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技术时代的旗帜
对方法的崇拜随处可见，这是我们已经进入科学时代的见证。方法作为技术时
代的旗帜迎风招展。
想当年，近代科学就是以其特有的方法论先声夺人。近代科学与哲学思想的两
大始祖笛卡尔和培根均以倡导新方法而闻名，他们均认为经院哲学的主要问题是方
法不正确。培根的《新工具》提出经验主义以对付经院哲学的先验主义，笛卡尔的
《方法谈》提出理性主义以对付信仰主义。近代方法论的经验论与理性论之争，即
由此发端。
科学哲学从一开始就将自己规定为科学方法论：阐明科学探索过程中的各种要
素：观察程序、论证模式、表述和演算的方法。经验与理论之间的推理程序就是科
学方法。人们相信，只要找到了科学方法、找到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家就会事半
功倍。
人文学界也不例外，对方法充满了渴求。在历史学界，在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
领域，在整个哲学界，人们追求新方法，以为有了新方法就有了新科学、新历史、
新哲学。方法论被当成了点金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状况的某种恰当的表露：我们
需要高效率的批量生产，而批量生产需要正确而又严密的方法程序。
的确，有了新方法，就拥有了一个新世界。然而，真理在世界冉冉升起之时退
隐。方法是通往真理之路吗？
技术时代的本质在于，世界以某种单一的方式被策划出来，这个方式被称为科
学。科学展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被认为是唯一真实的世界。科学策划出的世界
的典型特征是，它是程序化的、可无限扩展的、明确的。由于这些特征，先验规定
了自然科学必遵从方法。一当运动被筹划为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变化，那么运动学
探究就由对位置的测量与对位置关系的计算这种程序来实现。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
何以成为近代科学的特征方法，只能从近代科学的筹划方式中得到解释。
任何一个科学实验都是某种先定程序的展开，实验开始之前，实验结果已经以
某种方式被预定了，没有这种预定科学家就无法得到结果，有什么样的预定就得到
什么类型的结果。一个化学实验我们必定将结果预定成化学的，其间发生的其它变
化不会纳入实验结果中来。因此，实验原则上是程序化的，是遵循方法的。
数学运算在科学中的运用使程序化无所不在。数学化的策划使事物均以同一面
目出现，因此一切事物由于被数学化均事先成为已知的。所谓事先成为已知的，是
说它们一下子都被数学程序串起来了，程序可以无阻挡地通达每一事物。只需想一
想拉普拉斯的万能计算者(所谓拉普拉斯妖)，就能明白这里所说的“事先成为已知”
的含义。在这个万能的妖的眼睛里，一切俱是透明的，无论过去还是未来。这个妖
正是借助牛顿定律，将宇宙的一切全部看透。
近代科学由于其数学策划的本质而对方法先天的放行。
近代方法论的始祖笛卡尔与培根之所以高举方法的旗帜，在于他们有一个共识，
即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一定要杜绝传统的偏见，培根列出四种所谓“扰乱人心的偶
像”即种族偶像、洞穴偶像、市场偶像和剧场偶像，笛卡尔则提出要对一切东西采
取普遍怀疑的态度。为了与传统决裂，他们求助于方法，因为方法能使我们有效地
回避偏见，因为方法是中立的。
在对象化的程序化的领域中，对于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且某种意义上已知的事物
来说，方法确实是中立的、客观的，然而，由于科学的策划本身只是人的一种存在
方式，因此方法就在更深一层依赖于人的存在状况。表面看来，在任何一个科学研
究中，方法总是独立于科学实践者先行的，而实际上，方法依赖于更先行的程序化
策划。由于人的存在总是一种历史性存在，方法本质上也是历史的。对方法的执着，
其结果便是遗忘科学的基础，遗忘了人自身的历史性存在。方法主义的直接后果是
回避对科学之形而上学基础的批判。
当代科学哲学已充分认识到，方法论探究确实掩盖了科学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常
复杂的特殊历史情境，而方法只有在适合这些特定历史情境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
每一种方法论规则都承诺了一大批背景理论，对方法的信守，实际上是对背景理论
的信守，在方法中立的旗号下，掩藏着维护既有背景理论的实质。因此费耶阿本德
强调，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是“因为某些思想家决定摆脱某些‘明显’方法论法则
的束缚，或者只是因为他们于无意中打破了这些法则”。
方法论问题的产生与人对达到目的的手段的兴趣有最直接的联系，所有方法论
走向都指向目的，这个目的在近代，就是对自然的控制。
方法的本质在于提供一条让主体通达客体的必然畅通的道路，在这里，人与世
界的关系已先行的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现，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方法的有效依赖
于世界已经被策划为客体。主-客这种关系结构依赖于更深层的时代本质或说近代
人的存在天命，即人对世界的征服和控制，主-客关系只有在这种控制和征服的意
向性中才是可能的，并且它直接服务于这个意向性。因此，方法论大行其道之日，
就是主体性对世界的征服和控制肆无忌惮而且行之有效之时。
方法是技术时代的旗帜，因为方法显示了控制和支配的有效性。在种种方法的
追逐中，显示了人们对目标控制的更有效的追求。美、知识、财富、真理都被设定
为目标，方法则对一切被设定为目标的东西有效。自然科学由于它的对象域已被充
分目标化，因而方法的运用得心应手，而技术时代的人文科学由于想实现人文知识
的目标化，而对方法趋之若鹜。
征服和控制的界限之处，也就是方法需要被超越之处。种种全球性危机充分显
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界限，这个界限的实质是人与世界处在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
统一体中，因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更深层次的后果是揭示了世界对客体
化的抗拒，揭示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结构从而科学方法的界限。
世界的不可归约性在自然科学内部也有所洞察。20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基础概
念最重要、最深刻的变革是将时间性引入自然界之中。时间的发现打破了“事件样
本对于方法的多”条件。如果历史只有一次，且不能重复，我们怎么会有多个样本，
从而有所谓历史的“科学”？在经典科学的原则中，同一实验的可重复性具有根本
的意义，因为正是它保证了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同样，如果宇宙只有一次又不能重
复，我们谈到宇宙的演化规律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进化观念引入科学之后科学
基础遇到的一个重大的难题。
不可还原性的发现也打破了“均一”条件。如果多个样本尚有不可还原的特质，
那么，普遍方法总原则上存在一个限度，不可能无限贯彻到底。古典的观点认为，
规律之所以难免例外是因为我们的认识总不够完善造成的，它是事实上的而不是原
则上的，原则上规律应该没有例外，如果规律总有例外那就不叫规律。现在如果我
们承认，普遍性总存在一个原则的限度，那么，方法与规律等概念便会丧失其先天
的根据。在新的自然科学中，由于历史性和非还原性的相继发现，方法论的先验基
础亦在崩溃之中。非线性科学发现，运动规律并不与初始条件相互独立，系统的演
化方式相当敏感的依赖于初始条件。规律不再超越、外在于初始条件，这使方法的
有效性在新科学中大打折扣。
传统真理概念是一种符合论：判断与被判断的东西的符合，主观与客观的符合。
在这种真理观念看来，方法是与真理相辅相成的：真理是方法的目标，方法是真理
的手段。然而，符合论真理观有一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即主观判断与客观事实本是
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如何可能是一致的。一个有意义的符合论必须要求
两者之间是可比较的，而这种可比较性正得自某种更先前的看法，若没有这个前见，
符合论真理概念就是一个无效的概念。因此，真理符合论只说出了部分的真理，它
要求一个关于真理更基础的说明。
事实上，真理符合论只关涉在某一特定视界、特定前提下的对错(正确和错误)
问题，它总是两件东西之间的事情，是二不是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真假问题却
总是关于一件事物本身如何如何的问题，是一不是二。真假问题与对错问题不是一
回事。
对错问题以真假问题为前提。对错问题只是在某一视界(世界)中才会出现，没
有视界，对错无从谈起。然而，视界本身关乎真假。每一视界的开展，都是在揭示
某种东西，使事物浮现出来。然而浮现出来的是否就是真相？
当我们有意义的谈论“真假”时，真和假意味着什么呢？真正说来，真就意味
着事物如它所是的向我们显现，假就是事物不如它所是的向我们显现。当我们说一
幅名画是一幅膺品时，我们是说它冒充为它所不是的东西，当我们说它是一幅真迹
时，我们是说它就如它所是。膺品如以膺品的面目出现，这倒显露了真相。梦显现
为白天时的行为和事情，但它本身并不是白天时的行为和事情，所以梦是假象。今
天我们常常听到说要反对伪科学，但关于伪科学的含义并不清楚，实际上，只有那
些自己并不是科学硬说自己是科学的玩意儿才能说是伪科学，而那些自己不是科学
但也不说自己是科学的东西，就不能斥之为伪科学。哲学本不是科学，哲学就是哲
学，但为着某种功利的目的硬要说它是科学，倒有伪科学之嫌。十分简单，事物的
真相就是事物如其本然、如其所是地显现，因此真理就是去掉遮蔽。
然而，假相也是一种显现，也开展出一个世界。如果说任何一种显现包括假相
都是去蔽，都是真理，这岂不是说不真也是一种真？这里碰到了真理问题的实质。
首先，在“真理”就是“去蔽”这种观念中真正揭示了真理的辩证性和过程性，表
明决不存在什么已在那里等着去发现的真理，显示了真理总是在与谬误的交织中出
现的，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其次，真理作为去蔽恰恰构成了对错问题、符合问题
得以可能的条件，只有显现才能比较，而像假相这样的去蔽之被认为是一种假相、
是一种新的遮蔽，依赖于另一种去蔽。
对错问题不同于真假问题而且依赖于真假问题。在符合论中，视界隐去了真(
假)问题而只将对错问题显现出来，这就是它为何只是部分真理的原因。
方法恰恰活跃在主-客相趋相符合的领域，每一种方法都指向一给定的目标，
每一种方法的运用都在于实现一种符合，因此，方法论所通达的只是正确，而真理
完全退隐消失。方法活跃在敞开明亮的场地上，看不到已经晦暗了的真理。有效的
方法有效的回避真理，回避存在者的去蔽和显现。在这个意义上，真理反对方法。
作为去蔽，真理就是就是人的自由创造，就是在理论活动中的批判和反思。因
此，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最终落脚点在于：方法损害科学的批判能力和创造性，
方法危害个人的自由发展。
（原载《方法》1996年第7期）
技术时代的时间意识
在描述现代文化的诸多特征的术语中，“技术时代”一词最深刻地揭示了现代
文化的本质。“现代最重要的事件是现代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与之伴随的工业
化。”其他的事件都从属于这一最重要的事件。正是现代技术，使现代文化获得了
它在世界历史上的支配地位，现代文化对于一切非现代文化的征服都是通过现代技
术得以完成的。
在流行的对技术的看法中，技术似乎不堪担负这个时代之标志的角色。因为在
流俗的眼光看来，现代技术不过只是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比起来，现代科学才是
更本质的，而现代科学可能又受制于更加本质的外在社会条件，比如宗教改革、启
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在体现现代文化的诸多特征的科学
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历史事件中，全都充满着技术本质的先行。
被忽略的是，技术不只是人类创造的某种合用的工具，更是某种向着人类降临
的东西，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历史性遭遇，是某种人类本身并不能真正左右的力量。
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支配，并不象表面看起来那样，是人类的一种自主的选择，相反，
倒是人类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将现代称做“技术时代”。
刻画这一时代特征的时间观念，是精致化的测度时间与单向线性时间的某种结
合。这种结合的结果是，时间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大的自在之流而出现，成了人的
异在力量，人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技术时代人的生活完全由时间控制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十分清晰而确定地展
现在眼前。社会发展有远景规划和近期目标，个人生活也有时间进程中的理想和目
标；日常生活中有作息时间表、课程表、日程表；速度、迅捷、准时既是新时代的
特征，也是新时代的价值标准。时间自在的流逝，而人则在疲如奔命的生活节奏中
创造了时间的威权，并使自己成为时间的奴隶。
曼福德说：“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
这句话道破了技术时代的真正本质：它不是技术时代之中的一件事情，而是使整个
技术时代成为可能的东西──它是技术世界的组织者、维持者和控制者；它不是诸
多机器中的一种机器，而是使一切机器成为可能的机器──一切机器都与效率有关，
而效率必得由钟表来标度。
日晷和滴漏这些计时装置，几千年来并非没有发展，但是它们没有带来人们时
间观念上的改变，直到钟表出现，一切才变得完全不同。
现代机械钟表与从前计时装置的本质区别不在它的精确性，而在于它所禀有的
普适性。所有其他的计时装置由于脱离了与天象的联系，只与临时的、局域的实用
性相关。
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
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
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
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
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日月的运行也退隐于已调节好的时钟的后面，不再充当
时间创造者(timemaker)的角色。曼福德说，“机械钟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
来，帮助人类建立了独立的科学世界的信念。”时间的客体化与世界的客体化同时
进行。
早期的机械钟没有刻度，纯以敲钟报时。大钟先是出现在教堂上，接着由天国
回到人间，也出现在市政厅的大楼上。时钟每日的鸣响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既调节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也显示社区生活的整齐划
一。斯宾格勒形容说，“数不尽的钟塔，其声音回荡在西欧，日以继夜，成为其历
史的世界感的一个最美的展示。”随着单摆被运用于时钟，时钟的精度越来越高，
到了17世纪中叶，时钟的最小误差已由每天15分钟，减少到10秒钟。精确的时钟的
出现，使各地区的时间协调统一起来。技术时代全球整齐划一的步伐正是从时间的
统一开始迈出的。
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钟表已经充分扮演了它在行将到
来的技术时代的开拓者的角色：它是一切机器之母；它是机械自然观的模型；它是
社会生活快节奏的创造者。
钟表是一切机械的原型，钟表制造术是一切机械制造的基本技术。一切机械的
目的不外乎为人类省时省力，齿轮和螺丝则是它们的基本部件。就在钟表制造业的
发展过程中，许多现代技术的体制被建立起来：为了批量生产而使用车床，为了提
高质量和效率实用分工原则等等。钟表行业提前演习了大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
为定经度而求助于钟表，使人们意识到地球的转动就是一只巨大的钟表。整个
宇宙又当如何，它是否也是一只由上帝之手亲自上紧发条的大钟？开普勒在给朋友
的信中写道：“我的目的在于证明，天上的机械不是一种神圣的、有生命的东西，
而是一种钟表那样的机械(凡相信钟表有灵魂的人应该把钟表匠的光荣给与钟表本
身)，正如一座钟的所有运动都是由一个简单的摆锤造成的那样，几乎所有的多重
运动都是由一个最简单的、磁力的和物质的动力造成的。我也要证明，何以应当用
数字和几何来表达这些物理原因。”钟表是所有机械的典型象征，将宇宙比做钟表
是机械自然观最生动形象的比喻。
宇宙钟表的观念作为牛顿物理学中蕴涵的宇宙观，并非偶然。透过钟表发展的
历史，我们能隐隐约约看见牛顿力学的降临。如果将伽利略所发现的摆的等时性看
成一个原初的经验事实，那么，牛顿力学就是从这个事实上抽象出来的一般原理，
而从逻辑上说，摆的等时性被作为一个“事实”，必以牛顿力学作为前提，如果不
承认牛顿力学，“等时性”就不能成为一个事实。
可携带的钟表的出现，使时间开始扑向人类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钟表精度的
提高，使计时朝越来越精细的方向发展。比小时更小的时间单位开始出现，并出现
在钟表的刻度盘上。最初的钟表只有一根时针，1550年左右增加了分针，1760年左
右出现了秒针。在钟表将时间计量得越来越精细时，社会生活的节奏也随之被加速。
从前某件事情被指定在某个时辰完成，现在则被指定在几点几分完成。社会活动的
时间分割越来越细，社会生活的节奏在无形中被加快。“在欧洲，人为的钟点，即
机械的钟点，取代了历法世界的计时，冲破了占星学的半阴影，进入明朗的日常生
活。当蒸汽力、电力及人工照明使工厂昼夜不停进行工作的时候，当黑夜可以转化
为白昼的时候，人为的钟点，亦即时钟上标明的钟点，对每个人都成为不变的生活
规则。这样，时钟在西方兴起的历史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和扩展公众生活舞台的历史。
”(布尔斯廷：《发现者》，第106页。)
钟表同时提示着两种时间观。钟表的物理过程是循环运动，它是牛顿力学的模
型化，因此，就其物理机制而言，它可以向人们提示万物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观
念。然而，随风飘荡的钟音以及后来嘀嗒嘀嗒的指针的移动，却展现了另一个人工
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时间急若流星般地消逝在渺茫的过去，深不可测的未来骤
然而至。随着人们逐步沉浸在这个人工的技术的世界里，时间就越来越清晰地被表
象为一根无限长的数轴，它的刻度精确，各点处处相同。钟表的物理学支持循环观，
而它的社会学却支持线性无限观。学者们因此倾向于循环观，而商人们则主张线性
观。
由时间支配的技术社会也展示了技术产品不断累积、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的景象，
它显示了一切都在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历史延着上升的路线发展。启蒙思想家们
教导说，人类社会经历着由原始的、低级的社会形态，向现代的、高级的形态发展，
而且这一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一般模式。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认为，人类的知
识也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化过程，即由神学、形而上学向实证科学的发
展。历史的单向发展的观念，实际上是基督教单向时间观的新形态。
钟表社会学的、单调乏味、线性推进的时间观念，与人类社会无限进步、不可
逆转的单向时间观相结合，构成了技术时代典型的时间观，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
时间观。这种时间观由于远离自然的生命节律，而受到怀旧思想家顽固的、坚持不
懈的反对。万物自然的生生不息、循环不已，唯有生命的循环才有生物圈的稳定，
才有人类生存的家园。当代绿色思想家正在重新引入生命循环的概念，以对抗工业
文明的单向线性增长的观念。“今天，我们越来越增长的未来厄运的飞快感觉，警
醒我们西方技术可能在制造一个新的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下一代将为无休止的
进步付出代价。”
时间就是权力，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谁控制了时间
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中国古代皇家对天文和
历法的垄断，就显示了这一真理。对欧洲中世纪而言，这一点亦十分明显。
中国皇帝和欧洲教会对时间体制的垄断，垄断的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上帝之关
系的解释权。然而，这种情形在技术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垄断权不再由一个社
会集团交给另一个社会集团，相反，所有的人全都丧失了时间的垄断权──钟表自
己行走，越走越精确。工业时代创造了一个人工的世界，它的时间体制被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异在的力量。看起来某些人支配着另一些人的时间，可是支配者又受着时
间的支配。不再是某些人垄断了时间体制，而是时间体制支配着所有的人。时间开
始显示它的暴政(tyranny)。
单向线性时间是异已的、冷漠的、无生命的、无意义的物理世界的代言人。这
个世界脱离了自然环境的原始的制约，也脱离了直接的生活经验。“随着现代生活
节奏持续的加快，我们开始越来越感觉到与地球上生命节律的脱节，我们不再能感
到自己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人类的时间世界不再与潮起潮落、日出日落以及季节的
变化相联系。相反，人类创造了一个由机械发明和电脉冲定时的人工的时间环境：
一个量化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可以预见的时间平面。”这是工业文明代替农业
文明的必然结果：农民天然的依赖自然界的周期节律，而工业创造的各种工具设备
和机械装置，形成了一个独立于自然界而运行的人工世界，在大都市里，在工厂里，
人们就生活和工作在这个人工世界中。时间不再是自然律动的象征，而是机器单调
重复动作的象征，而人就被绑缚在这个单调的动作之上。
时间的暴政体现在，时间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时间成了最高的价值标准。
“定时”是技术时代的日常生活的一大突出特征。早起，上班，工作，下班，
都被仔细地定时，你不能出差错。整个社会就好象一台庞大的机器，它在时间的指
挥下有条不紊的运转。如果有哪一个部件，哪一个环节不听指挥，则机器就不能正
常运转。因此，不守时间是技术时代的大忌。“守时”(punctuality)成了技术时
代的美德，这一美德早在现代人的学生时代就开始培养。学校是技术时代实行时间
体制的一个榜样。在学校里，所有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全都加入由铃声、
作息时间表、课程表、校历等组成的交响曲中。这些各种各样的时间表，构成了我
们教育体制的一个巨大的秘密：它培养学生技术时代的时间感。只有具有这种时间
感，在技术时代生活才不感到别扭。因为在技术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时间。
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时间，但时间又并不象传统社会那样天然地属于自己，因此
时间被精心的分配和计算。上班时间不属于自己，每个人都不得不紧张地从事符合
自己社会角色，但不一定是自己愿意干的事情，这就是“工作”。由于上班时间不
属于自己，现代人对属于自己的“工余”、“业余”、“课余”、“8小时之外”
等时间格外看重。时间被严格地分成“工作时间”与“娱乐时间”(家庭生活时间
等等)。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多的娱乐方式，这样发达的娱乐业，因为
人类自主的时间被压缩到娱乐时间之内。工作丧失了神圣性，因为工作时自由被剥
夺。然而，紧张工作之余同样紧张、疯狂的娱乐，并不能使自己得到娱乐、解脱和
自由。时间的划分和分配以时间的均一性为前提，工作时间和娱乐时间本质上是相
同的，工作时对工作时间的消耗与休闲时对娱乐时间的消耗，本质上也是相同的。
在技术时代的时间体制下，人们的自由被剥夺。各种时间安排策略、各种效率手册，
还有什么新兴的时间管理学，都服务于对时间的分配，服务于对技术社会更好的适
应。它们的目的均在于如何将一个人的真正的“闲瑕”剥夺殆尽，将他(或她)编进
技术社会严密的时间控制网中。
在时间的分配方案中，蕴涵着一个引为前提的观念，即时间无处不在、无时不
有、渗透一切的观念。技术时代的社会生活一定让现代人发现，传统社会的人所持
的时间在于活动的观念是不对的，并不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才有时间，时间实际
上无处不在，即使你根本不干什么，时间也不会中止它的流逝。正是这种看法，使
得现代人内心总是非常紧张，总是担心时间被白白浪费掉。决不能闲着，一定要有
所作为。时间这时候就象一个高举着皮鞭的监工，驱使着人们奔波忙碌，只争朝夕。
人们对过去充满了悔恨，对未来充满了恐惧，狠命的消耗此刻现在。因为时间是最
有价值的，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是所有的浪费中最大的浪费。
时间被赋予价值，这是技术时代固有的本质。“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
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提高速度。家庭日用器
械、通信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如此，那些能够在小数秒的时间内完成用人工几代人
才能完成的运算的计算机，也是如此，能量产出装置和军事装备无不如此。速度是
到处受到尊崇的新的上帝，尽管以交通为例，它是以大量的事故和牺牲为代价的。”
“迅捷”(promptness)是技术时代的又一价值标准，缺乏这个标准，技术社会便不
可能存在。“功率”、“效率”是几乎所有的技术装置的基本技术指标，而它们都
与是否能节约时间相关。
时间这样的有价值，人们不得不万分珍惜时间。一方面，人们尽量节约时间，
争取时间；另一方面，每一时间，哪怕一点一滴都必须花掉，消耗掉，不能浪费。
这使现代人陷于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境地：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象技术
时代那样，人类能够占有那么多的时间，以致于他需要发明和制造一些玩意儿来帮
助他消磨时间(kill time)。这就是说，技术一方面帮人类挤时间、抢夺时间，另
一方面又帮人类消磨时间。时间是这样一件奇怪的东西，如果你费力去争夺它来，
你就得费力去将它用掉，否则你争夺时所花的力气就浪费了。技术时代培育了人与
时间这样一种关系：人必须要对时间有所作为，不能闲着。“不能闲着”作为技术
时代的一种绝对律令，就是时间之暴政的真相。
技术时代创造了那么多的工具、装置、器械，以减轻人的劳动，可是，为什么
人类到现在不是轻松了，反而更加忙碌，更加不得清闲呢？这是技术时代人类的命
运，时间意识和时间观念从一个方面有力的揭示了这一可悲可叹的命运。
（原载《方法》1997年第1期）
网络的文化反思──介绍《网络文化丛书》
技术向来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人类发明的中性工具，技术改造世界的
方式也决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只在现成生活世界上产生一些量上的爆破。技术
创造世界，创造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任何工具都只有在某一个世界上才被赋予使用
意义，只有在一种生活方式中才恰如其份的成为工具。技术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
经济运作方式，最终改变我们看待世界、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从而改变我们自己
的存在方式。我们有什么样的世界就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中世纪晚期大量机械工
具的使用，使欧洲人生活在一个机械的世界，于是产生了机械自然观，产生了对待
世界的力学（机械）的态度，产生了工业文明。今天，另有一项技术正在我们的周
围漫延开来，逐步将我们浸透，这就是电脑和电子网络。它们正在成为一种文化，
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向我们显示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因为，网络正在组
建我们世界，也正在组建我们的存在。反思是存在的天命使然。无反思导致对真理
的遗忘和怠懈，导致生存质量的退化和危机。当我们热烈欢呼“数字化生存”或“
网络生存”时代的到来并奋不顾身的拥抱它时，对网络作为文化、作为生存方式的
反思，就成了一件容易被忽视但又并非不要紧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推
出的《网络文化丛书》试图担负起这一并非不要紧的使命。全部7本书的作者均是
我国第一代接触网络的学者，他们大多不是网络上的技术员，只是敏锐也许还有点
忧郁的网络使用者。他们面对网络既惊喜又不安，这些书中记下了他们在网上的所
见所闻和切身感受，记下了他们对网络时代人类文明、人类精神生活的命运的思考。
《生活在网络中》探讨的是网络时代人类的精神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改变，人类的女
性文化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黑客》讲述了黑客史上一系列著名和鲜为人
知的故事，并试图从社会、文化、伦理、法律等多种角度探讨“黑客权力”的概念、
黑客的历史变迁和未来发展；《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展望下一个世纪信息技术可
能给人类带来的重要变化；《得乐园·失乐园》探讨现代技术文明及其观念，用富
于传说色彩的笔触揭示了网络观念的隐喻和象征含义。……我们正在走向、正在进
入网络时代，我们尚未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反思的力度自然有限。黑格尔曾言，
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之际才会飞翔，反思的力量只有在事后才会涌现出来。
然而，整个技术时代的“危险”迫在眉毛，容不得我们听之任之。事实上，技术时
代的每次变革，思想总是被先行召唤出来。我们需要倾听反思的声音，以便做好准
备，不致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手足无措。
（原载《科技日报》1998年1月10日）
论科学精神
现代科学以它表面上的技术成就，为公众所瞩目，以它庞大而严密的知识体系，
迎接莘莘学子——唯有经过艰苦的训练和学习，才有可能掌握其中的一小部分。但
是还有一些东西是隐而不彰的，它渗透在知识的字里行间，渗透在技术的效用之中，
那就是对待事物的态度、处理事情的方法。这些东西我们称之为科学精神。
现代科学特有的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处理事情的方法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就是
客观的态度，有条理的方法。
昨看起来，这真是太平凡了。是的，科学精神一点也不神秘。每当我们在现实
生活中冷静、理智的想问题、处理问题时，我们就具有着某种科学精神。然而，在
这表面上平凡的精神中，也有某些不平凡的地方，科学精神真的贯彻到底也有难度，
常识和习俗并不总是与科学一致。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客观态度。这一般被认为是避免主观偏见、意气用事，这当
然是对的，但科学的客观态度不止于此。科学相信，世界、自然界、世上万事万物，
都有着不依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反过来说，这些规律，对任何人、任何事，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适用的。科学具有某种超越性，它超越时间、地点，超越
历史和文化，超越民族和阶级，超越一切个人和团体。
超越性意味着科学的普适性。一个科学规律，不因时间地点、对象人事的不同
而改变。一条定律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实验室中都能得到验证，任何一个受过科学训
练的人都能验证。普适性在科学实践中常常表现为对“可重复性”的要求。如果一
个科学上的新发现，不能为其他人在其他地方重复地发现，则不能被承认是一项科
学发现。
超越性意味着科学的公共性，因此，科学破除神秘性。某些个人内心的体验，
如果不能公开为可普遍化的陈述，那么，它不是科学。这当然不是说它的存在的合
法性受到怀疑，而是说它不能作为科学出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科学合法，但
非科学的东西以科学面目出现是不合法的。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神奇的事情，它们中
的许多与科学无缘，因为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脱离神秘性，从而不能进入科学的领域。
它们大多只是人类某种存在状况的表现，比如对美的体验，对神圣的体验，对爱的
体验。人类好奇，心灵中永远有神秘事物的位置。这是人类真实的存在状况，不可
逃避。但是，神秘的事物不可交流、不可言说，陷于混沌的黑暗之中。科学是光明，
照亮神秘的领地。
因此，客观的态度并不象表面看来那么容易，不仅人有七情六欲，总是难免意
气用事；不仅人归属于不同的民族，难免受文化偏见的制约；而且，人就其存在状
况而言，它都本能地喜好神秘的东西。客观态度是难的。
正因为如此，对客观的态度的要求，增生了科学精神的一项新内容，这就是批
判精神。人类难免有偏见，个体难免“当局者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因此需要保持一个批判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指绝对否定，而是一种有
保留的、适度的存疑，它总是保留另外的可能性。有批判精神的科学家，从来不认
为某一理论已经无懈可击，进入了绝对真理的行列。但这一存疑态度，也不妨碍他
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英国有一位哲学家叫休谟指出，从“太阳天天早晨从东方升
起”这一人类经验中，得不出明天太阳必定从东方升起的结论。这是哲学史上著名
的归纳难题。照理说，这个难题不解决，自然科学整个说来就根基不稳。但科学的
态度是，对这个难题存而不论。但这个难题也提醒他注意，他在具体科学问题上的
归纳也许是有问题的。在批判、存疑和创造之间，科学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
没有批判精神，就难以保证客观态度。任何人都是历史的，谁也不能逃避历史
局限性。科学家也是人，他也不例外。因此，一种看待事物的态度是不是客观的，
一个研究结论是不是客观的，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在没有永恒标准的情况
下，我们只能用一些临时的标准。任何标准都是临时的，所以我们对它要永远保持
一种批判性。有了批判性，客观性就不致于僵化而走向反面。
再看有条理的方法。处理事情的方法实际上来源于对待事情的态度。我们追求
客观性，也就是追求普适性，也就是追求公共性。如何才能达到普适性和公共性呢？
这个方法叫做可检验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普遍适用的，是不是大家公认的，
需要不断地得到检验。因此，可检验性方法是客观态度的内在要求。不可检验的东
西，很难进入科学领域。
如何才能做到可检验，这是所谓“有条理”这一概括的来由。有条理的意思是，
因果关系很清楚，前提与结论的表述都很明确，计算和测量的条件和可能性一目了
然。有条理的东西，才可检验，没有条理，无法检验。无法检验的东西，谈不上客
观性。没有客观性，就不是科学。
（原载《百科知识》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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