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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中国人为什么只敢仇富不敢仇官?——为茅于轼先生辩护
(博讯2007年08月14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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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的《读王从圣的〈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上网后,看到竟然是反对甚至不屑的回应,不由得心中悲凉,特别是看到有人指责茅于轼先生的为穷人办事是为了收费、为了赚钱赢利的时候。笔者倒想问一问,如此指责茅于轼先生的人自己为穷人办过事吗?你为什么不通过为穷人办事来收费发财呢?!难道为穷人办事的人就注定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牺牲自己吗?难道茅于轼先生用不断流转中的一万元活钱接连帮助了十个、一百个穷人,不比用一万元的死钱去仅仅帮助一个穷人更加文明也更加伟大吗?!一个读过书、识得字甚至于跑到美国留学访学的人,为什么会无耻无知到如此地步呢?!
    
    在当下中国,到处可以看到有头有脸自以为可以教化或启蒙别人的人,他们不敢批评本国政府并不高明的执政方略,却专门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地恶骂对自己毫无损害的美国政府、日本政府。他们不敢去对抗强权、杀腐济贫,却偏偏要玩弄梁山泊、义和团之类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受招安的鬼把戏,得心应手、欺软怕硬地抓住与自己一样无权无势、无枪无炮的富人或嫁祸于人或杀富济贫。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充分市场化的商业文明无论如何都要比官本位的强权专制要更加先进也更加公正,直接为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工商企业家,无论如何都要比政学两界指手划脚的官人、学人要更加高尚也更加富于创造力。在文明社会里,公平公正只表现在公共领域里程序正义的人人平等,而不是表现在结果平等或实质平等。私人财富和私人的相貌、个性、爱好、机遇、能力一样,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人人大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大同只在于每一个人都是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人类社会中的一分子。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统一思想和整齐划一,只是专制狂人不自量力的老把戏。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充分证明了这种老把戏反人类、反科学的邪/教本质。进一步说,在只讲官本位的身份专制而不讲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和商业信用的前文明社会里,富人与穷人一样随时随地都可能成为官权专制的牺牲品。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应该在自己的本职岗位或公共定位中,通过尽可能多的言与行推广传播现代文明社会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和商业信用,从而实现用宪政制度打破官权专制的“劳心者治官”即治官安民。中国社会真正的出路就在于此!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宪政民主的文明社会里,最为合理的公民态度自然应该是为包括穷人和富人在内的所有个人说话办事,或者说是为所有人创造性地提供精神或物质上的有价值的建设性服务。但是,在官本位的专制强权压倒一切的中国社会里,在更多的人不敢仇官而只敢仇富的欺软怕硬的社会环境中,至少对于一心要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先生来说,“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一种既切实可行又行之有效的暂时性的路径选择。
    
    至于王从圣先生的“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在“老人”与茅于轼先生之间划等号,笔者是很不赞成的。当下中国特别是首都北京,在祸国殃民大半生之后依然享受着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制度性特权的“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贼佬遍地都是,这样的贼佬无论如何都不值得国人特别是没钱上学、没钱看病、没钱买房甚至于没钱吃饭的农民工人子弟去尊敬。
    
     作者:张耀杰 2007-08-13 22:32:09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08/2007081418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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