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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砖窑事件的反思/陶东风
(博讯2007年06月23日发表)

    
      山西黑砖窑事件曝光后,举国震惊,世界震惊。面对这种公然挑战人类文明底线和基本良知的极恶,我们感到惊愕,感到愤怒,感到悲哀,感到无奈,乃至感到绝望――因为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今天,发生在中国。不要说“社会主义中国不允许这种事情”,整个人类社会都不允许,因为这是一种极恶,犯罪分子所犯的是一种反人类罪。正因为这样,由这种恶引发的惊愕、愤怒、悲哀乃至绝望感,没有国界、不分民族、超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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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极恶
    
      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恶,也是在我们关于“恶”的知识系统中难以理解和解释的恶,因为我们还没有发明解释这种恶的理论。在我看来,“反人类的极恶”可能是与之最接近的命名。
    
      首先,其恶的程度超过了黑社会所作的恶,因为一般情况下,黑社会也讲究“规矩”,所谓“盗亦有道”。黑社会的通常对手是国家机器或其他黑社会组织,它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地伤及无辜,更不会拿未成年人和智障者开刀;
    
      其次,其恶的程度也超过了买卖奴隶,因为即使是在奴隶买卖中,买卖双方至少存在名义上的协议或相互同意,卖方(通常是被卖者的父母)至少在形式上参与了买卖交易,而且拿到了那怕最少的报酬。
    
      这种恶使我想起了法西斯主义――虽然它不属于种族灭绝。黑砖窑犹如纳粹集中营。黑砖窑中的那些民工在被拐骗后装进面包车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彻底从公共世界中消失,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公民身份和法律身份,在这点上他们还不如监狱中的罪犯,罪犯至少还有自己的法律身份。正因为这样,公共世界无法知道砖窑中发生的一切,当然也无法维护这些民工的权利,惩罚那些彻底丧失了人性的罪犯。
    
      由此事件引发的值得反思的问题真是太多了。这决不是几个黑窑主、包工头以及人贩子所能完成的极恶,它反映了我们的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根本性问题:到底哪些力量参与了这种恶?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就会在公共世界上消失?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为什么除了自己只身去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孩子以外,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我们的一些公安机构、执法机构为什么成为作恶者的保护伞?为什么在这种骇人听闻的极恶被曝光后,我们的主流新闻媒体的主要版面和黄金时间仍然在歌功颂德和歌舞升平?为什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各种令人发指的事件总是等“中央领导”批示后才得以“迅速解决”(其速度之快让我们更加坚信政府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办事效率,也更加相信这些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不是因为政府不能有所作为而是不想作为,所谓“非不能能也,乃不为也”)?如果所有重大的侵犯人权的恶性都需要中央领导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这倒底是国家之幸还是国家之不幸?还有多少同样令人发指、同样灭绝人性的事件因为没有这样的批示而继续在中国大地上肆虐?而且就在这个事件最最猖獗的时候,多少中国民众正沉浸在于丹的“快乐哲学”中!这正是我感到无奈乃至绝望的原因!
    
      黑砖窑事件也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危险处境,在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安全权利不能获得保障的社会,受害民工的遭遇很可能明天就发生在我们或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国家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对于那些鼓吹中国已经“脱第三世界”,并正在“和平崛起”,甚至早已已经进入所谓“后现代”的知识界人士,黑砖窑事件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反讽!
    
      集体性的道德沦丧是怎么发生的?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黑砖窑事件暴露的集体性的道德败坏和人性的集体沉沦。依据我在农村长大的常识,越是不发达的地区就越是保留了前现代社会的特点:村和村之间、乡和乡之间是一个类似放大的家族社会,虽然没有发达的媒体,但是这种熟人社会自有自己的传播和沟通方式。说山西运城等黑砖窑集中的本地人不知道砖窑里有童工、奴工是决然不可能的。那些当地的派出所人员则更是心知肚明。然而他们在欲望和金钱面前集体沉默了。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么多人的人性是怎么败坏的?
    
      一个最可能被人们接收的解释是市场经济和利益驱动。但是这个解释不能让我们信服:为什么在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却没有出现类似事件?我不相信人性本恶或者本善的形而上学假设,我相信人性是历史的产物。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是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直接对接。文革极权主义极大地败坏了人性,它的最大灾难在于摧毁了人类的基本道德准则,对人的权利的随意侵犯在人们的心目中种下了道德虚无主义的种子,这个虚无主义的种子曾经掩盖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的堂皇旗号下为所欲为,为了“革命”可以肆意践踏人的尊严和生命。而在今天,这个虚无主义的怪兽又遇上了中国式消费主义的“大好时机”,“革命”的位置被“金钱”占据,于是,为了“革命”可以肆意践踏人性的道德虚无主义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化为“为了金钱可以无恶不作”。在极权主义的遗毒没有得到清算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就匆匆地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消费主义刺激了人的欲望,而道德底线的阙如又使得这种欲望像脱缰的野马狂奔不止。欲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受制约的欲望,不受制约的欲望就是兽欲,而且是集体性的兽欲!正因为文革极权主义把太多的人变成了野兽,才有今天这么多丧尽天良、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作的黑窑主、包工头、打手以及地方官员和公安警察。可以想见,今天为了金钱挥向童工的铁铲,在“革命”年代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挥向黑五类,挥向自己的老师、同事乃至亲人。从全民革命到全民赚钱,时代好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目的变了,人性的尊严却没有树立起来,防止人作恶的道德防线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惊人的相似:如果对人的生命和权利没有的敬畏和尊重,还有什么令人发指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犯罪分子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过“文革”,他们的人性沉沦和道德沦丧和“文革”有什么关系?不错,他们是没有参加过文革,但是他们是在被“文革”毒坏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文革所造成的道德虚无主义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有效清除(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们一直没有彻底反思文革也没有这种反思的良好环境),反而在新的中国式消费主义的大潮下恶性发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文革的人才受到文革的遗毒更深。
    
      谨防感恩代替了反思:三论黑砖窑事件
    
      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一个怪异现象是:弱者在蒙受了强者的专横跋扈、无礼对待后,只要强者事后做了“道歉”和“自我批评”(常常不是真心的),弱者就不再反思强者为什么能够屡屡虐待自己?自己为什么总是蒙受冤屈和虐待?应该如何彻底根除强者虐待自己的制度原因;相反对后悔、自我批评的强者感激涕零,心存感恩。结果常常是,虐待和冤情不久就再次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如此循环往复,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感恩文化传统。
    
      纵观近日来媒体关于黑砖窑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对于这个悲剧性事件的反思和批评真在悄悄转化为对各级政府,包括黑砖窑所在的地方政府的正面报道,甚至可以感觉到人们的愤怒真在逐渐被对官员们的感恩戴德所取代。今天是某某领导公开道歉,明天是某某领导到医院看望受到虐待的奴工,后天则是某某领导亲自把慰问金送到奴工的手中。比如,据报道,那个虐待奴工最严重的黑砖窑所在地之一的广胜寺曹生村,其所属的洪洞县领导,专门派工作组到湖北看望曾经在那里受到虐待的民工水道宇及其家人,并发放赔偿金4000多元,慰问金1000元。
    
      于是人们心里逐渐温暖了起来,愤怒、惊诧、批评的声音渐渐淡出,好像希望又回来了:人家已经知错了而且道歉了,就不要再不知足啦,应该感激才对。
    
      我当然不反对洪洞县领导的这个举措。但是我认为这不能替代我们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追问:洪洞县的最高领导对发生在自己所辖领地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事件到底负有什么责任?就是在这个县,有些警察公然只允许家长解救自己的孩子而不要管别的孩子,并任由窑主恐吓家长,也是在这个县,有劳监部门工作人员参与了倒卖童工从中牟利;还是在这个县,有人为黑心窑主通风报信使其销毁现场逃之夭夭。试问:这个县的领导对此没有责任么?他们的道歉和慰问能够抵消人们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么?当然不能。而且我说的这种反思精神还不仅仅针对洪洞县,还有他们的上级以及上级的上级……。因为洪洞县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独立王国,而是一个庞大且联系紧密的巨型组织的一个小小细胞,这个细胞的坏死不可能和整个组织无关。
    
      中国的历史反复见证了一个事实:那些轻易地以知足乃至感恩来取代反思批判的人,很快灾难就会再次降临。
    
    原载《学术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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