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大的衰颓：论莫言的《酒国》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  杨小滨（作者惠寄）

　　相对于《丰乳肥臀》来说，莫言的前一部长篇小说《酒国》（后改名为《酩酊
国》）似乎从未存在过。这个事实多少意味着九十年代美学趣味的不可靠。在我看
来，《酒国》远比《丰乳肥臀》更令人震惊地体现了这样一种写作态度：严格意义
上的再现历史灾难而不去探究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日常性腐败将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
和道德上的不负责，因为正是这种腐败一方面决定性地包含了种族的命运，另一方
面拒绝任何对于邪恶事实的直接呈现。值得注意的是，《酒国》首先是对社会文化
的颓废性的自我反思，这里，莫言用风格上的颓废性来测量时代精神的颓废。也就
是说，只有通过观察整个民族都在遭受／享受的内在颓废才能把握那种施加在它头
上的社会历史的外在暴力。
　　小说的主要篇幅描写了“特别侦察员”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地方官员烹食婴儿
的案件。同时，小说不断插入作者莫言和文学青年李一斗的通信，以及李一斗频繁
寄给莫言请求帮助发表的九篇短篇小说。由此，整部小说的结构显得错综复杂：它
不但讲故事，也讲作者（莫言和李一斗）对这些故事的想法；它不但是莫言所叙述
的单个故事，也是由李一斗帮助完成的多层文本；并且，如果李一斗的故事可看作
是关于他周围人的真实记载的话，由于他把现实不断带给莫言，莫言的具有自我意
识的叙述则不但创造了虚构和想象的场景而且也混合了已经发生的、应当发生的以
及可能会发生的事件。
　　以上论断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酒国不仅是一个李一斗居住并写作的真实城镇，
也是莫言所虚构的小说故事发生的场所（显然莫言在信中多次暗示了小说的虚构性）
。这类结构的复杂性必须从小说的叙述层次上去理解，在不同层次上莫言这个名字
的功能是不同的。在文本内的层次上看，尽管莫言的小说始于他接到李一斗的第一
封信之前，他的写作似乎已经是对李一斗“纪实”写作的一种（先知先觉的）回应，
因为到最後，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之间众多重迭的人物和事件。然而，我们又绝不能
把莫言的写作归结于李一斗的启发，因为说到底，从文本外的角度看，李一斗也不
过是莫言整部小说里的一个人物罢了。换句话说，是作者莫言使李一斗似乎独立于
小说中的叙述者莫言的。这种对作者莫言和叙述者（人物）莫言的权宜的区分当然
或多或少解析了小说的晦涩但也影响了小说的魅力，因为小说结构的反讽性正是要
呈现二者的不可区分。正是作者莫言陷在他所制作的文本中不可自拔并且无法控制
叙述的进展。在这个意义上，《酒国》对写作自我的内向批判并不比对社会现实的
外向批判来得少。
　　《酒国》于是可以看做历史意识发展的寓言，准确地说，是历史意识的混乱发
展的寓言。即使李一斗和莫言之间的通信是对话也许可以看成是自我与超我之间的
寓言式对话，那种心理结构的层次是无法清晰辨认的，因为莫言的风格并不比李一
斗的清醒多少。这里，在涉及风格的颓废性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与之平行的一
面：历史的颓废性。

　　◎莫言／丁钩儿的历程：颓废的寓言

　　如小说序言作者周英雄指出的，《酒国》同整个中国小说的传统具有极为丰富
的文本间联系。在它同《西游记》的众多关联中，主题上的关联似乎并不显见然而
意义重大。《酒国》的主要部分和《西游记》一样是有关一次使命性的历程。唐僧
和他的弟子们的任务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到西方取得真经，而丁钩儿被派遣去调查
骇人听闻的案件，同样经历了诸多磨难。不过，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异：一次宗教
性的远征基本上是向上的，怀有神圣的使命；而丁钩儿的侦探任务却是为了猎取一
个恶魔般的目标。尽管是以正义的名义，丁钩儿的历程经过了高度的放荡和腐败：
通奸、酗酒和暴食。因而，如果《西游记》中的灾难最终引向了凯旋的、或至少是
喜剧的尾声，丁钩儿的放浪的寻欢却是他正义使命的颇为荒诞的惨败的前奏。他最
终和“理想、正义、尊严、荣誉、爱情等等诸多神圣的东西”一起令人作呕地沉入
了茅坑。丁钩儿的反英雄主义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对《西游记》古典传统的重写，
因为在《西游记》里我们至少可以找到顽皮而快活的英雄孙悟空，依靠自己或神的
力量将人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这样，《酒国》似乎就成为一次对原型历程的误喻
（catachresis）式的重述。这里，误喻意味着相应功能的媒介体永恒地缺席：丁
钩儿是一个猪八戒式的人物，被诱惑并沉溺于食色之中，却置于孙悟空的地位上，
委以重任而担负起关键的使命。这种身份的分裂，或者说在实际和名义间的裂痕成
为荒诞性的所在。丁钩儿显然从不起他的身份应起的作用：他同女司机的持久关系
使他酒国之行的真实意图日渐模糊甚至忘却，并且时时将他置于尴尬的境地中；他
对婴儿宴的参与决定性地将他的角色从侦察员转换成罪犯的一员。在《西游记》最
後一章，“五圣”终成正果，均被授于佛的称号以表彰他们的业绩。丁钩儿却成为
甚至没有悲剧光环的牺牲品。在同样充满诱惑的旅程里，丁钩儿丧失了揭示罪恶的
能力，几乎被迫放弃应有的责任。一系列事件使他的旅程越来越具有反讽性：当他
和女司机的奸情被她的丈夫金刚钻当场逮住时，侦察员和罪犯的角色恰好对换；当
他出于妒忌杀死女司机和余一尺而逃跑後，他彻底地从缉捕罪犯的人变成被通缉的
人；最後，当他几乎要抓住吃人的罪犯时，他不合时宜地掉进了茅坑。
　　欧洲世纪末的颓废美学来自对传统基督教时间观的反动，也是对包括马克思主
义在内的总体化历史观的质疑。莫言关于衰颓的观念早在他的《红高粱家族》中就
已初有表露：比较“我爷爷”、“我奶奶”一代和“我”这个“被肮脏的都市生活
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证明了两种不同的人种”。同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演进观念正好相反，这是严格意义上的退化，预示了《酒国》对
现代个体和集体腐化的直接展示。丁钩儿作为侦察员还使我们想起杨子荣（在末章
莫言的酒後胡言中也顺便提到了他），这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侦察英雄代
表了共产党大救星将世俗社会救出苦海；而丁钩儿也是由党控制的检察机关派出的，
却自己陷入了罪恶中。小说描写丁钩儿道：“有人走向朝阳，他走向落日。”那么，
如果杨子荣因为“胸有朝阳”而充满自信，丁钩儿则甚至失去了确定的目标：“他
怅怅地面对夕阳站着，想了好久，也不清楚想了些甚么。”作为一个无能的侦察员，
丁钩儿是世俗救星的反面形象，无法推动历史的进步，反而注定堕落到血腥和恶臭
的黑暗中甚至连自己都无法拯救。他的行程蓄意颠到了从二十年代中期鲁迅〈过客〉
到八十年代中期张承志〈九座宫殿〉和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一以
贯之的宏大主题。
　　《酒国》显然没有以描写丁钩儿的堕落以及金刚钻等人的罪恶而成为批判现实
主义的作品。它的元叙述的框架反而避免了叙述和再现的同一。当再现的过程被呈
现时，小说就不在仅仅描述丁钩儿的侦探历程，而同时描述了莫言的叙述历程。它
最终呈现了莫言小说叙述的无能。这样，莫言的叙述历程继续并重复了丁钩儿的肉
体历程。吊诡的是，莫言在最後一章中出现在李一斗的真实的和丁钩儿的虚构的酒
国市，加入了丁钩儿曾经吃过的宴席，只是红烧婴儿未曾出场。莫言用醉来重复丁
钩儿的角色（他在昏沉沉中终于意识到“醉死在酒国竟跟丁钩儿一样了”），使整
部小说结束于他们各自使命的绝对深渊中：醉倒，或丧失精神和肉体的拯救能力，
成为唯一的真实。

　　◎从美食文化到吃人文化

　　在酒国，酒起着社会生活中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种社会功能是悖论式的，
正如莫言给李一斗的信中所讲的：“人类与酒的关系中，几乎包括了人类生存发展
过程中的一切矛盾及其矛盾方面”。一方面，酒通过醉把人从现实的、正常的、理
性的生活中拖曳出来带进幻觉的、反常的、非理性的世界。在《红高粱家族》里莫
言便展示了酒的这种解放功能，酒成为打破社会枷锁或反抗侵略者的勇气的源泉。
“自我酣醉”表明了驱除社会意识压抑的愿望，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酒可被用
作“最有效”和“最有趣的的转换痛苦的方法…作用于我们的机能上”。（25）而
另一方面，通过醉而获得的暂时的疯狂也标志着自我意识的丧失，标明了外界力量
（表面上是自然的但根本上是社会的力量）的彻底支配。在这里，醉就不能被看做
是积极的、自律的，而必须看做消极的、他律的行为，是对自我意识的被迫放弃。
于是，同《红高粱家族》里余占鳌（我爷爷）相反，丁钩儿和莫言的醉决然不是自
愿和预料的结果。他们在宴席上被迫饮酒而醉，成为酒的受害者，更准确地说，成
为供酒者的受害者。尽管不是出于自愿，他们不得不加入到这个酗酒的社团中去，
抛弃了社会的秩序和心理的完整。丁钩儿酒醉後甚至分裂了灵魂和肉体，在第一人
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摇摆不定，丧失了自我的同一性。酒于是由享乐的源泉转化成道
德沦丧和历史衰微的源泉。
　　孟德斯鸠大约是最早阐述颓废／衰败观念的人。在他1734年的著作《对罗马兴
盛和衰亡的思考》一书中直接提出了精神颓废与历史式微之间的关联。他把来自伊
壁鸠鲁的享乐哲学看做是罗马帝国崩溃的一大原因，因为享乐主义“玷污了罗马人
的心灵”。（97）酒国的哲学文化基础当然不是伊壁鸠鲁，而是中国版本的享乐主
义——美食，其中饮酒也是极重要的部分。学者们早已指出，很少有其他文化象中
国文化那样以饮食为主导。于是饮食便在《酒国》中成为文化颓废的缩影。而酒作
为精神颓废的标志既是对现状的拒绝又是对自我意识的逃离，显示了颓废美学的基
本特征：它是一种过度，因为它既不解渴也不充饥，而是满足适量之外的口腹之乐。
《酒国》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描绘了欲望的过度：美食和通奸。
　　在小说中，已婚男子丁钩儿同婚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而这个已婚的女司机，
也同更多的男子调情作爱。这种性的过度成为种种灾祸的根源：丁钩儿因为被女司
机的丈夫金刚钻捉奸而陷入落魄中，而女司机也因为同另外的情人余一尺通奸而被
丁钩儿射杀。同时被杀的余一尺则自述为“市个体户协会主席，省级劳模，一尺酒
店总经理，中共预备党员，与酒国市二十九名美女发生过性关系。”同样，美食无
疑也是正常饮食之外的活动，丁钩儿陷入婴儿宴中就被灌醉，以致于眼睁睁看着生
鳞的小妖精掳去了衣物而无法制止。小说对饮食过度的描绘并没有到暴饮暴食为止，
更为惊人的是，美食自然地转化成污秽和吃人的境域，似乎污秽和吃人本身就是美
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不寻常的吃，美食就很自然地包括了吃动物的生殖器
和人肉。这里，孙隆基提出的中国文化内的“口腔文化”和“肛门文化”在《酒国》
中牢牢结合在一起。李一斗故事中的“龙凤呈祥”一菜，也就是全驴宴上的公母二
驴的生殖器，揭示出中国优秀文化包装里的无耻和堕落。
　　《酒国》中最骇人听闻的主题当然是吃人：在酒宴上吃红烧婴儿，在烹饪学院
卖肉孩，在课堂上教授如何杀婴做菜。吃人的传统在中国也有漫长的历史。甚至在
史前，考古学家发现，北京猿人就已经会在自己的同类身上敲骨吸髓，并用火烧烤
自己的兄弟了。（康宁翰，93-94）我们当然不能肯定北京猿人的吃人动机是饥饿、
复仇，还是美食，但是学术研究表明，由于饥馑所造成的吃人并不是中国吃人传统
的主要因素，有意识的吃人肉显然更值得注意。小说在莫言的醉语中也提及了易牙
烹子给齐桓公、李逵和刘备吃人肉的记载。从这条线上看，郑义披露的文化大革命
中广西吃人事件正是悠久的中国吃人史的一个最近的章节。《酒国》的吃人是源于
食物的过剩，而不是短缺，源于一代代中国人竞相追求的世俗享受。这种享受在主
流文化里并不遭排斥，相反，它被纳入主流文化内，和社会秩序、道德修养结合在
一起。《论语》中就有不少关于饮食与礼的讨论，饮食往往是作为礼的一部分来理
解的。这样，中国文化似乎可以看作一个中庸的整体，既是享乐的又是道德的。正
如李一斗企图阐明的：“人为甚么要长着一张嘴？就是为了吃喝！要让来到咱酒国
的人吃好喝好。让他们吃出名堂吃出乐趣吃出瘾。让他们喝出名堂喝出乐趣喝出瘾。
让他们明白吃喝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而是要通过吃喝运动体验人生真味，感
悟生命哲学。让他们知道吃和喝不仅是生理活动过程还是精神陶冶过程、美的欣赏
过程。”
　　如此动听的美食哲学恰恰是整篇《酒国》所要质疑的。酒国市，这个以美酒美
食闻名的城镇，绝不是一个道德纯粹的乐园，而正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女人们怀孕
仅仅是为了作为食品原料出售孩子，当然母爱也蜕化得荡然无存：当小宝（被出售
的孩子）因被打和水烫而大哭起来的时候，母亲所关心的竟然是皮肤烫坏或打坏会
影响出售的价格。在这里作者似乎提醒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吃人的文化并不能简
单归咎于吃人者，每个文化基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受害者有时甚至也很可能是
帮凶。美食和吃人的同质性表现在烹饪学院教授“我岳母”的课上，这堂课企图在
伟大的教育传统和先进的科学文明的基础上来解释制作人肉的方法。既然美食横跨
了科学与吃人，文明和野蛮的距离被彻底取消。本亚明的名言在这里一语中的：“
文明的记录无一不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256）颓废／颓败于是不仅仅可以理
解为欲望的过度，更可以作为文化／文明的过度，理解为欲望的异化。
　　《酒国》的美食主题应当放在中国当代和历代的文学传统中去考察。举例来说，
吃在阿城的〈棋王〉里是作为人的自然活动来描述的，用以抵制社会政治的压抑或
机巧。这种非文化的角度当然是从道家或佛家的文化哲学中得来的，它成为文化大
革命後反思潮流中的一帖精神止痛剂。而在刘恒的〈狗日的粮食〉里，饥荒年代的
粮食成为集体心灵中象征性的文化客体，尽管是暂时空缺的客体。两篇作品各自以
负面的方式涉及了美食文化，而美食文化都潜在性地起着正面的作用。无疑，在所
谓的“新时期”文学中，陆文夫的〈美食家〉最直接触及了我们的主题。〈美食家〉
所表达的显然是八十年代初的文化乐观主义，以致于政治乐观主义。主人公朱自冶
的美食史似乎也是共和国的政治风云史，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味觉来测量政治气候。
作为口腔文化的出色代表，朱自冶时时传达了平民的喜怒哀乐，这些情感无不包含
在口腹的满足或失望中。历史与烹调就这样奇异地交接在一起用以提供一个理想的
社会，一个由美食家（即使不是饕餮）组成甚至统治的社会。对于政治动荡中社会
文化的沉思就这样让位给文化精华论，从而导致民族的、集体的享乐主义欣快症。
从这个意义上说，《酒国》正是对这一类欣快症的中断，在华美的文化旋律中穿插
了极为刺耳的音调。它是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化乐观主义潮流的警醒，这股潮流
忘却了文化实体作为历史形态（而不仅仅是作为精神或感性的抽象现象）的内在噪
音。
　　对于美食文化的颓废性的展示似乎至少可以追溯到《金瓶梅》。作为一本既展
示又批判市民享乐生活的小说，《金瓶梅》颇为热衷于罗列有关饮食文化的场面。
此后的小说经典中，《红楼梦》也写了绝不逊于酒国的排场的大大小小的宴会聚餐。
比如史湘云发起的蟹宴（第三十七到三十九回），贾珍中秋节煮的全猪全羊（第七
十五回），都可与酒国的“全驴宴”媲美。《金瓶梅》／《红楼梦》与《酒国》的
亲和性在于这些惊人的美食景观似乎都不过是结构性下倾中间的高潮。当然这两部
小说并没有走得太远，相比之下，《西游记》同《酒国》就更为亲近，因为在《西
游记》中，吃人的主题几乎一直萦绕在整个情节中。由此可见，李一斗当然完全有
理由将他的作品称作“残酷现实主义”或者“妖精现实主义”。妖精千方百计要吃
的唐僧肉既鲜美又能延年益寿，成为《西游记》美食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酒国》
更有联系的是，《西游记》也多次提及了童子肉的鲜美，甚至有吃一千一百一十一
个童子的心肝可以长生的说法（第78回）。
　　正如在这二者之间的另一篇杰作——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酒国》和《
西游记》都可以读做吃人和反吃人的历史。不过，孙悟空的“救救孩子”和救救师
父的功绩是《酒国》中的丁钩儿或李一斗无法企及的。李一斗尽管自称是〈狂人日
记〉的继承者，也不能自已爱上岳母——红烧婴儿的发明者。丁钩儿尽管不愿对宴
席上的婴儿下手，却一旦听到“这不是婴儿”的承诺，便“扎起一片胳膊、闭闭眼，
塞到嘴里。哇，我的天。舌头上的味蕾齐声欢呼，腮上的咬肌抽搐不止，喉咙里伸
出一只小手，把那片东西抢走了。”显然，如果鲁迅的狂人是害怕被吃的妄想狂（
paranoid），丁钩儿则以无法保持一贯的、精神分裂（schizophrenic）的姿态加
入了吃人的社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吃人的主题在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後现代主
义的作品中的不同处理。在东方式古典主义的《西游记》中，吃人的种种罪恶都最
终遭到消灭，人们都最终在危难中获得救助。而现代主义的视点却始终看不到逃离
威胁的可能：鲁迅的狂人成为吃人社会的永恒对手，用没有回声的对拯救的呼叫传
达终极的理念。那么，莫言的後现代主义版本则不涉及任何目的论的终点，并且拒
绝将罪恶看做仅仅是外在的恐吓。丁钩儿和李一斗如此轻易地同吃人社会不可分割，
说明了最可怕的危险也许并不来自可感的暴行，而在于暴行的不可触及或难以认知，
在于对自身的潜在暴行的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吃人，或任何其他集体或社会暴行，
首先必须从个体那里内向地、以自我解构的方式去追踪。不然，正如《酒国》所显
示的向外寻找罪犯的无效性，消除暴行的努力最终变成对暴行的参与。丁钩儿在沉
入茅坑前在吃人宴席上依稀看见的自己的面孔，但为时已晚。篇首所引的丁钩儿墓
志铭写道：“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我们可
以推论，应当审判的只有自我，这个吃人的兄弟社团中的一员。在李一斗所写的短
篇〈神童〉中，小妖精成为反抗吃人社会的暴动领袖，甚至呼吁绝食抗议。于是这
个场景可以权且看做是关于学生运动的寓言。然而，小妖精远远没有被描写成英雄
式的人物。相反，他是另一个暴君，软硬间施地在婴儿群体中建立起自己的权威，
甚至禁止别的孩子的插话。他用同样的残忍咬去不听话的婴儿的耳朵，用手挖出敌
人的眼睛。于是在《酒国》里，我们惊人地看到了野蛮的反抗者和受害者（丁钩儿、
李一斗、小妖精及其随从者、金元宝及其妻等）的野蛮。严格意义上的自我审判或
自我审视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逃脱对吃人社会的责任：当你计数罪犯的时候，你总会
发现另一个多余的人——你自己，正如丁钩儿在淹死前终于发现的那样。

　　◎话语的过剩

　　我已经指出，多余或过剩是《酒国》颓废风格的主要特征。这种多余当然不仅
仅是内容上的——诸如暴饮暴食、通奸乱交——也同样是形式上的。从某种意义上
说，叙述话语的过剩——或用莫言自己的话说，不节制——成为小说修辞上解构力
量的决定性因素。根本的颓废是话语的颓废。“龙凤呈祥”一菜并不仅仅指示了美
食文化的污秽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传统象征话语中自我消解的特质。李一斗所称
的用“中华民族的庄严图腾，至高至圣至美之象征”来“化大丑为大美”实际上反
而是化大美为大丑。他误用成语来形容龙与凤“含义千千万万可谓罄竹难书”，倒
显示了无意识中对象征话语的罪恶性的暗示。象征的光彩同成语的贬损互相拆毁了
话语性，用语言恶化的方式拒斥了貌似理性的话语统治。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整个
叙述成为主流话语的极端的冗赘化、无聊化，通过戏仿（parody）的方式使话语的
有效性变得十分可疑甚至滑稽。李一斗的〈酒精〉中对童年金刚钻的描述就充满了
这一类的误用、滥用的陈词滥调，用高昂的、颂词般的语言垃圾来解构整个话语体
系：

　　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将唤起我们对金副部长的敬仰，一种多么亲切的感
情啊。想想吧，就是从这穷困破败的村庄里，冉冉升起了一颗照耀酒国的酒星，他
的光芒刺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热泪盈眶，心潮澎湃，……童年时期的痛苦与欢乐、
爱情与梦想……连篇累牍行云流水般地涌上他的心头时，他是一种甚么样的精神状
态？他的步态如何？表情如何？走动时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迈右脚时左手在甚
么位置上？迈左脚时右手在哪里？嘴里有什么味道、血压多少？心率快慢？笑的时
候露出牙齿还是不露出牙齿？哭的时候鼻子上有没皱纹？可描可画的太多太多，腹
中文辞太少太少。

　　很明显，主流话语在这里汇成漫无边际的胡言乱语，尽管还带着高尚的辞令。
话语性远远溢出了它应有的含义，用可怕的多余性刺痛我们。同样的，某种主流话
语中特殊的抒情风格一旦与恐怖相应，也更清楚地揭示了话语的罪恶。当丁钩儿到
达金刚钻等人的的办公楼前时，他在花园里看到的是“葵花朵朵向太阳”，桦木散
发出“特有的、甜丝丝的醉人气息”；甚至婴儿市场坐落在有喷泉和啼鸟的地方，
金元宝带着他要出售的儿子“如踏入仙苑，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幸福中颤抖。”
而当男婴以特等价格售出时，“元宝激动万分，眼泪差点流出眶外。”毫无疑问，
正是高度的话语性使我们在野蛮面前加倍地毛骨悚然，似乎恐惧并不来自野蛮，而
是来自话语的过度的文明。这里的过度必然是叙述的夸张（Overstatement），它
揭露了主流话语的内在功能。那么，如果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的剩余价值是资本
主义生产从真正的、创造性的劳动那里的反讽式游离，话语的剩余价值便应当看做
是语言从真实／真理那里的反讽式出轨。夸张就是话语的剩余价值的修辞特征。总
起来看，《酒国》正是一篇话语不断增生的叙述，制造或复制了无数永无可能适应
客观现实的话语因子。然而，《酒国》恰恰要处理这个话语的现实：话语的无限繁
衍展示为历史衰颓的形式基础。也就是说，历史衰颓结构于话语颓废之中，这种颓
废被理解为话语病毒引起的发烧和扩散。这里，主流话语的伟岸风格蜕变成高调的
废话、无耻的谎言，它既过于虚弱，又过于强壮：它的虚弱在于它的叙述没有能力
把握客观现实，而它的强壮在于它的意识形态优势有能力感召大众。
　　《酒国》中最令人疑惑的可能是金刚钻酒宴上的婴儿一直没有确定是真是假。
莫言在眩人耳目，玩弄花招，或者在批判的力度前犹疑吗？必须明确的是，莫言在
这里恰恰触及了写作的深度：再现（representation）的绝对困境或无能。当莫言
不展现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真实的婴儿宴的时候，对罪恶的简单再现便转移为对罪
恶的不可再现性的表达，转移为对掩盖罪恶的话语的罪恶性的暗示。这是一种有意
的脱漏，避免了现实主义对辩证法的粗陋挪用：没有甚么可以通过简单的揭示、否
定或清除而达到一个无暇的更高境界。相反，这种相信罪恶能够被轻易展示而全面
规避的倾向恰恰是我们永恒的危险。很明显，罪恶的话语性本身就拒绝了最罪恶的
简单认识，因为这种简单认识必然也是同一种话语系统之内的，是罪恶的一部分。
只有从话语内部展示出话语自身的形式罅隙，才有可能窥视到罪恶的可憎面目。似
真似假的婴儿正是在话语的缝隙中所透露的，指示了话语的无耻和无能。一方面，
金刚钻在酒宴上用党的准则、标准的话语站在吃人的对立面从而使吃人的活动变得
合理；另一方面，李一斗的岳母在课堂上能够惊人地用同样的话语将吃人的观念纳
入话语系统之内。这种话语自身的断裂正是《酒国》的叙述所要提供的：只要话语
具有它掩饰、移置的功能特权，历史的真实就不可能现实地或再现式地揭示于话语
系统之内。叙述便必须转向它自身：演示它自身的话语性，尤其是它在话语内部指
认真实的努力的惨败。
　　这就是元叙述的意义。这也就是元叙述为什么必须理解为反叙述，或自我瓦解
的叙述，一位叙述自身必须意识到它再现的话语限度和困顿，而不是它的全能。这
样，现实就成为不可比拟的，也就是说，不可用话语规范去把握的，这种不可比拟
性提醒了我们现实中的持久危险。这是一种没有能力处理现实的危险，因为话语横
断了现实和把握现实的愿望之间的通道。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所
谓的“崇高”——相对于和谐的“美”——就存在于这种不可比拟性的概念中，混
合了痛楚和快乐：阅读的快感正是来自某种痛楚的因素——对真实的不可再现性、
对话语的篡改性的意识，来自话语在压制意识过程中自身的倾覆、失效。这正呼应
于周英雄在《酒国》序言末尾的总结性评价：“恐怖、过瘾”。对于李欧塔来说，
崇高（sublime）和升华（sublimation）是相反的，後者企图逃避现实与意识之间
的不可调和。而这个差异也就存在于《红高粱》的莫言和《酒国》的莫言之间。在
《红高粱》里，那种不可再现的东西还是一种怀旧的理念：甚至野蛮和暴行也能转
化成悲剧性的和肯定性的。真实的暴行在《酒国》里却变得无法捕捉：它被认知为
话语性的，并且过于话语性以至所有的人都被驱动——或更准确地说是迷惑——到
这兽行的历史中而无法自我解脱。这似乎就是《酒国》对我们内在历史性的根本洞
察。

　　引用书目

　　Walter Benjamin（瓦尔特·本亚明），Illuminations（《启示》），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9。
　　Richard Cunningham（康宁翰），The Place Where the World Ends: A 
Modern Story of Cannibalism and Human Courage（《世界终结之处》），New 
York：1973。
　　Sigmund Freud（弗洛依德），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文明
及其不满》），New York：W. W. Norton, 1961。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Considerations 
on the Causes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Romans and Their Decline（《对罗马
兴盛和衰亡的思考》），Ithaca,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莫言，《酒国》，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