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之忧思第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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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吴国盛著

第四编
绿色中国 路在何方
百年绿色之声
边缘状态的中国环保
豁出“生存”搞“发展”
环境问题的学理根源


      
   百年绿色之声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莽莽大地,亘古如斯,承载并守 护着生命的奥秘,绿色是她静默无言的承诺。在宁静而又悠远的岁月里,绿色作为 蔽护者隐而不显。正如没有黑暗光明便不开显,只是在黑色的东西涌来时,绿色才 变得这样醒目;只是在无穷无尽的黑色,气势凶猛地要吞噬大地上所有的绿色时, 绿色才发出了自己呼救的声音,才闪耀出它夺目的光彩。绿色之声升起于黑色的工 业文明铺天盖地之时。16、17世纪以来的欧洲,将全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命 运中。大地不再是神圣的生命之源,成了一个飘游着的物质星球──地球;人成了 主体,成了一切事物据以评价的尺度,而事物则丧失其神圣的自主性成了人的对象 和客体。工业文明开采地球,黑色的煤和黑色的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转化成开 发地表生命系统的能源,再转化成黑色的废气、污水和垃圾。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 经济体制携手并进:大工业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劳动,以批量化、流水线生产标准 化的产品,以新的能源动力和富含新技术的机器,成十倍成百倍地提高劳动效率; 市场经济则加速使钱转化为产品,使产品加速转化为钱,使货币和产品均处在滚雪 球式的增长过程中。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专业化、快节奏、高效率使 人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单面化。单面化的人的唯一功能即是建立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 支配、控制、征服自然的体系。于是,生命体系在人的意志伟力之下被逐步裂解。 为了得到能量、物资,为了支撑滚雪球一样指数增长的经济发展,工业文明不惜毁 灭整个大地生态系统。黑色的威力愈巨大,绿色的视野愈模糊;人类愈强壮,大地 愈萎缩。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始终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本身相 伴随,而且反思的角色大多由作家和诗人们承担。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们,目睹人 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新格局正在形成,忧心忡忡。在蒙田(1533-1592)的《散文集》 中,我们可以读到对自然的赞美和对人工的贬低:“让自然来驾驭我们的行动比让 我们自己来驾驭自己的行动更为安全。自负的臆测使得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本领归 功于我们的力量,而不归功于自然慷慨的施舍。”启蒙运动时期,在一片弘扬人类 社会无限进步的启蒙话语中,曾经响起过一个非常异样而刺耳的声音,这就是卢梭 (1712-1778)对科学和工艺进步的批判。他指出科学理性的进步,使我们偏离了 自然而纯朴的生活;他颂扬那些心灵纯朴、生活简朴的“高贵的野蛮人”,认为他 们身心健康,德行高尚。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也曾有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 -1834)提出人口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算术级数增长,这势必造成人口过剩和粮 食不足,导致社会动乱。德国浪漫派诗人和自然哲学家曾经试图营造一种新的自然 观。他们把自然看作一个活的有机体,每一部分都充满了活力,意欲有所作为;人 与自然的交流是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进行的,人进入自然的生命之中,把握到它的 内在的气息。这一有机论传统绵延不绝,一直伸展到20世纪,成为对工业文明进行 反思的强大的后备思想库。在英国,开浪漫主义先河的诗人柯尔律治(1772-1834) 和华兹华斯(1770-1850)最早以颂扬自然为其诗歌主题,人生的问题也融入自然 之中,他们强调大自然是人生欢乐和智慧的来源。在美国,爱默生(1803-1882) 发起了一个崇尚直觉、追随自然的超越主义文学运动,梭罗(1817-1862)即深受 其影响而写成了《瓦尔登湖》一书。1845年至1847年间,梭罗独自一人在康科德附 近的瓦尔登湖畔隐居,并尝试过一种自食其力、原始简朴的生活,《瓦尔登湖》( 1854)就是对这段诗意盎然的生活情景和感悟的记录。厌倦于工业化生活的忙碌和 单调的人们,越来越为《瓦尔登湖》那种独特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态度所着迷。梭罗 的时代,环境和生态问题并没有出现,但《瓦尔登湖》以其特有的魅力为日后的人 们准备了绿色的视野。现代绿色运动发起于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再向全球传播, 成为一项国际性的事业。在美洲这块印第安人世代呵护和安居的地方,生命茁壮, 生态稳定而繁荣。占领了美洲大陆的欧洲移民们,一开始并不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 这些移民本来就是新时代历史命运的产物,本来就是“扩张”“征服”、“开发” “开采”意志的象征,辽阔而富饶的土地只是他们开发的对象。于是,蛮力肆虐于 粗放的土地开发之中。19世纪后期,美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对无限开发土地的“壮举” 进行反思,并逐渐形成了现代绿色运动的第一个形态──自然保护运动,运动的领 袖是约翰·缪尔(1838-1914)。这位热情洋溢的博物学家,美利坚的徐霞客,徒 步走遍了中西部地区,为山川景色的美丽所倾倒。他边走边写,就用自己的一支笔 唤起了人们对荒野之美的感觉,唤起了民众对自然的保护意识。在他的敦促下,从 1890年开始,美国政府陆续建起了自然保护区式的国家公园。1892年,缪尔创建了 著名的西拉俱乐部,以进一步推动群众性的自然保护运动。1894年,缪尔第一次结 集出版了《加利福尼亚的山》,书一问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自然保护运动的队 伍因而迅速壮大。1902年出版的《我们的国家公园》,集中显示了缪尔多彩多姿的 文笔。以其对美丽风景丰富但又时而文采四射的描述,对植物、树木和岩石博学的 编目,对自洪荒时代以来沧海桑田的直觉的再创造式的地理叙事,对圣经以及他所 喜爱的作家──爱默生和梭罗的多次征引,缪尔吸引了现代读者的注意力。评论家 说:“任何怀疑写作之威力的人,只要看看约翰·缪尔所取得的成就,就会深信不 疑了。”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然保护运动,通过利奥波德(1887-1948)的《沙 乡年鉴》(1949)而在思想深度上迈进一个新境界。作为一个林业生态学家,利奥 波德在描述荒野之美时更多的引入了从前还不为人熟知的生态的眼光。在沙乡的一 个小木屋里,利奥波德记录了在一个四季的轮回中,自然界各种生命是如何的彼此 折射辉映,如何的相生相长、生态共荣;在博物学的旅行中,利奥波德目睹了生态 失调的恶果。这部土地伦理学的开山之作,由于批判的反思了自然保护运动中以人 为本的功利主义原则,力倡与美国传统的征服精神大相悖离的土地伦理,其思想大 大超前,写出后一时竟找不到出版社出版。然而,该书的深刻的思想价值一旦被充 分意识到,就立刻无可争议地成了绿色圣经。战后的美国,集中了全世界最先进的 科技人才和最雄厚的资金财力,创造了历史上最空前的经济奇迹和科技奇迹。1969 年7月,美国的宇航员登上了月球,踩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令美国人“感到自 己象巨人一样”(里根语)。然而也是在这个60年代,这个富足社会里的一切毛病 空前集中的大爆发,黑人民权、女权、反战、红色风暴;也是在60年代,现代绿色 运动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形态──环境保护运动,其划时代的标志是卡逊(1907- 1964)的《寂静的春天》(1962)的出版。就像斯佗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引 发了南北战争,《寂静的春天》引发了整个现代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它通过揭 示DDT杀虫剂所造成的化学污染,一下子就激发了美国人民的环境危机感。它不仅 是一般的揭露环境污染,而且把矛头指向了人类久已习惯的“征服自然”的观念, 指向了由这一观念派生出来的现代知识体系和工业体系以及科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盟。 正是这些极度反传统的思想,激怒了许多有头有脸的社会中坚,作者蕾切尔·卡逊 因而遭到了主要来自化学工业界的猛烈攻击。但是,猛烈的攻击最后转化为一场关 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全民大讨论,生态的概念反而得以深入人心。整个60年代,生态 学变得非常流行,大量的著作涌现,大量的群众团体参与,以至到了1970年4月22 日,全美群众2000多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境示威游行,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世 界地球日”。   在这些日渐增多的环境问题著作中,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自然、人与技 术》(1971)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它从生态学角度揭示现代技术对生活环境的副作 用,把矛头直指现代技术,直指西方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读来发人深省。《纽约 时报》曾这样评说:“如果美国总统只读一本书,就应该读《封闭的循环》”。   1972年,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6月5日,联合国人类 环境会议在瑞典的斯德格尔摩召开,揭开了环境运动进入决策层的序幕,6月5日后 来因此成为“世界环境日”。两部重要著作的问世,也使这一年成为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一年。   第一部著作是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委托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 行星的关怀和维护》(1972)一书,它实际上成为大会的基调报告。这本小书概括 了地球行星的生物圈概念,以及它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一个庞大的国 际性的专家通信小组为准备此书做出了贡献,实际上是一次国际合作的产物。书的 问世借着联合国大会引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第二部著作是《增长的极限──给罗 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1972)。如果说《寂静的春天》是以其吸引公众的注意 力而著称,那么《增长的极限》则是以其科学上的说服力、数据的冷酷性,震惊了 身居要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它促使人们思考地球的有限性、以现有速度开发资源 的不可持续性。尤其在学术界震动最大,推动了一场学术范式的变革。60年代以来, 环境运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现代知识体系的各个层面,佳作层出不穷, 举其要者,在建筑设计方面有麦克哈克的《随自然设计》(1969),在经济学方面 有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1973),在女性主义理论方面有麦茜特的《自然之 死》(1980),在绿色观念方面有卡普拉的《转折点》(1982),在生态学的前卫 思想方面有拉夫洛克的《盖娅》(1979)、迪瓦尔的《深度生态学》(1985),在 生态伦理学方面有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1986),在消费观念方面有杜宁 的《多少算够》(1992)。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 是“可持续性发展”这一概念的发源地,也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先导 研究项目。它可以称为关于可持续性发展的第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宣言。百年绿色之 声,回荡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因我们一心奔现代化的劲头十足而显得特别刺耳。但 有见地的出版家依然把绿色选题当作本世纪留给中国出版界的最后一个文化制高点, 吉林人民出版社为了抢占这个制高点,新近推出了《绿色经典文库》,选取世界绿 色运动史上的这些优秀图书,以催生中国的绿色思想,深度传播绿色精神,诚焉壮 哉。    (原载《地理知识》1998年第5期)

      
      
边缘状态的中国环保   我们中国人对环保这件事情不能说完全不理不睬,有时候也提到相当的高度予 以重视。可是,我们中国的事情太多了,什么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什么国企改革、 住房养老,什么法制建设、贪污腐败,问题成堆,都不太顺。所以归根到底,事情 要分个主要次要,解决问题得一样样来。照我看,这样一想的结果就把环保问题自 然而然的归到了次要的位置。为什么呢?环境保护既是“保护”,那就必然只是一 种边缘话语,因为“保护”总是对弱者的保护,对弱势人群的保护。什么保护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残疾人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劳动保护等等,都属“保护” 一族。对一个社会来讲,弱势人群总属于边缘人群,对他们的保护,只会是插曲和 修饰音,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主旋律”。我们现在大干现代化,有多少事儿要干! “发展”是硬道理,“增长”才是主旋律。在业已形成的这种思维定势的支配下, 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一直处在边缘状态。广大老百姓觉得环保这个事情离我们还远 着呢,先吃饱肚子再说;等到肚子吃得已经很饱了,有些人甚至已经撑着了,大家 还是觉得问题离得很远,继续放黑烟、排污水、砍林木、吃野物,甚至大用特用一 次性筷子、一次性塑料袋塑料饭盒,搞得森林受损、白色污染泛滥。当政者、决策 者也一样,他们很理直气壮的说环保应该服务于经济增长这个大局。于是,有些地 方,大上快上高污染、高能耗、粗加工、低效益的项目,环保部门都没有办法制止。 人家行政首长要的是以“增长”为标志的“政绩”。这几年,群众开始有觉悟了。 城里的居民眼见得天空一天灰似一天,河水一日脏似一日。王小波在一篇文章中说, 他小时候住西单,晴天从楼顶上能望得见颐和园的佛香阁,长大了住海淀,反而不 怎么能看见了。淮河边上靠办小造纸厂发起来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没有水喝了,生出 来的孩子也有怪病。靠砍树一度发家的山民们,在破坏了自己的周边环境之后,又 重新沦落贫困线以下,而这一次脱贫可就难了。在血的教训面前,群众有觉悟了, 可是,其它阶层的人们,觉悟却未见有大的提高。据统计说,“在中国环境状况不 断恶化的情况下,报纸批评性报道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明显地下降了”,足见新闻 界的环境意识没有多大提高。我们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很少把他们的兴趣焦点对准 环境问题。那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还是把“增长”作为他们的研究主战场,并没有 严肃的对待“增长的极限”,没有去发展绿色经济学,没有去研究绿色GNP指标体 系。人文学者们热衷于谈论市场大潮下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忽视了现代化浪潮之下 绿色与生命的飘逝。考评行政者的“政绩”,似乎也未见全面推行绿色指标评估法, 因此,对行政当局的决策,依然缺乏有效的生态阀门。中国环保的边缘状态没有改 变。   (原载《南方周末》1998年7月24日第10版)
   豁出“生存”搞“发展”   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但“发展”意味着什么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思考。 大家想得比较多的是怎样搞“发展”,怎样大搞快搞“发展”,各式各样的“发展” 研究都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发展”本身意味着什么想得不多。一万年太久,只 争朝夕,来不及想这个问题。发展是一个线性的概念。老子讲道,曰大曰逝曰远曰 反,前几阶段讲的确实是“发展”的道理。不过,他强调最终要“反”(返),要 周而复始。单纯的线性发展不合“道”理。循环是自然的基本模式:日出日落,潮 起潮落;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从早上算起,太阳越升越高,地面气温越 来越高,呈现线性发展的局面,但这个局面并不持久,太阳并不是越升越高,没完 没了,地面气温也不是越来越高,没完没了。太阳终要落下,气温终要下降,为下 一天的上升再做准备。可见发展只是循环的一个部分,它从属于“循环”这个宇宙 间的大“道”理。把“发展”夸大起来,一味的线性推进,超越了“循环”为它规 定的“度”,则将对整个循环事业构成威胁。生命也是一个循环。从大的方面讲, 生生死死构成循环,“死亡”乃是生命的一个形态。正因为生死相因,才令物种不 灭,人类不灭。从个体的方面讲,人有生长时期,有鼎盛时期,也有衰老时期。从 一个胚胎开始,发展率先成为主旋律,人体越长越大,体能越来越强。但这个“发 展”时期并不无休止的进行下去。人到中年开始走下坡路,这时候还想继续早先的 发展趋势是不可能的,如果刻意求之,则会有生命危险。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追求人 体体能的无尽的“发展”,已经酿成而且会继续酿成悲剧。它的口号“更高更快更 好”显示了这个时代“发展至上”的主题。我记得有不少这样的文章,在谈到跳高 记录不断的被刷新之后,总是暗示这个记录还会被不断的刷新。如果你光是回顾短 短百年的奥运史,那的确可以见到一幅跳高记录线性增长的景象,但是我们不能因 此而忘了,人这种体能极其有限的动物在地球引力的牵制下所能跳起的高度肯定是 有极限的。跳高记录再怎么刷新,人总不能像某些神功里所说的那样跳起10米、 100米高吧。人类体能总有极限,可是奥运会却鼓励人们不断向这个极限挑战,鼓 励跨越这个极限。开始的时候,运动员的体能尚有许多余地,这种挑战确有成绩, 但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效益递减”。可是奥运机器已经开动,“更高更快更好” 的旗帜已经祭起,怎么办?只有动用那些助“发展”助“增长”的药物了。这恐怕 就是像兴奋剂之类一再被引入体坛而且无法根绝的根本原因。人们也许不难发现,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全人类的健身运动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它完全受制于“发展 主义”的逻辑,在生产一堆金牌的同时,生产了一堆身体有严重缺陷的金牌明星。 当然,它确实是当代工业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所谓的体育产(工)业。发 展是现代性的主题,它渗透在今日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到 意识形态。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领域一直奉行“发展是硬道理”,政治领域奉行 “落后就要挨打”。开头的启蒙时代,“进步”的观念、“发展”的观念如日中天, 在许多学术领域亦有表现。80年代国内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界就宇宙有限还是 无限进行过十分热烈的争论,我也是当时的参加者,同情大爆炸理论(有限说)。 我记得当时宇宙无限论者一再强调,从天文学和宇宙学的历史上看,我们所认识到 的宇宙的尺度是越来越大,而且随着望远镜能力的越来越强,这个尺度还将进一步 变大,并没有什么界限可言。这个说法禀承着一整套实证主义的“硬事实”线性积 累的科学发展观,让对手难以应付,因为当时许多宇宙无限论的批判者也不自觉的 因袭了这种发展观。我后来意识到,宇宙的尺度根本不是单单由望远镜看出来的, 宇宙学史也不能描述成望远镜口径不断变大、宇宙视野不断变广的历史。望远镜里 只能看到一个二维的平面相,由这个平面相过渡到三维的空体空间需要理论。宇宙 无限观其实是牛顿理论设定的,并不是由大量的宇宙观测所证实的,倒是无限观支 配着200多年的天文观测史(望远镜口径的不断扩大);同样,相对论宇宙学设定 了某种有限观,也正是这种有限观支配着今天的天文观测(如对红移的观测)。“ 观察渗透理论”这个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命题唤醒了“线性发展观”的迷梦,我开 始相信,任何科学的“进步”都是在一个范式之下展开的,突破范式则无所谓进步。 “发展”有“度”。无“度”的发展主义就是癌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癌症” 意味着“没治”。其实,癌症的生理学含义是细胞增殖失控,即某些局部的细胞组 织疯狂的、无休止的增殖、分化和“发展”,抑止不住。可见,无度的“发展”才 是癌症的本质。一个健康的生命机体,其生长和“发展”遵循机体固有的增殖规则, 它均衡、有度,但某些细胞的增殖失控,就会长瘤、令机体致癌。地球是一个有机 体,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有机体,某种单一的因素极度膨胀,无法抑制,使整体的平 衡打破,则机体就生病。如此观之,现在的“全球化”恐怕不是一个好兆头,它究 竟意味着癌症早期还是晚期,还不好说。现代性也创造了一套关于“生存”与“发 展” 的话语。在发展主义的逻辑中,似乎生存是个底线,而发展总是对生存进 行“锦上添花”。此看法远没有看出“生存”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 一定的限度内,发展是对生存的完善和促进,但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发展就反过来 构成了对“生存”的威胁。存在(生存)为了展开自己的各种可能性,总是要有所 站(绽)出,但每一次绽出都必得以对存在本身的持守为前提。对存在本身的持守 并不是对某种“东西”的执着,因为“存在”并不是某种东西,相反,持守存在本 身不过是指,在绽出的同时保留回溯的可能性,即能“返”。一味的绽出,则使存 在本身沦于被遗忘,从而使绽出作为存在的显身本身丧失了根据。发展是一种绽出, 它必须受制于生存(存在),作为生存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相反。无度的发展主义, 必导致对生存(存在)的彻底遗忘。“生存”被置之度外,这是发展主义的必然结 果。发展有度,有临界点,越出度,接近或超过临界点,就会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 这个“度”既包括规模也包括速度。地球生态系统有一定的吐故纳新、自我修复的 能力,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排放废物和垃圾,她可以消化接受,超出她的能力,就 会损害大地生态系统(盖娅),破坏生态平衡,引发生态灾难。此外,盖娅是一个 处在进化之中的具有时间性的存在,因此其生命循环有一定的节律和周期,顺从其 节律,在其周期之内的吞吐行为能够被她消化,过快过速的变异则不能纳入其大循 环之中。曾有人设想,按照进化的原则,我们人类可以适应被我们自己大量污染了 的环境。也许若干年后,今日被视为污染了的空气和水到那时就是洁净和正常的了, 而今日所谓洁净的空气和水却成了毒素,就像地球生命系统进化的早期,氧气这种 今天的“养命”之气对当时的生物“厌氧菌”来说就是毒气一样。这个设想抽象看 来是可能的,但只要考虑一下生命进化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它就是荒谬的。 地球大气由还原大气变成氧化大气花了几十亿年,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在内适应今天 的大气和水体环境也花了数千万年。工业化文明改变大气和水体环境却只花了几百 年甚至几十年,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要让人类以及其他生物“适者生存”下去是完 全不可能的。“发展”太快,人类所系的地球生态系统来不及适应,就可能被进化 给淘汰了。在临界点附近,生存与发展已然冲突。“生存”还是“发展”,这是一 个问题。   不同的生态系统有不同的临界点。对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而言,这样的临界点 与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有关,与臭氧层空洞有关,与物种的大量灭 绝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有关。这个临界点关涉的是整个人类甚至全部现存物种的安 全,可能离我们还远一些,但也不是太远。向以天下为已任的中国人对此不能无动 于衷。对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小生态系统而言,这样的临界点与森林砍伐、水土流 失、沙漠化和干旱有关,与大气环境质量有关,与水体污染有关,与二氧化硫的过 量排放造成的酸雨有关,与有毒(微毒或剧毒、短效毒或长效毒)化学品及有害废 物的扩散有关。这些局部生态系统的临界点离我们非常之近,一旦达到或超过临界 点,就会发生生态灾难。今年长江的大洪水是已经应验的生态大灾难,今年10月的 开头几天北京市和郑州市的大气环境则濒临环境灾难的边缘。由于无度发展对生存 带来的威胁,就我国的生态系统而言,已不再是未来的、长远的可能性,而是眼前 的现实。各国国情不同,生态系统的临界点高低不一。我们中国,这个点十分的低, 非常清楚的看得见,非常容易的够得着。先看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号称地大物博, 但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沙漠、戈壁、冰川和石山,属无法利用的土地。森林覆盖率很 低,只有13%多。近一半的国土水资源贫乏:占国土面积45%的西北半壁年降水量 在400毫米以下,蒸发远过降雨;占全国耕地总数40%的黄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流 域,径流量只占全国的6.6%。两千多年的农耕文化将黄河流域的植被破坏殆尽, 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黄河文明终于跨越了其生态临界点。今日黄河流域频繁的旱灾洪 灾,就是这一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的表现。宋代以后长江流域开始遭受大规模的生态 破坏,上游毁林开荒,下游围湖垦田,今日长江水患也显示了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已 遭受致命打击,有重蹈黄河文明之覆辙的趋势。总的来看,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非 常脆弱,不大经得起折腾。特别要命的是,我们还“人口众多”,而且会越来越多, 生态系统随时都可能不堪重负。这样的生态状况,真可以说危如累卵,千钧一发。 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没有像玛雅文明那样消失已是万幸,天不亡我,当好自为之。 再看环境污染。几十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基本走的是粗放型发展道路,高能耗、高污 染、低效率,加上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使得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陷于严重 的环境污染之中。80年代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发展,本来局限于城市的污 染迅速向农村蔓延,形成了举国环境恶化的态势。从1990开始,我国每年发布上一 年度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首次公报指出:“1989年,我国的大气环境总体是 好的,污染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我国大江大河的水质基本良好,流经城市的河段 污染较重;我国大部分海域水质尚好,本年赤潮灾害较重;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和功 能区噪声普遍超标;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理利用水平较低,堆存量增加,占地面积扩 大。”到了1996年,环境公报开头就说:“1996年,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 仍在发展,并向农村蔓延,生态破坏的范围仍在扩大。”整个90年代,每年的环境 公报差不多都重复同样的措词:“局部有所控制,总体还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 中国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在许多方面、许多地区已经徘徊在临界点附近。城市的大气 污染有目共睹,尽管当冬季煤炭取暖系统启动又加无风天气时,城里呼吸系统疾病 患者是否增多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材料,但不好受是城市居民都有切身体会的。广大 农村的污染可举淮河流域为例。当地民谣唱道:“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 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80年代以来,由于大办小造纸、 小化工、小印染、小制革等严重污染的工厂企业,只用了10年,淮河流域就迅速越 出了环境临界点。大多数河段,黑浪滚滚,恶臭冲天,鱼虾绝迹,树木枯死。两岸 3公里内的浅层地下水全被污染,用那里的井水浇菜菜死,人喝了生病,生出来的 孩子怪胎多。到了94年,中央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治理淮河,并制订了2000年让河 水变清的七年规划。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恶性污染水系不止淮河一处,辽河、海 河、太湖、巢湖和滇池(所谓三河三湖)都是工业污染的重灾区,都达到甚至超过 临界点。与河流污染相媲美的还有海洋污染,以渤海为最。90年曾经发生两艘外轮 相撞致使1300平方公里海域遭污染的事件,当时300平方公里海域发生赤潮。实际 上,由于沿渤海地区大力“发展”高污染工业,渤海近岸海域的污染已经到了临界 点。今年9月又发生大规模赤潮,直接损失3.7亿。由于渤海相对封闭,自我修复 和更新能力有限,海洋专家认为,照现在这样的污染规模和速度,到21世纪初,我 们就能够把渤海变成一个死海。等到渤海成了死海,再要将其救活,起码需要300 年。生态临界点达标的地区很多,比如西北部沙漠地区,这是祖先留下来的,没有 办法。但我们这一代的过度开发,也不断促使更多的地区向临界点逼近。93年5月5 日,西北地区特大沙尘暴,数十人死亡或失踪。93、94年内蒙阿拉善盟地区接连发 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沙暴,直接经济损失3.5亿元,间接损失15亿元,死亡失踪111 人。今年4月中旬,内蒙古西部又发生特大沙尘暴。屡屡出现的沙尘暴,只是表明 当地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一再崩溃。除了沙漠化带来的尘暴外,洪灾也与 生态破坏直接相关。今年给全国人民留下深刻印象的长江大洪水,实乃中水大灾、 大水特大灾。道理极其简单,由于上游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下游围湖垦田、 湖面缩小,令长江水系重要调节器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湖底升高、容积剧减,大水压 力全由长江干堤承受,以致灾情被放大加重。这次水灾提醒我们,长江流域的生态 临界点也遥遥在望了。但发展仍是我们的主旋律,发展主义仍然弥漫在今日社会生 活的一切领域。城市搞发展,城区规模越搞越大,却不知尚有多少水资源可供利用。 古城西安长期超量开采地下水,城区大面积沉降,有1300年历史的大雁塔下沉1198 毫米,倾斜1米多,明代钟楼下陷399毫米,基座开裂,以致人们担心古城西安会成 为古楼兰的翻版。农民搞发展,化肥农药狂施滥用,但求增产高产,却不知包括农 民在内,所有中国人的食物中有害物质含量都已经超出我们自己的国家标准。全民 致富的号角已经吹响,发财的欲望已经被煽动起来,但相应的制约措施未及时到位, “度”的理性未能控制住“发展”的热情。经济学家们到处为“大干快上”出主意, 即使意识到了环境问题,也是以可持续“发展”应付,附和生态问题的,就讲生态 “效益”。总之还是“发展”,还是“效益”。他们说,生态问题是发达国家的问 题,是后现代的问题,我们眼前要紧的是发展。殊不知,就中国人口和资源的国情 而言,生存才是头等大事,一切发展研究都必须围绕这个头等大事而展开。现在的 许多地方,实际上是一副豁出生存搞发展的架势,不管不顾地向生态和环境的临界 点冲刺,只要有效益和经济增长就行。今年的长江大洪水对这种发展态势有多大的 警醒作用还不好说,因为发展主义甚至在理论界都没有引起反思。俗话说,“不见 棺材不落泪”,又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令人担心的倒是,沉迷于发展主义 的美梦中的人们,亡羊亦不补牢,见了棺材也不落泪。   (原载《读书》)
环境问题的学理根源   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民群众的重视,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但我们的大政方 针尚未依照环境问题来加以调整。何以故?我认为,除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制 约之外,我们的思想观念尚未转变也是重要的因素。观念没有转变过来,想调整大 政方针也不知道如何调整、往什么方向调整。而主流社会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 首要的责任在我们的理论界、学术界和思想界,他们并未从学理上讲清楚,为什么 环境问题如此重要,环境问题为什么必须放在一个首要的位置加以考虑,并依此制 定我们所有的社会发展计划?这方面思想资源的匮乏,已经使环境保护的努力面临 两个极端的后果:一方面在多数人那里遭到冷遇,一方面少数环保爱好者流于情感 性的挥发。   一切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张,浅层的根据是保护人类这个物种自身的生存和延续、 维护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深层的根据则来自对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 科学的价值的理解。浅生态思想和深生态思想各自都在环境保护运动中发挥着作用。   浅生态思想明白易懂,而且可以在操作层面诉诸现代科学和现代政治经济制度。 浅生态伦理学是功利主义伦理学。按照生态科学的理论,整个地球上的生命构成了 一个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生态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成员荣辱与共。人类这个物种 如果过份的发展自己的需求,严重损害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那么到头来,人类自 己也会咎由自取。有人说,人类仗着自己科技的厉害,能掐会算,物种灭绝之后我 们可以创造物种,生态破坏之后我们可以创造生态。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人类也许 会在一系列无法预料的事变中陷于灭顶之灾。我们可以把浅生态思想分为经济学和 社会学两个层面:   1,如果我们不顾生态规律,一味掠取自然资源,以获取眼前的经济效益,这 个经济效益将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而效益递减,直至不再有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 这种发展经济的做法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运用生态学规律和经济学 规律,合理的规划自然资源的保护、约束自然资源的使用。在这个问题上,只顾眼 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是 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我国目前在这个理论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但相关政策实 施起来阻力很大。各个阶层风行“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思想,其社会历史和 现实政治原因有待研究。   2,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了,口袋里有钱了,但空气变坏了,水变坏了,蓝天不 见了,绿地不见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变糟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这是不 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呢?发展经济也好,保护环境也好,必须服从全体人民的幸 福这个最高目的。再说,环境搞坏了,人民的身体健康遭到损害,医疗费用指数上 升,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同时,投资环境恶劣了,经济发展的后劲也没有了。我国 目前在这个理论层面上尚未达成普遍的共识,大家还是比较相信“发展是硬道理”, 经济搞上去之后再来净化环境的观点还相当有市场。再说人们更相信眼前看得见的 经济成果,不太相信将来环境会坏到哪儿去。要是让他们出于整个民族的利益考虑, 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也要保护好环境,他们多半是不肯的。   浅生态思想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它通过诉诸科学理论和人类 切身利益的损益,唤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对富有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人而言, 这一思想容易得到响应。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它虽然对于保护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 源比较有效,对无经济价值的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资源则不怎么有效。濒危物种的保 护工作者经常碰到一些很善良的人们问道:“保护这些动植物究竟有什么用?就算 它们没保住,对人类也看不出有什么危害呀!”回答这些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 的问题,要求听者耐心、用心,要求他们回到对生命本真的感受中。在这个匆匆忙 忙、心浮气燥、生命早已飘逝的时代,回答这样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深 生态思想家的使命��他们以生态问题为契机,重新营造耐心、用心的生活气 氛,召唤对生命的本真感受。   深生态思想是从超越浅生态思想开始的。以人类幸福为目的,以科学技术为手 段,这样的生态保护思想是否可行呢?深生态思想家对此表示怀疑。   1,“科学”合理的安排自然资源的使用,固然有可能导致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但也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在生态学史上每每出现人算不如天算的尴尬局面。 本世纪初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为了保护亚利桑那州北部森林中的鹿,大肆捕杀狼。 结果,鹿过量的繁殖,小草和树木都被吃不了,绿色植被急剧减少。植被一减少, 鹿就大量的死亡,结果森林和鹿都没有保住。本来狼吃掉一些鹿,可以控制鹿的种 群数量,而且吃掉的都是一些病鹿,反而有效地控制了疫病对鹿群的威胁。老罗斯 福本来想“科学”合理的保护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结果并没有保护住。对“科 学”安排的过分注重,建立在古典科学的决定论之上。当代非线性科学表明我们的 世界本质上是一个非决定论的世界。对科学的过分依赖,与最新的科学精神也不符 合。科学的方案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能起的作用将是有限的、非本质的,端正人对 于自然的从属关系,确立“道法自然”的思想才是关键,科学所能发挥的有限作用 也需要以此为前提。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此层面的思想,目前认同不多。   2,以人类幸福为目的固然不错,但人类对幸福的理解可以多种多样。美国那 种高消费、高能耗但通过向别国转嫁环境熵依然保持优美环境的幸福生活,是否是 全人类应该追求或者能够追求的模式呢?人类幸福的追求不能求诸于外,只能求诸 于内。知足者常乐,其乐融融。与天下万物和睦共处,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这方面的思想非常丰富。但是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许多此类的思 想被当做阻碍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绊脚石一脚踢开。今天恢复这一层面的思想难度更 大。   我相信,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浅生态思想与深生态思想完全可以相互支持。 我特别盼望中国的深生态思想家队伍早日成熟壮大起来。   原载《中国文化报》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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