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思想文本


　　                       余世存 

　　《死火重温》收集了汪晖近十年来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思想史研究、文化
批评、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评析等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些文字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
知识界发生了较大的反响，虽然成文的说辞不多，但汪晖及其论说在识者心中已牢
牢地确立了难忘的印象。正如真正的尊敬始终是在私下进行的，在有限的言论环境
里，思想上的震动争论和突破传承也多是在个人之间发生的。

　　在当代中国知识在争取平等、反抗给定的命运、思考有无超越性道路的知识演
进里，汪晖的贡献有目共睹。他梳理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紧张、冲突，用他自己
的表述，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和“自以为是”的“启蒙主义者”对现代性采取
了一种整体主义的态度，而不解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与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同时发生的。
显然，汪晖先生对于民族和人类前途的思考具有足够的真理宣示和道义担当。但是，
汪晖所凭借的是在西方的知识生产体系里被称为批判性知识的内容，当其被移植到
当代中国之后，这一对于既存体制的批判知识被改造成对于有待这一点也是可以存
疑的；形成的体制目标及追求努力的批判，从而将原本对于既存体制的批判转换成
为对于理想目标及其辩护的批判，回避了对于我们时代的既存体制的真实态度。在
其解构吾人现代性冲动的论说中，对于其理想中的未来体制的建构性内容始终阙如，
对于其始终念兹在兹的权力与控制的当代现实始终三缄其口，难道，世界上只存在
着资本与技术的控制而没有其他？这就反而给了现实的权力拥有者和控制操纵者以
强固自己私利的口实。同时，把一种文明内部发生的灾难仅仅归咎于市场取向，把
人类不平等之宿命归咎于现代性……虽然不乏深刻，却难以发生真正平等有效的讨
论。因为在可以公开的言论交锋中，有一种声音始终无法出场并因而无力应对。批
判反思居然那样横行盛气凌其同行（在他看来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不也在很大
程度上降低了其批判的力量和品格吗？

　　正因为如此，汪晖先生并非对当代现实经验的深刻表达者，而是我们学术界里
的唐·吉诃德，一个陷入了文字障而不能自拔的唐·吉诃德，一个沉浸于抒情而不
能切实地思考吾人民胞物与的文人，一个空洞地思辩政治自由而无视他所指责的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同行们真实的焦虑和无奈处境的学者，一个抽象地看待人民大众而
不能躬身履践的思想者，一个无视在现代性的边缘徘徊的吾人困境而炫示深思也作
态于国际学术的学界巨子……可以说，汪晖先生的工作在满足个人精神的同时，也
是汉语知识问鼎于世界知识、吾人思想欲有所贡献于人类思想的一次悲喜剧努力，
读《死火重温》令人怜悯、难堪，因为那里有我们共同的命运。在一个有限的言论
环境中放言，欣赏着被攻击的对手的嗫嚅其言，在语言里虚拟并享受阿Q式的精神
愉悦，提出所谓现代性的反义思考并横扫那些无法回应的他所谓的“正人君子”论
说，汪晖看来是有力的，但是，话语的力量并不全由话语本身的品性决定，而是深
刻受制于一个社会对于知识生产的控制，在难言的环境里放言如此，可能恰恰表明
了并不具有道德的优势，也不具有智力的诚实。

　　因而，汪晖先生只是历史之手书写下的当代中国的一个典型的思想文本，那里
有读书人的抱负、学识、才思、气局。尽管这一文本不够有效，远未自觉，有待完
成，但抛开其情绪化的言词，其思考的广度和力度仍是值得尊敬的。通过汪晖先生
的论说，我们知道生活在当代中国，转型是何等复杂，既然我们存在着，我们就需
要思考，需要文化的自觉。对于一个民族和文明的伟大实践过程，没有如同汪晖这
样的批判是短视的，不过，思考的立足之处，应是源于现实而不是话语，不能因为
现代性的悖论就放弃了现代化的追求，如果不能在批判中有所肯定，则是对民族和
文明的不负责任，是对为此而作出的努力的无端否定。知识的演进和文化的反思不
能脱离吾土吾民，否则其在知识的前沿或顶峰获得的感觉跟在北京感觉置身于后现
代的青少年没什么两样，都是在“虚拟中生存”。其研习和作态虽可表现出令人惊
奇的天才，但其个性和思想的创见、其布施同事于吾人均极为低能。“一个民族所
可能取得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成就，都受制于其文明状态（知识）的整体性，
它的成熟程度，它的运用范围，它的积累规模和分布区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
在少数领域里能办一两件大事，可以在部分地区把头发染色进入后后现代、新新人
类的行列，却无法全方位地推进民族现代化的进程；而欲在现代世界里显示文明特
性，却也几近神话奇迹”（ 引自笔者为《战略与管理》杂志2000年第三期撰写的
“编辑手记”，下同）。对处于迈向新生的险恶旅途中的民族来说，需要真正的思
想文化自觉，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艰苦的努力，需要丰富我们关于世界的总体性解释，
“以应对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发展，应对不仅属于中国的文明新生命运，而且属于
我们越来越感同身受的‘人类情感认知的急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