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现科学众生相──闲话《科学的终结》
《科学的终结──在科学时代的黄昏直面知识的界限》这本书1996年在美国出
版时，曾在科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没想到，去年这本书的中译本也出来了，尽
管只是最近才在书店里见到。封底赫然印着科学大师们的评语，“一本坏书”、“
胡言乱语”云云，大概是商家也想制造点轰动效应。不过，这本书在美国能轰动起
来，未必在中国就行，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书中提到那些科学界名家不太熟悉，对书
中讲述的比较艰深的科学思想未必感兴趣，对带有特定宗教文化情绪的“世纪末”、
“终结”等词的象征意义也缺乏认同。中译本译得不错，有时候还很传神。译者是
一群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是本行，专业方面的常识性错误就很少。但也
不是没有缺陷，比如不知道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译成《逻辑哲学随想录》
，第392页），不知道既是神学家又是人类学家、跟我们中国的周口店猿人发现很
有点关系的德日进神父（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第375页）。这些也算不上
什么大错。但有一个失误得提出批评，第273页，把“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说成
是“日本”的，这令我非常气愤。尽管可能是原文错了，但一定要加译注说明。我
们华人就这么一位顶级音乐大师，怎么能变成日本人。出版印制方面的毛病比较多。
原文书名不全，出版社及出版时间没有。错别字较多，最多的是把“说道”写成“
说到”，无数处。还有些是国内出版翻译作品的通病，书尾没有索引，把外国人自
己编好的索引都删了。索引除了起检索作用外，对翻译作品而言，它还可以在全书
起规范人名译名、主题词译名的作用。没有了索引，那些冷僻的人名概念就只好在
书中加注原文名了。但什么样的人名、什么样的专有名词和概念，还有书名，应该
在文中补上原文以助理解，难以严格划定。对此现在国内出版界完全没有规矩，十
分混乱，出版当局应该尽早制定一个关于翻译作品的强制性标准。该书作者霍根是
一位美国科学记者、《科学美国人》的资深撰稿人，具有西方记者通常具有的那种
尖酸刻薄和咄咄逼人，因为西方记者是无冕之王嘛。这样的记者风格我们领教得不
多，特别是把这种风格带入科学人物报道方面。在我们中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科学享有崇高的威望，连气功大师们都愿意往科学方面靠。科学人物报道往往
是表扬性的，说科学家如何辛苦、如何积极工作为国争光、如何不计名利等等。这
本书令人大开眼界，充分暴露了科学家丰富的人性──既是人，就有优点和弱点。
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在霍根的笔下，那些大腕科学家们许多都是自以为是、妄自尊
大、装腔作势、心胸狭隘，而这些性格缺陷又同科学大师强劲的思想魅力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科学众生相。不知道霍根受的是怎样的教育，他大学是
学文的还是学理的？介绍上说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按我们中国人的说
法那他就是学文出身了。他对人物外貌和性格的出色的描画本领，显示了他在语言
艺术上的造诣不浅。可他对科学前沿的熟悉又格外令人吃惊的，他的这本书几乎是
近20年来重大科学进展的一个全面而生动的介绍。联想到前几年美国记者格莱克写
的《混沌：开创新科学》，真使我们窥见了美国通才教育的巨大优越性。我国也出
过不少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从20多年前的《哥德巴赫猜想》到不久前的《中国
863》，大部分都只写到了科学家的外部社会生活，没有深入到他们的科学思想中
去。不知道是我国的科学家都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还是我们的作家不懂不会写。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倒是经常想，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记者也能以我们中国的科学家
为对象，写出这么一本科学思想型的报告文学就好了。书的内容读者得亲自去读，
大致是通过对数十个著名科学家的访谈，得出结论说，以发现真理为目标的纯科学
已经终结，因为大发现的时代已经过去，剩下的或者只是技术活，或者就是一些既
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玄玄乎乎的幻想。他说的这些现象我都承认，但我不同意他
的结论。因为，在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科学界的状况大概都是如此──
有的死干一些技术活，有的瞎想──可科学从来就是在“技术活”和“玄想”之间
或缓或急的进步着。霍根对现代这些人挺熟，可惜没研究过科学史。（原载《中国
图书商报》1998年9月25日）
百年科技回眸
20世纪即将过去，回眸百年科技历程，我们能隐约感到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正在来临。人类正在和将要面临的变革，是一场可以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
相提并论的历史进程的大转型。在这个世纪里，理论自然科学发生了两件值得关注
的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本世纪前半叶古典科学基础的重建。19世纪，以牛顿力学为
基础和模本的古典科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物理科学领域，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统
一了声学、光学、电磁学和热学，有效地支配着小到超显微粒子、大到宇宙天体的
物理世界。在生命科学领域，以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统一了生物学的诸
分支，乃至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这些巨大的成就使人们相信，古典科学已
发展到了顶峰，剩下的事情只是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原理应用于自然界中的种种现象
上去。但是，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在理论科学内部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19、20
世纪之交，出现了一系列既有理论难以解释的新的实验现象，古典的世界图景开始
变得支离破碎。世纪初年诞生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通过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理论创
新，完成了古典科学基础的再整合，刷新了我们的世界图景，在自然学中演绎了更
为纯正的希腊精神：自然的数学化、宇宙的和谐。以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为先导，
在天文学、地质学和生物学领域均发生了重大的理论变革。粒子物理学中的夸克模
型、宇宙学中的大爆炸模型、分子生物学中的DNA双螺旋模型和地质学中的板块模
型，被认为是20世纪古典理论科学中最重要的四大模型，它们代表了古典理论自然
科学领域中一系列新的理论建树。第二件大事是有别于古典科学的新科学范式的酝
酿和发展。新兴的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和生态科学，试图改变古典的还原论、原
子论、决定论的世界图景，向古典科学发起了根本性的挑战；与古典科学注重世界
的简单性和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整体的观念、非还原的观念、非决定论的观念、
复杂性观念、不可逆性的观念被突出出来，与自然界生命的原则、有机的原则相衔
接。尽管与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新古典科学比，新范式尚显势单力薄，但
是它们所代表的研究纲领极有思想魅力，呼应了这个时代人类对自身存在方式的反
省。应该说，正是这第二件大事，构成了“转折点”的理论背景。在这个世纪里，
应用科学改造世界和支配事物的能力越来越大，然而，人们享用科技成果的同时，
开始注意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与19世纪一样，20世纪的重大科学成就很快就转变
成相应的技术，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但与19世纪不同的是：20世纪
的科学更加高深、更加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应地，它所转化的技术实际威
力更大、也更难被人类所控制。原子能的开发与太空的开发最具有典型性，它们充
分显示了人类主体“翻天覆地”的伟力，是迄今古典科技在操作能力方面达到的极
致。核能代表着无比巨大的难以驾驭的能量，遨游太空代表着对整个宇宙的征服，
兑现了“世界图景的时代”。对这些超级能量的掌握和控制，实际上决定了本世纪
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以基因工程和电脑网络为代表，显示了科学对于我们生活世
界的重新改造和塑造能力，前者将改变人类的自然属性，后者将改变人类的社会属
性。科学不仅刷新了我们的世界图景，也刷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电气化、电子化
使我们置身于一个安全、舒适、便利的人工世界中；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
大大加速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化学和生物药品减轻了人类的病痛，发达的医疗卫生
条件延长了人类的寿命。然而，技术的过度开发引发了一系列人类未曾料到的后果。
生活条件的好转、人的寿命的延长，使世界人口空前膨胀，对环境和资源形成极大
的压力，大规模的粮食危机随时可能发生。核武库的壮大，已使人类的文明危如累
卵。由于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局增，它们在地球的表面形成
了一个具有温室效应的隔热层，使地球表面温度逐渐上升，改变全球生态环境。严
重的工业污染、城市污染，破坏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为了开发，森林被砍伐，湖面
被围垦，加居了生态不稳定性，引发自然灾害。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损害了土地
的肥力，破坏了食物的营养结构，最终危害人类物种的安全。20世纪后半叶相继出
现并愈演愈烈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引起了思想界和科学界的深思：
这一切是否昭示了古典科技的某种界限？未来科学的方向是否仍然延着还原论的线
性走向发展，继续要求越来越高的能量，越来越大的资源消耗，越来越不可逆转的
环境破坏呢？这正是“转折点”的现实背景。尽管对古典的世界图景和古典的技术
运作能力产生了种种疑虑，但当代科技正象一台开足了马力的战车一样勇往直前。
它将因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继续赢得人们的喝彩和亲睐，也继续引起人们深
深地忧思。可以预见的是，21世纪初年，在基因工程和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古典科
技将再一次大放异彩，而与此同时，非线性科学、生态科学将把自己的创造性工作
继续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原载《光明日报》1997年11月7日第5版）
20世纪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突现时间性
“时间性”的突现可以看成是20世纪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最重要的主题。时间
引入自然，历史引入科学，是本世纪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就。古典
自然哲学建立在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的基础之上，其自然概念中基本上缺
乏“时间性”这个维度。黑格尔就把自然规定为无发展的。爱因斯坦也不认为“时
间性”对于物理实在有何本质的意义，他有过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有信仰的物理
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别只不过有一种幻觉的意义而已，尽管这幻
觉很顽强。”牛顿动力学方程中时间参数以平方形式出现，改变正负号对方程没有
影响，因此过去与未来是对称的，无法予以实质性处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这方
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所以我把它们都列入古典自然哲学的范围。导致以时
间性的引入为标志的本世纪新自然哲学之诞生的，不是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而
是近代科学另一大传统即博物学传统在19世纪的发扬光大。与数理传统不同的是，
博物学传统强调过程、历史性、目的性、偶然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并以这些概
念为核心构架对世界的解释系统。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确立为博物学传统奠定了
一个基本的运作框架，现代自然哲学得以在此基础上发展系统的理论。柏格森、亚
里山大和怀特海是本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自然哲学家，他们对时间性的高扬，开启
了新自然哲学的主题。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是时间性引入物理世界最成功的尝
试，混沌理论揭示了非决定论的普遍性。时间性的引入不完全是实验观测所要求的
唯一的方案，而是观念转变的结果。普里戈金清醒的意识到，将时间的不可逆性作
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某种哲学信念的表达，这种信念强烈地要求尊重个人的人文
经验。我们可以预期，以弘扬时间性为主旨的新自然哲学将在解决量子力学中的测
量问题、解决量子论与引力论的统一问题中发挥作用，而对统一生命科学和物理科
学的世界图景、沟通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而言，它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本世纪
前半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力确立了科学哲学的学科地位，逻辑主义、科学主义
甚至更狭隘的物理主义支配着科学哲学的早期发展。这与当时物理学蓬勃发展的局
面相适应。对科学进行逻辑辩护所结出的第一个果子，是观察向理论单向过渡的科
学发展模式。硬事实的积累、归纳法的运用以及观察对理论的证实，是实证主义科
学哲学的主要立论。科学史中思想史学派的出现，催生了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
柯瓦雷通过对伽利略革命的研究，最先指出，导致伽利略新物理学与新天文学诞生
的，不是新事实的发现，而是新观念的出现。二战之后，柯瓦雷的思想广泛的传播
开来，使得人们重新看待真实的科学发展历史，对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构成了越
来越严重的挑战。“观察渗透理论”命题的出现，打破了观察向理论单向过渡的科
学发展模式。库恩“范式”概念的提出，则使科学线性进步的“普遍主义”走向终
结。库恩之后，历史的维度进入了科学。科学不再是一个虚化了历史背景（与境）
的逻辑过程，而是像其他所有的人类文化一样，须得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加以理
解。唯当科学的绝对普遍主义被抛弃，对其正统地位的反省、对非西方文化的科学
（包括中国古代科学）的真正理解才会开始。世纪末，环境问题变得引人注目。近
（现）代科学也许不必对环境破坏负直接的责任，但它肯定是支持大规模生态破坏
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由于长期持有“普遍主义”的自我认同，而
拒绝对具体的、历史性的事件负责。历史性的引入，则使科学成为人类生态理性的
一部分，需要对当下的人类生存境况负责。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1期）
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何以稀缺？
近代科学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这种分裂是通过科学的分科化和技术化而
实现的：科学家进入越来越狭窄的领域，从事越来越技术化的细节工作，忘却了科
学的整体性，也不再关心科学的人文根源（事实上，科学的整体性也正是科学的人
文性之所在）。但与这种分裂相伴随的是力图弥合这种分裂的努力。在科学内部，
这种努力表现为追求科学概念基础的统一性，从牛顿到爱因斯坦，这个动机一直是
科学取得整体进步的动力；在科学外部，从卢梭到斯宾格勒，表现为批评科学对人
性的背离。西方世界在弥合科学与人文分裂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人文这个独特
的交叉融合地带，积累了丰富的科学-人文资源。它是知识阶层对科学之人文层面
的体认、理解和阐发的积淀，贮存在一批有人文修养和哲学素养的科学家、有科学
素养的人文学者，以及专门从事科学-人文和科学哲学研究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
家之中。康德既写三大批判又写宇宙演化论，爱因斯坦熟读斯宾诺莎，海森伯研究
希腊自然哲学，波普尔既研究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又研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胡塞
尔由算术基础的探讨开始走向他的现象学，所有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正是西方科
学-人文资源的保有者。
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稀缺说的就是，中国有人文修养和科学哲学素养的科学
家太少，有科学素养和科学哲学素养的人文学者太少，优秀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
家太少。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人文传统的人文大国，有着无比丰富的人文资源，但中
国不是近代科学的故乡，中国人有建制的从事近代科学研究还不到一个世纪，因此，
中国的科学资源从而科学-人文资源先天的缺乏。但是我国第一代从西方学习归来
的自然科学家们，如丁文江、竺可桢、梁思成、茅以升、李四光等，有良好的人文
素养，对科学的人文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人文学者如胡适、赵元任、金岳霖
等，有很好的科学哲学素养。著名的科玄论战的发生本身，就显示了中国科学-人
文领域充分的自觉。竺可桢、刘仙洲等开中国科学史研究之先河，是中国科学-人
文资源的自觉积累者。
即使我们先天不足，但我们开头开得很好，科学-人文资源与科学资源同步增
长。
科学-人文资源积累的迟缓或停顿是从50年代开始的，表现在两方面。第一，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革命的功利主义的科学发展观，要求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为国
家经济发展服务，反对“为科学而科学”的独立自主的科学研究精神。第二，院系
大调整，将文科理科工科严格分开，大力发展理工科，轻视文科。毛泽东文化大革
命中有一句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
从50年代开始，社会上开始出现明显的重理轻文思潮，“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
不怕”是这种思潮的真实写照。重理轻文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
由于在科技领域强调科技的服务功能，反对纯科学的自主发展，在教育领域文
理严格分开，重理轻文，中国50年来的科学-人文资源日见稀少。50年来，我们培
养了不少科学家，但他们中有文化的不多，而人文学者懂科学的更少，像样的科学
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少之又少，如果不是没有的话。
80年代以来，文理分科、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有所缓和。有的工科大学办文科，
朝着综合大学方向发展；有的大学让理工科学生修中国语文，要求他们像达到英语
四级那样的在国语方面达到某一个水平；有的大学在文史哲和艺术门类中开设选修
课，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文化素养。这些提高理工科学生人文修养的尝试，都有
它们积极的后果。但高等院校的这些些微的调整和改革，并没有真正导向对学生“
科学-人文”素养的影响。因为真正影响学生科学-人文素养的，是科学史和科学哲
学的教学活动，而教学活动的质量又取决于本学科研究的深度。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个科学-人文的主体学科领域，在中国被称之为“自然辩
证法”。 （在科学-人文领域，与自然辩证法界相并列的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界，
但后者与前者相比专业领域较窄，没有全国范围的学科建制，也不是必修课，因而
影响较小。）20年来，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的积累做出了两大贡献：
第一，确立了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学科地位，争取了该学科在全国范
围内的体制建设（包括设立教授和研究员职位，招收研究生并授予哲学学位，成立
全国性的学会，创办刊物等）；第二，争取国家最高教育当局把“自然辩证法”作
为一门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强制性的开展科学-人文教育。总而言之，中国自
然辩证法界担当起了积累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的重任。
几十年文理严格分科造就了大量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无人问津的荒芜局面，自然
辩证法界首先复苏了这一大片学术的荒芜之地，扶持催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的出现。
但是，20年过去了，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依旧稀缺。这里面有“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的原因，但“自然辩证法”作为科学-人文资源的主要积累者，自身的发展
也颇值得反省。
在中国哲学界，自然辩证法（现称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是一个非常独特而奇异
的专业。它来头大，人数多，但知识背景庞杂，学科定位模糊，完全缺乏学术范式。
这个奇特的状况需要从其历史来源得到解释，因为“自然辩证法”是一项具有鲜明
的中国时代特色的学术事业。
来头大。自然辩证法一开始并不是作为一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学科出现的，而是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作为中国共产党与自然科学、自
然科学家相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对自然科学实行领导和统战的工具。从延安时代
开始，于光远等人翻译和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帮助制定中国共产党的科
技政策和科学家政策，这是“自然辩证法”旗帜的由来。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成立之时，正是“科学的春天”，科学家迫切需要得到党的关怀和认同，
于是纷纷加入“研究会”，在于光远理事长之下出任副理事长的有周培源、卢嘉锡、
钱三强、钱学森等中国最重量级科学家。“研究会”挂在中国科协，但与其他学会
（如中国物理学会）不同的是，它的秘书处是一个局级实体，享有固定拨款，而且
从其成员构成（周培源是当时的科协主席，卢嘉锡是中科院院长）看，其级别几乎
与中国科协平级。搞了十多年最后于1994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实际
上是一部用特定的哲学眼光写就的“自然科学百科全书”，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学
科本来应该具备的特有的条目反而很少。这部百科全书的编排也反映出，中国“自
然辩证法”只是一种对“自然科学”诸学科的成就进行编制和管理的中介。
人员多。这个特色也与自然辩证法的政治色彩有关��“自然辩证法”被
国家教育部作为理科（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必修“政治课”。因为每个理工农医
院校都招研究生，因而就都需要教自然辩证法的教师，于是自然辩证法界人员众多，
就像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几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平级。
中国哲学界四大人群（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划
分也与此必修课制度有关。
知识背景庞杂。在中国几十年文理严格划分的背景下，自然辩证法正好处在它
们的交接处，客观上起到了沟通文理、扶持新学科的作用。于光远对中国自然辩证
法的发展持一种开明的态度，他戏称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大口袋，什么东西都可以往
里装。于是，许多新兴的边缘学科都曾经投奔自然辩证法门下，于是，来自不同专
业的人士把这个领域的知识背景装点得五花八门。从比较专门的迪昂命题、量子力
学的测量问题，到潜科学、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科技政策、软科学、管理科学、
交叉科学，甚至南水北调问题、乡镇企业问题，都曾经堂而皇之的在自然辩证法的
学术论坛上出现过。
学科定位模糊。由于“自然辩证法”名实严重不符，所以它的学科定位长期处
在不确定状态，至今亦然。按这个名称的原始由来（得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被
定为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是它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它面对着（自然科学）百科全书
式的学科领域，是科学的科学。此外，80年代打开国门以来国外相关领域的新鲜知
识抓住了国内学者的注意力，进一步加剧了自然辩证法界新旧学科范式的冲突和混
乱局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把自己的副标题定为“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
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表明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应定位于“科学
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这三个拥有国外同行的学科。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将自己的英文名称定为“The Chinese Society for Dialectics of Nature (
Philosophy of N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自然
辩证法研究》也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表明强调自己
的学科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上，这与“自然辩证法”的历史来源和中国当前的学
科学位设置相一致。但作为机关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受制于中国自然辩证法
的发展状况，该杂志实际上发表的文章大多数并不能列入“自然哲学、科学哲学、
技术哲学”的行列，于是，为了更名符其实一些，副标题后来改为“自然哲学、科
技哲学、科技与社会”，把社会学的标题加了进来。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演变，
在自然辩证法界搞学术研究的人中，已经分化出了两大群体即哲学群体和社会学群
体。哲学群体大体关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以及科学思想史问
题，社会学群体大体关注科学社会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问题。
完全缺乏学术范式。正因为自然辩证法界事实上分成了两大群体，但人们对此
又缺乏自觉和意识，还是以“自然辩证法”统而称之，这就导致学科建设的混乱局
面和学术范式的完全缺乏。自197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
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培养出了成百上千的硕士和博士，他们都获得了“哲学”学位，
但他们中多数人“哲学”训练严重不足，大多也不从事哲学研究。从人才培养角度
看，这个学科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中，至今没有建立起基本的课程和教材，以致获得
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或博士的人们之间许多根本没有共同语言。从学科建设看，没
有建立起有层次的学科发展金字塔，人们全都在一个平面上作业，由于缺乏分层，
有些博士生入学考试题目比硕士生入学考题还容易，博士论文水平比硕士论文还低。
因此，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虽然早就被明确的介定为哲学的分支学科，
是一门“学科”，但多年来本学科缺乏学术范式，俱是散兵游勇、各自为战，使学
科成果一直处在“文集”状态；缺乏学科金字塔，平面作业、低水平重复，使学科
看不出整体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提上议事日程了。
从教学方面看，存在严重的“教学”与“研究”脱节问题。要改变这种脱节局
面，一个办法就是，把为理工科研究生开设的“自然辩证法”单门必修课，改为对
本专业多门课程（比如自然哲学、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的限制性选
修课。这样做的好处是，从教师方面讲，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专教一本《自然辩证法
原理》的纯教书匠式教学中摆脱出来，从自己的研究出发讲授自己最擅长的课程，
形成教师之间的教学竞争机制；从学生方面讲，加强了“科学-人文”课程的份量，
引导学生全方位的开展关于科学的反思和理解，真正提高理工科学生的科学-人文
修养。
原载《方法》1999年第3期
普利高津时间与霍金时间
普利高津和霍金在当今的读书界，这两个在世科学家的名字正越来越为读者所
熟知，也许，在所有在世的外国科学家中他们的知名度是最高的。我一向认为，他
们的知名度主要来自他们在“时间”问题上独树一帜。
80年代初，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被引进中国，湛垦华等编译的《普利高津
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技1982年版）功不可没。从那以后，他的《从存在到演
化》（上海科技1986）、《探索复杂性》（四川教育1986）、《从混沌到有序》（
上海译文1987）中译本相继出版。最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新著《
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普利高津的著作旁征博引、纵
横摆阖，把新的科学思想与西方哲学、西方历史文化交织在一起叙述，颇有开风气
之先的大哲风范。他的新科学与东方思想富有亲和性，特别容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
普利高津毫不隐讳地宣称，他的工作是在发起一场科学革命，而这场革命的主题就
是“时间性的发现”。
霍金作为一个古典科学家，公众本来并不熟悉。1987年，他为了给自己的女儿
筹措学费，写了一本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由于媒体炒
作得当，该书一下子成了畅销书，自1988年出版以来至少发行了1000万册，使霍金
成了世界性的知名人物。但霍金的确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有炒头的人物。他曾
经是英国皇家学会最年轻的会员，他目前担任的剑桥大学卢卡逊数学教席曾经是牛
顿的位置，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还是一个高度残疾人，除了头脑活动如常之外，只
能斜躺在轮椅上动动手指。《时间简史》出版后，中国大陆很快就出现了两个中译
本，但销售情况极为惨淡。90年代初，湖南科技出版社购买了版权，并由霍金的中
国学生吴忠超翻译，推出了正版《时间简史》。由于湖南科技经营得当，使《时间
简史》逐步热销，并以此为龙头带动了“第一推动丛书”。此后，该社又相继出版
了《时间简史续编》、《霍金讲演录》。在这些著作中，霍金通俗介绍了他的宇宙
模型：一个无中生有的模型，其中，时间有开端。
普利高津和霍金都关涉“时间”这个主题，但他们的“时间哲学”却是截然不
同的。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古典科学都把时间当做坐标，而忽视了时间的“不可逆
性”。牛顿力学方程对时间是可反演的。爱因斯坦也说过：“对于我们物理学家来
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只不过是一种顽固坚持着的幻觉。”霍金自然禀承这
条“路线”。他在他的《时间简史》后面特别加上了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三人
的小传，强烈的暗示自己是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这个科学传统的正宗传人，也是
这条“路线”的代表。霍金的时间依然是坐标时间，“时间的方向性”在他那里并
不重要。一度，霍金曾经把宇宙的膨胀作为时间的方向，而把宇宙的收缩当成时间
的倒流，后来他的学生发现，即使宇宙收缩，时间也不可能倒流。由于在古典科学
那里没有“时间方向性”即“时间之矢”的地位，霍金能够假定时间的倒流，以及
“虚时间”��一个对坐标时间进一步“坐标化”的概念。借助虚时间，霍金
提出了“无中生有”的宇宙模型。
在我看来，霍金时间完全是“非时间性的”。这也是一切“坐标时间”的命运
��只强调时间之坐标性的时间很快就被“空间化”，堕落为空间的一个维度。
“时间简史”这个书名富有讽刺性地说明了一切。说时间有“历史”，已经不再把
时间当时间看待，因为“时间的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说法。霍金时间是宇宙的某种
坐标维度，而宇宙整体上并没有“时间性”、“历史性”和“演化”，它是一个流
形（manifold），一个整块的宇宙（Block Universe）。
打碎这个整块的宇宙，是以普利高津为代表的新生代科学的目标。这个新生代
科学还没有统一的名称，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非线性科学、生态主义科学、后
现代科学、时间性科学、整体性科学等等，都曾经被用来作为它的名字。名称的不
确定性正反映了它还没有完全成型，正处在激烈的动荡和整合过程中。
新生代科学的思想深处是向人文精神回归的强大趋势。把历史性、不可逆性、
内在性、多样性、整体性、不确定性、目的性以及解释学这些人文性的特征，引入
自然的描述之中，从而促成科学与人文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是新生代科学发
展的主旋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新生代科学家都听到了这个高亢的旋律。半个多
世纪来，来自几乎所有学科的科学家们共同推进新科学的发展，但他们中的许多人
只是以为自己在创造古典科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在寻求
古典科学的一个“替代”。我之所以把普利高津列为新生代科学的主要代表，不仅
因为他的工作十分出色，更因为他最自觉、最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深远意义。
在普利高津科学生涯的一开始，“时间的方向性”就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主题。
他自己坦言与他深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影响有关。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已使“突
现时间性”这个哲学理念的涓涓细流，汇成了“探索复杂性”的科学之大江大河，
正朝着“从存在到演化”的“新的理性”大海奔流。
普利高津时间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自然律”，一种“新的理性”形式。这种新
的自然律和理性形式，既是对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的古典科学的一种替代，也是
对“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纲领、数学化的价值普遍主义、工业革命、殖民市场和
掠夺自然等人类存在方式的一种替代。迄今为止的科学革命，真正说来只有一次，
那就是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所完成的那一次革命，爱因斯坦的工作仍然属于这个古
典的范式。我认为，新生代科学所指示的将是又一次真正的革命，与前一次一样，
革命也许得延续一两个世纪，而新生代究竟处在革命的前夜还是处在革命的高潮时
期，“身在此山中”的我们无法知道。
如果说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大地的太空化（地球成为宇宙飞船）
，那么新的科学革命所带来的就将是地球的大地化。新的科学范式不只表现在对自
然的描述上（由线性到非线性、由还原论到整体论、由简单性到复杂性等），更在
于引导人与自然一种新型关系的建立，它将推进由操纵性知识向理解性知识转变，
由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向维护自然作为母亲和力量源泉的神秘性转变；它将倡导顺
应自然的生活态度。我相信，普利高津这位当代最伟大的自然哲学家，以及他的新
生代的科学同行们，将会被历史地认定为这场科学革命的先驱，尽管他们像一切先
驱者那样总会遭到传统科学共同体的敌视，也无法真正摆脱自己的出身（比如人们
总要强调普利高津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原载《书评周刊》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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