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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亮、宋玉林诉吴思侵害陈永贵名誉权纠纷案
(博讯2004年02月20日发表)

     律师 莫少平 高峡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博讯 boxun.com)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受本案上诉人吴思(一审被告)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吴思的二审代理人。接受委托后,我们调查了有关档案,走访了相关证人,经过2003年7月15日二审开庭审理后,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 本案不存在侵害陈永贵名誉权的事实。

    通过一审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一段的结论,可以看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陈永贵参加兴亚会”一节文章的真实性,法院之所以认定吴思构成侵犯陈永贵名誉权的依据也是认为吴思的证据不能证明关于这一节文章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只要能够证明“陈永贵参加兴亚会”是事实,就不存在客观描写上侵犯陈永贵名誉权的问题。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称上诉人吴思(以下称吴思)“所写《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文所引用的关于‘陈永贵参加兴亚会’一节的具体文章,均系他人所写回忆性文章,非权威性文献记载,”,从而认定吴思“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此事实的存在,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是违背事实的。理由如下:

    1、他人所写的回忆性文章同样可以作为证明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他人所写回忆性文章均是“非权威性的”,并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

    一审法院以吴思提供的关于写作事实依据的证据是回忆性的或是传记性的文章为由,就主观断定是“非权威性的”,因而对吴思提交的诸多证据均不予认可,此观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吴思的写作依据中有些属于地方志类的资料,关于县志等地方志的编纂,国务院有明文规定(见国办发[1996]47号1996年11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专门指导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并颁发了《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规定:“对修志工作涉及的重大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第六条)”,“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体制……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应是当地政府直属的具有行政职能的一级单位(第七条)”,这些足见县志类资料的正规、权威;还规定:“编纂地方志要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第八条)”,“地方志的体裁,一般应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第十三条)”,这些足见县志的编纂中主要历史人物、事件均以知情人的叙述、回忆等等为主;还规定:“编纂地方志要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翔实资料,力求观点鲜明正确,材料真实可靠,审校严格认真(第十一条)”,“地方志所采用的资料,务必考订核实(第十七条)”,“各级地方志应严格执行审查验收制度,报同级党委或政府批准出版(第十七条)”,“各级修志机构,要组织和推动用志,要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建立方志地情资料库,推向社会(第二十条)”,这些足见县志的可靠性、真实性、可借鉴性。吴思所提供的写作依据中《山西文史资料》、《昔阳大事记》、《昔阳人物》均属地方志的一种,尽管体例上有些是属于回忆性文章,但均符合地方志的要求。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吴思提供的证据是回忆性文章因而无权威性,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吴思所写的传记文学作品《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中的被指控情节均非无中生有地任意杜撰,都是经过认真核实的。而且吴思本人也为此走访了很多人、调查了很多资料,基于多方认定的事实才落笔的。吴思引用回忆性文章时,均向有关作者、人员及单位进行了大量地采访、考证,而且各个文章间也可相互印证,均非单一“拿来”。这些文章的作者有与陈永贵本人有深入交往的新华社高级记者、驻大寨报道组组长(冯东书);还有昔阳县本县的、曾花费大量时间、采访大量知情人去了解陈永贵早期生活的第一位陈永贵的传记作者(秦怀录);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门负责党史研究的(孙启泰);还有曾历任21军军长、69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离休干部、少将、陈永贵历史问题的直接知情人(谢振华);还有曾亲自到组织部查阅过陈永贵档案的陈永贵的昔阳老乡、新华社驻山西分社记者(范怀银);甚至还有陈永贵本人的长子陈明珠,且其文章被载入了《山西文史资料》……。这些人所写的文章就是书证,这些作者就是人证。由此可知吴思的创作作风是非常认真严谨的,可以说是言必有据。换言之,人孰无过?陈永贵也是人,不是神,尽管他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如果关于他的文章,通篇只能是极尽恭维之词,稍有涉及所写人物的历史问题便被认定是侵犯名誉权,这才真正是不实事求是。

    2、吴思先后提供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彼此之间可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吴思所写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文中的诉争情节是真实的。

    一审法院认定“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此事实的存在”,是违背事实的。吴思的写作依据及其提供的证据中,均可互相印证,如:证据一中的第1、2两项的不同文章可互相印证“五十而知天命”一节的真实性;证据一中的第3项、第4项与证据二、三、四、五、六、七等七篇不同的文章可相互印证“参加兴亚会,担任伪代表”一节的真实性;证据八是陈永贵历史问题报告总结的执笔者,可证明事实存在;证据九《昔阳人物》、证据十《昔阳大事记》属县志类材料,可证明陈永贵曾担任伪代表及兴亚会的历史定性及别名,以印证前八项证据;证据十一、十二可相互印证“张老太死因”一节的真实性。证据十三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对吴思文章的审阅意见、证据十四是山西通史对吴思文章的评价,看从客观看到吴思在描写陈永贵的错误、不足等历史问题时,态度是很谨慎的,并没有夸大其词。除此之外我们还补充了一份与当时负责保管关于陈永贵参加兴亚会的敌伪档案及档案照片的路金元政委的通话录音,该证据可证实:陈永贵参加兴亚会、担任伪代表的历史真实性;谢振华曾亲历此事,其回忆录及证词所写相关情节的真实性;谢振华的秘书赵志强即《谢振华征程录》一书的编辑组成员之一,也对此事知晓,从而证实该书的真实性。再加之代理人当庭递交的提请由法院调取证据的申请函中“1980年12月26日[中发85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审查结论》”也将陈永贵的问题阐述得十分具体明确,与吴思书中所写一致。上述这些证据中书证、人证(证人证词)环环相扣,构成了不可辩驳的事实依据,足以证明诉争文章的真实性、严谨性。

    3、被上诉人代理人在二审开庭时称“上诉人吴思提供的证据为传来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没有法律依据。

    首先,证据有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之分,传来证据属间接证据,间接证据也是证据的一种,传来证据不等于不真实,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其次,本案中许多证据是属于直接证据,如:直接参与调查陈永贵问题当事人谢振华和负责保管相关档案材料的路金元的证人证言、昔阳县志(如《昔阳人物》、《昔阳大事记》)等文献做为直接证据,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相辅相承,直指同一个事实,其证据已是相当充分;另外,我们还当庭递交了一份提请由法院调取(或核实)证据的申请函,该申请上明确列出了我方新提交的“1980年12月26日[中发85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审查结论》”这一特殊证据的原件保存地,该证据详细阐述了陈永贵参加兴亚会、担任伪代表等历史问题的真实性,兴亚会的性质,及如吴思书中所写的对陈永贵在该历史问题上的结论“一般历史问题”。这一文件以其顶尖的行政级别和正规性,从而成为本案中无可辩驳的铁证。

    4、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没有举出足以推翻原告所举证据的证据。

    根据法律规定,吴思所写的文章因被上诉人宋玉林、陈明亮提出质疑而使吴思承担了举证义务,当吴思已经履行举证义务提供了证据证明诉争文章的真实性之后,就应当由被上诉人再举反证以证明吴思的证据不是事实,否则被上诉人就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但至今为止,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吴思的证据不真实、存在侵害陈永贵名誉权的事实。

    5、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断章取义,曲解了作者的本意。

    吴思在书中所写的关于陈永贵的问题只是一带而过,并未去刻意渲染、描述。同时,书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兴亚会的问题,后来曾多次提起。陈永贵入党、进中央,每个阶段都闹出过一点麻烦,不过问题不大(一审判决中误写为“问题太大”),在正式的定性上,这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被上诉人忽略了“一般历史问题”这一定性,却断章取义、不及其余,把问题扩大化,指责吴思贬损了陈永贵的声誉。众所周知,按照政策法规,参加过反动组织的人,在性质认定上大不一样。比如同样是参加汪伪政权,只有职务达到一定级别之上,或者有一定罪行的时候,才被定为“汉奸”。组织的性质与参加者的性质,是两个虽有关联但并不全相等的问题。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指控不加驳斥地全盘认定,这对吴思来说是不公平的。

    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陈永贵也不例外。但只要从头开始认真阅读上诉人所写的这篇文章,就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一个全息、立体的陈永贵:在政策上、路线上他是有错误的,但也有他敢担当、有骨气、勤劳淳朴、执着善良的一面。代理人相信,很少有人看完这篇作品不为之感动,也很少有人看完这篇作品会拘泥于陈永贵是否参加过“什么会”,而忽略时势大局下的陈永贵。即使仅依据常理推断,我们也应该坚信:吴思奔走于各地去查阅书稿、走访证人、实地考察,呕心沥血地写下这洋洋洒洒近三十万言的传记,绝不是为了搜集陈永贵是否参加什么兴亚会的“罪证”,而是旨在描绘一个全息的陈永贵,而不是“高大全”的陈永贵。我们能理解作为陈永贵的家属,可能丝毫不能容忍他人提及陈永贵的弱处、短处、错处或者任何不利于陈永贵的话──如果无动于衷反倒不正常了。但毕竟陈永贵作为那一个时代极富传奇色彩的公众人物,曾经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也在那一时代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作为如此特殊的公众人物及其家属,就应该比一般人有更大的承受能力接受公众的审视、品评。这点已经成为社会上不争的规则,每一位普通人物在成为公众人物之前、之时、之后也都会有也应该有相应的心理准备。

    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这篇文章感人的情节和笔触出发,从吴思认真、敬业的精神及善良本意出发,代理人倒认为被上诉人应该感谢吴思,因为他倾尽全力地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刻画了一个如此栩栩如生的陈永贵,作为陈永贵的家属不应过分苛求。

    二、 本案不符合名誉侵权的法律构成要件。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该规定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一九九三年八月七日)》中的规定:“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该解答还规定“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而吴思的作品《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书中:首先,内容是真实的,陈述是客观的,文中只是真实再现了陈永贵的功与过,而且极力做到言必有据;其次,文中并未使用任何侮辱性的语言,更没有对陈永贵进行任何诽谤(侮辱,是指用暴力或其他方式,如讥讽、谩骂等,指责他人现有的缺陷或其他贬损他人人格的行为。诽谤,是指捍造事实、造谣污蔑并向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散布。吴思的文章显然不符合该定义。);再次,陈永贵作为公众人物,他的历史问题也曾多次审查,甚至上报中央,仅中央85号文件就印发了多达4080份,阅览人更是不计其数,更不属于隐私权范畴。中央对陈永贵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也下达到陈永贵本人,并经本人同意。

    相反,这篇文章感人处催人泪下,警示处发人深省,显然从那一个角度来说都不符合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因此,不应构成侵权。

    三、本案应追加其他作者作为被告或第三人。

    吴思已经提出了若干证据,足以证明其作品是有依据的、真实的,而一审法院却不加核实就断定吴思的依据本身就是不真实的。这就涉及其他作者或当事人的陈述是否虚假,如果吴思在此案中败诉,其他的作者及当事人,甚至昔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均会面临被控侵害名誉权的局面,加之有吴思一案的定案在先,这些被告也应当、且一定会败诉。那么,既然此案的审理结果将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就理应追加吴思所引用资料、文章的作者及当事人为被告或第三人才对。

    综上所述,本案诉争文章的写作既然有依据,也符合事实,就不存在侵害陈永贵名誉权的问题,因此,本代理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驳回宋玉林、陈明亮的诉讼请求。以维护一个传记文学作者能够依照事实写作的合法权益,从而也给大众一个了解历史情况的权利的空间。

    谢谢!

    代理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律师 莫少平(签字)

    高峡(签字)

    2003年7月1日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4/02/2004022002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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