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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 2012年5月15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陈光诚事件的证词
(博讯2012年05月17日发表)

   
1993年9月份,我被提前半年释放。这释放的同时附带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条件,按中国的法律叫做管制。时间延长到1994年3月29日15年刑满时,才可以解除管制。
    
     我出狱后从事了以下的工作: (博讯 boxun.com)
    1) 帮助受政治迫害的人和组织征求捐款;
    2) 购买银行股份准备提供转钱的方便;
    3) 计划为工人组织独立工会;
    4) 计划为艺术家们组织非政府的公司,免除艺术家们受政府剥削的困扰
    5) 协助发行10亿元国有企业股份,并在获得暴利后以事实证明政府操纵股市剥削股民。
    
    1994年1月,我与美国国会议员克利斯朵夫﹒史密斯在北京的一家餐馆里就推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的主题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后来我得知,史密斯议员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建议,在克里斯多夫来北京访问时与我会见。
    
    1994年2月27日,我和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沙特克在餐馆中私下会面。他向我询问在下个月国务卿克里斯多夫访问中国时,是否愿意和国务卿见面讨论中国的人权事务。他提到了美国议会中关于人权与贸易脱钩的争论,也提到了这次会面可能具有的风险。
    
    我认为如果我的意见能有效果,阻止美国在中国人权事务上倒退,我愿意冒这个风险和国务卿先生见面。他提到我的意见被克里参议员带给克林顿总统,已经对建立自由亚洲电台产生了正面的作用。他希望我的意见能给国务卿先生帮助。我们就此商定了在克里斯多夫国务卿访问期间会谈的一些细节。
    
    过了两到三天的一个早晨,一直负责监视我的警察来到我家里,说是他们领导要找我谈话。之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十三陵水库附近的一个度假村旅馆,说是让我在此休息等待他们的领导。我询问谈话的对象和内容,他们一概以不知道回答。
    
    第二天来了一位自称代表最高当局的高级官员。从他很随意的赶走公安局的警察和我单独谈话来看,他的身份应该是真实的。从他谈完条件后要离开半小时,然后回来作答复来看,应该有更高级的官员在附近监听,并作出决定。
    
    谈话一开始他就说明这是个谈判,有事情需要我帮忙。他说:我知道你和美国的国务卿约好了见面,也知道你的观点;我们无法改变你的观点,也不想改变你的观点;但是希望你不要和美国的国务卿见面。
    
    我说不行。我既然和人家约好了见面,就不能不遵守诺言。
    
    他说我们可以和你交换条件。“我们知道你要做的事情,你只要不和美国国务卿见面,我们可以答应你要做的事情。”
    
    我说我不相信事情这么简单。为什么我见不见美国的国务卿就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因此你们就可以答应你们一直都禁止我们做的事情呢?
    
    他说,你可能不知道中美贸易对我们多么重要:除了那些虚假的数字之外,我们每年真正的利润有百分之七十来自对外贸易;而这其中的百分之七十来自对美国的贸易,因为美国的市场利润比较高。你们可能会认为搞掉对美国的利润我们就会垮台,这很正确,我要是你们我也会希望这样做。但是老百姓会因此倒霉,很多企业会破产。你很热爱老百姓,所以我们估计你会同意我们的条件。
    
    我说不一定。我认为你们垮台并建立民主制度会对老百姓更有利。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且将来老百姓的利益会得到更多的补偿。
    
    他说你把问题说得太简单了。你也曾经是我们内部的人,不是不懂政治。你以为真的会闹到贸易制裁的地步吗?
    
    我说为什么不会?
    
    他说中美两国的利益决定了,即使贸易制裁也只会是短期的。两国的企业不会让它持续到你所需要的地步让我们垮台。
    
    我说既然如此你们就没必要来和我谈判。你们也知道我是宁可蹲监狱也不会放弃原则的。
    
    他说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比你那些同伙更了解你。但是也希望你能再仔细想一想,短期的制裁也要由人负责,现在的最高当局就会因此下台。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想在你身上做文章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不得不保护你不出事的原因。
    
    他又说:你可能笑我的谎话编得太低级,可我要告诉你这是实情。你现在处在中美关系的焦点上。你出了事,不管是真是假,这屎盆子就要扣在最高当局的头上。他下台了,其他人才能上来,所以有人急于利用你出事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达到目的后,他们会很快和美国政府合作解决贸易问题。但是你就没机会达到你的目标了。这里边的利益你应该很清楚。
    
    我说我还是不太相信你们的承诺,我还需要有保证。江泽民下台不一定是坏事,后边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愿意向我们妥协。
    
    他说你要做的几件事情我们都答应,你再考虑考虑。我现在出去有点事情,半小时后再回来。
    
    他给我列好在一张纸上的条件,第一条就是释放政治犯,并且包括了三十五人的名单。其它三条也是我正要做的事情,即:组织工会;建立艺术家自己的公司;购买银行股份并帮助收转人道主义捐款。
    
    一个多小时后这位自称郭姓的官员回来了,问我考虑得怎么样。
    
    我说你们答应了没有用:组织工会要民政部批准;文化公司要文化部批准;购买银行股份要人民银行批准。这不是你们司法部门的权力范围,所以听上去就像是欺骗。
    
    他说:我再重复一遍我是代表最高当局来和你谈判,这些都在我们的权限之内,到时候我会帮助你办好所有的手续。
    
    我仍然表示难以相信。
    
    他说这样吧:我们再加一条你可以看得见的条件,除了释放政治犯之外,在你不违反承诺的前提下,你的人我们一律不抓。他的意思是指所有民运人士。
    
    我说最近抓了一些民运人士,不在你的名单上。这些人怎么办?
    
    他说最近抓了的人还没有进入法律程序。你给我一天的时间,我把他们都放了。明天我们再决定你是否接受我们的条件。明天你可以打电话验证一下我们是否有能力遵守诺言。
    
    第二天我给几个朋友打电话,证明那些被抓的确实被无条件也无任何解释地释放了。但我仍然犹豫着不准备接受他们的条件。
    
    他显然很着急,有点失去控制地对我说:你要知道我们承受了很大的风险,我们也向党内作了解释。如果你还是不同意,我们只好把你抓起来。这样正好符合那一边的目的,你的那些条件也都告吹了。
    
    接着他又补充说:美国人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可靠,最后和新上台的人达成妥协;到时候政治犯照抓,你的事情没一样能办成。你应该权衡一下厉害。把话说得再难听一些,即使我们将来后悔了,你至少可以得到释放政治犯的好处,另一派还不一定会给你这个好处呢。
    
    到此我认为他的话可信度已经比较高了。于是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并且详细计划了我出外治疗,并婉转拒绝克里斯多夫国务卿。我认为我和国务卿见面肯定不会得到这些条件。而美国如果坚持关注中国的人权,也不会取消每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查。
    
    当时的条件里包括克里斯多夫国务卿离开北京后,我就可以返回北京继续从事我所希望的工作,以及他们执行剩下的条件。
    
    三月二十九日我在济南时,他们通知我两件事:第一,我的刑期已经执行完毕,不再对我执行管制,恢复我的公民权。第二,美国国务卿已经离开中国,但事情有一些变化,希望我能够再到南方玩一段时间,一两个月之后再回北京。我拒绝了后一个要求,坚持按原有的条件立刻回北京。我认为这样可以验证他们是否有能力执行承诺。
    
    两天后我进入天津到北京的高速公路。但是整个高速公路都已经被关闭了,其中只有我和朋友的车,和四辆包围我们的公安局的车。到达通县出口时,有一百多名警察堵住了我们,包括公安局的几个不同部门的人,还包括安全局和检察院的人。
    
    一名熟悉的、多日来负责监视我的警察先过来对我说,现在的情况太复杂,他们也搞不清状况。他让我不要搞得太僵,他们正在背后做协调。之后,一名不认识的警察过来出示了传讯证。他们把我和正准备向我交接十亿元股票的商人,带到了通县的一个制造假古董的公司内。
    
    睡到下午,我听到门口有熟悉的警察在和别人争吵。陌生的声音说:我们得到的指示不准任何方面单独和他见面。我熟悉的警察说:我们接到的上级指示是必须单独和他见面,你们无权旁听我们的谈话,这是你们的上级同意的。
    
    然后他们打了电话。之后,熟悉的警察将我带到了外边的一家餐馆的单间,告诉我:克里斯多夫走后,党内的争论更加激烈。另一派不相信美国人,也不相信我没有影响美国人。他们坚持按共产党的专政理论处理我,不认为应该遵守协议条件,否则就是丧失了党性和原则。他们的上级正在处理这个矛盾,需要我再耐心一些。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内部的事情,但我的耐心有时间限制。
    
    到第三天我正式通知看守我的警察:按刑事诉讼法,传讯不能连续超过三天,除非他们能拿到逮捕证,否则我到晚上将自行离开。他们说你等着,我们马上去检察院拿逮捕证。
    
    到晚上我问逮捕证拿到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检察院不给逮捕证。但是拿到了公安局出具的监视居住证,这个不需要检察院批准。我说监视居住是在自己家里而且不限制人身自由,只是不得脱离你们的监视。你们现在的措施就是非法拘禁。
    
    他们笑着说你不要想钻我们的法律空子。我们的法律我们说了算,不能按你们的理解。虽说过去没有,现在就可以给你创造一个案例;而且因为没有进入法律程序,通知家属等等也就不用执行;你现在不享有法律规定的任何权利。从此开始了对我长达十八个月的非法拘禁,而且没有报纸和电视,没有和外界的任何联系。
    
    就我事后得知的情况,至少到九五年夏天之前,有关释放政治犯和有关我的人不抓的承诺执行了大约一年。我认为这是解除贸易制裁不顺利的原因,也是美国人民仍然关心中国人权的原因。否则江泽民无法在中共的专政理论和贸易之间得到妥协。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共在谈判中的几个特点。
    
    1)
    他们只受利益的约束,不受承诺的约束。因为从根本上他们就不承认常识和道理,只承认他们的伟大理想。这和所有的邪教一样。据此可见陈光诚坚持留在中国是一个缺乏常识的错误判断。而美国政府没有帮助他了解这个常识,给自己带来了之后的麻烦。
    
    2)
    中国政府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缺乏规矩,国家利益也经常成为他们之间谈判的筹码。某一派的承诺经常成为其它派别攻击的目标。不遵守协议是经常的事情。美国政府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相信某一派别的承诺,是犯了政治判断的错误。
    
    3)
    把人质扣在手中再进行谈判,是中共进行谈判的传统。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不择手段争取最大利益,是对付被认为不符合他们理想的人们的正当手段。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他们的正式的理论。把陈光诚交回到中国警察手里,再一次犯了政治判断的错误。美国将为此付出额外的代价。

(Modified on 2012/5/17) (Modified on 2012/5/17)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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