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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大与经济危机 2012版的政经困局/温克坚
(博讯2012年08月09日发表)

    温克坚更多文章请看温克坚专栏
    转自:《阳光时务》
     (博讯 boxun.com)

    在公共輿論上,也形成了對以四萬億為符號的當年經濟政策的強烈否定。但是不可思議的是,面對經濟困局,當局居然想梅開二度,重複2008年應對經濟危機的政策,這幾乎是要在同一塊石頭上再次絆倒。
    
    文/溫克堅
    
    上篇短文《十八大為什麼不重要》提到,人事變動並不改變政治僵局,中共十八大只是一個政治儀式,不會有任何新的政治圖景,中短期內,十八大並不重要。
    事實上,在後威權時代,政治整體重要性降低了,公眾主要關注點是經濟和社會領域——這點倒和成熟民主制度下有些相似。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合法性通過民主選舉程序來體現,而威權政治合法性——如果勉強有點合法性的話,是建立在其經濟績效上的,也就是當局喜歡說的「發展是硬道理」。因此經濟的表現,對於社會和政治有著額外重要性,對即將入主中南海的弱主來說,任何經濟下行曲線都是他們的夢魘。
    不幸的是,這一次不是平常的經濟下滑,他們可能必須面對一場巨大的經濟危機。 這場經濟危機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甚至會比十八大權力交接更加具有衝擊力,考驗著中共作為一個機構的生存能力。
    需要澄清的是,2011年筆者曾經撰文論述經濟不重要,不過那是基於當時社會主流階層政治訴求開始凸顯的情勢,而作出的一個相對性判斷。事實上,當下社會有一個吊詭現象,那就是經濟高速發展時,經濟在政治上相對不重要,而經濟開始進入衰退期,那在政治上經濟則顯得特別重要,這無疑是讓依靠經濟績效帶來統治合法性的掌權者們很悲催的格局。
    回到經濟層面,一幅黯淡圖景已經如颱風般逼近。根據官方統計數據,上半年中國經濟同比增長7.8%;今年二季度GDP增速首次破八,從8.1%降至7.6%。 上述經濟數據其實不能和國外數據進行類比,因為其中包括大量水分和有意扭曲。根據筆者估計,官方8%的經濟數據效果上大抵相當於零增長,低於8%的增長就相當於負增長,也就是進入蕭條狀態了。
    從不同機構公佈的PMI值,工業用電量的降幅可以有所側證。《洛杉磯時報》的報道也認為,經濟形勢比統計數據更糟糕,比如柴油需求量已經連續6個月無增長;各港口煤炭和鐵礦石,存量達創紀錄水平;挖掘機大量被閒置,或被賤賣,而國內媒體也紛紛報道企業倒閉潮,銀行信貸風險蔓延,甚至一些大型房企(比如浙江綠城)等都斷腕自救。筆者也注意到,由於企業關閉或者開工不足,沿海地區很多火車站已經擠滿了意欲提前返鄉的來自西部的打工者。
    有經濟常識的人們,對於這一場來勢兇猛的經濟危機並不會感到意外。由於全球性經濟結構失衡,歐美債務危機持續,中國經濟的出口引擎已經熄火,而國內消費驅動受制於更複雜的權利和分配機制制約,短期內不太可能有大的起色,投資驅動作為2008年應對經濟危機的主要手段,其負面代價巨大,也是造成目前經濟危機的重要因素。
    在十八大政治儀式前後,在政治僵局延續的狀況下,號稱掌握科學發展觀的中共高層將如何應對這場經濟危機?
    貨幣手段最先出場,2012年6月份和7月份,相隔不到一個月,央行連續降息,試圖通過放鬆貨幣,降低資金成本來刺激經濟的意圖非常明顯。不過目前貨幣基數龐大,2012年6月份廣義貨幣餘額高達92.5萬億,通貨膨脹風險隨時可能捲土重來,貨幣政策空間有限。
    與此同時,據說一些鼓勵民企投資和結構性減稅的政策也已經開始推行。其實,從舊36條,新36條以及所謂42條實施細則等名目就可以看出,對民企來說,這根本不是公平平等的遊戲,其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而結構性減稅等說法,這些年來其實不絕於耳,但是只要財政體制不改,只要官僚機構還在擴充,這種減稅舉措基本上都是自欺欺人的說辭而已。
    根據一些媒體報道,似乎政府正在悄悄啟動類似2008年四萬億政策的大型投資計劃。從公開資料瞭解到,除河南、遼寧、湖北、西藏四地暫未公佈具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外,其餘27個省區市均已發佈相關數據,各地再現「跑部前進」的景觀,其中比較典型的有長沙推出高達8290億元的195個投資項目,貴州要投資3萬億發展旅遊。
    如果這些報道是真實的話,那說明在應對經濟危機的策略上,慣性或者說是路徑依賴還是當局的首選。回顧和分析下2008年經濟危機應對舉措是必要的鏡鑒。 當年政府基於凱恩斯主義思路,通過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人為製造出很多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導致經濟結構更為失衡,比如消費占GDP比重逐年下降,而投資驅動高比例增長,客觀上造成更顯著的國進民退現象,基礎設施過剩,資產泡沫化嚴重,企業家精神衰減,這些都是當前經濟危機的重要成因。
    這些基本的經濟邏輯,學界和媒體都已經充分辨析,在公共輿論上,也形成了對以四萬億為符號的當年經濟政策的強烈否定。但是不可思議的是,面對經濟困局,當局居然想梅開二度,重複2008年應對經濟危機的政策,這幾乎是要在同一塊石頭上再次絆倒。
    從利益結構角度來分析可以看清楚這種政策邏輯。誰是這種畸形經濟結構的獲利者?答案不言而喻,那就是權貴階層。通過對關鍵市場要素的壟斷,通過政策資源變現,通過發信貨幣來推行「通貨膨脹稅」,通過發行大量國債,通過侵佔資源和關鍵資產來擴大自己可供支配的國企資產規模,這都是直接間接對權貴階層的餵養,而把問題和代價留給未來。
    需要追問的是,這種政策還玩得轉嗎?應該相信,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貨幣一旦氾濫,通貨膨脹自然水漲船高,而超過5%的通脹率往往是政治上的自殺。而政府主導推動的投資項目,大多不符合市場需求,效率低下,腐敗驚人,所謂經濟拉動效果快速遞減。可以斷言,這些經濟應對措施將帶來更多深重問題,並且很快走入死局。
    當然,包含深刻凱恩斯主義烙印的政策組合,不是唯一的應對危機的選項。正如人們老生常談的,要恢復中國經濟增長的藥方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繼續推進自由化,尤其是要素市場的自由交易,減少和降低行政管制,恢復經濟活力。其中的關鍵措施包括對國企進行私有化產權改制,降低金融管制門檻,強化產權保護,推動土地交易,推動城市化進程,這樣中國經濟能回歸到以自由帶動發展的正常軌道。
    這種藥方可能被採用嗎?基於正常的社會心理,人們往往期待新一屆領導層在這些關鍵事項上能有所突破。新符舊符切換在即,這種期望情節會逐步攀升,不過基於一般性的政治智慧,政治意願和政治能力來分析,打破常規是小概率事件。
    從政治智慧來說,缺乏公開的權力競爭,使得政治組織智力退化。這些年公共理性在快速成長,民間已經形成越來越基本的常識,但是這些共同智慧缺乏通道貫穿到體制中間,外交部官員是這種智力退化的最好人證。
    從政治意願來看,新領導層從其所受教育背景來看,也許對市場經濟有更多認同,不過由於缺乏政治競爭過程,缺乏真實有效的職業記錄,新領導層是否意味著新的政治意願,那是高度存疑的。
    更重要的是政治能力。從利益格局角度看,推動自由化的經濟政策,必然觸動權貴集團利益格局,這需要主事者有必要的政治權威和高層的政治能力。反過來說,權貴聯盟也會努力反對任何新的政治權威的出現,因為那將是他們共同的威脅。這和筆者在《十八大為什麼不重要》的分析邏輯是一致的。而客觀來說,新政治權威的出現,是需要事件和時間來塑造的,沒有三五年時間,體制內部政治秩序不會明晰。
    還有一點需要闡述的是,市場化和自由化帶動的經濟發展,是一個緩慢的生長過程,是需要時間才能展現其效果的,對於困局中的政治人物,他們追求的往往是立竿見影的招數,遠水不能解近渴,飲鴆止渴才最符合他們的需要。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中國社會光鮮外表掩蓋下,其實是一個政治和經濟交織的困局,而且是一個不斷升級的政經困境。樹欲靜而風不止,在權力鬥爭、經濟危機和社會不滿等多重壓力之下,困局注定不可持續,變局將有哪些可能的路徑,這是需要後續分析的。
    (作者係浙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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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2/08/2012080915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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