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论方法的颠倒

陈超

　　如果不是故作大度，我们会感到当前我国诗论在方法上是颠倒的。1979年以后，新潮诗歌开始充任了整个文学形式变构的先导，将近十年的时间，诗歌为我们提供的理论负荷越来越沉重。一方面是实验诗所体现的绝对的文本中心态度，一方面却是诗论对文本的漠视或无力深入。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诗论一直有着近乎核心的位置，当我国当代文学批评周期性嬗变时，恰恰是许多小说评论确立了文本分析的理论态度，而诗论界却始终处于顽固的封闭状态。事实是，以"三个崛起"为潮头的新潮诗论，其实质性进展仅是确立了诗歌的人道主义立场和个体主体性。这与十七年的诗论相比，从方法上庶几可视为同一向度的持续发展过程。当这些理论最初出现时，它们不乏论战性质的锐利和警拔。但今天，诗论面对的不再是清理废墟的工作，不再是鸣锣开道式的张扬，而是面对自身的困境了，被压制力所激发的喷射已经失去强有力的对象，诗论陷入了空前的脆弱与易损中。我们看到，目前的诗论有两大类型：一是所谓宏观的对诗歌流向的概括，诸如第几次浪潮、第几代诗人的崛起之类。写这种文章的人，往往离开诗歌的个人性质，提出的问题仅仅是大人文氛围中共性的东西，"自我价值实现"、"平民意识"、生命体验"等。这些命题一定和诗歌有关，但它是怎样通过形成性语言转化为诗歌而不是别的东西，却没能触及。人与生存之间临界点上的困境，在诗语研究中应该建立怎样独异范畴，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被敷衍了。第二种类型，则是沿用了传统的审美感受批评，算是所谓微观吧。这些文章相信的是直观、直觉、印象和感悟。实验诗本身的关系意向模糊、上下文的互否帮了这些文章的大忙。而我认为，诗论必须带有强烈而自觉的理论功利性，对诗歌的印象和感悟，我们未必超出一般的读者。评论对诗的意义是精密的判断，至少是尖锐的阐释。或许还应更多地带点客观主义纯粹性。而这类哲学性的评论，过于看重自身，在相当多的时候，诗歌倒成了某种铺垫和陪衬性因素了。诗论面对的不再是诗歌这一自足生命体的语言和结构这两个基本现实，而是像诗一样朦胧的感觉。

　　诗论的方法就这样被颠倒了，语言在诗歌研究中成了修辞意义上的"美文"研究，或者是消息性的、大众信息性的转述过程。比如对"今天派"--"朦胧诗"的研究，一直是这些年来诗论的热点。这一路诗人已经表现得很充分了，具有完整的有机动态复杂性这一点，他们超过了所有的文学类型。但是，十年过去，我们的诗论面对这一事实究竟做了哪些实质性工作?我们理论行为过多地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表态"和"开放、搞活"的政策水平上。读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真正的精品，而是那些被"批判"或"争鸣"的个别篇什。当"不平则鸣"的理论气候过去，我们返观昔日的疆场，竟会发现硝烟散尽一派空无。历史匆忙地过去，最要紧的关头没能把握的遗憾，将是永远无法真正挽回的。对"今天派"--"朦胧诗"的研究，我们缺乏从文本上进行总结，缺乏对某些带有经典性质的诗篇进行权威性的导读。这个工作的迫切性甚至超过了诗歌发展本身，而是中国诗论重新换血的决定性一步。

　　诗歌的语言不是普遍性的语言，对其文本的解读，是所有问题的前提和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单凭着一腔人文主义的热血去搞诗歌评论，而不同时从每个字词每个音节开始，则是意义不大的。对诗歌评论者而言，其个人方式只能是对文本的深入。客观对象表现的使生命瞬间固定下来的方式只是坚卓的文本系统。我们应尽量避免这些经历变化，这些只是创作者私人生命体验的指代范畴，从价值论上看，细读法是唯一能抵进最高限值的努力。我们很难见到那些枯燥的、实证性的、客观的文章，而这样的文章恰恰最为当前需要。我们的兴趣更多地是在读者那儿，而不是在诗歌本体。我们过多的滞留在诗的审美效果上，而放弃了对诗歌语言内部构成的探究。所有的评论，其不同仅属于认识论范畴的东西，而不是方法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不同。搞来搞去，大家竟是搅在一锅粥里。诗歌是最具个人性的文学样式，对每首优秀的现代诗的研究，是评论家最根本的工作。事实却恰好相反，每篇优秀小说出来，就会很快出现评论，而每首优秀的现代诗出现，却往往受到漠视。最需要及时跟上的，成了最可有可无的。而不需要解读的，却有着过剩的解读。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偏见最深的恰恰是我们的文学批评界。几乎所有的理论报刊都不用对一首诗的评论文章，连中国作协的评奖都不设单篇诗歌的项目。仿佛一首诗的意义是不大的，因为它体制太小，偶然性太大?这真让人感到某种蒙昧未开的滋味。这也算是一种文学态度的倾斜和颠倒吧。

　　对一首诗的认识，当然离不开评论家的心理反应；离不开它所置身其间的时代、种族、环境等因素。但是，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是开始，而不是归宿。如果一篇评论的结穴处到此为止，那么，这篇评论也恰好是刚刚挨着对象的皮肤。当我们开始判断一首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对语言的模糊性、多义性的穿透，对它终极显示核心进行把握，是评论家的意义所在。"对不可说透的，我们只能沉默"，这句话的另一重意义就是，我们说的东西，应该是或相对来说是清晰的、本质性的。诗论家尤其如此。如果说阅读就是误读，那么，一个评论家与一般读者的不同就在于他一直在为减小误差做着竭尽心智的努力。这种努力一定是以失败告终，但这种失败应是相对于语言自身的魔宫而言的，是一种人类的宿命，而不应是讨巧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失败。对诗歌的文本，我们应该遵奉严格的科学主义精神，夸张地说，在进退维谷的时候，一台电子计算机所进行的语素定量统计，也比那些过于自信"超越对象"的理论态度更有意义。如果说我们输了，我们输的不能是方法。退一步说，如果印象式的、顿悟式的理论行为，不是建立在诗歌的文本上，那么，这种文字的意义，至少是与诗歌无关，而仅给读者带来另外的快感而已。

　　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不能脱离现实"，至今我仍然对这种训诫怀着敬意。对于一个搞诗歌批评的人来说，诗歌的文本是最根本的现实，诗所呈现的实质，只能是构成性的文本系统。它是物，是每一块砖石以及它的结构，而不是图纸，不是海市。当我们面对诗歌，我们是严苛的质量验收员，它的光辉照亮我们时，它的正义感撼动我们时，我们不仅去谈这种感觉本身，更是去谈它们是怎样用语言形成的。鉴赏力是每一位合格的读者都能具备的，而我们需要的是洞察力。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冷静、控制、无动于衷的实实在在的分析。读者意识的终端显示成为我们的起点。读这样的文章，也像读一首优秀的现代诗那样，对每个细节都不能轻易放过。对文本的谨慎，使我们无法对冲动的读者奉献温情。这样的东西虽然牺牲了时效性意义上的"轰动效应"，但它更能滋润于久远，对"普及"和"提高"具有真实的意义。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内心充满着深深的歉疚。诗论这些年受到的指斥已经够多，而它的意义却少有褒奖。况且，这些年来，我写的文章更多是属于上文所怀疑的类型。但真正有意义的指斥一直没有出现。"堡垒需要从内部攻破"，一般地说，反省所谓新潮诗论的任务，不是它以外的人能胜任的。所以，我的想法更多是带着某种自卑感、忏悔感而写就的。我相信，对诗论方法颠倒这种意识，许多朋友已经产生。他们与我不同的是在默默地"换血"，在苦心积虑地实践。而我，不过是充任了一个喜欢饶舌的角色。

　　〔作者附言〕编辑年初来电话约稿，要我写一篇有关批评的批评文章，我答应得很含糊。原因很简单：我虽忝列什么"诗评家"，写过一些文章，但很少认真地考虑过"批评"自身的问题。不能将自己从事的工作对象化，说明我是个自发的书写者，而不是自觉的批评家。可编辑不肯通融，为有个交代，我将自己1989年1月写的这篇短文拿出抵"账"，知我罪我，我也顾不得了。好在此文虽已收入拙作《生命诗学论稿》出版，但此书印数有限，大部分诗界同行不曾见过；比照那些一稿六投的大人物，我只算"初犯"。存此一笑。

　　当然，这"初犯"亦有另外原因。八年过去，我感到诗论方法仍然在"颠倒"着，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诗论界几乎没有经历过对具体文本作修辞学(非"美文")意义上"细读"研究的过程。80年代大家热衷于社会学至多关联到风格学意义上对诗界群体现象的扫描，90年代大家纷纷"扩大视域"朝向各种"后学"形式的归类阐释。作为批评基本意识和起点"文本分析"，在我国成了一块"飞地"。我因意志薄弱亦不能免"雅"，在写完《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后，立马加入了"客观批评"的"伟大进军"。如此说来，我是没有资格再写有关批评的批评文章的，用旧稿抵账，方略合情理。

　　90年代以来，诗评家尽管并没有实践过"文本细读"，也纷纷对"新批评"的内部研究表示不屑。他们说自己受其限制，以致从意识背景到个人方式都很"狭隘"。他们不相信诗是自足的，不相信"'结构'的神话"。不管这种说法是从西方"刊授大学"课本而来，还是咱们自己"顿悟"出来的，它有一定道理。但一个基本意识和方法却被我们的批评家绕过了：解构主义之"解构"，恰恰是建立在对文本的细微构成，尤其是语言的修辞特性的关注上。他们不满足"新批评"的细读，是要更进一步"超级细读"。通过显幽烛隐的分析，解构批评家发现了文本内部的复杂纠葛。具体文本的开放性和不定性，指意向度的纷繁，都是从作品中的每个字词延伸、接引出来的。朴素的说法就是，这一切都"持之有据"。

　　我认为，"新批评"与"解构主义"并非简单对立的"两派"。后者从基本意识上"继承"了前者。只不过，将细读、含混、复义、反讽、互否等关注到极点，必然导致文本"自足"观的失效。它在否弃意义"中心"时，仍然坚持--如果不说"捍卫"的话--了"文本中心"的高度专业化立场。

　　我不反对诗歌批评关注历史、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女权……我只想说，对这一切的关注，必须也只能经由对语言的关注来体现。诗评家不能光用任何先验、独断的理论之"网"打"鱼"，他还要把水放干抓"鱼"。从这点上说，文本分析这一关，是不容绕开的，它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延时愈久，报复愈重。

　　《谈诗论方法的颠倒》一文，今天看已有诸多幼稚可笑之处。为避朋友的辩难，为对自己的文字负责，我未做任何改动。一篇平庸的旧稿，"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不致使编辑责我"失信"--我感到一种舒心的不安。

陈超记于1997年3月20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