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取《管锥编》一瓢饮


                                   周泽雄

    选自《当代眉批》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第一版

    论渊博精妙，《管锥编》罕有其匹。名山在前，我等饱赏高文卓识之时，亦不
胜攀登之劳，仰瞻之累。钱锺书风华绝代，才非世出，早年即已文名飚扬，但说到
“钱学”的产生，无疑又发轫于《管锥编》行世之后。这似乎表明，嵯峨如“围城”
之《管锥编》，初初问世便被好事者觑出有解决“再就业”之效，正不妨供养一拨
文化清客与学术闲人，就像《红楼梦》已厚泽广被地养活几代追梦族一般。他们许
或属求道派一族，然试观发表在各类报刊上之“钱学”文章，我们只能产生“钱生
书”“书生钱”之感。正如国内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所谓“哲学”不过是哲学翻译和
域外新学派的绍介一样，评述《管锥编》的文字，亦多为读书心得类，或将“雅喜
谈艺”的钱先生本人作为一项经久不衰的谈资，一种全新的“眉梢眼角禅”. 按以
《管锥编》的学术容量和写作方式，以目前国人的平均知识水准，“钱学”本无望
成为“显学”. 除非偏偏有一拨俗物愿意出没其中，以炒作球星影星的下贱方式，
通过对钱先生生平行迹抽丝剥茧般的追踪条陈，达到分散读者注意力，从文化昆仑
中分出一杯羹来的小人目的，使“钱学”沦为“俗学”，正是这一派宵小的功德。
他们没能耐就“诗分唐宋”进一解，对“六法失读”献一疑，便只能利用钱先生巨
大的名声和素来不喜与人争讼的习惯，通过放肆地谈论钱锺书与吴宓的关系，或煞
有介事兼舍本逐末地考证钱锺书当年结婚地究竟在苏州还是在无锡，既谋一己私利，
兼滑天下大稽。“钱家”不是“乾嘉”，有人硬是不懂，或不懂装懂，或懂装不懂。

    本来，一部《管锥编》可说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慨。我等不敏无
学之徒，虽穷年兀兀，手不释卷，又焉能脱此茫茫九派之叹？天上人间，无所不窥，
正法眼藏，悉归囊中。走笔处神惊鬼逸，四海一家；棒喝时豕突狼奔，百鸟朝凤。
披沙沥金不辞，归真返朴敢为，此心此志，先生一人。我国艺文志中可供挂齿而为
先生略阙者，盖鲜矣。古来文士大抵偃蹇不振，诗家犹且不堪，鸣不世之志，骋横
空之才，而终戚戚无所归者，正不知凡几。此乃悲剧大观园中常态故实，大可见怪
不怪。然先生奋起袒肩，发菩萨愿，精光鎏亮，为彼招魂。知人论世，顽石可感；
体情入理，天籁可接，彼等黄泉有知，当恨再生缘尽，往世路遥，阴阳异途，不得
重行慷慨以赴先生函丈耳。如此，《管锥编》便可视如一部最深情的招魂曲和最悠
远的“往世书”. 钱先生不依不藉，不趋不避，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德高处低，
垂睑闭心而竟为天下宏范，这同样成了人类精神史上的一座惊世丰碑。

    我知道有人几乎是抱着再读通一门外语的雄心，对《管锥编》日日萦思，逐页
细读，即使于书中玄论卓识，多懵而不解，思而未爽，却仍打算为偶一获得的片感
微思发出衷心的欢呼。这一派读者是值得敬重的，虽然他们那视《管锥编》为当代
《圣经》的着眼点，也过于正经板肃了。

    《管锥编》渊博如此，深刻如此，融通如此，诙谐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求
读者焚香祷祝，正襟危坐。它那帕斯卡尔式的写作风格，本来就迥异于寻常高头讲
章。缺点是优点的延长线，这一点在《管锥编》中体现得尤为充分，比如我虽然可
以牛犊气发作地指出《管锥编》文词典雅瑰丽偶尔又有夸饰之色，说理透辟酣畅有
时又阳关三叠不止，比拟奇谲宏富难免会意到而笔不止，机心深潜博大间或又意态
稍过张扬，但我们立刻发现，就文字魅力而言，上述“弊端”竟有着他人长处都不
及的人格磁性，因而常能使人叹为观止之余，又为之解颐。这一贯穿于钱先生学问
始终的个性风格，本身具有极大的独特性和排他性，换言之，他人无法通过借鉴之
法依样画葫芦，由此亦可证“钱学”本无望成为“显学”，除非有人刻意想把它弄
成“俗学”. 在《谈艺录》中钱先生指摘陆游写作上的蹈常袭故，在一气举出46个
例子之后，兀自不依不饶，竟在补订和增订中继续援例不止。然而，谁又能否认阅
读上的那份醍醐灌顶的快感？钱先生尝指陈贾谊《过秦论》有“词肥意瘠”之弊，
我却不敢以此判词反询。张承志在《荒芜英雄路》里曾认为一部《管锥编》“未必
都经得起后人推敲”，使我大为纳闷，这样的标准针对一个凡人（即使是非凡的凡
人）难道是可以成立的吗？联系到张先生对沈从文的埋怨乃是沈著“未见得有控制
古代之力”，我很想请教，在人而非上帝撰写的文本中，有哪一本是以完全经得起
后人推敲为特长的？又有哪一本书穿越了时间隧道，而竟有了“控制古代之力”？

    事实上，正因为《管锥编》不时闪烁出极具个性魅力的书生意气，才使我敢于
在弱水三千之势中，径取一瓢饮。

    1996年4 月附：三大滋养笔者重新审校上面这篇小文时，蓦然听说钱先生驾鹤
西去。不胜凄怆之余，便寻思重写一篇。因出版社索稿日促，再加笔者素来弱才，
难成急就章，遂只在这里略述钱先生予我的三大滋养，聊表缅怀之情，暂寄感谢之
忱。

    一、做人宜直，为文尚曲，这是我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从钱先生处学到的不
二法门。钱先生尝援引梁简文帝“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一语，畅言斯旨。
换用我的理解，便是堂堂正正做人，阴阳怪气作文。当然，理解与做到完全是两回
事，我且取法其上，以求其中，纵不能至，心向往之，亦不失为美妙的体验。想到
国内原不乏鸡鸣狗盗做人，一本正经行文的文化小丑，钱先生的笔墨立场便不仅仅
值得敬重了。

    二、打通。欲像钱先生那样打通东海西海、南学北学，此非匹夫所能效尤，须
识学勤三力高度整合、融贯周身的旷世高手，才能依稀得其仿佛。但“打通”作为
格物观性的原初出发点，作为破除“我执”、“他执”、“物执”、“理执”等思
维障碍的基本立场，无疑值得我反复揣摩，用心研习，恪守终生。

    三、恣性率真，让天性随天风一起飘扬。我认为应该警惕一种将钱锺书神圣化
的倾向，它貌似对钱先生谦恭有加，其实却掩盖着某种杀手的居心。似乎为了对得
起这帮无聊文人的厚爱，至情至性、独标高格的钱先生就必须时刻留意自己的一言
一行。钱先生作为一个大写的人，其实首先就着落在他是一个真诚的人这一前提上
的。他有权利瞧不起某些人，有权利说一些令人不痛快的话，重要的是，他也有权
利要求别人别太去纠缠他的个人隐私。他的权利来自这一事实：他已经向后人奉献
出了《管锥编》，任何无视这一事实而只愿意把时间花在无聊的生活琐事上的所谓
学者，毫无疑问都很阴险。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我对钱先生的敬仰，正在于他的旷达不羁，
他的铮铮真我。

    1999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