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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郎:倘若給市長寫求助信的是“钟南山”們
(博讯2006年11月24日发表)

     蕭 郎(北京評論家 歐洲導報社轉發原創稿)
    
     甘肅慶陽市19歲的農村青年白榮暉,因患先天性孤立腎和慢性腎功能不全症,從北京轉至蘭州治療,在多方籌款無果的情況下,其父白純鈺於今年7月17日給慶陽市市長張智全寫了一封求救信,但沒有得到任何消息。8月3日,白榮暉帶著遺憾在蘭州離開人世。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白純鈺返回慶陽市政府查問原委時,這封被市長批示民政部門“想法救助”的救命信,卻在市政府辦公室“擱置”了20天。(11月23日蘭州晨報) (博讯 boxun.com)

    
     一個年輕而多舛的生命,就這樣在“市長批示”的流程堵塞中遺憾逝去了。面對一個疑惑並質問的父親,面對“我們工作上的失誤”、“ 一定吸取教訓,把工作做細”的慣常式表態,恐怕每一個讀者都只能噓歎無言:假若每一個政府行政機關、每一名工作人員的“責任預警”、“教訓吸取”都必須以公民的無奈、失望甚至是生命為代價的話,則不免讓人懷疑,那些白紙黑字、肅穆莊嚴的相關行為規範與職業準則,是否已失去了基本的約束力與警示力?或者已淪為實質意義上的規則“標語”、制度“白條”?而其所表徵的某些政府部門、工作人員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業已模糊和丟失了本應是政府公職人員神經中樞的職業責任感、職業道德與使命意識?
    
     如果說在一個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作風暗流洶湧的時段,必須由某些人、某些事件來承擔喚醒和棒喝公職精神“間歇性”(同樣讓人無奈,但它常常是現實)回歸與重塑的“由頭”,是否喻示著一種更讓人痛惜的制度性悲哀?在這一例以生命為代價、遺留給我們的道德“譴責”背後,是一個貧苦農村青年和他奔走的父親的孤單剪影;是的,他們貧病交加,他們無倚無靠,他們在人群中是如此卑微與不起眼,就連他們蘸著最後生之希望的求助信,亦同樣不能在信訪制度罅隙中銜淚而出。在一個訴求的權利只能順著“人治”的管道層層攀爬時,弱勢的他們似乎在每一個細節程式中都是如此弱勢。於是弱勢的訴求只能在“衙門”的檔夾裏向隅而泣,於是弱勢的生只能迎來弱勢的逝去。
    
     這便是一個貧病農民的告別方式嗎?
    
     可以設想,倘若這父子二人不是如此的無根與“卑微”,倘若他們有那麼一點點權利能量和跳躍力(而不是掩面攀爬),倘若……在權利記憶的幢影中,有一個名字和事件不能不讓人提及。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在幾個月前的某天早晨,他的手提電腦“意外”被搶。在街頭搶掠事件屢見不鮮的那座城市,此次劫搶卻因其與鐘南山這個輿論“強勢”的名字相聯,而“自然”上升到了超常規的應對層面,甚至驚動了一省最高黨政要人。同樣是一紙批示,卻幾乎以電波的速率傳遞開來。於是劫案迅即告破,於是當事人“借題暢想”,甚至達到了對某種管制制度興廢存亡的例證高度。
    
     這便是一位著名院士的權利“暗證”方式!
    
     同一個時代,同一維社會公共生存空間之中,同一種社會制度的蔭護羽翼之下,為何身份的標識有著如此懸殊的權利訴求效果反差?誰能告訴我們答案?在一部手提電腦和一個公民的病痛與生命之間,政府也好,社會機制也罷,本應做出怎樣一種理智、恒態的價值選擇判斷?二者之間的權益呼應、訴求回饋,應該呈現怎樣一種路徑、程式和形態上的人性化區別,才能保證我們的政府行為、公共價值生態、公共行為倫理不趨於畸重與失衡?才能保證我們社會最根本和基礎性的權利共識、權利信仰不被誤解與誤導?
    
     在任何一個公民的籲求與權利分量都均重、恒重化到來之前,在信訪和“上書”領導這樣的泛人治化權利通道被更公平、自由和透明的公共表達機制替代之前,在覆蓋和呵護每個地區、每顆心靈冷暖病痛的社會保障體系豐滿、和諧建構起來之前,我寧願看到:權力意志主導下的權利天平,永遠側重於一個貧病、一個“卑微”的公民的權利攀爬。因為只有他們,才是最需要被傾聽、被關愛、被濟扶和被“拯救“的!
    
    (新聞鏈結:http://news.sohu.com/20061123/n246556531.shtml)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6/11/2006112401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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