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或说明：我们的真理和方法


              ——应《方法》之邀为《方法》将遭查禁致编辑部书

    《方法》编辑部：获悉我的一篇小文（“唐逸作《反暴利税法》记”）给你们
带来了麻烦，内心极为不安。倘若《方法》真因此停办，那么我就是一个难以救赎
的罪人了。

    我是一个懦弱的文人，从未想过自己能肩负什么，从未想过自己要与外界一较
短长。我所有的无非是我个人此时此在的眼光和心理，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一
无所知，一无所是。我很少写文章，所写者，几乎都是个人感受性的文字。这样的
文字，是勉强可算人们所说的“审美性叙事”，而非“历史性叙事”或“科学性叙
事”，是瞿秋白先生曾沉痛转述过“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极端个人体验。它不
表达历史进程的善恶、集体的经验、记忆，更不表达党派的真理或意识形态。

    但我没有想到，我这样的人和我那篇小文要担当一个知名杂志的兴亡命运。实
在说，我有点儿诚惶诚恐。实在说，我感到滑稽，我感到悲哀，我更感到一种作为
中国人的羞耻的愤怒。我的那篇小文是我发表的有数的几篇文字中较差的一篇，它
极不周密，没有逻辑，行文取巧，不沉实，不完整，完全是个人一时的情绪而已。
那篇文章蕴含有作者的社会感受（而非政治感受），没有任何具体的政治指涉，它
只是对一个大的历史时段作了自己的表述。文章没有提及邓小平先生及其倡导的改
革的历史功绩，我愿意指出，我个人像一切爱国的有识之士一样是极为看重这一点
的，今天我们不必再在每一言行里先强调这一点，先对这一点感恩，我们可以直接
了当地指出我们社会还存在的缺点，尽一个公民的责任推进社会的发展……这些恰
恰都反映出邓小平及其开创的历史时代的伟大进步性。而检查官先生们的存在倒是
给这一进步抹黑，倒是历史进程的反动。我为我们社会里还存在一个统一的书刊审
查制度而感到羞愤。

    即使在书刊审查制度还存在的情况下，我愿意指出，把我那样一篇读后感之类
的文字作政治化处理，也是检查官先生们的误读。这是滑稽、“历史的误会”。这
让我想起了中国共产党人曾对其早期领袖瞿秋白先生《多余的话》的误读。我愿意
说，如同瞿秋白不曾背叛他的事业一样，我也没有背叛我的社会。相反，在我和瞿
秋白极为文人书生的表白里，我们都表达了一个人的赤诚和肝胆。这样的文字如果
有罪，这样的人如果是异端，那么，文字和人的价值、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还记得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先生曾针对口口声声爱国、把爱国挂在
嘴边的人们说：“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人们因此指责陈独秀卖国、叛国，
惟有李大钊先生惺惺相惜，他说读陈独秀之文，令人伤心无已。为什么伤心？因为
“有国如此，深思挚爱之士，苟一自反，莫不情智俱穷”。为什么伤心？因为在沙
聚之国，一个人体现了一个国民应有的责任、担当和热情。试问检查官先生，在你
们以文字判人生死，冷漠抽象地审断人间之时，你们有人的热血、情感和道义吗？

    检查官先生们指责我歪曲改革。不错，我对改革有自己的看法。但我是否歪曲
了改革不是由一检查官先生能检验出来的，因为改革不是一个整体，有理想的、计
划的、思维世界的改革，有现实的、活生生的、遭到歪曲的改革，从后者活生生的
历史进程来看，歪曲改革正是俗世的权力，也是人的权务。谈论改革、要求改革并
不是口含“天宪”者的独家专利，而是千千万万人的正当权利。如果检查官先生认
为我歪曲了改革，如果他要捍怀改革，他尽可以把歪曲了的东西再歪曲过去。他不
能以强制的手段命令一个人缄口，须知那将导致“腹诽”、更可怕的后果。在这方
面，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也以文人的笔质问过：“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
变万化和变化无穷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芳香，但
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试问检
查官先生，你们是如何贯彻落实马克思的教诲呢？

    今年是伟大的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什么是真理？我们知道，共产党人是看重
实践的。在共产党人的哲学里，真理是全体，真理是展开的过程。我虽不是共产党
人，但我愿意指出，检查官先生是违背了邓小平以及其他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真
理的理解的。我们今天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的言论是不能因为他是否说出
了真理而决定禁止与否的，正如共产党人的哲学把握，真理是一件重大的事，它不
是结果，不是标准；它是实践，是过程，是要（受）经验的生命本身。一个人要言
论自由并不是他要言论出真理，而是他要自由地言论这一真理本身，追求言论自由
正是追求真理。在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且正在
完成质的飞跃，在社会气氛日益宽松和谐、新闻出版即将跨入“自由的秩序”的今
天，因为一篇文章而要查禁一家杂志，我不得不指出，这是倒行逆施，是我们全体
中国人的悲哀和耻辱。

    编辑部诸君，我作上述认识绝非不愿为贵刊的前途考虑。倘若我“深刻检讨”
可以挽回《方法》停刊的命运，我倒愿违心一次，说“谎”、认“错”。事实不然。
如上所说可知，以我的小文为理由整治贵刊，实在是只能说明检查官们“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说明他们没有水平，他们不可理喻。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寡妇主义”
一套，唯天下报刊不动、不言、不笑、不议才好，而对一份言论刊物，对贵刊这样
的缤纷灿烂却嫉恨在心，必欲扑灭而快意，而觉天下太平。因此，我在此向贵刊表
达我个人的歉意和不安外，也祝祷我们早日度过这荒唐而耻辱的岁月。

    再次致意。

    余世存

    1998年12月21日写于皂君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