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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飞:中国有多少“诚实致富”的富人?
(博讯2007年08月25日发表)

    
    中国有多少“诚实致富”的富人?
     (博讯 boxun.com)

    茅于轼先生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按理说不应该受到人们的误解。因为茅先生在文章中特别为自己所指的“富人”作了语义上的限定:“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那么许多读者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茅先生“替富人说话”的观点呢?
    我想,问题的关键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有多少诚实致富的“富人”?
    我居住在中国的一个小城,这个地方周边有几个大城市,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也不错,因而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过几个闻名全国的“富人”,但他们没有一个是“诚实致富”的。先说上个世纪90年代一位因“种粮致富”成为全国的“粮食状元”并因此又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富人。他的“第一桶金”就是靠不诚实才淘得的:他成为“粮食状元”的那一年,是把全村农户的粮食都买到了自己家里,然后再卖给国家粮库——这样就成了全国的“种粮大户”“粮食状元”。他由此获得了国家在生产资料方面的优惠政策并有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此后他一边经营农业、商贸,一边玩政治,没几年的时间,就成了富人。还有一位最初是由政府部门转入企业的人,他第一次把自己企业的产品推向市场时这样做的:先买进当时国内一家著名国企的产品,然后扯掉这家企业产品的商标,换上自己企业新注册的商标。后来这位企业家通过自己长袖善舞的功夫,官场上的关系打通到了国务院那里的高官身上,媒体上的关系走通了中国最顶级的报纸、电台。喧闹了几年之后,这家国有企业因负债十几个亿被迫卖掉了,最终也是欠了银行十几个亿不了了之了。虽然让国家损失了十几个亿,但这个企业家的子女却都有了自己的私人企业,成了当地知名的富人。我有几位年轻有公职的熟人,因为工资微薄,看到当地做饲料生意的人发财快,就索性辞掉了公职,做起了生产饲料的生意。没几年的功夫,几个年轻人就卖了轿车,成了富人。一日,他们和我闲谈,无意中说他们自己绝不吃猪肉、牛肉。我问为什么,他们说猪、牛的饲料里加进了份量很大的对人体有害的添加剂。在我们这里,因从事建筑业而成为富人的人也有一部分。他们成功的要诀有以下几项:通过行贿官员包揽工程;搞豆腐渣工程降低成本;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增加收入。
    在本地乡村,确实有一些属于茅先生所说的“诚实致富”的人:他们最初以家庭作坊式的方式加工服装,后来有了些资金,就通过股份制方式建立小型服装厂、造纸厂等,从事制造业,这一、二十年干下来,他们成了拥有百万家资的乡村富人。但这类富人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也说不上是真正的“富人”——社会上早有民谣“十万元不算富,百万元才起步”——在我居住的地方,能够称得上“富人”、即所谓“大款”的是那些暴发户。他们中一类是各级有实权的官员,每年轻轻松松收入几十万元以上;另一类是上面提到的和官场勾结坑骗国家百姓或制造伪劣产品危害社会的企业家、商人。
    茅先生“替富人说话”一文,讲的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存在着贫富差别的社会里,应该有的理性态度和道义责任。但同样是存在着贫富差别的社会,富人致富和穷人受穷的原因及结果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如果是在一个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得到保障的社会里,公民因守法、诚信,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获得财富成为富人是受人尊重并受法律保护的。在那样的社会,知识分子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既是理性的态度又担当起了应有的道义和责任。但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茅先生提出“替富人说话”实在有些不合时宜,让人从情感和理智上难以接受:一则中国社会有几个诚实致富的富人?二则中国的富人们享受着政府强权的保护,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已无所不能,还需要替他们说什么话?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08/2007082520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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