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歌”现象初探


                             周泽雄

    胡松华又在晚会上高唱《赞歌》了，嗓音珠圆玉润，音域辽阔宽广，令人不得
不为艺术家老当益壮的艺术青春啧啧叫好。这首风靡大江南北数十年之久的歌曲，
说起来几乎称得上一种民族记忆了，能在每个当代语境下的中国人心里唤起亲情。
由于歌唱家总是身穿泼墨重彩的民族服饰登台亮相，也使得这份亲情里自然融入了
四海一家的民族精神，令人一见之下就意气风发。这时我问妻子：“你听过胡松华
唱别的歌吗？”她听后一愣，朝着没什么好瞧的我瞅了半天，直到自己的脸上布满
疑云，才说：“没有，他好像一辈子就唱这一首歌。”这怎么可能呢，嗓子如此出
众，艺术家风采如此焕然，一辈子竟只唱一首歌？接着便轮到我发愣了，因为我也
想了半天，结论是：作为普通观众的一员，我也只听过他这一首歌，虽然具体到这
首歌，我可能听了不止五十回。当然，其中大量是顺风刮进耳朵里的。

    就《赞歌》在人民记忆中的份量而论，胡松华的艺术家生涯堪称辉煌壮丽；就
一辈子在公众面前只唱一首歌而言，其艺术创造力又显得苍白软弱。如果姑且将此
命名为“赞歌”现象，则我立刻发现，它在中国现当代的歌唱界，具有相当的代表
性。我想，提到郭颂先生，绝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他是唱《乌苏里船歌》的，正如
《马儿呀，你慢些走》是马玉涛的保留节目兼惟一节目，除了歌剧《洪湖赤卫队》，
我们也许谁也没有耳福听听王玉珍唱别的歌。歌唱界分工明确，各司所职，大多只
满足于尽心尽力地唱好一首歌。说到“一招鲜，吃遍天”，我发现没有比中国的歌
唱家更典型的了。

    这现象不正常，显然也谈不上健康。对歌唱界的内情我不知道，胡乱想想，觉
得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

    首先，与个人素养有关，即我们的歌唱家大多不能自己填词作曲，遂使艺术生
命不得不甘于某种仰人鼻息的状态，需要相关人士（作曲家与诗人）的鼎力襄助，
才能引吭高歌一番。一旦粮源受阻，艺术生命的更新必无从谈起。其次，与机制有
关，即既然我们的歌唱家不具备自食其力、自我开发的能耐，有关机构便应在配置
上多加考虑，如通过某种以自愿为原则的人才组合方式，使每位歌唱家身边都能有
一个高效精干的创作小组，确保艺术家每年都有若干首新歌可唱。第三，也许与体
制或市场的势利有关，即我们发现，一方面是大量歌唱家的美妙歌喉长期处于闲置
抛荒状态，一方面又总有极个别的歌唱家可以不断有新歌可唱，仿佛大家都在墨守
一个规律：一个时期我们只能听一位歌唱家演唱。以前的代表是李双江，今天的代
表是刘欢。两位我都喜欢，但让他们包办某一历史时期影视中的主题曲，则让人消
受不了。李双江的情况多半与体制有关，刘欢的例子，估计只能归结为市场的势利。
第四，与文化传统上的欠缺有关，即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有些方面（如诗词）
固然积累丰厚，无虞匮乏，而在可供今人吟唱的现成曲目上，则非常不足（原因当
然众多，兹不细辨），不似西洋文化有悠久灿烂的歌剧传统，供歌唱家取之无尽地
拿来就用。

    但是我恐怕还没有说出更重要的原因。上述四条，都只是辩解性质的，即使言
之成理，也很可能于事无补。我且再补充两条，希望能多少接近事实真相。一、我
们的艺术家缺乏旺盛、持续的创造激情，满足于小富即安；二、作为艺术消费者的
听众，对艺术家的创造力也基本没有要求。

    显然，出众的嗓子只能表明出众的天赋，与创造力并无关系，如果只有前者而
没有后者，严格地说，我还不能把您认可为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必是通体洋溢
着创造的生命血性，绝对无法容忍诸如“一辈子只唱一首歌”的现象在自己身上出
现，如果出现，应视为奇耻大辱才对。这里，本无辩解的置喙之处，事实已经说明
了一切。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为什么这些“一辈子只能唱一首歌”的歌唱家
在老百姓心目中仍能享有较为尊崇的地位呢？这便不得不使我写出下面这句违心之
论：我们作为艺术消费者的听众，对艺术家的创造力本身没有要求，他们不仅懒得
去想艺术家是否应该推陈出新这个问题，相反，他们好像还都是些非常怀旧的人，
他们坐在场子下，往往就为了对那首听过五十遍的老歌再听上一遍，只要马玉涛出
场，便本能地期待着再听一遍《马儿呀》，正如越剧迷们任何时候只要听到徐玉兰
唱“哭灵”，必轰然叫好一样。试想，当听众听到主持人介绍胡松华将演唱《赞歌》
时，不是掌声雷鸣，而是嘘声四起，歌唱家还会有多少胆量去老调重弹？可以说正
是双方的立场一致，才造成这一如此具有中国艺术特色的怪现象：最叫座的歌唱家，
恰恰是艺术创造力最微弱的人。

    我当然不是对胡松华先生有什么意见（不，我对他非常尊重），我只是试图揭
示一个现象而已。事实上我想说，这一现象既非独独出现在歌唱界中，也未必在歌
唱界体现得最充分，几乎当今中国所有的艺术领域，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可以发现这
一绝对不值得颂赞的“赞歌”现象。

    199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