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及其“合理性”


                            曾德雄

    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更替不可谓不频繁，征服王朝的社会震荡不可谓不剧烈，
但惟有极权总是换汤不换药，稳居主宰地位。极权的这种历经风暴不倒、数千年一
以贯之的“稳定”，充分说明极权在中国确实有着某种自足的合理性。而且，我们
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没有全面遭遇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依然保有“国即天下”、
“中央之国”的观念，极权在中国仍将留存。梁启超说：“如每朝当鼎革之交，中
央政府权力坠地，群雄并起，若秦末、西汉末、东汉末、唐末、元末、明末之故事，
彼时所谓中央政府者，鞭垂所及，不能出帮畿千里外，民间若稍自树立者，一举而
得自由自治之幸福，抑非难也，而拒虎迎狼，莽莽千载也若彼，是其无政治能力之
证验一也。”（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难道历史上那些“创业垂统”

    的开国之君不是来自民间吗？可他们没有一个人“稍自树立”“而得自由自治
之幸福”。  打下江山者自然要南面而君，就是那些江山还没有全部打下的“民间”
英雄，也要迫不及待地一尝皇帝滋味。这么多的人做上了皇帝，还有更多的人跃跃
欲试，想要做皇帝，我们实在不能说他们没有“政治能力”。                  

    与极权的数千年一贯制恰成对照，从秦始皇开始，每一个朝代并没有象他们自
己所期望的那样千秋万代永葆基业，总是“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治乱循环
几成不二定律。中国人的心智最为发达的莫过于权术，而历朝的统治者念念在孜的
也都在于巩固自己的权力，可虽然如此，皇帝仍然总不免于被拉下马来。这似乎又
说明，极权又有着某种不合理性。                                          
如果说极权不合理，可它在中国一直稳如泰山；如果说极权合理，可每一个朝代都
不会长久。极权的这种合理与不合理就这样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奇特景
观。        

    实际上，关于君权统治的合理性，早在中国文明的早期就已经有了定论，这就
是“以德配天”的观念——统治者都是因为自己的德行而葆有天下。《说文解字》
中“德”字条的定义是“升”，就表示着“其德升，闻于天”的思想，只有达到了
最高德行的人，才可以为人君。这样的观念在中国世代相袭，没有改变，也没有受
到怀疑。直到几千年以后的清代，这种思想还在得到完整的表述。    雍正说：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
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
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大义觉迷录》）也就是说，君权的合理
性在于“得天下者”是有德者。                                        

    “得天下者”是不是就是有德者呢？余英时先生说：“清初吕留良曾大胆指出，
历史上所谓‘创业垂统’的英雄其实多是肆无忌惮的‘光棍’。  这个道理本是很
浅显的，无论士、农、工、商哪一行业中人，只要稍有所成，是很少肯去冒险‘打
天下’的。”（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个朝代
衰败之时，总会有许多的“世路英雄”争相而起。根据刘邦和项羽的成败，可以说
最后的胜者一定是在肆无忌惮这方面做到了极至的人。只要稍有一点点“妇人之仁”，
就会象项羽那样，“竖子不可与谋”，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韦伯曾用卡里斯玛
（charisma）来形容杰出政治家的超人品质。卡里斯玛内涵颇丰，不容易细说，但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来说，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
段，而且无所不用其极。不具备这种品质而获得天下者，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找不到
一个。也就是说，“得天下者”不仅不是有德者，反而是无德之大者。          

    如果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是一种“道”，那么现实中的“帝王宰制天下，
不独攘夺人民之子女玉帛，并圣智仁义之号，亦盗而取之”（易白沙：《帝王春秋
·序》），正可说明中国的情形恰恰是以势驭道，势不仅凌驾于道之上，而且为着
某种需要，可以任意利用道。《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景帝时辕固生与黄生关于
汤武受命合法性的争论，“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

    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
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弊，必加于首；履
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
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
而何也？”

    应该说，黄生的观点一本于中国传统君臣之道的逻辑，辕固生也依凭“有德者
得天下”的思想，至此两人都还不脱“道”的范围。但辕固生下面的一句话：“必
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相信令黄生无言以对，而经过汉景帝的
一番话以后，“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这可说是以势压道的典型例子。余
先生说：“两千年来君权问题是理性所不许施、议论所不敢到的领域。”（余英时：
《论士衡史》）势对于道的利用，更是层出不穷。朱熹说：“太宗……直以其能假
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智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
彼善于此而成其功耳。”（《朱文公文集》三十六卷，转引自余英时《论士衡史》。）

    不独太宗一人如此，中国的统治者都不脱这样的套路。    出现以势驭道的情
形，首要的原因在于道本身。儒家宗奉三纲五常，其中的“君为臣纲”已使君处于
绝对独尊的地位。孔孟之道正在于论证人君地位独尊的合理性，它首先将“性善论”
本体论化，得出人性本身就是最高的德行这样的观念。又通过对尧、舜、禹、汤、
文武、周公这些旧时人君的道德化，得出只有人君才可以达到最高的德行。当“礼
崩乐坏”之时，“世路英雄”蜂起，为了建立自己的统治并使之合法化，最好的手
段莫过于通过强大的政治实力来获取最高德行的美誉，“历史上未见圣人变成皇帝，
只看到一个个皇帝都获得’圣人‘的称号”。  （余英时：《论士衡史》）      

    以势驭道导致成王败寇、以成败论是非成为理所当然。人们习惯于服从强权势
力，并视强权为当然，视对强权的服从为正道。同时，人们并不认为存在一个普遍
的理性（道）。朱熹的努力正在于救弊，他企图建立一个超越一切特别是势之上的
普遍理性，但由于他并没有丝毫改变道的实质内容，他的努力终归于失败。陈独秀
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日本人的一段话：“彼等于个人眼前利益以外，决不喜为
之。政治上之抗争，宁目为产业上之绝大非行。政治之良否是非，一般人民，决不
闻问，彼等但屈从强有势力者而已。”对此，陈独秀说：“……惟其‘屈从强有势
力者’一言，国人其何以忍受？然征诸吾人根性，又何能强颜不承？”（陈独秀：
“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 卷第3 号。）唯强有势力者是从，此正是奴性之本
根。                                                                    

    由于人们不认为存在有普遍的理性，且从来没有养成唯理性是从的品格，因此
势才成为统治者建立并维护其统治的最佳选择。这正可以解释极权在中国历史上的
长期存在。以势驭道标示着极权长久不易的外在的合理性，但极权本身的反社会特
质使之又存在着内在的不合理性。外在的合理性使极权在中国历史上稳如泰山，但
其内在的不合理性又使每一个朝代都不会持久。如果我们感觉到了极权之苦并企图
摆脱极权，我们就应该破除其外在的合理性，承认存在着普遍的理性，并且养成唯
理性是尊的人格和精神。                                                  
199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