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冷峻反省

特别感谢作者吴冠军先生寄来大作　　

　　　　　　　　　　　　　作者：吴冠军

　　数字科技领域，也被称之为“信息科技”领域，作为二十世纪人类高科技的最
前沿地带，成为了技术专家们活跃的舞台。一双炯炯有神的深邃的眼睛，加上频繁
闪烁跳跃的电脑屏幕，以及果断迅捷的击键声，勾勒出了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轮廓
与风采。传统的架着厚厚镜片，总坐在图书堆中，埋头从事思想学术研究以及社会、
文化批判的人文学者形象正渐渐从人们的印象中消逝隐退。当然，在“信息科技”
领域里也并非完全没有从事文化、“理论”研究的人，他们就是被称之为“未来学
家”的那些声名远播的大师们。他们用其独特炼就的文化敏锐力以及思维想象力来
为人们分析、描绘即将到来的时代景观与未来的潮流趋势。为什么以往的最具批判
与反思精神的学者和思想者会在这最新领域里悄悄退位，把知识分子的桂冠拱手让
给了技术专家与未来学家？带着这个问题我展开了对由数字科技飞速进展而正在降
临的数字化时代的文化探索与意义反思。前些时不经意地在图书馆翻阅到名不见经
传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著作的《信息崇拜：计
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一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细读之下
不由得拍案连连，长赞不迭。

　　在技术专家与未来学家们的竭力鼓吹宣传之下，“信息”的概念不知不觉进入
了大众媒体中，倍受人们推崇。而罗斯扎克在其著述序言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在四处可闻的关于‘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等花哨而不严谨的话题……只不
过是广泛传播的大众崇拜的咒语罢了。如同所有的崇拜，信息崇拜也有意借助愚忠
和盲从。尽管人们并不了解信息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信息，
却已经开始相信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周围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成
为信仰时代的‘真十字架’：救世主的标志了。”（序言1~2页）作者认为，造成
今天这种对“信息”的狂热崇拜现象，技术专家与所谓的未来学家在其中扮演了极
为可耻的角色。他指出“未来学”只不过是庸俗社会科学、星期日副刊通俗文学和
预言的笨拙的混血儿。其特点是轻松愉快地描述未来世界，并把这种广告宣传抬高
到学术研究的水平。“未来学家”们的著述中通篇充斥着迎合时好的言语、荒唐可
笑的陈词滥调、骇人听闻的大惊小怪以及华而不实的诱人预言。而技术专家们则扮
演了推销员的角色，因为计算机行业的走俏是他们职业的命脉，他们本身已成为“
信息经济”的一部分，他们已习惯于为新闻界、为大众、为投资代理人推测令人惊
讶的“大趋势”，而这类的报道则有效地为计算机未来发展的计划输血打气，帮助
售出股票和吸引投资。在这样的“信息崇拜”浪潮下，教授人们怎样“读书、求知、
立德和怎样处世”的人文知识被抛弃在无人问津的老图书馆里的泛黄书籍中。《信
息崇拜》一书中讨论到的领域相当多，从经济、文化到政治、教育，无所不谈。但
通览之后，便会凸现出一个清晰的主题：在当今对“信息时代”的狂热崇拜下，怎
样摆正计算机与人类的关系地位，始终对现代科技以及科技理性的发展保持着冷峻
的反省？

　　◎“科学的共识”

　　自本世纪五十年代，控制论与信息论相继诞生后，它们的奠基者维纳与申农或
许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开始缔造一个宏大的“计算机神话”了。起因似乎很有
巧合的味道，只因当时这些关于自动、通讯等极为专业艰深的理论正好得到来自另
一科学领域——生物学戏剧性的支持。1952年微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宣布他们已
经解决了现代生物学最重要的问题，破译出了隐藏在DNA分子结构中的“遗传密码”
。“密码”这个词汇用得相当巧妙，令人马上联想到信息论中的“信息的编码”，
而且还令人想到英国第一台计算机的用途——破译德国的密码。不久DNA分子就被
普遍认为是某种微型控制论机器，它们储藏并处理极微小单位的、经过化学编码的
信息。据称，这些经过编码的信息控制着生物体复制的不连续的过程，当载有全部
编码的两条螺旋体被解开时，携带的信息将按储存单位一段段地解读，如同计算机
的记忆存储器解读其中的字符串一样。虽然实际上DNA的“程序”远没有那么简单，
但在“新生物学”突破的初期，似乎维纳的“控制论机器将更接近人”的假设被肯
定了，控制论和生物学找到了共同的基础。在随后的时间里，不知是科学们有意还
是无意之举，计算机领域的用语总和生物学语言息息相关，或者互作比喻。“反馈”
、“病毒”（VIRUS）、“人工智能”（AI）、“记忆”（MEMORY），甚至“语言”
（比如BASIC、PASCAL之类计算机编程语言）等等诸如此类的大量的拟人化的词汇
成为了计算机领域的基本术语。并且计算机因其处理速度不断得到发展提高而被赋
予了进化论的解释，计算机似乎变成了地球上新的“物种”，一种会同人类进行“
共生的进化”（凯梅尼语——BASIC语言的发明者）的“智慧物种”。人们开始习
惯地认为，不仅自己的基因，而且自己的意识和个人的心理也都是“程序化”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计算机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行政部门、公共机构、
教育部门、科研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家庭生活等全方位的社会生活领域中都出现了
计算机的“身影”。大量拟人化的用语使计算机成为了一种非常“聪明”的智慧生
物，人类的新的好伙伴。它们会精确地“思考”，会“对用户友善”，还可以人机
“对话”，计算机还得到一个很不赖的昵称——“电脑”。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中，
人们发现，“电脑”的逻辑运算能力已经远非人脑可及，而且电脑不象人脑那样经
常会将过往信息“遗忘”。电脑给人以任何时候都可充分相信和依赖的绝对“理性”
的形象，而人脑则常常会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从而便有一种不百分百可靠的感
觉。不知不觉中，人们对计算机的心情从崇尚到崇敬最后变成崇拜，在计算机面前，
人类似乎已经变成一种具有各种缺陷的失败的存在。

　　1997年5月11日，当一台名叫“深蓝”的电脑将棋盘上的一个兵走到C4位置时，
人类最了不起的棋手卡斯帕罗夫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自己输了。世纪末的一场人机大
战终于以计算机的微弱优势取胜。似乎自计算机诞生的那一刻起，人类失败的命运
已然注定，以“摩尔定律”揭示出的发展速度（十八个月计算机运行速度提升一倍）
而飞速地“进化”着的计算机在短短几十年间便代替上帝而成为了一个新的神话。
在许许多多的场景中，计算机已成为主角，而坐在计算机前无声地操作的人则如同
一个个卑顺的仆人等待接收机器发出的指令。

　　罗斯扎克在其著述中反复指出，生物学和计算机领域找到共同“理论基础”甚
至开始互为隐喻是本世纪科技界的最大的可悲巧合与误会。大批技术专家和未来学
家趁此机会给计算机披上了“智慧”的彩衣，并预言计算机将是一种“超越人类智
慧”的“胚胎”。但其实计算机始终只是在拙劣和机械性地模仿人类的某些思维能
力。罗氏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计算机科学与计算机‘智能’是极大地借助了数学
的神秘性才赢得在大众文化中的崇高声誉的。”（见101页）从毕达哥拉斯到柏拉
图一直到笛卡尔、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上，数学一直具有很高地位，被认为是真理
的化身与理性的表征。人们从对数学思想的迷恋进而产生对数字与数学逻辑结构所
具有的明晰性的景仰。而现代的信息论与控制论不但使数学逻辑结构得到了某种新
的发展，同时也继承了自毕达哥拉斯始的数学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神秘主义色彩。在
那个神秘的“方盒子”里，人们根本看不到计算机是如何处理信息及进行复杂运算
的，没有中间步骤，只有快速而精确的结果。但罗氏指出智力活动并不就是计算过
程，所谓的“人工智能”一旦超出纯理性的界限，或者试图把纯理性的规律向现实
世界推广，便会立即显出数学逻辑的众多局限。在此他举了一个真实的研究项目作
为例子——去户外取报纸。某人想了解新闻，他会走出门，拿起草坪上的报纸，然
后带进屋来，如果屋外在下雨的话，他便会穿上雨衣去取报纸。现在如以计算机编
制一个有效程序，以合理步骤确定是否在下雨，雨有多大，是否要穿上雨衣去取报
纸。似乎是小事一桩，但“聪明”的计算机要完成这件小事则需要编出很长并且很
详细的程序，而且肯定会有许多漏洞（BUG）。如果还可以选择雨伞，或者预测淋
到何种程度才选择打伞或穿雨衣，那么该程序很可能就会是一个谬误百出的大杂烩。
这是个极有深远意义和嘲讽意味的真理，“我们可以拥有一台能把大师将死在象棋
棋盘上的计算机，但这台计算机也许还没有聪明到懂得如何避雨。”（见114页）
在数理逻辑语言方面时刻显示出惊人才华的计算机却在需要用常识和“自然语言”
处理问题的领域变得异常的愚笨不堪。这清楚地说明了，计算机的模拟思维方式和
人类的实际思维方式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人类的思维通常具有突发、随意和模糊的
特征，它能不加思索地认定从门前草坪上拿回一张湿透了的报纸早已毫无意义，因
而改成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人类的这种思维特征便赋予了一些计算机也许永远也
模仿不来的功能，比如直觉、判断力、创造力[1]等等。计算机的运算过程不是“
思维”，更无法上升到“思想”。“思想是一种哲学观念，它是从经验、感受和形
而上学的信念中滋生出来的。思想不能被简单地评价为对或错，它只能被评价为诸
如明智或愚蠢、幼稚或成熟的、合乎道德或者邪恶。”（见109页）计算机这种根
据严格的数学规则和物理规律运行而产生的“智能”是永远无法理解这些价值、意
义领域的界限比较模糊的判断。看来，计算机也只不过是拙劣地模仿了人类思维的
某些特征，但却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与其自身并不相称的权威，计算机已经拥有了一
种完全特殊的地位，人类从未给予以往任何技术以同等的地位，而这个神话缔造的
最初开端却应归功于控制论与新生物学之间偶然的联系——计算机技术凑巧地获得
了来自生物学领域的所谓的“科学的共识”。

　　◎错误之手

　　“控制论之父”维纳曾有这么一句名言：“我郑重地考虑过是否放弃卓有成效
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我知道我的研究成果必经错误之手才有机会发表。”今天高
高在上的计算机神话与信息崇拜的狂热浪潮的形成除了借助于数字科技的突飞猛进
以及来自新生物学的共识的支撑外，背后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虽然罗斯扎克
没有正面地回答这一问题，但从其著述的各章节中仍能看出罗氏对此问题的深刻洞
见和精彩论述。据我理解，这些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只“错误之手”。

　　第一只错误之手长在政客的身上。政治家们似乎从来对数字有着莫名的偏爱。
各种社会统计数据是他们任何时候都能用得上的最有力的武器和工具。抛出排山倒
海的数字是一种很有效的政治手段，它往往有助于混淆公众的注意力，而且表面看
上去又是那么的客观而有说服力。马克斯·韦伯曾指出，这种社会统计日益扩展成
为纸上谈兵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极度邪恶：生活官僚化，将经验变成抽象的数字。
而政客们渐渐地发现，计算机这样新生事物具有前所未有的数据管理以及进行处理
统计的功能。他们开始“爱”上了这些拥有巨大消化数据能力的新助手。通过计算
机设备能够轻而易举地“记住”几乎每一个公民的所有资料和活动，甚至是日常生
活中的一些极琐碎的小事，如每一次的电话通话、每一次交付的支票、每一次的信
用卡购物以及每一张飞机票……这些实质上已经严重地侵犯个人隐私的内容对于那
些“职业窃听者”来说总是具有特别的价值。这些政治家们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牢
牢地掌握了包括数据垃圾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记录和统计。“信息技术能够消化任何
细小的信息”，在政客的手里，计算机已经变成监视私人生活的最好工具。在“信
息时代”里，对数字有特殊爱好的政治家们终于实现了将人变成一串数字的“集合”
的愿望，诸如身份证号码、福利号码、银行存款数目、信誉程度、薪水、纳税情况、
被捕次数以及偿还债务能力指数等等数据就构成了一个“人”。而通过计算机数据
库内的这些数字，他们能够方便地作出所有的决定，譬若借不借款、奖励或不奖励、
逮捕或不逮捕……这种管理方式本来就很适合0/1的二进制运算规则，即开/关，或
是/否。然而计算机的这项施展才华的应用却是极为可怖的，或许数据能够反映出
人的某些方面，但一堆数字的组合却是绝对变不成一个活生生的真人的。韦伯的担
忧不幸验证了，而计算机则成了最大的帮凶。“按未来主义者和他们的保守主义门
徒的说法，信息经济在美国的兴起宣告了工业经济寿终正寝，这种变化如此巨大且
不可避免，就像是人无法控制的自然过程。但事实恰恰相反。向高科技的转变是我
们的政治领袖和企业巨头精心选择的结果。”（见22页）

　　而第二只错误之手正是商人的手。罗斯扎克指出：“在当今的美国，即使是圣
音妙谛也不能明确地进入大众意识，除非它可以在市场上以某种方式买卖。……只
有这样才有资格受到广告商的青睐，他们有力量把信息从兴趣变成需要，从需要变
成必需。在五十年代，信息被认为是生命的秘密。在七十年代，它的地位甚至更高，
它成了商品——并正如我们所见，是‘各行各业中最有价值的商品’。”（见16页）
在现在的大众文化中，关于计算机和信息的讨论无疑已经深受以谋利为目的的不切
实际的夸张宣传和计算机产业，或称“信息产业”故弄玄虚的冲击和与摆布。胡编
乱造和唯利是图者用不负责任的预言、随意的隐喻、肤浅的比较、大量彻头彻尾的
蛊惑歪曲了人们对数字科技的正确理解，并竭力使人的思想变成“信息”的仆人。
而数百亿美元的利润和某种产业力量的突然崛起则完美地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要作如
此之举。

　　第三只错误之手却是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之手。或许有人会替这位伟大的科学
家喊怨，但确确实实是经由申农无意中的“错误之手”，今天那大规模的社会性的
“信息崇拜”狂潮才得以兴起并一发不可遏制。申农的所有过错就在于他当年不小
心地在其论文里使用了“信息”这个词。从此起，“信息”这个词汇便开始了非凡
的经历，直至迈上今天的宝座。也许年纪稍长的读者会忆及，似乎并不是很久的以
前，“信息”一直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生活名词。即使在商业领域，它也至多被认为
是有助于商品生产的润滑剂，或者是某种服务的结果。它的价值并不是永恒的，而
是随着准确性和应用范围而变化。而在今天，信息可以被随意地称为产品、资源、
资本、知识等等等，赞美之辞已无任何限制。当申农用“信息”一词来作为通讯交
换的纯数量单位后，信息便一直成为数字科技领域的常用关键词。在之后的时间里，
信息这个词汇经专家之口以及未来学家们的转述，逐渐地进入大众文化领域，并获
得了越来越多含混的涵义。“信息”一会儿成为一种新的、无污染的资源，一会儿
又成了“信息经济”产业下新生的“可持续”生产的产品；一些未来学家忙着宣布
人类在经历了信仰时代、理性时代、发现时代后，正大步迈向“信息时代”；而在
另一些学家的口中，“信息”又成为了“知识”的同义词……而政治家们则发现，
“信息”这词同“信仰”、“理性”、“发现”等词不同，它具有舒适、安全、模
棱两可的涵义，它既不使人紧张也没有高尚的指射。它从本质上就是平淡的，正因
如此也就无懈可击。在百利而无一害的幌子下，信息成为技术官僚政治活动的理想
起点，而又尽可能地使政治家们的目的不为公众所知。毕竟有谁会对信息说三道四
呢？其实当年申农本人就曾对“信息”一词表示不满，甚至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他
还想放弃“信息”一词，而改用其它词，譬如“关于传播的理论”，但是其同样面
临语意不清的问题，因为疾病也可以传播，但完全和“信息论”是两码事。他在一
次公开讨论中曾表示：“我想使用‘信息’这个词可能弊多利少，但要找到一个十
分确切的词很困难。应该牢记信息仅仅是在传输由某些信息源产生的指令系列时的
难度的计量。”（见9页）著名数学家纽曼后来建议申农使用“熵”这个词，但彼
时已经于事无补，“信息”已然被到处滥用。在专家和未来学家们如喊佛号般地朗
颂下，人们对无所不包的“信息”由无知终于变成了崇拜。也就这样，一个内涵广
泛、模棱两可、词不达意的词汇开了术语史“误用”的先例。

　　◎笛卡尔梦中的真理女神

　　罗斯扎克在其著述中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著名哲学家的轶事。1619年11月10日
的晚上，刚二十出头的有作为的年轻哲学家若内·笛卡尔一连做了三个梦。这一连
串的梦改变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成为近代哲学的鼻祖）和近代思想的发展轨迹。
他梦见了真理女神以闪电般的速度告诉他“建立新的认识方法和新奇科学”的秘密。
根据女神的昭示，笛卡尔狂热地埋头写作一篇题为《思维规则》的博大的论文。“
新奇科学”就是揭示思维的工作规律的科学，对于后来成为解析几何的创始人、对
数学有着极大爱好兴趣的笛卡尔来说，自然地从数学领域出发，试图以数学和逻辑
公式寻找出人思维的模式、规则和公理。然而笛卡尔最终没有完成这篇论文，他在
写完了第十八条规则后便放弃了这项研究，也许是因为这项研究比他想象的要困难
得多。罗素曾经说道，“笛卡尔身上有着一种动摇不决的两面性”[2]。一面是继
续用数学逻辑模式为工具去完善他的哲学体系，笛卡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尝试用代
码来描述思维规则的人，罗素等人延续了这一条线路，并最终创建了逻辑分析主义
哲学体系；另一面是“不把外界对象而把思维看成是原始的经验确实项”[3]，“
我思故我在”，而后来的弗洛伊德等人则沿着这条道路走了下去，对人类的思维、
潜意识以及梦做了深入地研究、探索和解析。笛卡尔一方面“把人和动物的肉体看
成机器；动物在他看来是完全是物理定律支配，缺乏情感和意识的自动机。”[4]
另一方面又极大地赞美了思维的伟大，“由于思维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必定永远在
思维，即使熟睡时也如此。”[5]要理解人脑从哪里获得思想，笛卡尔则回答到：
“天使会告诉我。”看来笛卡尔自己也明白，用形式化的数学逻辑规则去描述人的
思维的全部特性是几乎不可能的。产生一个思想是一个瞬间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
个本能的行为，它拒绝任何方式的捕捉和分析。思维是真理女神赐给人类最宝贵的
财富，是一件最为美妙的艺术杰作。

　　罗斯扎克于书末指出：“思维艺术的不断发展是因为人脑具有神奇的能力，…
…在了解人类思维的全部潜能之前，我们尚且无法用符合人性的方法去创造这种能
力，也没有办法防止它被魔鬼滥用。”善、恶一直是用在人类身上的词语，对于猪、
狗，甚至机器，本来就不存在这些评判标准。“人脑不是用数据思考，而是用思想
思考，而思想的创造和发挥不可能用几条可以预见的规则就能解释清楚的。”因此
“用束缚人们创造力（正是这种创造力才发展了神奇的计算机技术）的方法将呆板
的计算机技巧勉强用于青少年的教育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倘若我们硬要儿童相信他
们的思维比无言地模仿他们才能的机器更为低劣，到底是为了什么？”（见206~
207页）作者用几近控诉的文字对“计算机神话”与信息崇拜狂潮作了无情而又彻
底的批判。

　　在当今这个已经被未来学家们冠之以“信息时代”之名的充满高科技气味的年
代里，《信息崇拜》就好象一柄尖锐的利刃刺向了那个高高在上享受着万人崇拜的
计算机神话。作者用其充满睿智的思考有力地证明了人类的思维艺术的伟大与无与
伦比。于此之外，罗斯扎克教授和他的著述还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无论科技
发展到何种阶段，人类都不能一味乐观地任由科技理性来完全取代人文理性。富有
功利效率性的技术专家与具有批判与超越精神的人文学者对于人类的文明建设来说
都是同等的重要。然而另外一类“信息时代”下的新“知识分子”——“未来学家”
则显然是功利效率原则同肤浅的人文知识不幸混交（“助产师”当然就是大众传媒
了）产下的可笑又可悲的畸形胎儿。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沪南天骄创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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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够编制一种带有随即因素的程序曾一度被宣传成计算机也有“创造力”，
因为这种程序能够使得结果不可预料，但这种拙劣的“创造性”与真正的创造性简
直有天壤之别。人的创造性思想其实仍然来自于其以往的经验以及信仰的信念，而
计算机产生的“创造性”则类似于肌肉痉挛，它不可预测，又毫无根据和意义。

　　[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9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3] 同上书，91页。

　　[4] 同上书，83页。

　　[5] 同上书，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