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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善与恶
曾德雄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主要是儒学,是主张“性善论”的。孔子最先提出
“仁”的概念,用来界定人的道德境界。孟子为了替“仁”寻求内在的根据,就发
展出“性善论”.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孟
子认为人性本善是先天的、自明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章句上》)被孟子认为“善”的性就是仁义礼智: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粹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
不言而喻。”(《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言性善,大大地发展了儒学:“孟子
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朱熹:《孟子集注序》)
既然人性本善,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为何还有君子小人之别呢?孟子认为,
原因就在于君子“存心”,小人“放心”:“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
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
这也同时反映了孟子的理想政治:“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
为可继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为什么呢?因为照孟子看来,“君仁莫
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章
句上》)这正是儒学“以德主治”的精义。儒学坚信,倘若照此办理,就会千秋万
代永保天下。荀子说:“向是者藏,倍是者亡。向是如不藏,倍是如不亡,自古及
今,未之有也。”(《荀子·儒效篇》)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不论持续的时间是长是短,其最终的命运都是
“亡”. 根据荀子的论断,看来每一个朝代都是“倍是”——违背了儒学“以德主
治”的政治原则。
之所以这样,据朱熹记载时人的分析,是因为正不能胜邪:“人君之心,惟在
所养。君子养之以善则智,小人养之以恶则愚。然贤人易疏,小人易亲,是以寡不
能胜众,正不能胜邪。自古国家治日长少,而乱日长多,盖以此也。”(朱熹:
《孟子告子章句集注》)这是就一种普遍的情况而言,而且似乎也肯定“人君”也
有“养心”者存在。但朱熹自己对此却予以坚决否认,他说:“千五百年之间,……
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
之间也。”(转引自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
尧舜之道并不得行,实际的情形是以尧舜之道之名以行“他道”,这就是朱熹
所说的“假借仁义之名,以求济其贪欲之私耳”. (朱熹:《孟子尽心章句上集注》)
对这样的情形,在朱熹之前,孟子有过“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
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的描述(《孟子·告子章句上》),
荀子更有过“以让饰争,依仁蹈利”的指斥(《荀子·仲尼篇》)。在朱熹之后,
在我们的现时代,这样的描述和指斥也同样适用。
既然中国的历史总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只能说“以德主治”的政治思想存
在很大的问题。如果要对这样的思想进行修正,以使中国民众的生活不再重复过去
几千年的悲苦,就必须要反省作为“以德主治”思想基础的“性善论”. 对于人性,
荀子其实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他说:“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
(《荀子·荣辱篇》)“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
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荀子·性恶篇》)依据中国传统的价值评判系统,
这样的人性当然是恶的。倘若能够意识到人性中的恶,然后建构一定的制度、规范,
对之加以制约,以使大多数人平等相处,自由发展,就正见出人性中善的一面。从
人性的内容来看,人与动物并无区别;人之不同于,或者说,高于动物者,就在于
人能意识到人性中的恶必须要加以节制。所以,所谓人性之善,就应该是:意识到
人性之恶,并加以防备。
根据正统儒学的观点,仁义礼智是人有别于禽兽之处。如果真的有儒学理想中
类似尧舜这样君师合一的圣人,那么民众是很愿意“贵之如帝君,亲之如父母”、
放弃自由以求得保护的。但可惜在中国,圣人从不曾见,多的是披着圣人外衣的禽
兽。所以中国的民众从古到今,期盼的是圣人,等来的永远不是圣人。这个中的原
因,就在于“性善论”使人性之恶毫无节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性善论”为主
流的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发展出真正的人性之善。荀子认识到人性之恶,并且要用
一定的手段来对之加以制约。但是显然,皇帝们并不愿意这样做,所以“荀子术不
用于当时,而名灭裂于后世流俗人之口”. (王先谦:《荀子集解序》)从人性这
一面说,任何人都不希望受到制约,皇帝当然不会采用“荀子之术”了。
其结果,就是一人恣欲,万人转徙于沟壑,如中国历史的情形。在“彼可取而
代之”的游戏遭到唾弃的今天,国人能不深省?
2000、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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