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在愤怒


                            周泽雄

    从网络上下载了《天涯》几篇文章，顺便读到张承志的散文《墨浓处惊无语》。
与他数年前出版的随笔集《荒芜英雄路》一样，张先生的文章依旧既慷慨沉痛，又
怒气冲冲，虽然他还不断强调自己正如何自抑着激情。他用迫使我们重新判断今夕
何夕的语言写道：“我不能想象就是这样的旧式文字（指张先生自称近来风格又有
点转变的文字），也要被今日中国的智识阶级所不容；居然连这样一点抚旧的抒发、
感受的自由，也要遭受政治告密式的批判。文化的抒情成了被诱导向恐怖的政治。
我被他们漫画成‘死不悔改的红卫兵’，我的宗教著作和文学散文，被说成是专制
主义、民族主义的煽动。在这样的卑鄙的导读之下，我必须考虑可能的文字狱。”
有这么严重吗？不知道。但张先生的话至少巩固了我这样一个感觉：我们的文坛日
益被江湖化了，一小部分作家热衷以斗士侠客自居，正恰切反映了他们视当代文坛
为杀伐之地的事实。

    张承志的话不可能全然无故，虽然我也暗觉好笑。读者不应忘记，抱怨者可是
一位自称“有节制谦虚的权利”的作家。“他们从来不引用我的原文，”张承志继
续写道，“哪怕一个完整的自然段。久违的莫须有，居然在强权专制之外的文学评
论中出现了。”我不是一个无聊文学评论的热情读者，但我凑巧读过一篇不避文抄
公之嫌的评论文章《点评张承志：自我感觉最好的作家》（张远山，深圳《街道》
96年第1 期），文中所有针对张承志的评论都直接“由张承志自己无偿提供”例证，
且作者无一不严格注明出处。那么又何来“从来不引用我的原文”一说呢？

    “从来，”这可是一个不留余地的词儿。

    “哪怕”更怪。不知张承志对区区“哪怕”又有何独到之见，我觉得它和“至
少”或“最起码”差不多。既然动用了“哪怕”，张承志就清晰不过地向当代批评
家发布了这样一条指示：要想评论我张承志乃何许人也，你至少应引用我一个“完
整的自然段”. 如果你还想提高批评素质，更需大段引用，最好全文照录。

    瞧，就这么点见识，居然不想着上哪儿躲一躲，还要发牢骚，还敢扬言“我是
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自己一次的作家”. 张承志
太愤怒了，看来他只想申诉“他们不容许我有表达关于信仰的建议的自由”，却一
点没考虑自己的文章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我清楚地记得，张承志对国人的咒骂，乃
是我在中国当代成名作家中见到的最凌厉凶悍的文字，如“我周围活得轻松如蝇的
军人思考吗？我周围写得纸腐墨臭的文人思考吗？”（见《荒芜英雄路·杭盖怀李
陵》）

    散文热持续有年了，少说也有十年吧？不过我也纳闷，在这一波又一波的散文
高热中，作家们是否向时人奉献出了堪可传世的杰作？总体上看，今天的散文界，
无论在声势制造还是成就检验上，都有点像以甲A 甲B 为代表的中国足坛，区别在
于前者用手，后者用脚。我们那拨至今冲不出亚洲的足球队员，在围攻裁判、踹打
球迷上往往极具斗牛士风采；同样，我们那些在创造人物、抒发真情时往往乏善可
陈的作家，在谩骂国人、侮辱同行、自我臭美上倒又总是意态昂扬。反映在散文上，
便出现了大面积泛滥的无名怒气。张承志先生说得对，“如今的好文章如凤毛麟角，”
虽然如今的文章又多如牛毛。

    散文是何时愤怒起来的，我不清楚，始作俑者会不会来自“在水一方”的那块
宝岛上呢？记忆中八十年代中期最初接触到台湾李敖先生的文章，就发现他很愤怒，
竟至扬言老子文章五百年天下第一，好像写文章真地就是华山论剑。此前的柏杨先
生更不用说了，因为不管他本意如何，不管他如何譬解，他的大名得以在大陆骤然
发迹，毕竟靠的是《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火烈鸟的本性，无以复加。近年行情看
涨的还有龙印台女士。龙女士不骂人时文章也写得好，书的销量也不坏，但一开骂
就是另一回事了，骂新加坡人，骂中国最骂不得的上海男人。龙卷风四处张扬，好
说歹说，遂把个声名闹腾得股票似的。

    渐渐地在国内，我们开始读到越来越多愤怒的文章，是那种惟恐天下不乱的愤
怒，惟恐不把别人眉毛屁股烫伤燎破的文章，甚至，惟恐不能引来诉讼的愤怒。时
而“二王”互争，时而“三王”群殴，城头这就变幻起大王旗来。与之相应，有人
开始辗转提到自己有魏晋名士风度起来，有人把心一横开始扬言本人的文章中国仅
一人可比起来，有人鬼头鬼脑地暗示自己不一定非要做鲁迅式的文豪起来……结果
便出现了一个不成体统的规律：一位作家如果经常在文章里发脾气，十有八九，他
也会同样经常地在大作中以知勇近乎耻的劲头自吹自擂，好像仓颉先生当年造那么
多优美的方块字，就为了让他派这用场。

    如果从当代作家写散文的心态上着眼，从当代散文家的构成上入手，也许更能
帮助我们看清这样三个问题：为什么热得发烫的散文实际上却年年歉收？为什么那
么多作家会不约而同地借助“大愤出散文”的方式写作？为什么他们大多不愿真诚
地赞美素不相识的同行，却总是义无反顾地直起嗓子歌颂自身？

    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些作家基本上都不是诚实的散文家，他们中相当数量的人
甚至没把散文当回事。散文只是他们的社交文体，他们写散文往往属不得已而为之
（没见散文正流行着么），他们中个别人甚至还会这样告诉读者，散文只是我的副
业，要了解我的真本事，你得读我的小说、诗歌或学术专著去。

    于是我们发现，今日中国一方面几乎每个舞文弄墨的人都在弄散文，一方面谁
都不愿老实承认自己仅仅是个散文家，仿佛散文家是个丢脸的三流角色。王蒙和已
故作家王小波都能写不错的散文，但两人都希望读者别误会，都热衷于向读者传递
这样的信息：小说才是我的当行本色。余秋雨的散文如果被人指责有所谓“硬伤”
的话，他习惯于旋转笔尖，说那不是自己的主攻方向，那只是自己的闲情偶寄，较
量学问，你得找我的专著去。这话其实耳熟得很，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也曾向读者
反复声明自己当眼科大夫更在行，尽管读者们只领他作为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创造
者的情。我们不必贸然揣测余秋雨话语的潜在动机，但从尊重市场理性的角度着手，
余教授优雅的抢白仍属多余。如果让读者投票的话，余秋雨散文成就远高于他的学
术成就，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余秋雨在散文上倾注了那么多心力，却不愿
承担起一位散文家的责任呢？再来看看以诗人身份客串写散文的例子。我们知道八
十年代初，受朦胧诗的启蒙和熏陶，大学校园里曾诞生了一大批颇具才华的诗人。
然时格势禁，随着诗道的日益逼仄，他们中除极个别外，现在大多不得不操起散文
的营生，其中也有主攻小说兼营散文的。不必怀疑，他们中几乎没人愿意放弃诗人
这一荣誉，即使他们暂时除了散文什么也不写。

    除了上面这些不愿承认自己是散文家的作者（对，你得管他们叫小说家、学者
或诗人），当代散文作者群里还另有一批具有五四遗风的老学者。许是年事已高，
再去登攀学术高峰已不切实际，本着活到老，工作到老的可敬人生观，他们遂也在
散文这一轻泼文体中找到发挥余热的岗位。姑以张中行老先生为例吧，因为说起来
此老的文章也是很有可观之处的。“此老素以出租司机绕远道式的开头著称”，曾
听人这么评论，语颇锐利，然言之在理。张老先生独特文风的构成法似乎在于，他
习惯于将命笔前的思考，将谋篇布局的本末次第，简而言之，将那些本来属于冰山
下的东西全部拿出来给读者过目。由于绝大多数作家都倾向于认为文章不该这么写，
老先生的倔犟出头便乍然算得一大特色了。还可以顺笔一提老先生构词法的特色：
他追求一种针脚绵密的语言风格，视任何跳跃为行文大忌，为此不惜让每个句子都
能左右逢源、上下钩连，换言之，所谓行文的起承转合，在张老先生那里甚至被贯
彻到句与句之间。这不，一种接近失传的修辞格“顶针格”，便在老人家笔下异彩
大放起来。关于顶针格，我记得中学语文老师举过一个例子：“猪多肥多，肥多粮
多，粮多猪多。”……有等身的学术著作在，这群可敬的先生当然不屑再以散文家
自命，就像他们一般也不愿把散文写得仿佛要烧起来。愤怒的散文，据我观察，仅
仅属于建国后成名的作家，即使他们中个别人堪堪也已有了“德高望重”的前辈意
识。

    结果，表面上是大家都在写散文，实际上是谁都不愿对散文负责，谁都只想趁
着这股热闹劲儿暖暖身子，练练把式，捎带着为自己在读者群里抢下一些属于名声
的份额。散文界不折不扣地成了文坛的名利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为了使自己不
因写散文而掉价，作家遂与编辑和出版商合谋，挖空心思地在文体名目上加以标新，
以求最大限度地与散文保持疏离。最常见的名目是随笔，当随笔不再时髦的时候，
则通过给随笔加定语的方式（如学术随笔、学者随笔、思辨随笔等）加以区别，此
外还有美文一说。给散文加定语的方式也不妨一试，最方便的做法是加一个“大”
字，以示不同凡响。

    既然作者写散文只是为了表白自己作为小说家、学者和诗人是如何了不起，既
然他压根儿没想过应该对这一文体承担应有的职责，散文变得愤怒便是不可避免的
事了。所谓“功夫在诗外”，这一“诗外”恰在散文里。非常遗憾，散文看起来日
益成了作家们集体做秀的地方。作家的做秀当然应该与明星有所区别，明星通过媚
眼，作家借助怒吼。最近就有一个例子，小说家王朔突然凶神恶煞般单挑起金庸来，
借助的正是散文。挑就挑吧，但前提是你得多少读过些金庸的大作（通读三部，应
该不算苛求），你得多少讲出些道道出来，不能因为自己性喜放言无羁，像个被宠
坏的孩子，就一个劲地胡来，一点规矩都不懂。有些判断之蛮横荒唐，简直让人不
知所措，如说金庸“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莫非写武侠就可以这么乱来”之类，好像真不知道金庸先生二十年前就封刀不写了，
那时岁数并不大，写《书剑恩仇录》时更比此刻的老王还年轻几岁。若批评文章可
以照此逻辑撰写，我们也完全可以不管他王朔今年贵庚几何，只以他小时曾尿过床
为例，说一句“一个四十来岁的人了，要说前列腺有点毛病倒还太早，凭什么老是
把娘昨天刚洗的床单今早就尿湿一片”. ──考虑到王朔在中国文坛以聪明著称，
所以当我这么想的时候，便难免多存一念，即这家伙会不会故意露点马脚，匹似旧
小说中的“拖刀计”，以便为下一步寻衅找茬寻找借口呢？倘是这样，则正好为本
文提供了一个论据：散文，就是专供有些人发泄的。（附带提一下，金庸先生的小
说我都读过，王朔的小说则一概不看，理由与他指摘金庸的差不多。可以补充的是：
没有一个大作家是靠耍嘴皮子取胜的，那是弄臣行的规矩）。

    愤怒的散文也有写得不坏的，如王小波。他嬉笑怒骂的文字里，分明潜伏着对
国民劣根性的强烈愤懑。但区别是，王小波从没有在文章里浪言自己才华如何出众，
受到批评时也不会不光彩地躲闪，或像无能的拳击手那样，为使自己少挨揍，反而
全身心地扑向对方怀抱。当有人指责他辞职在家写小说是脱离生活时，王小波便老
老实实地和你摆事实讲道理，甚至并不在乎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这便提供了一个参考：王小波是有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幽默感既高明又维系着
生命的本源，后面还有坚实的自由主义人格支撑着。一位有这种幽默感的作家，会
对任何撒野耍泼的文风本能地躲得远远。反过来我们当然也就看出，那些愤怒的散
文家，撇开别的不谈，他们的幽默感要么浅白做作，要么根本没有。比如，写小说
时的王朔据说颇为幽默（备不注只是痞气），而一旦愤怒地写起散文，就立刻显出
拙穷相，动不动就给读者牵头猪出来遛遛。幼而失学，其文不远，所以只能以类似
当众脱裤子的方式谋取轰动，与王小波的行文风范，高下过于悬殊，比较一下都是
罪过，正如我在这里提他一提都觉得晦气。

    妨碍王小波散文成就的，可能是他的一些观点。即他的观点大多通脱爽利，读
后有解气之效，但细想之下又会发现那本来算不得多么深刻的思想，至少一个欧洲
人读后会大不以为然，会纳闷“这也值得一说”. 这其实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即我感到，中国不少有正义感的作家，他们犀利的言辞往往只表达了一个非常普通
的道理，有的简直就是常识，如作家应该学者化，学者应该作家化。这是不能怪罪
于他们的，这只能说明我们国民启蒙教育还远远不够。这类文章迟迟不能如鲁迅先
生期待的那样“速朽”，却反而使愤怒的散文多出一个分支，也只能成为文章的遗
憾了。

    文章自有它的命运，书籍也有它自身的物候。世纪之交的中国，也许的确更适
合带刺的东西。但愿这带刺的东西是玫瑰，而不是刺猬。

    1999/7/16 初稿，1999/11/9 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