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模式轉換與 21 世紀中國安全

從北約干涉科索沃危機說起

【大公報】 1999/4/28 報導

1999 年 3 月 23 日，北約秘書長索拉納下令對南斯拉夫實施空中打擊，這使人不由得不想起發生於上世紀的中英鴉片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

在此值得研究的是，在中世紀（至少在唐朝以後）曾是世界超級大國的中國，為什麼會在近代被打敗，而我們又怎樣才能贏得明天的勝利。

在古代世界裡中國曾長期處於超級大國的地位的原因，可歸於當時中國所擁有的高度發達的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小農業生產方式。與古羅馬稱霸地中海的情況相似，這種生產方式帶給中國軍事方面的影響是刺激了中國陸軍及以攻佔地理要塞為目標的陸權國防理論的發展。除此之外，中國所處的特有的地理環境，也使中國上述軍事特點得到強化。

俯察中華版圖，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除北方外，中國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護。在沒有飛機的古代，西與西南的昆侖山和喜馬拉雅山，就是一道無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沒有這道屏障，當年從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亞歷山大就很可能進一步在我國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跡。另一面，中國又受著東海和南海的天然保護。在沒有遠程航海技術的古代，征服大海遠比征服中國更困難。因此，中國自古就沒發展出像英國那樣的海軍，更沒有，也無必要建設像英國那樣的海權國防。鴉片戰爭前，中國就沒有一支國防意義上的海軍。可見，大海的天然保護給中國國防史帶來雙重影響﹕一方面這種天然的安全環境，使中國古代國防失去了海防的功能，從而也就沒有條件積累足以在未來戰爭中自衛的海戰經驗。鴉片戰事是英國在海上對中國的勝利，也是大海留給近代中國國防的一個苦果。最安全的地帶也是最脆弱的地帶，中國國防的近代慘敗應驗了這個軍事辯證法。另一方面，由於沒有南顧之憂，中國古代國防便一直以抵禦北方少數民族南犯為目標，長城的出現便是這種國防的產物。北方少數民族南下，刺激了包括騎兵在內的中國陸軍及以攻防地理要塞為目的的陸權軍事理論的發展﹕翻開武經七書，無不以陸權軍事為主題。正因此，當西方炮艦打到中國東大門時，中國軍人竟不能用海上出擊的方式，而是以「高築牆、廣積糧」的方式來與洋人作戰。這樣的國防到近代又怎能逃脫喪權辱國的命運﹖

由英國工業革命及遠程航海技術帶來的新的即海上對敵國進行縱深打擊的戰爭模式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已廣泛地影響了西方世界。保衛海上商業利益帶動的造船業和海軍的發展，以及西方殖民主義者在東方擴張的地面戰役（比如英國在印度、阿富汗地區）中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使西方國家的軍事作戰方式逐漸從陸戰轉向海戰。這種海上作戰方式的改變使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打敗了擁有龐大陸軍的中國；日本東施效顰，在甲午海戰中也打敗中國。中國在這一連串的軍事失敗中被迫割讓了一系列主權。隨之而來的是西方瓜分中國的狂潮。也就在中國即將被徹底肢解之際，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回國參戰迫使西方列強暫時放棄東方。真是僥幸，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今天的中國版圖，實在難以預想。

然而，問題並未到此結束，二十世紀中葉，世界戰爭模式又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就是空戰的出現。如果說對海戰及制海權最先進行理論總結的是美國的馬漢，那麼在理論上最先意識到制空權重要性的是意大利的杜黑。他在《制空權》一書中認為﹕航空為人類開闢了一個新領域──空中領域，結果就必然形成一個新戰場。在人們意識到掌握制海權的重要性之後不久，人們就會意識到制空權將變得與制海權一樣重要。杜黑的這種超前意識為德意日法西斯國家最先採納並迅速轉變為他們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作戰方式；這種新的作戰模式使二戰中的德意日軸心國在戰爭初期佔據了明顯的軍事優勢。在中國戰場上，日本憑借空中優勢，贏得了對華戰爭的初期勝利，並使中國自甲午戰敗並被迫割讓台灣及澎湖等島嶼後，其東部地區再次被日本分裂為數個依附於日本的傀儡政府。中國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但同時也應看到，中國抗戰勝利是在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勝利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如果日本的對華戰爭沒有進一步擴大為對美的太平洋戰爭，也就是說，日本對亞洲的戰爭只限定在北緯 30 度以北的東北亞地區，那麼，美國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很可能繼續採取綏靖立場。如果歷史真是這樣演變的話，今天的中國版圖，真是難以預想。

對世界霸權而言，歷史意味著強權對世界地緣政治版圖的分割和控制史；而對世界的控制則意味著對領先於時代的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控制。如果說工業革命改變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那麼，以信息技術為主要內容的高科技革命則無情地改變著本世紀末並將進一步改變下世紀的歷史。在二十世紀就要結束的今天，我們在巴爾幹地區見到與 1840 年發生於中國東海岸的鴉片戰爭相似的情景，即掌握制海權的西方列強在海上遠距離侵犯他國主權，並強行達到分裂他國主權的目的。在強迫南斯拉夫放棄對科索沃主權的要求被拒絕之後，北約便對南斯拉夫發起大規模空襲。與發生於上世紀的鴉片戰爭不同的只是，在這此戰爭中，西方列強所動用的已不再僅是「堅船利艦」，而是依托於集海陸空三維作戰方式為一體的航空母艦（及鄰國基地）並配以在衛星監控技術協助下的導彈遠距離精確攻擊和準確攔截的現代軍事手段。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之後，對美國士兵來說，侵入敵國內陸作戰已成為一種可怕的經驗。然而在九十年代初對伊拉克軍事打擊的勝利中，美國恢復了軍事干涉他國事務的信心﹕美國在對伊拉克的遠距離海空打擊中不僅基本摧毀了伊拉克的軍事作戰手段，同時也在「人道主義」的幌子下用「禁飛區」的方式達到了事實分裂伊拉克的目的。

這樣，美國與上世紀的英國一樣，在痛苦的陸戰經驗中總結出海上遠距離立體打擊這種得以揚長避短的作戰方式。在打垮伊拉克以及北約剛剛接收波捷匈之後，美國及其盟國又開始把炮口對準不那麼聽話的南斯拉夫，企圖通過肢解南斯拉夫來實現其爭霸世界的戰略。巴爾幹是俄國南進戰略的主要基地，南斯拉夫與俄國又是歷史盟友。在北約東擴和日美軍事合作加深，對俄兩翼合圍趨勢日緊的情勢下，俄國迫切希望打開南面的戰略出口，為此位於巴爾幹的南斯拉夫和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對今天的俄國就有了特別的戰略意義。因此，打敗南斯拉夫，意味著打斷俄國在巴爾幹的戰略支點。

現在的問題是，對中國及其他非北約國家而言，如果北約肢解南斯拉夫的企圖得逞，那麼，美國及其盟國就會將這一模式在亞太及其他地區進一步應用，以打擊對他們稱霸世界有「威脅」的國家。四月六日，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講演時表達了這一層意思，她說﹕二十一世紀的北約將繼續執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證北約成員抵抗侵略，但與此同時，它還將承擔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採取的行動。

我們知道， 20 世紀美國外交策略是 19 世紀英國外交策略和馬漢海權學說及麥金德的地緣政治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其要點是﹕用不斷製造小國，特別是海上島嶼小國的方法來確保海上運輸線和地緣及資源關鍵地區控制在美國及其盟國手裡。對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現為對歐亞大陸中心即中東中亞地區的控制，對中東中亞地區的控制首先是對其兩翼即巴爾幹和南亞地區的控制。九十年代初，由於蘇聯解體，世界進入無序狀態；但到九十年代中期，西方以俄國和中國為對手的「接觸與遏制」政策（實際上就是紅蘿蔔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續）呈現雛型。九十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重新修訂及日美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研製設想開始醞釀為標誌的對俄國中國呈兩翼合圍勢態的戰略布局已大體成型。今後這種合圍進程並不會因新世紀的到來而放鬆，相反它將趁俄國衰弱和中國羽毛未豐之際，日益加緊。而要達此目標，根據美國對付前蘇聯及前南斯拉夫聯邦的經驗，一旦條件成熟，以某種形式有限地（一個過於分裂的中國對他們也不利）肢解中國將是美國及其盟國不會放棄的選擇。從控制歐洲的經驗中，美國清楚，在亞洲實現均勢戰略，即讓日本、中國、俄國及印度等國在均勢中相互制衡的戰略，最有利於美國對這一地區的控制。這種思想已在尼克松時期為美國政府提出並付諸實施，在下世紀還將繼續堅持。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不僅不排斥世界多極化趨勢，而且他還會在相當程度上保留和推動這一趨勢。問題在於，美國所要求的只是一個便於美國控制和操縱的多極化趨勢。在對華政策上，美國可以接受的既不是一個強大的，更不是一個弱小的，而是一個在綜合國力上可與日本、俄國和印度掣肘而不是能與美國抗衡的中國。美國從自己的建國經驗中知道，國家強大的首要基礎是擁有廣大的版圖，而阻止一國崛起的最徹底的辦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圖，讓它在分裂中內耗，在內耗中為大國所操縱。二戰後，西方用這種辦法肢解了德國，英國用這種辦法削弱了本可成為世界性大國的印度，二十世紀末，西方又用同樣方法促成了強大的蘇聯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解體，到下世紀，在安排好歐洲地緣政治版圖之後，美國及其盟國就會如法炮製，把目標指向即將崛起的中國，使中國在（有限的）分裂中徹底失去成為世界級大國的機會。

從美國亞太地緣政治需求看，使台灣、南沙群島繼而西藏地區與祖國事實分裂，符合美國及其盟國稱霸世界的長遠戰略。

台灣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門戶，是日本南下必經之途。控制一個與中國分離的台灣，美國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懾東盟，西可堵截中國；而動搖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地位，就可使中國失去最接近馬六甲海峽的戰略基地，從而進一步失去對由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這一具有生死攸關意義的戰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而目前台海兩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國海主權紛爭的現實，已為美國實現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機，而日美防衛合作範圍的擴大及美國在東亞建立戰區導彈防禦系統設想的提出，都是美國在下世紀促成台海兩岸無限期分裂，南中國海主權紛爭長期拖延下去（都是變相分裂）的切實步驟。

西藏是中國進入中亞中東及印度洋地區的前沿地區之一。二十世紀美國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圍繞著佔世界石油儲藏量三分之二的中東地區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運輸線展開的。中東和中亞是世界能源和地緣的中心帶，因此，控制這一地區是美國國家絕對利益所在。蘇聯解體後，歐亞大陸中心帶出現的中亞五國已把俄國與中東富油區隔離開來，目前除中國外，這一地區已沒了有實力的大國。於是，在下世紀，分離中國西部，特別是中國西藏地區，以此阻止中國力量向中東中亞地區伸展，將是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目標所在。美國政府自 1997 年底開始設「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一職，其首要職責是「促進中國與達賴喇嘛展開真正的對話」，同時還要負責「推動對西藏獨特文化、宗教和語言遺產的保護」。 1999 年一月二十日美國政府任命朱莉婭·塔夫脫為新的「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三月十一日，塔夫脫在美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作簡報時表示，美國必須幫助西藏保護其獨特文化、宗教和語言遺產。她計劃今年六月前往印度、尼泊爾和不丹，並希望能夠前往達賴集團在印度達蘭薩拉的駐地考察。在西方的推動下，世紀之交，西藏問題將向國際化方向進一步發展，西藏地區在美國地緣戰略中將進一步升級。

維持國家主權的決定性的力量，是一國所擁有的國防能力；一國的國防能力又最終取決於該國的技術能力。有什麼樣的技術能力就會產生什麼樣的軍事攻擊手段和方式。僅就有限戰爭而言，決定戰爭勝負的並不主要是國家的綜合國力（除工業技術要素外，上世紀中葉清帝國的綜合國力並不比英國遜色），而是一國的軍事技術能力及由技術能力決定的軍事作戰能力。上世紀的鴉片戰爭及本世紀末的美國打擊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戰爭，從兩方面說明了這個道理。

如果說 20 世紀的兩次（即制海權和制空權）軍事革命使戰爭完成了由陸權和海權聯接的平面模式向陸海空三維立體模式的轉變的話，那麼，下一世紀我們將面臨的是在外層空間衛星（繼而是深層海域）監控技術引導下的，以爭奪低層空間（制空權）和淺層海域（制海權）為主要內容的更為深刻的軍事革命。在現代戰爭中，二戰時期的飛機和戰艦群間的大規模混戰已為在衛星監控下的導彈遠距離精確打擊和準確攔截技術所代替；在同等國力條件下，誰掌握外層空間技術，誰就掌握了制空權；誰掌握了制空權，誰也就掌握了制海權；掌握了制空權和制海權，也就掌握了未來戰爭的主動權。比較本世紀中葉美國入侵朝鮮、越南的戰爭模式和本世紀末美國及其盟國軍事打擊伊拉克和南斯拉夫之表現，後兩場戰爭已標誌著美國及其盟國的軍事作戰方式已初步實現了上述轉變。在新的戰爭模式中，「諾曼底」式的大規模陸海空軍進攻已讓位於在航空母艦上形成的，在太空衛星監控技術引導下的導彈遠距離海上和空中打擊；人與人的正面交鋒已讓位於物與物的衝突；傳統陸軍（若不與其他軍種混合）的作用將大幅度下降。

在未來戰場上，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將不取決於一國陸軍的數量及其傳統作戰能力，而取決於該國的海軍和空軍質量及其所擁有的現代作戰能力，建立在衛星監控技術基礎之上的海上遠距離導彈精確打擊和準確攔截技術，是現代作戰能力的重要標誌。上世紀末英國和日本的海上勝利使中國失去香港和台灣，本世紀末，美國在海上，繼而空中的勝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變相損失了部分主權，下世紀，中國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進而外層空間的相對優勢，中國也可能再次失去對台灣、南沙群島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權。我們不能以宿命論的態度來理解中國沒有分裂的歷史（其實沙俄時期我們已失去了大片領土），我們應以積極的姿態阻止中國可能再次被分裂的現實，迅速將以本土自衛為主的國防模式，調整為以制海權和制空權為主的國防模式。不然，我們不僅不能阻止北約軍事干涉南聯盟科索沃危機的模式在我台海乃至西藏地區的重演，而且不能為中國崛起創造一個最起碼的有利於我的國際安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