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中的道德与道德中的逻辑 萧元 评论家不可不讲道德，亦不可不讲逻辑。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常常顾此而失彼；更有甚者，两者全不要了的事也时有发生。譬如有的被炒得炙手可热的时令作家，远远地走在了从事克隆技术研究的科学家前面，一篇又一篇地复制自己的作品，每篇作品必写装修和暴死，其所有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可以相互置换，且并不会影响作品的基本结构、内容与情节发展，这样的作品明明可以称得上是模仿或抄袭，即自己模仿和抄袭自己，而那些明察秋毫、嫉恶如仇的评论家却视而不见，异常宽容，相反地还把这样的作家作品捧上了天。而对一部最具原创性和本土特色的作品，同一个评论家则可以不顾事实将其诬为"抄袭"与"模仿"之作，从而使我们时代的整个文学创作蒙羞，更使当代的文学评论蒙羞。这样的评论家，在一贯的艺术主张和操守上，自然也是没有什么逻辑上的一致性可言的，有的只是策略。在策略的需要下，"先锋派"作品走红时，他便从事"先锋批评"；一旦"先锋"蜕变成了"伪现代派"，他也就随着一些"先锋"作家的"转型"而"转型"，猛然间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下子就跌入了世俗的怀抱，很快就倡扬起"世俗关怀"，就俨然成了"怎么都行"的中国式"后学"的掌门人；当中国式的"后学"声名狼藉，在学界几成过街老鼠后，他又幡然悔悟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怀抱，为"现实主义"的"冲击波"摇旗呐喊起来--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共同中国"的同一个人身上，虽然历史与现实都没有也不可能对这样的评论及其评论家作出任何的承诺。凡此种种，是由于我们评论家知识匮乏，缺乏文学批评的常识和最起码的逻辑知识吗?非也。若论学历之高，引经据典之博，我辈岂能与之相提并论。我想这种逻辑上的严重扭曲，这种思维上的明显缺陷，都与艺术感觉的好坏及学养的深厚无关。如果一定要追究病因的话，也许只能从评论家的道德基因中去查找。 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评论、随笔本是几种不同的文体，尽管有不少优秀的作家一直在尝试消灭几种文体间的差别，且创作出了堪称为成功之作的实验性作品。然而几种文体间的基本差别还是存在，连有的实验者也不得不承认，想不清楚的事就写小说，想得清楚的事就写随笔。可是我们的小说家却似乎也不甘于成天生活在"想不清楚"的氛围中，他们有时候也要三五成群地聚拢来，谈论和阐释一些他们很不屑的问题诸如什么小说家的道与德之类。这些问题，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都只能在他所从事的具体写作中去抵达，而不是凌驾于其上地直接开口去说、去表达"的，哪怕他们自己已经"直接开口"说得不少，并且所用的亦"完全不是一个作家的方式，不是一个本质性的方式"。为什么别人写随笔、写非虚构性的作品，就是"以一种在我看来非本质性的态度去谈论小说这回事"，甚至会"我觉得可能他们的写作都有问题，他们的写作可能面临着他们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就"都是非道德的现象，一个小说家非道德性的想(应为"现"，误排?--萧注)象"呢?总不见得他们自己在哇啦哇啦大谈理想、思想和道德问题，又并非"在作品中宣扬"时，就是一种"纯粹的小说家或者作家"的十分"道德的行为"，乃至其"作品也许就奠定了以后的中国文学的真正高峰"吧。在他们指责别的作家"好像各自拿了一个神圣的权杖试图指责、判断乃至于谩骂一些文学上出现的现象甚至国人的一些生活现象"时，他们自己却正在这样身体力行甚至青出于蓝，他们挥舞起"神圣的权杖"("小说家的道与德"或"本质性的方式"之类)来，似乎一点也不会比别人来得谦逊和温柔。逻辑是严酷而又公正的，它丝毫不讲哥们义气，亦没有所谓圈里圈外的情面照顾。以"非本质性的态度"去"指责、判断乃至于谩骂"别人的人，不知不觉间就陷入了自行设置的逻辑陷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般人都应该遵守的道与德，我想对小说家也不能例外。既然不主张用"非本质性的态度去谈论小说这回事"，就得赶紧埋头去创作小说，用所谓"本质性的方式"在作品中去宣扬才是，免得一开口就把自己置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愿意像他们指责、判断乃至于谩骂别的作家那样，怀疑他们"缺乏诚实的品质"，甚至判断"他们的智力有问题"。① 作家和评论家们有时候还是要讲讲逻辑的。只是在他们对别人讲逻辑讲得很厉害的时候，又会常常忘了道德和评论的基本准则，常常不记得要以身作则。比如说他们在指责别人时，会抓住概念的是否周延来大做文章，至于对方究竟何时何地说过如他所引用的话，他是无需指明出处的，只要一时痛快，能够出对方的洋相，将对方置于滑稽可笑的境地就行。他们在谈论"讨论问题的真正出发点"时，指责"有些人在文章中动辄是全称判断，好像整个社会都堕落了"，"张承志对于整个社会道德状况和文坛状况的估计就有这种情况"，"比这个还要激烈，还要吓人"。试问谁曾使用过如他所说的全称判断，张承志的"估计"又出自哪里?由于出处不明，他们的一切侃侃而谈也就成了树假想敌和无的放矢。"并非到处'礼坏乐崩'，更非中国人都堕落了"这类的假言判断，就和"并非全世界的人都得了爱滋病，更非中国人都吸毒"的"道德现状估计"一样，都是一些绝对正确的大废话，谁也不会作出这类"估计"和"全称判断"的。更是不把论争的对手置于如此可笑的境地，难道他们就没有在论争中获胜的把握与自信吗?有的受人尊敬的长者，甚至还用《中国人全都堕落了吗?》为题撰写文章，真不知在逻辑上如何考虑的，这样的标题本身就给人一种打纸老虎的感觉。也许这种不顾起码的道德准则和逻辑准则的策略，都是出自要将别人打成"原红卫兵""美学暴君"的需要?② 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是这种不顾评论的道德准则和逻辑准则，一心要将论辩的对方贬低、丑化，然后再对这个漫画化了的假想敌进行调侃、嘲笑和批评的"战法"，已经从王朔一类作家对所谓"假崇高"的虚假"解构"中，逐渐向创作界、评论界传染开来。如有的评论家就无的放矢地嚷嚷："现在很多小说家都不当小说家，都当大说家，动辄写随笔，或讨论什么现在大家都堕落了，重新要拯救大家。"③ 这里的"大家都堕落了，重新要拯救大家"云云，无疑都是这位评论家的臆造。有趣的是，在这位评论家振振有词地指责别人"不当小说家"时，他自己正集合了一些小说家在干着"大说家"的事。还有些作家、评论家运用起"王朔战法"来，更是娴熟得很，他们不但可以捏造一些幼稚可笑的假前提栽赃到论敌身上，诸如"你给个毒贩子讲终极关怀恐怕用处不会大"，似乎提倡"终极关怀"者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禁毒提供措施；他们还可以杜撰出某某人"提出的一个见解，随即通过对这种子虚乌有的"见解"的挞伐，指责某某人和某某人"绝对否定世界，而绝对肯定自己"、"先是确定自己不受这个世界的制约，站在这个世界之外，而批判这个世界"，甚至还无中生有的指责某某人"让妇女一律不许到公众场所去，上街则要人人戴上面纱，否则就严厉处置"，④ 让人看了只能瞠目结舌。 一个人当然不能站在世界之外来批判世界。同样地也不能站在逻辑和道德之外来批判世界。尤其在他要对世界进行逻辑与道德批判的时候。 ①以上引文均见1996年第4期《大家》：《小说家的道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