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是当时已惘然


                            叶昌金

    有位学者，原以研究学问而见名，也因之“见用”. 当然“见用”之后，其所
学之问也就专为“御用”了，即其学问多用来阐释或论证领导讲话的正确性，与之
相随的官级，当然也非常人能及的了。行将离栈际，有人约其写篇应景之作，不料
一向温文的老者，竟雷霆大发：“我是研究XX学的，不是写这种遵命文章的！”激
愤之情，溢于言表。据知情者言，这激愤，是老者对自己误入仕途的悔叹！

    我已不止次听到诸如此类“悔不当初”的叹息了。以前，每一次耳闻，心中涌
现的多是“去日苦多”的感伤，然而在反复耳闻后，我的这种感伤摇动了，更多的
是想起了陈凯歌在其自传中的慨叹：每一次运动来临时，所听到的总是“我忏悔”，
而每一次运动结束时，所听到的也无不都是“我控诉”. 这声声不断的叹悔，又岂
能全怪当初一时之惘然？

    中国的读书人，从来就在  “读书致用”的思想里熏来陶去，弄得一拿起书，
就想有朝一日“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还美其名曰“文（武）以载道”. 倘
以现代之前的境况而论，或可谅解于旧时的读书人不幸而只有致仕闻达这别无选择
的独木桥可走。

    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因推行严猛之政，“无一日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
人”，搞得人人自危，读书人也纷纷“逃官”以自保。所以，为逼读书人出来当官，
朱无璋曾颁布一条让今人匪夷所思的法令：叫做“寰中士大夫不可不为君用”的律
例，违者“籍没其家”. 据《二十四史札记》载“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
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如今，洪武时代已过去好几百年了。当下的生
活场景，为官为学两由之，断不至于连不愿为官的拒绝权利都没有，更不至于稍有
推却便刀光一闪人头落地。

    在官本位依旧大有市场的现世，为官一生福，且“仙及鸡犬”仍是未衰的域情，
相形之下，问心学究就显得凄冷清苦且稍逊腾达了。这种状况，无疑会诱使一些读
书人以“入仕”方式来改变现有的生活状况。而且，“入仕”的好处不止于一，若
是学问只是半拉子者，借官威以抬高自己的学界地位也是可能的。中国人的“头人”
欲似乎都极强，在官场不能称王，称霸学林当当学界领袖也是不错的嘛。所以，每
一次听到那“知识改变命运”的告辞，我总是认为不过是“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现
代表述。

    不仅如此，官非但要做，而且学问也不想丢。（尽管真实的情况是正日渐疏远
学问，但这并不妨碍也会偶尔写写毫无新见的文章资证自己尚在研究及自己该领域
的地位。）这既是读书人由学而士的“起家本领”，也是为自己的政治尽头所预留
的“看家本领”. 再说，整日地与琐碎事务打交道，整日地写那些遵命文章，也会
觉得厌倦，间或鼓捣一下学问也不失为“生活的艺术”. 做学问时眼馋于官人的实
利，入仕后又图慕做学问的散漫，如此首鼠两端，必是一步步地陷入“于现成之局，
多委曲求全”的淖潭。

    当年，鲁迅称郭沫若式的文人为“革命文学家”，说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脚踏
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 当环境较好的时候，就在革命的船
上踏得重一点，待到革命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变了纯文学家了。
可惜的是，后人善忘，常常哀之而不鉴之，所以，今日之士林亦多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