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在价值和利益之间的抉择
---------［美］弗兰茨·舒尔曼钱俊译 董正华校
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
所谓国家关系，主要是指政府间关系，尤其涉及介入外交关系的某些人士：领
袖人物、政府官员、外交人士，以及非官方的幕僚（主要是学术界人士）和新闻记
者。两国间关系越多，相互依赖也就越深。然而不管深到何等程度，两国关系的实
际发展总是无法预测的。看起来可以预测的东西可能一夜间被推翻。只要想一想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突然宣布他要访华，当时少数局内人依稀有点知觉。整个世
界却大吃一惊。日本人管它叫“尼克松震荡”。现在中美关系似乎在改善，但美国
人、中国人以及全世界都应警觉，以免发生新的“震荡”。这一次，震荡可能再次
来自美国，也可以来自中国。假如会发生，应该不是由于利益冲突，而是出于意识
形态碰撞。不像“尼克松震荡”推进和平和双方的繁荣，新的震荡很可能使两国走
上战争和两败俱伤之路。
美国的政治学家一般认为外交关系围绕利益和意识形态运转。利益是对政府及
其公民有价值的具体事物，可见、可触、可测，意识形态则不可见、不可触、不可
测。我们可称之为关涉政府及其公民的精神和心理之物。许多政府知道他们必须代
表、宣扬和捍卫各种利益，也知道他们得捍卫和推进某些意识形态。这通常是出于
国内某些关键性团体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主张的压力。
从1949年到1971年，中美关系几乎全部由意识形态所主导。反共的美国把“共
产中国”当做势不两立的敌人。由于尼克松出人意料的政策转变，从1971年至1992
年中美关系主要由利益主导。然而到克林顿第一任期，意识形态和利益同时主导中
美关系。虽然最近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但有迹象显示，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将继续奉
行意识形态和利益双管齐下的方针。最明显的迹象是，每当宣布要和中国有新一轮
谈判时，有关官员便急于表明白宫无意忽视人权或中国威胁问题。
早些时期，利益变化较为缓慢。现在世界经济瞬息万变。许多国家利益是经济
性的，因而那些利益也变化迅速，这样，国家间关系也会变化多端。变化多端性从
长远来看只会使国家间关系变得更为互相依赖。比如美日以及美中冗长繁琐、时断
时续、往往是针锋相对的贸易谈判。这些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增进两国贸易，从而使
两者更为互相依赖。
相反，美中之间意识形态之争却仅使双方更为僵硬，更为相互孤立、排斥。有
足够根据使人相信美国方面主导意识形态攻击的人士非常清楚这类攻击无用，而他
们也明了只要保持意识形态战火不灭，就会达到使两国愈加相互孤立的目的。
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意识形态打头阵。事实上中共戏
剧性同苏联决裂而转向和美国修好，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甚于利益因素。然而最
近20年邓小平时代的外交和国内政策都以实用主义为主导。
在我早期著述中，我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上升阶级借用国家机器获取权力、财富
和特权的知识武器。意识形态要有效，不能只是一些聪明主张，而必须产生于真实
的社会文化土壤。既然文化变迁缓慢，意识形态也同样如此。文化即一特定民族生
活、工作和思维之方式，它往往植根于历史而由历史意识维系。意识是文化观念的
承担者。因为有历史根源，它也不可能像经济利益那样变化多端。
现今世界上只剩下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美国越来越把自己看做世界“唯一
的超级大国”。中国把政治世界看做由独立的民族-国家所组成，其间中国在人口
上已是最大的，不久在经济开发方面亦将如此。现今世界上只有七大强国：美、中、
俄、法、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日本和德国（世界上第二和第
三号经济巨人）。虽然在质上很难估量，但观察家一般都认为俄国、法国和英国在
其全球作用、财富和影响上都在走下坡路。日本和德国非常富有，但其力量和影响
都受到限制。（有迹象表明两国都想在各自地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到底往
哪个方向走，还远未明了）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上的权势、财富和影响则明显在
上升。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就应该用战略眼光来透视、理解中美关系的本质。我
认为应该更密切地考察该关系中所涉及的意识形态。要描述和理解利益并不太难，
意识形态却比利益远为复杂，有着更为深远和坚定的根基，因为它涉及文化和历史，
以及特定的（往往是冲突的）一个小政治阶层的信念，而正是这一政治阶层实际上
在操作和贯彻外交政策。
中国现在视自己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很明显这是继承源自法
国革命的民族-国家形态。中国的正式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示其源于法国革
命的根源。是法国革命首先引用“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人民指一个共和国的
公民。他们是国家权力和主权的来源（相反，绝对君权制中主权和权力被看作天定）
。中文的“中华”一词更多是文化和历史的、而非政治的概念。中国95％的人口在
文化上是华人。他们构成中华民族。“少数民族”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因
而尽管民族不同，他们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
从19世纪到本世纪，美国人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美国民族。美国民族形成于把
移民同化入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之中（所谓大溶炉）。然而本世纪60年代以
前，美国民族的概念在种族上排斥了少数民族，特别是非洲裔、亚洲裔和本士美洲
印地安人。60年代的同化概念延伸至这些被排斥的人种。
最近的美国政治显示，一个重新界定美国和美国人的过程正方兴未艾。谁都不
否认通过公民权而形成了“美国人”，但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是否存在一个美国民
族。保守派害怕美国基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文化同一性正受到威胁，把一系
列问题提上政治议程，诸如“独尊英语”，限制移民，取消移民甚至合法居民的公
共福利。另一方面，提倡“双语制”的人士反对把英语法定为唯一的美国官方语言，
提倡“多元文化”的人士则反对由一个单一规范性的“主流”文化主导一切。特别
使保守派人士震惊的是大量来自拉丁美洲的新移民。许多人担心，不要等到下世纪
末，西班牙语将会和英语竞争做美国的主导语言。他们争辩说，这样一种发展趋势
将会给“美国民族”的生存打上问号。
如果说美国作为一个民族正在变化，那么也有理由相信：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也
正在变化。无可否认，自1940年以来美国便在充当全球领导和履行其责任上扮演越
来越广泛的角色。克利斯多尔（William Kristol），美国共和党的重量级政治顾
问，便主张不如干脆承认我们是一个帝国，这从长远来讲会更加经济有效，比现在
这样哪儿有危机便到那儿干预要强。
美国官方言论表明，其政府，即国家政体，只遵循美国人民的意愿。按照宪法，
美国的主权不超过50个州及其附属地区和一些特殊范围。但自二战胜利后美国便在
全世界承担庞大的责任义务，有些是通过条约，其它则通过行政令。50年来稍微有
些缩减，但不多。相反，90年代美国全球责任范围又在扩张。
1945年以后，一个时期内民主党人站在主张承担这些责任的前沿。但最近共和
党人也同样倡导“全球主义”。1990年9月，共和党总统布什在联合国的一篇演讲
（号召组成一个广泛的联盟以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中提出“世界新秩序”。从
具有长期帝国传统的西方的观点出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历史上看是公正的：美
国是否真地会演变成类似于罗马和大英帝国那样的一个帝国？
1937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帝国”（empire）的定义是：“（通常是）混成的
疆域庞大的国家，通常由但也不必由一个皇帝统治。”2500年来在非西方世界存在
过好几个由皇帝统治的混成的疆域庞大国家。它们符合“帝国”这一定义，但谁也
没把自己在军事意义上称作“帝国”。
比如，中国人用“天下”来指称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疆域庞大的政治系统，“
天下”的意思是“世界王国”。1300年以来伊斯兰世界形成过三大世界王国：阿拔
斯（750—1258），莫卧尔（1526—1857）和奥斯曼（1300—1920）。它们称自已
为“sultanate”，意即“权威”。到了现代，拿破仑重新使用“帝国”一词，以
后好几个欧洲国家和日本都用该词来指称其征服的领域。最后希特勒称其短命的征
服区域为“reich”，即英文的“empire”，“帝国”。鉴于这段现代历史，“帝
国”一词具有负面意义。
2500年以来的世界史中，有一些（并不是太多）混成的通常是由（但也不必）
皇帝统治的疆域庞大的国家。在西方，这称作“帝国”。它们都以大规模征服属外
领域开始，某些像亚力山大大帝的帝国寿命很短，而有些像罗马帝国和奥地利帝国
则延续很长时间。西罗马帝国从公元前27年延至公元476年，而其东半部则延续到
1453年。奥匈帝国从976年至1918年差不多有一千年。俄罗斯帝国把自己看做继“
第二罗马”崩溃后的“第三罗马”，从1472年延至1917年。在非西方世界也有一些
（也并不是太多）由皇帝统治的疆域庞大的国家。最大最悠久的是中国（公元前
246年至1911年）。第一个如此大国是波斯（公元前550—331），以后有好几个波
斯王朝，直至1978年最后一个国王被驱逐。穆斯林阿拉伯人也有自己的“阿拔斯王
朝”（750—1258）。随后在穆斯林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1300—1918）。印度
在阿育王统治下有孔雀王朝（公元前322—公元前184），随后要等到中亚穆斯林的
巴布尔建立其蒙古王朝（1527—1857）。在美洲有两个类似大国：阿兹特克和印加。
非洲则有好几个：阿山地，埃及，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东南亚则有过占婆和柬
埔寨。
综观过去2500年来全球的人口和疆域分布，似乎大部分人口和区域属于这些大
国所管辖的政治体系之内。假如“帝国”带有“征服”的意义，则不足以包含所有
这些人口众多而历史悠久的大国。用布什总统所谓“世界秩序”称呼它们或许更恰
当。但希特勒在其征服的极盛期也说过欧洲的“新秩序”，所谓“千年帝国”。希
特勒的千年帝国只延续了几年，和拿破仑的一样。日本的帝国企图兼并中国，有如
德国想兼并俄国一样，结果也很短命。
另一方面，2500年以来由大国产生的世界秩序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政治形式，
这暗示某些新兴帝国可以延续并成为长久的世界秩序。今天，某些美国领袖人物和
舆论制造者认为现在轮到美国来实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假如一百年以后它仍然存
在，那就表明它是成功的，不然，它也只能被当做一个昙花一现的帝国而已。
世界秩序在历史上如此重要，表明应有一个有别于“帝国”的词来描述之。我
以为用中文的“天下”（tianxia）一词较为妥当，中国毕竟有过世界上最悠久的
世界秩序。我把“天下”译成英文“worldrealm”（世界王国）。当然，中国两千
多年的“世界王国”早在1911年就结束了。一个世界王国得有如下特征：（1）有
一个强大的政体，有效地统治庞大的区域和文化上多元的人口，（2）有一个世界
秩序，有效地在其管辖领域及其周边地带维持和平和繁荣，（3）形成一个文明，
被自己以及他人所接受，却不用取代任何民族特有的文化。1799年拿破仑正在忙于
建立自己的帝国时，中国的乾隆皇帝对英国使节解释道，他的世界王国不需要从开
化未久的英帝国得到任何东西。那一年中国的“天下”具备所有以上特征。但在
1911年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政体已经瓦解，国内和周围到处都有骚乱，其文明被
西方和日本所蔑视，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西方日本同盟在北京的肆虐证明了这
一点。
1949年中国重新得到统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名称同其取代的“中华民
国”并无多大区别。两者都用源自西方的“共和国”一词，表明其政体由人民作为
公民构成主权的源泉。两者都有“中华”一词，表明其文化含义。对“中华民国”
的国民政府来讲，“中华”一词还同大量海外华侨构成文化联结。在50年代，中华
人民共和国要求华侨选择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所在国公民。尽管如此，“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中华”一词保留了文化联系。
该发展的模式，可是美国的士大夫阶级还有更宽广的关注。几乎所有的东南亚
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都反对美国。新加坡的李光耀资政曾经备受美国
胃陈，可现在被当做敌人。马来西亚备受爱戴的马哈迪尔总理在美国媒体几乎从不
提起。另外，美国媒体最近对华人在该地区的经济实力作了狂热的报导。
50年代美国曾出现大量文章问这个问题：“谁丢了中国?”现在另一批文章暗
示，海外华人和中国本身一样是对美国的威胁。其威胁来自他们的财富、权力，而
更主要的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背离美国。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丢失比市场和特权
的丧失更使美国人痛心。美国政治学家把经济成功的“亚洲模式”描绘为“国家指
导的市场体制”。这对美国祟尚的“现代化理论”是当头一棒，因为该理论认为民
主是现代化的核心。
如何能使中美关系从长久以来以意识形态为主导转向着重以利益为主导?这只
能取决于台湾问题的解决。
中国需要台湾以使其作为一个民族得到完善。香港回归还不够。一旦大陆和台
湾重新统一，这也将意味着现代中国两大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的重新统一。国民党更多地在原则上而不是在实际中宣传代议共和制的观念。共
产党拒绝代议制，宣传人民通过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行使其一般意愿的观念。然
而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同中国人构成一个文化上统一的民族。一旦统一，中国将会
有机会开始建立一个融合代议制和直接形式的充分民主的政治制度。
在我看来很明显，中国重新走向统一需要该地区的和平和合作，尤其需要和美
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也很明显，在台湾和美国都有人执意要阻挠这一进程。
对美国来说，要“放弃”台湾也有巨大困难。我上面指出，民族——国家的
USA正转向一个American世界王国。该王国主要靠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联盟来维
系。美国政府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体，几乎没有国家能挑战它，这种挑战会绘自己
带来巨大风险。
但同时这也是事实：美国的世界领域在东亚以及东南亚是最弱的。不像拉美、
中东甚至欧洲，这个地区的国家大多强盛、自豪而独立。没有任何一国可以任人摆
布。另外，该地区现在是世界经济成长的火车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相当可
观，但基本谈不上即使对最弱的国家打胜仗。
假如美国因意识形态理由“以民主和人权的名义”决定捍卫台湾，那么就真的
会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许多历史学家曾试图把历史上重大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
解释为“实际上是基于利益的冲突”，但所有这些重新解释都失败了。在这些冲突
中所倾注的感情因素太大了，再多的利益或贪婪自身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方面在
台湾问题上感情因素极强，虽然还不及美国对民主的感情投入，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有两个关键因素显示美国领导人最终会意识到他们只能作出实际的选择。
其一是现在仍在增长的美国消费市场对中国廉价可靠的进口商品的巨大依赖。其二
是对美国新的世界王国的挑战在中东和东欧远比在东亚和东南亚来得迅速。
克林顿总统在其第二任内是否会决定他不得不让台湾采用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
所剩下的唯一途径：和中国领导人谈判，以找出重新统一中国的方式——这一点现
在看来还不太可能，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译校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弗兰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1926—)：集团中国学家。早年毕业于哈佛大
学，曾任加州伯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现供职于大平
洋新闻服务社(旧金山)，并仍活跃于学界。本文由舒尔曼教授根据他1996年l1月25
日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修订扩大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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