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与高雅的壁垒


                            周泽雄

    选自《当代眉批》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第一版

    电视台习惯根据收视率判断节目优劣，企业家常依据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证明自
身的成功，然而，当文学家试图以作品印数或再版数炫耀自己时，我们通常会感到
好笑。你只管数钱得了，没必要在人前一颠一颠的。鉴于畅销与优秀已被世人区分
得过于分明，事实上也没人将文学成就捆绑在发行数上，正如没人会把肥胖作为财
富的象征一样。当今百万富翁大抵体态清癯，身上并无多余脂肪上下波动。倒是相
反的例子日益成了共识，即一部书如果印数奇少，往往更有资格僭称为“曲高和寡”
的精英大作。电视剧导演将失败的理由怪罪于观众素质太低，只会使人哑然，因为，
不知投观众所好的导演就像不懂得取悦妇女的服装设计师或不会逗弄顾客的摄影家，
我们只能劝他改行。而文学，说起来它总能找到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一般也更能面
不改色地将不利于己的当代评论置诸脑后；更有甚者，将时人的贬抑或奚落一概视
为老牛听琴，遂借机获得超越时代的证据。接着，如果意犹未尽，还不妨体验一下
《圣经》中“先知不为乡人悦纳”的悲情和豪迈，以便一面将文学事业看成栉风沐
雨的苦难，一面将自身的文学前程仰瞻为一座珠光宝气的如来金顶。

    文人也可怜，这份梦里的龙虾大餐，我们就别端走它了罢。

    然而，第一流作家在文学市场的落败，确实只是本世纪的景观，正如畅销书作
家主要也是本世纪出现的新人━━如果我们将上世纪法国大仲马或英国司各特这样
的文坛快手视为个别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在书籍以发行量的方式进入市场而作
家也可明确地根据字数获得稿酬之后才出现的。而本世纪前，虽然也有杰作初始不
被重视的例子，但总体上叹息知音难遇在我们文学的往昔岁月里并不多见，大多数
情况下，一部作品如果当时受到冷落，那么日后重见天光的机会也就微乎其微。没
有证据表明莎士比亚在世时曾饱受冷落；曹雪芹写作时固然尝够了“举家食粥”的
酸辛，但一俟大作流入民间，却也迅速使“士林中等辈伏低”，竟致“开篇不谈
《红楼梦》，饱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成为当时的流行语。此外，虽然维克多·雨
果成为文坛泰斗时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论年龄毕竟只有二十七岁；普希金对俄罗
斯读者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他的声誉早在法国流氓丹特斯射出那颗罪恶枪弹之前就
响彻俄罗斯大地了，以致据说有位兵士为了向心中的诗人表达敬意，在迎接诗人的
时候竟至违反军规擅自开枪鸣庆。说到斯汤达，他扬言自己的读者需要五十年后才
能出现，本来就不无卖乖的成分，因为没人证明他当时是一个如何被冤曲的天才，
即使他为了提高知名度，曾尝试用自己的本名“贝尔”攻击了一番自己的笔名“斯
汤达”（不禁想起金庸笔下擅长左右手互搏的老顽童周伯通）。这一招术马克思、
恩格斯也曾联手采用过，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高扬无产阶级救世理论。

    第一流作家在文学市场上的落败，其实是和将文学按通俗与高雅进行分类同步
开始的。就说莎士比亚吧，他的作品就很难被通俗或高雅之类概念所拘囿。这位傲
视千秋的戏剧天才，他的才华如果在当时的戏剧舞台上不能获得伦敦市民的喝采，
便绝无可能以平均一年两部剧本的进度继续下去。这有点像今天的电影市场，即一
位导演不管如何优秀或自命优秀，他的影片如果每次只能卖出三个拷贝，哪个制片
人都会把他看成麻疯病患者，避之惟恐不及。然而，将莎士比亚视为通俗作家无疑
是荒谬的，虽然据弗吉妮亚·伍尔芙女士考证，这位天才几乎从来不修改作品。生
成通俗与高雅之壁垒的另一原因，似乎与古今读书人阅读心态上的差异有关：往日
读者大抵视诗道文心为雅玩之物，因而也有能力和精力对文学付出内行的涵泳式领
略。而即如宋代词人柳永、秦观者流，虽然一生好在青楼里讨生活，虽然他们的读
者往往更多地维系于风尘女子之上（柳永死后，葬礼据说由诸妓“合金葬之”），
但他们词章里何曾有一刻放松了对艺术水准的追求？无论李白还是杜甫，他们的声
名也都无需赖后人鼓噪而确立。也许关汉卿、罗贯中或稍后些的李渔等人在写作时
确乎有一种世俗（或通俗）立场，但在我们这些相对浮躁的后人眼里，他们的作品
仍显得高雅脱俗，清峻洗练。对这些文学史上的英雄而言，他们的成就几乎无一例
外地高蹈于高雅与通俗概念之上。这里，或许陶渊明是个例外，此公先是在昭明太
子那里受了些冷落，而后在伟大的诗歌盛世唐代遭到不可思议的忽视，待“北宋而
还”，方始被推崇为“屈原后杜甫前一人”（见《管锥编》1220页）。比照《昭明
文选》与清人沈德潜所编之《古诗源》，发现昭明入选的陶诗只及沈编的七分之一。
陶潜四言诗（如《停云》、《归鸟》、《时运》、《劝农》、《命子》等）无一被
昭明入选，《饮酒》组诗亦仅十选其二，《拟古》八章更被视若无物。

    由于文学史知识贫乏，我说不清文学家视通俗为高雅的大敌始于何时。当今自
视甚高的文学家往往不太瞧得起电影，在他们看来，由于电影更多地屈服于市场机
制，也更多地排斥个人创造因素，因而艺术趣味要相对寡淡一些。但我常常忍不住
会想，如果杜甫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他们会不会改行当一位导演或独立制片人
呢？至于《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我更不敢设想他会放弃这一新型艺术样式。
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第一流作家在本世纪受到的冷落？

    我想，正如艺术与哲学常产生于闲暇，古人阅读之所也多伴生着可贵的闲适，
“挑灯闲看牡丹亭”之时，无论渭城朝雨还是山阴快雪，都予人以真正的宁静和某
种近乎宗教般的艺术虔敬。他们白天的工作或许也不乏辛劳，但却很少给心灵带来
紧张，因而对艺术的态度也相对从容淡远得多，也更有可能追求精致美妙的文学鉴
赏。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写作作风之所
以得到鼓励，正因为世间多有“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的读书人在旁击
节品鉴。这种写书人与读书人的双向交流，遂使得高雅通俗之辩无所置喙。返观现
代，一方面由于现代人奔竞于名利场上，身心俱乏，鲜有玩味诗书的性情，另一方
面又因现代人多已不再具备古人格物致知的心性，他们白天忙于征服世界或向高薪
挑战，夜晚则忙于消遣人生，对于晋人周子居“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
复生矣”，或明朱舜水“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类体会，多傻
冒不解。今人与古人的一大区别是，今人因或多或少受过点教育，就其中相当一部
分而言，他们受的教育还较古人来得系统和全面（虽在深入程度上未必如此），因
而极易生出人间所有忠告教诲我一样不缺的傲慢，何况，正如莎士比亚在《威尼斯
商人》中借绝顶聪明的鲍西娅之口说的那样：“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吩咐他们应
该做些什么事，可是要我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履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要敬
谢不敏了。”忠告，与讽刺和手电筒相仿，针对他人的机会总是远胜于施诸己身，
正如世上放言高谈者总是百倍地多于反躬自问者。因此，现代读者也就理所当然地
将刺激或轻松与否作为检验文学作品的标准，更准确地说，作为检验文本的标准。
这样的标准一经确立，也就同时意味着文学性不再成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今天，一
个文本如果不是真正意义上充满“带电的肉体”，便很难得到积极的阅读和广泛的
流通。此外，由于我们时代的特征乃是休闲，一本无法给人带来放松和消遣、无法
让人享受“风吹哪页读哪页”之乐趣的作品，一般也就很难大举进入市场大潮，充
其量只会成为某个漂流瓶似的玩意，冀希被某位意料之外的读者侥幸发现并善加珍
惜。这位读者当然还需具备一些广告才能，有本事对这本自己单独窥出其伟大性所
在的作品作些宣传，不然，这部一开始就不以“普通读者”（弗吉妮娅·伍尔芙尝
以此为书名）为对象的作品，也许到头来仍将不得不成为高阁上的器物，或者，一
只向更远的北冰洋飘去的瓶子。显然，当作家张承志夸口道“读我的书的读者从来
休想一目十行”时，他纵使没有说出自己作品的特点，至少也说出了本世纪绝大部
分杰作的特征。因为，虽然杰作并不必然排斥可读性，但与近代读者对第一流作品
的疏离保持同步的一个现象恰巧是：越是晚近出现的文学，越显出晦涩难读的特征，
正如越是古昔的经典，其伟大性也越能与通俗性联袂增辉。另一蹊跷现象是，古时
特别适合宫廷的文学，一般多没能给后人带来启迪和教益，无论中国的两汉大赋还
是西洋的巴罗克文学。逮至今天，则似乎越为小圈子制作的东西，越有可能升腾并
辉耀为一颗文学卫星。著例即T ·S ·爱略特的长诗《荒原》，该诗问世时据说只
有十个人能真正读懂，然而谁又能否定它对现代文学作出的杰出贡献？──虽然据
叶公超先生的见解，也许将来艾略特此诗的价值还不及他影响的价值，然而那已经
是后话了。

    在民众中最有影响的作家却不等于最优秀的作家，这恰是本世纪的难局。爱尔
兰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无疑是优秀的，但我这么说难免人云亦云，因为我并没有
通读过他那部似乎铁了心要与读者为难的奇书。《尤利西斯》在中国如此畅销，本
来也只能从中国人特殊的性格构成中去探讨其原委。古斯塔夫·荣格自称化了三年
时间才把它通读一过，但最终仍憋不住要向世人宣告：“我对它感到腻烦”；该书
中译者萧乾先生也本着一位优秀翻译家特有的谨严，拒绝承认自己理解了这部作品，
虽然萧老先生曾在战火纷飞的二战时期躲在剑桥王家学院一间十四世纪的书房里，
十分吃力地研究过《尤利西斯》。同样的例子还有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
虽然普氏绝无乔伊斯那种刻意刁难世人的用意，但一方面因为卷帙过于浩繁渊阔，
结构也过于谨严整饬，隐隐然似乎有一种巴黎圣母院的规模（安德烈·莫洛亚曾暗
示这一点），另一方面作者的笔触又太过细腻，非寻常伧夫俗女所能领略咂摸，是
以作品尽管无比优秀，国内真正能通读一过的人，实在少而又少，更遑论领略其妙
趣了。记得《读书》杂志数年前曾呼吁这方面的书评，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拜
读到有关文章。稍感奇怪的是，据萧乾先生说，乔伊斯与普鲁斯特曾有一面之交，
但这两位或许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竟然谁都不买对方的帐。“他感兴趣的是伯
爵夫人，而我的兴趣则在伯爵夫人的女侍这边”，乔伊斯如是说。那么，似我这等
愚蠢得多的读者，又该如何面对恁般奇特的文学呢？索尔·贝娄曾在长篇小说《洪
堡的礼物》中，向我们介绍了主人公作家洪堡的爱好，即津津有味地玩味普鲁斯特
小说中“阿尔贝蒂娜的性格变化”，这是否暗示，他们的作品只能由洪堡（或认定
《追忆逝水年华》具有所有现代技巧的英国作家E ·M ·福斯特）之类文学大行家
去把玩，泛泛读者只能不得其门而入了。

    伟大的作品，就其理想状态而言，应能从多个层面满足读者的需求。对于无法
挖掘哈姆雷特性格底蕴的普通观众来说，他也当能把一个复仇故事看得有滋有味；
如果他读不出曹雪芹对石兄慨然寄托的深情，他至少也能从金玉良缘木石前盟中看
出些催泪的男女悲情。但这个通例在本世纪遭到了背叛，而且不仅文学界如此，整
个艺术世界都概莫能外。《等待戈多》曾长期处于等待观众的境地，法国新浪潮派
大导演戈达尔也曾被愤怒的观众投了一脸冰淇凌。文学世界的往事真有不堪回道之
慨，我们听说19世纪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主编的刊物《时代》一时订
户稀少，乃是读者们误以为他们心爱的作家已经去世，遂觉得《时代》再也无时代
性可言了。

    “心爱的作家”，这一古来文豪几乎无一例外获得过的美妙待遇，也在本世纪
突告失落。虽然也有例外，如欧内斯特·海明威，他的魅力曾使得不少好莱坞女明
星亲昵地呼他为“老爹”，但忧郁的卡夫卡显然难享此种荣耀。威廉·福克纳观点
相当开通（他甚至认为自己最合适的工作是当妓院老板），但他的“约克纳帕塔法
世系”作品即使足够伟大，却又的确妨碍普通读者将其视为“心爱的作家”. 相反，
本世纪大凡具有可爱属性的作家（如萨默塞特·毛姆、斯蒂芬·茨威格、D ·H ·
劳伦斯或米兰·昆德拉等），却往往难称伟大，他们更好像只是些不坏的二流作家
而已，或者，小说手艺的八级工。

    从一位作家拒绝取悦公众的姿态中，我们常可较有把握地看出他的无奈。他那
在文学道路上不避艰深、晦涩和误解的孤独追求，也难免给人“破罐子破摔”之感。
因为，本质上说，最大限度地渴求读者的理解，当属所有作家的原型冲动。而任何
对读者的无视或蔑视，对个人小圈子的营求与热衷，其内在理由总是不无可疑的。
有鉴于此，几十年前就有个别好心的评论家炮制出所谓“文学接受理论”，试图给
日益难堪的作家一点声援。只是，人们不免会想，莎士比亚或曹雪芹等先贤又何尝
祈求过此等理论的庇护？读者永远只是读者，他和《诗经》或荷马时代的人一样，
作者的使命也便永远只是尽己所能地去争取读者，而不是对读者说三道四。使读者
“接受”你的惟一途径，便是写出真正打动心灵的文学出来。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
得好：“作者不流泪，读者不流泪；作者不惊奇，读者不惊奇。”聪明的读者当然
看得出来，但凡那些非得通过“接受理论”才能获得理解的作品，大多让人一时无
法接受。于是，读者们便干脆像日本人那样整天与漫画或漫画化的文学为伍了。

    即将逝去的世纪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世纪，似乎已冥冥注定。我们但希望下一个
世纪到来之后，通俗与高雅之争将重归消弭。高雅与通俗，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它们的壁垒是外在的。这样的壁垒无助于成就文学的繁荣，却极可能斫伤世人的审
美心态。正是一部分以高雅自命的作家，促成了高雅在文学世界的隐退，从而腾出
一片可怕的通俗领地，让不通文墨者流以甚嚣尘上之势抢占文本━━而不是文学━
━的制高点。

    通俗与高雅的壁垒，因此也成了文学与非文学的阴阳界。

    1995年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