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颁行与收禁

                              曾德雄

    雍正六年秋，湖南腐儒曾静谴徒张熙赴陕西向川陕总督岳钟琪投书策反。岳钟
琪立即缉拿张熙，严加刑讯。但张熙遵从曾静“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
（《大义觉迷录》，以下所引，如不特别注明，均引自该书。）的嘱咐，坚不肯供。
岳钟琪于是改变策略，假意与张熙结盟，共讨满清，光复汉室。张熙信以为真，将
曾静合盘供出。雍正对此案极为重视，亲自审讯。这桩由雍正亲自领导并由他亲自
审讯的清朝最大文字狱案，从雍正六年开始立案追查，直到雍正十年方告结束。而
最后的处置，却一反历代皇帝处置钦犯的常例，并没有将曾张二人处死，反而免罪
释放：“著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将伊之逆书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与伊口供，
一一刊刻颁布，使天下人共知之。”这就是《大义觉迷录》，这本书刊载了有关这
次狱案的全部谕旨、审讯、供词，以及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雍正要求这本书
“要每学宫各贮一册”，“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使远近寡
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 “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
官从重治罪。”雍正的决定引起诸王大臣的不满，他们请求“将曾静、张熙按律处
决，碎尸悬首；查其亲属逆党，尽与歼除，以明朝廷之宪章，慰臣民之公愤”. 但
雍正没有同意，决定照旧，他说：“所降谕旨，俱已明晰，诸王大臣等不必再奏。
倘各省督抚提镇有因朕宽宥曾静复行奏请者，著有司将本发还。”雍正还特别考虑
到了曾张二人有可能遭受歧视，甚或身遭不测，特地告戒说：“今若以羞忿怨恨之
心，或将曾静、张熙有暗中贼害情形，朕必问以抵偿之罪。曾静等系朕持旨赦宥之
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活罪亦然。”雍正还特别告戒
子孙，不可杀曾张二人：“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
但雍正的“子孙”并不听他的话。此案了结三年后，雍正去世，由其子弘历嗣位，
是为乾隆。乾隆登基后不过一个月，即下令缉拿曾静、张熙进京，两个月后，下旨
刑部，将曾张二人凌迟处死。接着将雍正精心编撰刊行天下且甚为重视的《大义觉
迷录》宣布为禁书，停止刊刻，停止颁发，私藏者治罪，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收缴销
毁。

    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论语·学而》）乾隆的这一举动，可谓不孝之大者。这在“以孝治天下”的中国，
是很危险的。乾隆自己的解释是效法雍正治吕留良之罪。雍正因为吕留良“谤议及
于皇考（康熙）”，而曾静则止及于“朕躬”，因此对吕留良是恶之欲其死，死了
四十多年还要开棺戮尸，而曾静则“免罪释放”. 对乾隆而言，雍正成了“皇考”，
曾静正可相比于吕留良，因此“恶之欲其死”，乾隆以此确立了杀死曾张二人的
“逻辑”. 但这显然不是真实的原因，后人对乾隆的举动，也多有别种解释。这些
解释，多集中于《大义觉迷录》的内容。

    《大义觉迷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华夷之辩”，二是雍正的“十
罪”. 有人因此认为，“华夷”问题倘若公开辩论，等于事实上承认了华夷之分。
不论雍正对此做何新解，总无改于这个事实，反而更增添了人们的排满情绪。光绪
末年，主张“驱除达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在香港秘密重印这本书，似乎从一
个侧面印证了这种说法。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夷夏之防等种族上议论”，
“是明白的事实，也非雍正朝才开始，光靠一本小册子也是掩盖不了，辩驳不清。”
乾隆的收禁此书，主要还是因为它“触到雍正本人宫闱内部、伦常之间的一些隐私”
.（金性尧：《清代笔祸录》，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89 年出版。）这实际上是
认为乾隆的收禁此书是因为它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

    其实，不管是“华夷之辩”，还是雍正的“十罪”，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根本
问题：君权的合法性。恰恰是这个根本问题，是不允许辩论的，否则的话，君权就
会降格而等同于其它诸事诸物，君权的独尊地位就受到否定——尽管辩论中的胜负
早已分判。余英时说：“从制度史的观点说，两千年来君权问题是理性所不许施、
议论所不敢到的领域。”（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
乾隆的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乃父尸骨未寒即违抗其旨意，正是要赶紧关闭这扇雍正
出于别种考虑而向理性、议论开启了的大门。对于统治者来说，没有比维护君权的
独尊地位更为重要的了。根据中国历史的经验，只要君权还在独尊着，那么，不要
说“十恶”，就是百恶、千恶、万恶示之于天下，又其奈我何？

    就君权的合法性进行辩论，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史记·儒林列传》就记
载了著名的辕固生与黄生的辩论：（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
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
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
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
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
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
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因为帝制初立，所以有这样的关于君权合法性的辩论。以后君权既成一统，不
论是在上还是在下者，就都认可了君权的独尊。既是独尊，自然不容辩论。又由于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传统的形成，君权合法性这个问题本身也失去了合
法性，所以才有了乾隆的几近于迫不及待地对涉及到君权合法性问题的《大义觉迷
录》的收禁、销毁。只有站在这样的视角，才可以清楚地了然乾隆这一举动的十足
的“正当性”. 时间过了200 多年，中国正在步入理性社会，一切价值都必须接受
理性的审视，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而首先要做的，就是破除独尊，否则，理性本
身就不容立足。

    1999、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