力,没有本质的区别。   天地之神圣界限的打破,使天不再为天,地不再为地。不再有天地,只有物质 和空间。大地的天空化、虚空化,使人类失足。我们没有大地,只有一个宇宙飞船。 由于我们只住在一个宇宙飞船之上,星际移民就成了近代科学的严肃话题。我们在 凌空(间)蹈虚(无)。   近代科学的本质就是实现天空对大地的征服和归约,就是毁灭由人之直立带来 的形上的二分,使天地两极之间的张力失衡。这个本质早在希腊时代就已经准备好 了。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里讲到,泰勒斯夜里正观察着星空,不小心掉进了沟 渠里,一位年轻的色雷斯女佣将他拉了上来,并笑他连脚底下的事情都没有看见, 怎能搞清楚天上的事情。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和科学家专注地仰望天空而在地 上失足,其深远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在使人类变得伟岸和意志强盛的阳性天空的征服下,大地无言的、没有抗争的 自行退隐。它的退隐是为了保护自己。它守住无须言说的真理:人并不因为顶天而 不再立地。因理性而自大的人以为,只是因为自己参天才足跟牢固;只是因为我们 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我们才(比动物们)生活得更好。岂不知,只是因为足踏大地, 它才可与天公比高;只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生活着,我们才有对世界的筹划。   一切生命从泥土里生长出来,一切生长来自大地。大地是根,是本,是源。大 地上充满了多样、复杂、随机,然而,自组织理论认为,天空特有的纯粹、简单和 规则,就出自多样、复杂、随机。有序出自混沌。生态学理论认为,多样性导致稳 定性。大地象征现实、实在,天空象征理想、理念。然而,柏拉图将实在赋与理念, 扬天抑地,使柏拉图主义所导引的西方思想主流否弃大地。自尼采以来西方哲学家 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实质上是重新恢复大地的象征。   生命的本质在于有死,死只是在生命中才浮现出来。有死是生长的原动力。普 里戈金说,生命的奥秘,自组织的奥秘,都系于热力学第二定律,而热力学第二定 律宣告万物皆有终结。   直立的人类从泥土中卓然而立,但它从泥土中带出的有终性一直伴随着它。正 是这种有终性激励着它在天空有所作为。   出自大地必回归大地。死归黄泉,化作泥土。大地是人的本源也是人的归宿。   人割断不了对大地的依赖,安泰只有在与大地接触的时候才有力量。宇航员翱 游于太空,也得携带大地上的氧气,那是安居在大地之上的生物们同舟共济的象征。   人生活在房子里,而房子建筑在土地上。古时的天空是房子的顶,中国古人相 信天盖地承。希腊人的宇宙就是房子。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并非人类中心论的狂妄 自大,而是古代欧洲人安居意识的宇宙学化。宇宙的同心球层层包裹着地球,人生 活在地球上,无比安稳,如同母腹中的胎儿。哥白尼革命打碎了宇宙同心球之后, 天不再为天,地不再为地,只有无限的空间。人类获得了无限的空间,但却丧失了 房子。如同婴儿出世了,有了一个世界,但却丧失了母腹。   房子与子宫具有同样的结构,它们都象征着安全和稳定。然而,启蒙运动培育 了另一种对安全的解释。一个有规律、有秩序的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世界,对 世界规律性的认识被认为出自寻求安全的动机。在对“安全”的这种现代性的阐释 之中,隐藏着侵略和征服欲的真相。培根早就透露过,欲征服自然,必先了解自然。 对规律的寻求的背后,是征服的意志。在处处是征服和侵略意志的世界上,安全安 在?历史上的每一次侵略战争必有侵略者维护自身安全的借口。在人类以寻求自身 安全为借口所开展的对神圣大地的征服之后,我们更有安全吗?人类打开了原子核, 却进入了一个核威胁的时代;人类正在进行的遗传密码破译工程一旦成功,生命的 安全感将灰飞湮灭。破除现代性所制造的安全的神话,我们终将回到安全的本来含 义:住在大地上,不离开大地,是安全的。   顶天立地的直立人的象征,透露了天地两极神秘的互斥和互补性。人之高贵在 于其昂首挺立,人不会轻易低下他高贵的头颅,然而对大地母亲的垂首丝毫无损他 的尊严。站立着的人必欲有所作为,然而正是大地给了他作为的力量。高傲地挥动 理性之剑征服世界的阳性的人类,需要受到沉默地大地阴性力量的制约。后现代女 性主义哲学的宗旨盖出于此。   描述因直立而连接天地的人的象征,只是挖掘人的存在真相的一种尝试。   (原载《读书》1996年第11期)
   宇宙的诱惑   科普作家喜欢将宇宙作为自己的写作主题,谈论宇宙的科普作品也往往畅销。 70年代末,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温伯格,79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写过一本《最初 的三分钟》,讲述宇宙如何在大爆炸中诞生的故事,风糜一时,被认为是科普读物 的里程碑;80年代末,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出版了他的《时间简史》,这部实际上谈 论宇宙起源及其历史的作品,被译成近40种语言,发行达1000万册,因久居畅销书 排行榜榜首而被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近20多年来,随着宇宙学本身的蓬勃发 展,以“宇宙的起源”为主题的科普读物亦十分火热,上海科技最近出版的“科学 大师系列”第一批三本中就有两本是谈论宇宙的:《宇宙的起源》和《宇宙的最后 三分钟》。   宇宙学普及读物走俏热销显示了宇宙的诱惑。   并不是在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人们才对宇宙心醉神迷。幽暗的夜空中,群星 神秘的闪烁,千百年来,这景象激发了多少神话和诗的创造。康德有句名言:“有 两样东西,我们越是持久和深沉地思考着,就越有新奇和强烈的赞叹与敬畏充溢我 们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这头顶的星空就是宇宙。   今天,只是因为科学被推为实在世界的代言人,由科学家特别是著名科学家讲 述的宇宙故事,才成了诸多宇宙故事中最权威的版本。实际上,科学家所讲的宇宙 故事一点儿也不曲折动人,它的细节枯燥无味,它的结论残酷无情。对大众而言, 宇宙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心魂,只是因为它是“宇宙”的故事。   我们对宇宙的感情与对一般物体、天体的感情不一样。我们对新奇的事物有猎 奇的偏好,但宇宙却不是我们猎奇的对象。我们对宇宙心驰神往,却说不出为什么, 只是朦朦胧胧觉得有神秘的东西在左右着我们。   宇宙在什么地方?宇宙不在什么地方,它不象具体的天体都有一个空间位置, 因为它是最大的,大到连空间都被包含在内。   宇宙有形状大小吗?宇宙不能象具体的物体那样有形状,因为有形状者便有界 限,作为有界限者,便必定缺失了界限之外的东西,它便不是一切之一,而只是二 分之一,不是全体,而是部分。   宇宙既不在什么地方,又没有形状大小,那它是个什么东西?   这无非是说,宇宙是绝对无限的。然而,无限者,无所限也,无规定也。如果 宇宙丧失了规定性,我们还能对宇宙说些什么?宇宙何以能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   康德把这一二难称为宇宙论的二律背反,他说,宇宙本不是经验的对象,我们 用只有在经验领域才有效的概念框架来套宇宙,就会出现这样的悖谬。对这个二律 背反,明代杨慎说得更为精辟:“天有极乎,极之外何物也?天无极乎,凡有形必 有极。”宇宙因为至大无外,所以不是我们经验的对象。   因为不是经验的对象,所以宇宙什么也不是。宇宙不是什么(what),但我们却 拥有(宇宙)。我们有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只是因为我们存在(有)。宇宙的诱惑来自 存在的神秘召唤,宇宙提示我们作为人的那一点点独特的东西:什么也不是的存在 着。   既然宇宙不可能成为我们经验(科学)的对象,何以会有以宇宙为对象的宇宙学 (cosmology)?何以还有宇宙学家煞有介事地向我们讲述宇宙的故事?不深究则已, 一深究则出大问题:原来宇宙学根本就不可能,宇宙是不可言说的。   可我们总是想听一听宇宙的“故事”,想对宇宙说点什么。这是我们的存在方 式:宇宙固不是我们的经验对象,但我们总是以经验对象的方式生活着,我们有一 个经验世界。   西文中有两个词被我们一古脑译做宇宙:universe和cosmos,前者意为万有与 大全,后者意为整体与秩序。两词此起彼伏地被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思想所强调,希 腊思想强调cosmos,近代思想强调universe,现在,宇宙学(cosmology)的兴盛, 表明cosmos又开始抬头了。   有意思的是,正是cosmos开辟一个世界。在希腊语中,cosmos与chaos(混沌) 相对,秩序从混沌中辟出。事物隐藏在黑暗之中,光照之处建立了一个世界(视界)。 赞扬牛顿的诗这样写道:“规律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一切于是灿 然明朗。”牛顿携来的是一个cosmos。现代宇宙学所谓“宇宙”依然是由光开辟的 视界(horizon)来划定,光在相对论中占据一个神秘的特权地位。光所能到达的地 方就是宇宙的尽头。所以,宇宙(cosmos)就是一个视界。   我们有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宇宙(universe),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存在,就必定 开出一个世界,所以我们也就同时有一个宇宙(cosmos)。universe和cosmos的并存 证实了我们的 存在和我们的存在方式。   不幸的是,我们的世界总是倾向于掩盖我们的存在。宇宙学家们总是带着大无 畏的英雄气慨,宣布宇宙就是这样了。   所幸的是,宇宙(universe)总是在神秘地诱使我们记起我们的存在,宇宙的诱 惑来自存在的召唤。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6年7月31日第6版)

      

   大地的退隐   大地原始的安稳。泥土中时刻滋生着无以数计的生命。一切生命向着太阳,向 着天空,自由而又茁壮的生长。   先民生活在大河流域,那里土地肥沃,气候湿润。他们辛勤的劳作,从土地收 获粮食。他们安居在大地上,经受月亮的阴晴圆缺、大海的潮起潮落、气候的温暖 与寒冷,领受灿烂的星空和暴风雨过后的宁静。   在人类安居着的大地上,天似穹庐,窿盖四野。群星在穹庐上神秘的闪烁,太 阳在穹庐上东起西落。   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人类原始的生活着,原始地领悟着上与下的意义。   古代中国人相信天盖地承。大地宽广深厚,无言地承受一切。天空覆盖着大地, 好似房子的顶。天上地下,天圆地方。天绝对的“上”,地绝对的“下”。扎根于 大地,生命就有了保障。面向天空,生命得以展开其活力。何谓宇宙,四方上下, 往古来今。大地是参照系,历史性的生活是参照系。   古代希腊人相信天“球”包围着地“球”,天和地都是圆的。天球-地球的观 念是希腊几何学精神的杰出产品。大地是球形的,在那个时代不是日常经验所能理 解的。就是到了19世纪,许多中国文人还不能相信大地是个球体:果如此,住在球 那头的人终日倒悬,岂非苦不堪言,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会掉下去的。希腊人回答 说,尽管大地是球形的,但是它处在宇宙的中心,因而依旧安稳无比。天球依旧绝 对的在上,地球依旧绝对的在下。何谓宇宙,天球们和谐的绕地球运转是也。   现代中国学者经常反省说,古代中国人从不试图追问,大地究竟有多厚,天空 究竟有多高,这离真正的科学精神有多远啊!可是为什么应该追问这样的问题呢? 任何问题的出现必有其得以出现的现象学结构。除非我们已经知道,大地放置在有 别于大地的空框中,除非我们意识到,这个空框有无限大的尺寸,我们就不会理所 当然地提出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问题。在原始人民看来,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大 地,难道它不是最后的根基,它还要被置于什么之上或之中吗?   这种追问的缺如决不象现代性的头脑所想象的那样幼稚。现代人类大致会这样 说,地球在太阳系中,太阳系在银河系中,银河系在宇宙中。最后,总归在宇宙之 中。一切都在宇宙中,那么宇宙在什么之中?这个问题对现代人而言,就如同“大 地在什么之上”问题对于古代中国人一样。现代人会说,问宇宙在什么之中是荒谬 的,因为宇宙包括一切。古代中国人也会说,问大地在什么之上是荒谬的,因为大 地承托一切。   大地在什么之上,由什么承托,这只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它只是在抽掉了大 地原始的含义之后,才能有意义地出现。   希腊人尽管创造了“地球”的概念,但由于将地球置于宇宙的中心,天地依旧 保持着它严格的分野。希腊人的宇宙就是房子,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并非人类中心 论的狂妄自大,而是古代希腊人安居意识的宇宙学化。宇宙的同心球层层包裹着地 球,人生活在地球上,无比安稳,如同母腹中的胎儿。地球因为处在宇宙的中心, 因而又是绝对的下:它使一切地上的事物安分守已,各居其所。大地依然保持着它 的向心吸引力。   然而,也正是希腊人为粉碎“大地”做好了准备。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创造天球 —地球观念的同时,也创造了地球—天体的概念。他们并不认为地球处在宇宙的中 心。处在中心的是中心火,地球象其他天体一样绕其运转。深不可测、坚如磐石的 大地也能运转,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破天荒的事件。运转有如天体,那还有什么大地 可言?是的,大地没有了:地球只是太阳系的行星几号。   地球被天体化,这是西方思想的天命之所系。大地被天空所归约,这是近代科 学的本质所在。然而,这一本质早在希腊时代就已经准备好了。柏拉图在《泰阿泰 德篇》里讲到,泰勒斯夜里正观察看星空,不小心掉进了沟渠里,一位年轻的色雷 斯女佣将他拉了上来,并笑他连脚底下的事情都没有看见,怎能搞清楚天上的事情。 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和科学家专注地仰望天空而在地上失足,其深远的象征意 义是不言而喻的。   西方最早的哲人以仰望星空著称,而中国最早的哲人却专注于体察生命和人情。 天空本是世界的屋顶,天空的事情因着大地而获得意义。但是,对天空独立的关注, 开辟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头顶的星空,周行不殆。彭加勒说,正是天文学教导我们存在着规律。毋宁说, 正是天文学向我们展示一个宇宙图景。天空以它特有的纯净,向我们展示其单面的 图象。天球的数的和谐,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一切都是数学的 被预定。自毕达哥拉斯以来,希腊的数理天文学典范的展示这一框架。对希腊人而 言,天文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其他的分支有音乐、几何和算术。   天文学──天空的几何和音乐,激荡了西方思想十几个世纪,成为西方思想中 最强劲的精神要素。希腊天文学的要旨已由柏拉图给出:天文学的职责和功能就是 拯救现象(save the phenomena)。行星表观上的无规运动肯定受制于高贵的圆周 运动的组合,将这样的组合构造出来就拯救了这一无规运动。   为了拯救行星这种似乎无规则的流浪者,希帕克斯—托勒密发明了轮子套轮子 的本轮—均轮体系,它要照顾到行星的运行速度、运动周期、逆行、亮度的变化等 诸多因素。托勒密体系还提供了这样的便利:对于新发现的现象,可以添加一些轮 子来修改和补充原来的拯救(解释)。一千多年后,随着观察资料越来越多,轮子 也越加越多。到了哥白尼时代,天球(轮)体系已经十分复杂,轮子数达80多个。   哥白尼革命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先驱,决不是偶然的。近代技术的本质正是通 过哥白尼革命──地球被逐出宇宙中心──开始展开自身的逻辑。   为了恢复纯正的希腊精神──追求天球的简单、和谐的美,哥白尼毅然决定将 宇宙的中心移往太阳,这样一来,天球(轮)体系变得简单多了,80多个轮子一下 子减少了一多半,剩下30多个。人们也许会说,这种禀承希腊精神的天球体系的变 动,看不出有多大革命性意义。天球依在,正圆运动依在,本轮—均轮依在,虽然 少了一些。是的,从天文学意义上,这里确实看不出多么大的革命性意义。然而, 我们必须看到,哥白尼在“拯救现象”方面的这些似乎不大的改进,却是以“地球 被逐出宇宙中心”为代价的。真正革命性的,是让地球转动起来。“革命”( revolution)来自“转动”(revolution)。   全部的震憾来自让地球不处在宇宙的中心,让地球象所有其他的行星天体那样 转动。如果地球转动起来,地表上面的物体诸如浮云、飞鸟岂不是要被抛在后头? 这是认识论上的迷惘;如果地球不处在宇宙的中心,重物为什么要下落,地球上一 切生命为什么能够紧贴大地、依附于大地?这是存在论的迷惘。   哥白尼革命带来了一个天空的时代,所谓“空间时代”实际上是由哥白尼开创 的。空间时代的实质是,“大地”的观念被砸碎,取而代之的是行星地球。   经过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哥白尼的“旋转”所带来的“晕 眩”被逐步止住了。人们被告知,使所有物体呆在地面上的,不是与宇宙中心相联 系的天然处所,而是地球本身的引力,所以地球离开了宇宙中心并不影响人们继续 稳定地呆在地球上,况且宇宙根本就没有中心;地表之上的物体诸如浮云、飞鸟不 会被抛在后头,因为如果它们一开始随着地球运动的话,它们还是继续随着地球运 动,运动的保持不需要力,运动的改变才需要力。这些就是万有引力定律和惯性定 律,它们合起来构成了世界图景的基本定律。   在这些定律支配下,大地上的一切被逐一分解为无限空间的微粒。大地上的一 切均是物质,所有的物质都由肉眼看不见的原子构成,所有原子除了重量不同外都 相同。大地上的一切质的差异被消除,天空的纯净和单一降临地球。厚重的大地开 始变得透明,本来作为生命之奥秘的居所的大地,再也守不住奥秘了,因为,生命 不再是奥秘。   随着近代科技的凯旋,“大地”逐渐被“行星地球”取代。行星地球是资源库, 也是垃圾场。科学展开了整个宇宙作为战场,原始的大地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正 是世界出,大地隐。   然而,所幸的是,大地只是在科技的视野里完全隐没。大哲海德格尔教导说, 在科技视野里隐匿了的大地,在艺术作品里却显示出来。艺术作品之为艺术作品, 就在于它能够在展示一个世界的同时将“大地”推出。作品在展示世界的同时将其 材料显现出来,但材料不是有用性的器具性材料显现,因为那样的话它就消失在器 具的有用性之中;相反,作品让材料作为材料之所是在作品中显现,而作品所显现 的材料之所是就是大地。海德格尔以希腊神殿为例说明:   “作为作品存在的神殿,它建立了一个世界,却并不导致质料的消失,恰恰是 神殿首次使建造神殿的质料涌现出来并进入作品世界的敞开之境。有了神殿,有了 神殿世界的敞开,岩石才开始负载,停息并第一次真正成为岩石之所是;金属开始 熠熠生辉,颜料开始光彩耀眼,音调化为歌唱,语词变为言说。作品把自己置回到 岩石的硕大与沉重,木材的牢固与坚韧,金属的坚硬与光泽,颜色的光亮与晦暗, 音调的铿锵和语词的命名力量,当是时,一切这样的质料都涌现出来。作品把自己 置回之所,以及在作品的这一自行置回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大地。 大地是涌现者和守护者。大地独立而不待,自然而不刻意,健行而不知疲惫。在大 地之上和大地之中,历史的人把他安居的根基奠定在世界中。作品对大地的展示必 须在这个词严格的意义上来思考。作品把大地本身移入世界的敞开并把大地保持在 那里。作品让大地成为大地。”(引自郜元宝译文)正是由于大地与世界的争斗, 才使物不致于完全失于人的算计之中。大地是存在的奥秘之所,它之所以能守住这 个奥秘是因为它自行退隐。石头的沉重显示出重压,然而重压不允许我们透视,如 果我们企图通过砸碎石头透视它,石头又会撤回到碎片中,如果我们将石头放在天 平上把握它的沉重,我们只能得到一些精确的数字,重压依然消失不见。同样,用 测定波长的方法把握颜色,颜色本身也就消失了。大地由于其自我退隐的本质,必 得像保护秘密一样的受到保护,它才能向人显示出来。然而,技术时代的人们剥去 了世界上一切神圣的庇护,将事物均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由于事物被筹 划成透明的,因此科学的控制变得极为有效,人与物的距离由于高技术手段而拉近, 似乎一切都近在眼前,然而存在的真理却在这种单纯的敞开之中消逝得无影无踪, 近在眼前的一切都不再能以其所是向人显现,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能在一种显现的 同时保持去蔽的可能性。由于科技和市场化,人们很容易得到在从前罕见的极难得 到的各种各样的食品,但所得到的是其所是吗?今天四季都充足供应的水果还带有 那唯有在收获时节才会有的果香吗?人在充分享受到自然的奉献时,自然则被消耗 殆尽。在飘飘然的“轻性”凯旋中“失重”,结果便是丧失了家园,无家可归。   (原载《方法》1997年第2期)
   生命神圣   英国科学家宣布用体细胞培育出克隆羊后,引起了各国媒体强烈的反响。作为 生物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它引起科学时代的人们的兴奋和叫好;但与此同时,它 也使人看到以基因操作为主旨的现代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现代生物技术 旨在改变生命诞生、成长的自然方式,它的最深刻的本质在于向生命的自然性挑战。 生物技术的任何后果所可能带来的恐惧感,都基于对这一本质的存在论的领悟。若 不然的话,任何此类恐惧都最终会流于虚惊。事实上,今天许多乐观派人士正是基 于对这一本质的无知无觉,而宽慰众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的,如果不是从存 在论上对“生命的自然性”有强烈的认同,生物技术的任何后果确实都没有什么大 不了的。就是克隆人,我们不断进化着的伦理和法律观念也能与之适应。然而,问 题在于,我们的伦理和法律观念依据什么样的存在论基础,因为它总是要依据某种 存在论基础。现代科技的本质是操作和控制,它通过数学化和图象化将一切事物拉 平,拉平为可操作可控制的对象。生物界自然也在拉平的行列,虽然困难一些,因 此,以生物界为对象的科学和技术,迟早总要建立和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 技术的出现似乎具有某种逻辑的必然性和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性。但这一切都依赖 一个前提,即科技是我们固有的基本的存在方式,我们以操作和控制的方式存在着。 然而,科技为何能够成为现代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呢?事实上,在科技发展的每 一关键步骤中,都曾有警示的声音响起过:将一切事物拉平是不可能的,强为之是 有危险的!在科学涉足“生命”时,这种警示的声音变得最为响亮,因为我们人类 自身是一种“生命性的存在”,我们的科学正建立在这种生命性的存在基础上,因 此,当我们的科学利器指向“生命”时,往往勾起了我们对于某种更为本原的东西 的反思,它唤起了我们对科学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性的追问:科技可能并不是我们固 有的存在方式!生命总是逃避对象化,逃避被拉平。它是对象化的盲点。那使对象 化得以可能的东西,从来也不会出现在对象化的视野里。生命就是这样,你想解剖 生命,你得到的只是生命的遗骸,而不是生命本身。抗拒将事物拉平的,是事物的 本真状态,即事物的自然性。拉平即是改变固有的样子。“自然性”提示我们科技 的界限。只不过,在一切事物的自然性之中,生命的自然性处在最深层,它被维护 得最好,因而最后一个被人类的科技染指。如今生物技术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之所 以令人不安,就在于“生命的自然性”,这个一切“自然性”之最后的堡垒受到了 挑战,它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所系的“自然性”受到了彻底挑战。并不能单方面的 理解这种挑战只意味着危机,它也意味着“拯救”:它使那一向具有的“拯救”的 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在进入最危险的核心处以指数方式增长。生命的“自然性” 向来以“生命神圣”的理念而得以保护。这个理念被现代科学肆无忌惮的嘲弄已经 很久了。今天面对日益加速发展的基因技术,让我们恢复这一理念。生命神圣!克 隆技术不仅对人,对其他生物,也要加以严格的限制。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6期)
   生命的飘逝   克隆人有什么可害怕的?没什么可害怕的!理由如下:不要误解我们会克隆出 一批希特勒。克隆技术顶多能制造出一批基因型的人类拷贝,但人是社会性的,他 或她成长在一系列非常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中,从而成为非常独特的社会性 的个体。我们能够得到希特勒的无性系,但得不到一批能够继续挑战世界大战、危 害人类的希特勒。当然,我们也不要天真的希望得到一批爱因斯坦。不要害怕人类 无性系的出现将改变我们传统的人伦关系。确实,我们不能说无性系之间是父(母) 子(女)关系,也不能说他(她)们是兄弟(姐妹)关系。他(她)们是“克隆关 系”。克隆人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但可以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养)父母,也 可以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祖先”和“代理母亲”(目前妊娠过程还无法实验室 化)。这些自然对传统的伦理和法律关系构成了挑战,但是这种挑战并不是从克隆 人才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了。血缘(生物学)父母和养(社会学)父母的分离从 古有之,生物学母亲的多样化从出现“代理母亲”这样的生殖技术后也开始了。尽 管一开始有种种冲突和不适应,但我们不断发展和进化着的社会伦理和法律观念, 一定能调整并适应大量克隆人的问世这一社会现实。试管婴儿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起初人们看不顺眼,大惊小怪,现在越来越多的试管婴儿问世,大家也就习惯了。 不要误解克隆技术会对人类带来什么肉体上的伤害。它不是活体解剖,也不是制造 细菌武器。它只是改变人类自然的生殖方式。在这一点上,它与人工受精、试管婴 儿、代理母亲等生殖技术没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这些生殖技术之所以被接受,是因 为有种种社会需求,诸如男性或女性因各种生理缺陷不育但希望生育,按照人道主 义原则,这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同样,无性生殖技术也会有相应的社会需求。比 如,独身者或同性恋家庭希望有他(她)们自己的后代;再比如,人们思念自己死 去的亲人,希望再造一个克隆人。看起来,这些要求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且不 论可能出现的种种社会需求,将克隆技术用于人,起码可以增进我们的科学知识和 技术能力。克服观念上的压力甚至肉体的痛苦,勇于为科学前沿的探索贡献自己的 身体(包括基因),曾经是极为高尚的举动。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科学快要达到它 的最辉煌之处,贡献自己的身体或者基因供生物技术实验,反而成了一件不人道的 事情呢?推进科技进步总是一件好事吧!当然,克隆技术也会被用来干一些坏事情, 但这取决于社会对该项技术控制的好坏,而不能归咎技术本身。技术总是中立的。 它是一个双刃斧,可以有利也可以为害。而且,正因为它可能被坏人用来干坏事, 我们更应该充分发展它,以形成制衡力量。打破核威摄只能通过发展核技术,打破 基因威摄也只能通过发展基因技术。…………我想,这些就是许多乐观主义者为克 隆技术所做的辩护。于是,他们理直气壮的说:且不论现在离克隆人还很遥远,就 是真有克隆人,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为着发展科学的需要,我们不仅不应禁 止而且应该积极主动的发展克隆人技术,因为毕竟克隆人标志着克隆技术的最高水 平。我承认这些理由都是相当硬的,也澄清了一些误解,比较起来,反对克隆人的 理由就显得弱多了。除了上述已被驳回的外,尚有两种说得出来的理由:第一条, 生命的个体有权利维护自身在生物学上的独特性(基因独特性);第二条,漫长的 进化史表明,有性生殖增加遗传多样性,有利于高等动物的进化和生态稳定,克隆 技术将会导致基因多样性的丧失,从而使物种面临退化和被淘汰的危险。然而,就 是这两条理由也可以反驳。关于个体的独特性。自然生殖方式中也常常会出现生命 个体丧失基因独特性的现象,例如我们常常见到的同卵双胞胎,他们的基因完全相 同。既然早就有许多基因完全一样的人在我们这个世界存在过和存在着,那么,人 为的打破生命个体的基因独特性,就算不上破天荒,单就此对克隆技术进行否定看 来没有说服力。关于基因多样性。克隆技术诚然导致在生殖过程中遗传多样性的丧 失,但与之相互促进的其它生物技术,却能够使我们保存和收藏比自然方式所能够 保存和收藏的远为丰富的基因,包括那些已经死去了的生命个体的基因。由克隆技 术所导致的基因多样性的丧失,可以由其他基因技术来弥补。这样,我们这些克隆 人甚至克隆技术的反对者们,就几乎说不出什么理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顽固的直 觉,一种无可名状但又深不可测的恐惧和不安。它之所以顽固,之所以深不可测, 因为我们根本就说不出来究竟恐惧什么。愈是说不出,愈是顽固。所幸的是,人类 社会的决策机构对克隆技术持慎重态度。克隆羊问世的消息发布后,各国政府均表 达了对克隆技术不同程度的拒绝。据媒体报道,意大利卫生部长宣布禁止对人和动 物进行任何克隆试验(拒绝克隆技术),英国农业部已停止资助复制绵羊计划(拒 绝克隆羊作为政府行为),中国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申明中国政府对待克隆人的立场 是“不赞成,不支持,不允许,不接受”(拒绝克隆人),美国总统克林顿下令停 止用政府资金从事克隆人研究(拒绝克隆人作为政府行为)。所有这一切决策行为 表明,在由它们所传达的公众舆论、意识形态和人类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中, 确实存在一种对克隆技术以及克隆人的“担心”和“忧虑”。   任何理由都只是在某个话语系统中成为理由,它显得强硬只是因为使之成为理 由的话语系统非常强硬,而任何一种话语系统都建立在对存在、生命和自然的某种 领悟之上。我们能够支持反克隆技术的那些理由的话语系统非常潺弱,这个潺弱的 话语系统倒是因其潺弱而更加切近、更能回到对存在的原始领悟。至于那强大的现 代性话语,因其强大,其存在论根基却常常被深深地掩蔽着。“科学无止境”,“ 技术中立”,这是为克隆技术辩护的两个主要的原则,“科学无禁区”是它们的自 然推论。然而,这两个原则有它们赖以成立的存在论基础。科学以其有效性而著称, 而科学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它活跃在它事先为自己开辟的领地上。在这个领地 上,事物被剥除了一切质的独特性,被还原、化简(reduce)为数学符号,以便于 预测和控制。因此,近代科学的本质是还原论的、控制论的。它的典型代表是数理 科学。它的目标是控制的有效性。当现代性将科学的领地作为真理的居所时,有效 性就开始成为生活的最高价值标准,这样一种存在论就开始发挥其支配作用:存在 者出场照面,存在则被遗忘。事物只是以某种“身份”(identity)出现,事物本身 则被遗忘。事物自身退隐于科学的视线之外,其“身份”代之接受“检验”,因为 能够被检验的只有“身份”。万物被标明身份后,均成为时空篮子中的囊中之物, 以便随时取出考察和研究。科学的领地的一个基本特性是“无限”,因为量的空间 向来是一个无限的空间。近代人因而有了自己无限的宇宙(无限的欧氏空间),有 了向宇宙空间无限的开发,有了向宇宙资源无限的索取。启蒙话语中“人类社会无 限进步”的观念,显然也是真理入住科学领地的结果。欧氏空间成了科学领地的一 个象征。当康德说欧氏空间是我们作为大写的“人”(主体)的先天感性形式时, 他显示了科学何以是现代人一个不可逃避的命运。今天我们知道,物理空间可以因 为引力而弯曲,它无界却可以是有限的:无界不等于无限。事实上,科学的领地在 顾及某些“引力”时,也必定呈现为一个“无界却有限”的空间。引力是无法归化 的生活世界的一个象征。引力论曾经是笛卡尔派和牛顿派争论的一个焦点。笛卡尔 派的机械论者质问说,一个粒子如何能超越空间对另一粒子发挥作用,所以,他们 只相信粒子的碰撞是运动改变的唯一原因,而“引力”这种神秘的东西则遭到拒绝。 事实上,“引力”可以看做是牛顿科学中唯一残存的神秘特性。然而,爱因斯坦发 现,有了引力,我们的空间就要发生弯曲。引力越大,空间弯曲得越厉害;在引力 大到一定程度时,空间几乎弯曲成一个封闭的点而不能展开,这就是黑洞。科学在 开辟世界的过程中,一直遭遇到生活世界不可归化(还原)的“引力”,使它的对 象空间发生弯曲,从而显露出其“无界有限性”来。科学诚然无界限、无止境,然 而它始终是有限的。生命、自然、存在属于这样的强“引力”,它使科学的有限性 显示出来。科学控制和征服的意志指向一切事物时也指向了生命,生命机体出场接 受“解剖”和“分析”。由此产生的实验生理学,构成了近代生命科学中最为强劲 的一支。它对现代性的贡献是创造了“疾病”和“治疗”的新概念。从前归咎于与 环境(体内环境或体外环境)不适应的疾病,今天被认为是微小生命(微生物)在 作怪──“微生物界”在近代以前人类闻所未闻,治疗即是杀死这些作怪的微生物。 治疗即是杀生。医学迎来了一个“抗生素”的时代。然而,生命在交付自己的机体 时并没有完全交出自己。尽管20世纪对生命机体的解剖和分析已经进入了分子水平, 生命机体不可解析的生命特性却越来越多的出现。抗生素的大量运用培育了细菌的 抗药性,使得有效的灭菌药物毒性越来越强,它在消灭细菌的同时大量杀死人体内 有益的东西。生命个体对环境、种群、进化史的依赖常常是难解难分的,它并不按 照某种单向线性的控制论方式行事。在这块神秘的地方试图实现控制的意志往往十 分危险,它的失控是完全不可预料的。《侏罗纪公园》里那位混沌数学家曾经警告 过公园早晚要失控,但没有引起注意。机械之手染指愈深,生命的奥秘被遮蔽得愈 严。生命并不听任摆布。也许生命的机体听任摆布,而生命不然;也许自然物听任 摆布,而自然不然。它们自动逃匿。你如何摆布生命只表明你试图将自己设置成什 么样的东西,不表明生命就成了你所塑造的样子;相反,你摆布得越厉害,生命可 能离你越远。事实上,当我们沉浸在物的操作和摆布之中的时候,生命的感觉却越 来越遥远。我们失重,轻飘飘地飞离大地,因为我们丧失了“引力”。听说不久前 “海尔波普”彗星来临时美国又有邪教的集体自杀活动,参与者许多是“网虫”( 网络迷),我确信他们是“失重”“升天”了。“技术中立”只是现代性造就的一 种错觉,它是现代性回避在存在论上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武器。任何一项工具之作 为工具使用,均显示了人的某种特定的存在方式和对世界的特定筹划,而这一存在 方式和对世界的筹划将携起一套价值体系。电视机只是技术,但它带来生活方式的 改变。任何工具服务于目的,并在其目的之下成为工具;而所有的目的都带着一种 价值指向。你不能说“造原子弹”这件事是一个中立的事情,尽管你只管造不管扔; 你也不能说“基因工程”是一件中立的事情,起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赞同人为的干 预和改变生命的生殖、生长和发育过程,而这在有些人看来却是大逆不道的。中立 只是相对的,而不中立却是绝对的。   我们无以名状的恐惧和不安,实则来自对生命与自然的领悟。生命是我们这个 星球上最伟大的秘密,而大地正是这秘密的居所。因为有这个居所,生命才有安全; 因为有这个秘密,世界才充满意义。当代生物工程意欲将生命从大地中拔出,破解 其秘密,其后果不堪设想。守护生命的秘密作为一项天职,自远古起就以一种神秘 的方式降临人间,它首先表现为“生命神圣”的信念。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在各民 族的伦理、宗教和习俗中保存下来。然而,近代科学对此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一开始突破了尸体解剖的禁忌,对“人体结构”有了新的认识,其划时代的成就是 血液循环的发现。再后来,解剖手术刀伸向了活体动物。此举也曾遭到非议,19世 纪最著名的生理学家伯纳尔的活体解剖实验,就经常遭到妻子的反对和抗议。她发 起了一个反活体解剖协会,积极反对丈夫的事业。然而,这些冲击与今天在分子水 平上的发起的冲击相比微不足道。从前对生命施行操作,受影响的只是个体,而今 天则影响种群和世代。要知道,未来的基因武器要干的就是灭绝种族的勾当。乐观 派常常追问悲观派的哪一次预言是成功的,马尔萨斯言中了吗?罗马俱乐部言中了 吗?实际上,在对社会系统进行预测时,预测行为本身将作为初始条件改变社会系 统的运行。最明显的例子是,股市预测将改变股市。因此,警世之言如以预测方式 出现,旨不在有效的预测而在警世。刘易斯·托马斯说得好,地球生命系统是宇宙 间可以想象到的最坚韧的膜,而人类自己倒是那膜柔弱的部分。不论你对生命做些 什么,生命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地改变,真正改变地只是你自己。需要拯救的可能 不是地球生态系统,而是人类这个物种。曾有人说,20世纪是物理科学的世纪,21 世纪则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作为生物技术一项重大突破的克隆羊问世后,人们更加 相信,我们确实将要走进生命科学的世纪。所谓物理科学不过是还原论的、控制论 的科学的典型代表,近代以来一些惊人的技术成就大都建立在物理科学的基础上。 这样看来,不仅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实际上整个近代都是物理科学的时代。可 是,就在人们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的时候,他或她想说的仍然是:21世纪还 是物理科学的世纪。因为,他们所谓“生命科学”不过就是,将曾经在物理科学中 行之有效、成果颇丰的还原论和控制论用来对待生命;他们所谓生命科学的世纪不 过就是,在这个世纪,对生命的还原(化简)和控制开始变得行之有效、成果丰硕。 这里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我们遭遇到的只是近代科学范式向纵深的发展。这样一 个世纪的到来,不过只是科学曾经一直骄傲的搏取荣誉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也相信21世纪应该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但意思是说,我们以物理科学为代表的还 原论和控制论的科学范式,应该为尊重生命从而鉴赏和维护生命的科学范式所替代。   (原载《读书》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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